1989年秋，当我开始在帝国领土上往来旅行时，我与这个大国已经接触过很多年，尽管都是零星而短暂的。我以为它们会对我大有帮助，但是我错了。最后这一系列旅行对我有两个重大的启示：首先，我从未如此亲密地涉足过这个国家；我不是专家；既不是俄罗斯专家、苏联专家，也不是克里姆林宫专家。我对第三世界很感兴趣，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彩大陆所吸引，我的精力几乎只用在这些地方，因此，我对帝国的熟悉程度微乎其微，零星而肤浅。其次，随着旧时代逐渐远去，我们对这个体制和国家的了解也呈几何级增长。每一年、每个月都有新材料和新信息出现，甚至每周、每天都有。那些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及其世俗政治化身的国家刚刚产生兴趣的人不会意识到，他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有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是几天前才重见天日的。

在哥伦布生活的地理大发现的年代，每一次航海探险都会改变世界的图景。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大发现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新发现不断改变着当代性的面貌。

1989年春天，我阅读来自莫斯科的新闻，心想：这个地方值得去一趟。那时候，每个人都对不寻常的事物抱有一种好奇和期待。当时，八十年代末，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变革期，这种变革是如此深刻而根本，以至于它不会绕过任何人、任何国家和政权，当然也不会绕过地球上最后一个帝国。

那时候，一种有益于民主和自由的氛围在世界上日益盛行。在各个大洲，独裁政府相继垮台：乌干达的奥博特，菲律宾的马科斯，智利的皮诺切特。在拉丁美洲，专制的军事政权失去了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文官政权；而在非洲，曾经无处不在的一党制（通常荒谬而腐败）正在分崩离析并退出政治舞台。

在这个新的充满希望的全球格局下，苏联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体系显得日益不合时宜，如同一个腐朽无用的遗迹。但这个过时之物仍然具有强大而危险的力量。帝国正在经历的危机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但那是满怀焦虑的关注——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配备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权。然而，这个阴暗且令人沮丧的可能性，并没有掩盖另一个前景所带来的普遍的宽慰，更何况，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结局。

此即“时代精神”，德国人所谓的Zeigeist。这是一个迷人的时刻，时代精神像只湿漉漉的大鸟一样蜷缩在树枝上，悲戚而冷漠地打着瞌睡，当它突然毫无理由地（或者至少没有完全合理的解释）展翅高飞时，我们都听到了它飞翔的沙沙声。它激发我们的想象，赋予我们能量：我们开始行动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计划在1989年走遍整个苏联，包括它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但我并不打算前往全部四十四个共和国、地区和自治州。我可活不了那么久）。我行程中最遥远的地方将是：

往西——布列斯特（与波兰接壤）

往东——太平洋（符拉迪沃斯托克、堪察加或马加丹）

往北——沃尔库塔或新地岛[新地岛，俄罗斯北冰洋沿岸岛屿。]

往南——阿斯塔拉（与伊朗接壤）或铁尔米兹（与阿富汗接壤）

一个广袤的世界。帝国的领土总面积超过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其陆地边界比赤道还长，绵延四万两千公里。

需要记住的是，无论何时，只要技术上可行，这些边界都围着厚厚的带刺铁丝网（我在帝国与波兰、中国和伊朗的边界上看到过这样的屏障）。由于气候恶劣，铁丝网老化很快，因此需要经常更换，范围涉及数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可以推断，苏联的冶金工业有相当一部分被用来生产这种带刺铁丝网。

还不仅是边境。古拉格群岛用了多少公里铁丝网做围栏？还有那些分布在帝国领土上的数以百计的营地、集结点和监狱呢？有多少公里铁丝被用于圈禁大炮、坦克和核试验场？还有兵营呢？还有各种仓库呢？

