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发生在1990年夏天，之前我不能讲述这个故事，因为这会给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带来危险。

去埃里温的前一天，我在莫斯科与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见面。（加林娜·瓦里西耶夫娜·斯塔罗沃伊托娃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时任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后来她成为鲍里斯·叶利钦的民族事务顾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是一位高大的女性，举止迷人，带着温暖而友好的笑容。我知道她第二天要坐飞机去埃里温。她说，“我们在那里见面。”然后又补充道，“也许我能帮到你，但我也不确定，到时候看吧。”

我能理解她语气中的迟疑。我想要进入纳卡地区，这本来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纳卡地区是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境内的一块飞地，没有陆上通道，整个地区都被红军和阿塞拜疆自卫队包围了。他们把守着所有出入口、高速公路和大小道路，监视着岩石裂缝和断层、关口、断崖和山峰。想要强行穿越这张高度警惕、严密编织的大网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是熟悉这些地方的人也不敢轻易尝试。这样一来，便只剩下空中通道，那是俄罗斯航空公司的一架小型飞机，不定期从埃里温飞往纳卡地区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但这样的机会我也没有，因为这不仅仅是在飞机上获得一个座位的问题——虽然这也很难，需要在埃里温机场露宿几个星期（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更大的问题在于，买机票需要持苏联护照和纳卡地区的居住证明，或者莫斯科军队总参谋部的许可。这两种证件我都不可能得到。

我于夜间抵达埃里温。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待在旅馆等电话。我随身携带着亚美尼亚古代编年史，那是写于一千年前的美丽文字，但我无法阅读太多，其中包含着太多绝望、痛苦和泪水。亚美尼亚人的历史是几个世纪的迫害，几个世纪的流亡、离散、屠杀和无家可归的漂泊。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编年史中。每一页都有人在祈祷能坚持下去，能活下去；每一页都有恐怖，每一页都有颤抖和恐惧。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我听到了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的声音。她说，“从昨天起我们就一直在为你想办法，我们正在研究。耐心等等，会有一个年轻人来找你的。”

年轻人叫古雷恩。他身材健壮魁梧，精气神十足，动作矫健有力。他一看到我，立刻皱起了眉。“怎么了？”我问。他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几本苏联护照，但都是十几岁的亚美尼亚年轻人，年龄最大的才二十四岁。护照的主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个人在苏姆盖特被活活烧死了，”古雷恩说，“这个人在纳卡被勒死了。”

“那这个呢？”

“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死的。”照片上，一对黑漆漆的眼睛严肃而专注地盯着我们。最后古雷恩挑了一本照片有些模糊的（是水还是汗？），让我拿那一本。

接下来，他把我塞进一辆破烂不堪的“莫斯科人”汽车，除了引擎和（我希望！）刹车之外，车里所有东西都失灵了。我们穿越城市出发。我感觉瞬间来到了第三世界，仿佛突然置身德黑兰、加尔各答或拉各斯的街头。没有人遵守任何规则，没有信号灯和指示牌，可是，所有错乱、狂野、无秩序的交通都遵循着某种内在的逻辑（欧洲人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尽管每个人都开得百无禁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横穿、倒车、绕圈、曲折前行，但这种逻辑却让每个人（至少是大多数人）都能最终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在这个摇摇晃晃、狂按喇叭、散发着刺鼻尾气的车流中，我们如一粒尘埃，朝着我们的目的地前进。目的地在哪里，我不知道，但经验告诉我，每当有人带我开展危险的、不确定的、不可能的探险时，我都不该问问题。如果你问了，那意味着你不信任他们；你心有疑虑，你害怕了。但你明明说过你想这样做，那你就下定决心吧——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有？而且，没有时间了！已经没有时间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了！

市中心的一幢老式公寓楼。古雷恩带我上了二楼。一套典型的苏维埃式公寓，杂乱，拥挤。每天，为了维持整洁和秩序，都要进行残酷的搏斗。这是一场没有盟友的战争，没有肥皂，没有清洁剂，还经常没有水。最常见的情况是没有水，因为城市正在渐渐干涸，水资源很稀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必须要寻找，必须要等待。在我现在所在的这间公寓里，露台被改造成了带玻璃墙的阳光房，可以在上面俯瞰一个树木繁茂的庭院。阳光房里放着一张桌子，几个人坐在那里，我认识其中一个，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其他人都是留着络腮胡的年轻人。这些大胡子的出现说明前线就在这附近，各种各样的前线，有的为自由而战，有的为权力而战。亚