如果将所有这些都乘以苏维埃政府统治的年份，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斯摩棱斯克或鄂木斯克的商店里很难买到锄头和锤子，更别提刀子和勺子了：因为这些东西根本无法被生产出来，它们所需的原料都被用来生产铁丝网了。还不仅仅是这样。毕竟，成吨的铁丝网必须通过轮船、铁路、直升机、骆驼和狗队运输到最遥远、最难以抵达的角落，然后卸下、展开、切割、固定。不难想象，那些边防军指挥官、集中营的指挥官和监狱长们要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发电报、发信函，申请更多的铁丝网，他们会费尽心思地建立起这种铁丝网的储备供应，以防中央仓库出现短缺。同样容易想象的是，成千上万个委员会和监察团被派到帝国的整个领土上，以确保一切都得到了妥善的封锁，确保围栏足够高、足够厚，编织得足够细致，连只老鼠都钻不过去。同样容易想象莫斯科官员与他们的外地下属之间的通话，这些通话表现出持续而警觉的关注，表达的是同一个问题：“你们真的好好围起来了吗？”因此，多年来，人们不是忙着为自己建造房屋和医院，不是在修缮不断出现故障的排污和电力系统，而是忙着从内到外、从中央到地方地把整个帝国围起来。

阅读有关改革[改革（peretroika），俄语字面意义为“重建＂，特指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6月开始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它与当时的政治改革“公开性＂共同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国内政策的关键词。]的新闻时，我萌生了做一次大旅行的念头。这些新闻几乎都来自莫斯科。即使涉及像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一译“伯力＂，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界处东侧，是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这样的边远地区，发稿地点也会注明“莫斯科”。我那记者的灵魂在反叛。在那种时刻，哈巴罗夫斯克吸引了我，我想亲自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这种诱惑格外强烈，因为即使我对帝国的了解有限，我也知道莫斯科与该国其他地方是多么不同（尽管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不同），而这个超级大国的广阔领土仍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未知领域（即使对莫斯科的居民来说也是这样）。

但疑虑立刻袭来——去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寻找改革，这真的对吗？我刚读了著名历史学家纳坦·埃德尔曼1989年初出版的新书《俄罗斯的顶层革命》（Revolution from the Top in Russia）。作者认为，改革只是俄罗斯历史上一系列转折点中的一个，他提醒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类似的转折、革命、动荡和突破之所以出现，皆是因为它们是出自沙皇、总书记或克里姆林宫（或圣彼得堡）的意志。埃德尔曼说，俄罗斯民族的能量从未用于独立的基层行动，而总是用于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

潜台词是：只有克里姆林宫允许，改革才会持续下去。

所以，如果想知道风的方向和强度，最好的办法是去莫斯科，去克里姆林宫附近，观察分布在宫墙周围的地震仪、温度计、晴雨表和风向标。苏俄政体研究经常让我联想到气象学，而不是那种在历史和哲学的交会处获得的知识。

现在是1989年秋天。时隔多年后，我再次与帝国相遇。我上次来这里是二十多年前，当时勃列日涅夫时代刚刚开始。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而在此之前，是彼得一世时代、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亚历山大三世时代。还有哪个国家，其统治者的形象、性格特征，其狂热和恐惧，能给国家的兴衰和历史进程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所以，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人们总是聚精会神地关注着沙皇的消沉、沮丧和反常举止——有多少事情取决于此！（密茨凯维奇写尼古拉一世：“沙皇震惊，圣彼得堡的居民便在恐惧中战栗，/沙皇愤怒，朝臣恐惧至死；军队行进，他们的上帝和信仰/是沙皇。沙皇愤怒：让我们去死吧，以博沙皇一笑！”）

几个世纪以来，在整个俄罗斯的历史上，沙皇都被视作字面意义上的神。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一部沙皇的法令要求将沙皇的肖像移出东正教堂。沙皇的法令！没有这个法令，没有人敢动这些肖像，或者毋宁说是圣像。即使是巴枯宁，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煽动分子、雅各宾派和炸弹制造者，也把沙皇称作“俄罗斯的基督”。正如沙皇是上帝的代理人一样，列宁和斯大林也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代理人。直到斯大林死后，全能者的统治才开始了缓慢的世俗化进程。世俗化——伴随着全能权力的逐渐削弱。勃列日涅夫对此表达过不满。1968年秋，杜布切克和他的人民想要改革捷克斯洛伐克的体制，招来了苏联的坦克，对此，勃列日涅夫哀叹道：“你们以为掌了权便可为所欲为。大错特错！哪怕是我，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在我想做的事中，也只有三分之一能够实现。”（齐德内克·姆利纳尔，《东方寒霜》）

就这样，机场，入境检查。小窗口里是一名年轻的边防士兵。护照检查开始了，浏览，阅读，但最重要的是看照片。找到照片了！士兵看看照片，又看看我，看看照片，又马上看看我，看看照片，又看看我。他似乎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把眼镜摘下来！”他命令道。看看照片，又看看我；看看照片，又看看我。但我能看出来，摘下眼镜后，他感觉更不对劲了。在他那浅灰色的眼睛中，我看到了专注，我能感觉他的头脑在紧张地运转。我想我知道这个头脑此刻在想什么——它在寻找敌人。敌人并不会把身份印在额头上，恰恰相反，敌人是戴着面具的，所以诀窍就是如何揭下他的面具。这就是我面前这个士兵和他的数千名同行所接受的训练。这里有一百张照片，中士说，其中有一张是间谍的。谁能猜对，谁就能获得一周的假期。男孩们凝视着照片，额头上冒出汗。一周的假期！

这个？还是这个？不，不是这个，这个人看起来是个正派人。所以你觉得间谍头上长了角吗？间谍看起来也许很正常；他甚至能友好地微笑！他们当然猜不到，因为这一百个选项里没有一个是间谍。现在已经没有间谍了。没有了？能想象一个没有间谍的世界吗？士兵的头脑在运转，在搜索，在领悟。有一点是肯定的——间谍想不惜一切代价进入这里，悄悄溜进来，或者破门而入。唯一的问题是，在这几十个人中，哪一个是他？每个人都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双警惕而苍白的眼睛在自己脸上停留。有人说冷战已经结束了。但冷战仍然存在，存在于照片和面孔之间的来回打量中，存在于持续而锐利的凝视中，存在于这审视和怀疑的目光里，存在于沉思、犹豫和最终该如何处理我们的不确定中。

莫斯科的景象曾让夏多布里昂赞叹。这位《墓中回忆录》的作者陪同波拿巴远征莫斯科。1812年9月6日，法国军队抵达这座宏伟的城市：

拿破仑骑着马出现在先头部队附近。还需要越过一座小山丘；它在莫斯科边缘，就像蒙马特在巴黎边缘一样。这座山被称为顶礼山，因为俄罗斯人在这里对着圣城莫斯科顶礼膜拜，如同朝圣者看到耶路撒冷。如斯拉夫诗人所言，金顶的莫斯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二百九十五座教堂，一千五百座宫殿，房屋雕梁画栋，黄色的，绿色的，粉色的，唯一缺少的只有柏树和博斯布鲁斯海峡。克里姆林宫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用抛光或彩绘的金属板覆盖。莫斯科河在砖块和大理石建造的华美别墅中间流淌，四处松树环绕，那是这片天空下的棕榈树。亚得里亚海上的威尼斯在其鼎盛时期也不会更加壮丽了……莫斯科！莫斯科！我们的士兵呼喊着，开始鼓掌。

“……因为俄罗斯人在这里对着圣城顶礼膜拜，如同朝圣者看到耶路撒冷。”

是的，对他们来说，莫斯科的确是一座神圣的城市，是世界之都，是第三个罗马。早在十六世纪，普斯科夫的圣哲和先知菲洛泰乌斯修士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在写给当时的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一封信中说，“两个罗马已经陨落（罗马和拜占庭），第三个罗马（莫斯科）仍屹立不倒。”他继续对大公说，“不会再有第四个了。”莫斯科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在尘世漫游的终点，是通往天堂的洞开之门。

俄国人坚定而狂热地深信这一点。

拿破仑在1812年9月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看到的莫斯科已经不复存在。俄国人第二天就把它烧了，以迫使法国人转身离开。后来，莫斯科又多次被火焰吞噬。屠格涅夫在某处写道，“我们的城市每隔五年就要烧毁一次。”这是可以理解的：俄罗斯人使用木材做建筑材料，因为木材很便宜，森林到处都是。造一座木制建筑速度很快，而且木墙的保温性能良好。但一旦发生火灾，一切都会燃烧，整座城市都会化为灰烬。在火海中丧生的俄国城镇居民难以数计。

只有那些用砖块和石头建造的教堂和贵族官邸才有可能幸免于难，但这种建筑在俄罗斯很罕见，是一种奢侈品。所以，拆毁东正教堂不仅是一场针对宗教的斗争，也是在摧毁过去仅存的遗迹、摧毁整个历史。所余唯有一片沙漠，一个黑洞。

斯大林想一劳永逸地让古老的莫斯科消失，那个莫斯科如今只能在米哈伊尔·皮拉耶夫的画中看到。

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独裁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什么都懂，是通晓一切的专家。胡安·庇隆，卡扎菲、齐奥塞斯库、伊迪·阿明，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他们的思想博大精深，智慧无穷无尽。斯大林精通历史、经济、诗歌和语言学。事实证明，他在建筑方面也造诣颇深。1934年——这是一次可怕的大清洗和下一次更可怕的大清洗中间的停顿——他下令制定了一个莫斯科重建计划。正如人们虔诚记载的那样，他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新的莫斯科将在外观上体现以下时代特征：胜利、权力、庄严、力量、严肃、巨大和不可战胜（出自E. V. 西多林：《哲学问题》，1988年12月）。工作迅速展开。炸药、镐头和推土机投入运转。整个整个的社区被夷为平地，教堂和宫殿被炸毁。数以万计的人被赶出漂亮的市区公寓，被迫住进帐篷和贫民窟。老莫斯科从地球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威武壮观却未免沉重单调的大厦——这正是新政权的象征。幸运的是，正如在现实中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无序、懒惰和工具的匮乏让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免遭灭顶之灾。

正如之前所说，少许老街道、房屋和小型公寓楼保留了下来：没错，它们被遗忘了；它们破旧不堪，长满青苔，但它们还站在那里。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想象这曾经是个相当宜居的城市。人们可以坐在小门廊上，或者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休息，可以走进一家旅店、小酒馆或酒吧放松一下，暖暖身子，喝点茶或白兰地。但今天的莫斯科已经没有这样的地方了。我在城里转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可去。为数不多的餐馆要么关门，要么有老克格勃把守在门口，他们就等着抓住你的衣领，把你扔去马路中间，扔进飞驰的车流。此外，我的袜子在靴子里扭成一团，我没法再走下去了；必须整理一下袜子，但是，在莫斯科雨雪交加的深秋，当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既没有家也没有旅馆可去（家和旅馆都离得很远），唯一剩下的地方只有冰冻的泥潭，哪里有地方能坐下来呢？

我就这样走过莫斯科老城区的街道，突然意识到我开始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二十世纪这一重大事件，（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我注意到，这些房屋和小型公寓楼的门面，很久很久之前是用来做商店、手工作坊、餐馆和咖啡馆的。橱窗、楼梯的类型，对开门，还有宽敞的内部空间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充满商业气息、喧嚷而进取的老莫斯科，它的心脏仍在这里跳动。成群结队的人曾穿过这些街道，五光十色，喧闹拥挤，充满异国情调。如今，走在这些已变得温顺却死寂的街道上，我本能地看向橱窗，里面都放着办公桌。没有柜台和货架，也没有食品杂货和纺织品，只有一些多多少少都有些破旧的办公桌，而且紧紧挤在一起，好像是被强行塞进去的，几乎就像军营里的双层铺位。哪里还有空间再放进一张办公桌？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要进行多少讨论，召开多少会议，举行多少表决？透过橱窗可以看到，这些办公桌上堆满了表格和问卷，还有同样无处不在的玻璃茶杯。

诡诈往往在最简单的事物中显露出来。我现在走过的街道证明了这个事实。制胜策略是赶走商人（那些奉市场规律为圭臬的独立人士），征用他们的店铺，并把文员——温顺、服从的权力工具——安置在里面。柜台后面的人被办公桌后面的人所取代：这就是胜利。

莫斯科，即使是老莫斯科，也非常庞大，哪怕在其中建起没有尽头的房屋、街道甚至一个个居民区，它依然保持着宽敞和整饬。而宽敞正是这座城市的显著特点。与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一样，要到达任何地方都需步行数小时，或者乘坐数小时的地铁、公交车或出租车。对于那些居住在城市周围的大型新社区的人们来说，这一点尤其麻烦。但这些问题没有吓退人们，所有人都想住在莫斯科。这座城市约有一千万人口，每天还有一千万人因工作或购物而涌入。莫斯科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称他的邻居们（他们是俄罗斯市的普通居民）为城市农民。这些人是一种社会学上的奇迹。曾几何时，他们离开村庄，却再也无法回到那里：村庄不复存在，它们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农庄。但这些人仍保留着某种记忆、某些习惯和条件反射。俄罗斯村庄的精神保留了下来，但吊诡的是，它并不存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广阔田野，而是在莫斯科的新街区中得以延续，这些街区被称作“别拉耶夫”“米德韦德科夫”“戈利亚诺夫”，每栋楼都有几十层高，要找到其中任何一个街区都很困难。到了晚上，如果不熟悉这个地方，根本连方向都无法辨别。莫斯科出租车司机的一首幽默小调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要带你去苔原[指苔原带，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及北美大陆的最北部，以及北极圈内的许多岛屿。]

甚至去伊沃诺夫

我想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只要不是戈利亚诺夫（米德韦德科夫、博贝洛夫）

在1989年底飞抵莫斯科，意味着进入一个被泛滥的、不受约束的文字所主宰的世界。在多年的禁言、沉默和审查之后，大坝决堤，狂风骤雨般，无处不在的文字洪流淹没了一切。俄罗斯知识分子再次（或者毋宁说是首次）回归他们的本质——无休止的、不知疲倦的、激烈、狂热的讨论。他们多么热爱这一切，这让他们感觉多么幸福！只要有人宣布要开始讨论，就会有无数人涌向那里。讨论的主题可以是任何事情，但首选当然是关于过去。列宁怎么样？托洛茨基呢？布哈林呢？在这里，诗人与政治家同等重要。曼德尔施塔姆是饿死在集中营还是死于某种传染病？谁要为茨维塔耶娃的自杀负责？这些问题一争论就是几个小时，一直到天亮。

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电视机前，观看夜以继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转播。有几个因素共同促成了这种政治激情的勃发。首先，几个世纪以来，最高权力层的政治活动一直处于一种密不透风、近乎神秘的秘密状态。统治者执掌生死，但人民却从未目睹过他们的真容。然后，突然间，你可以看到他们了，他们生气了，领带歪在一边，抓耳挠腮，挥舞着手臂。其次，当关注最高人民会议的讨论时，俄罗斯人第一次对重大事件有了参与感。

最后——改革恰逢电视机在这个国家的爆炸性普及。电视为改革带来的广泛影响，是帝国历史上的其他事件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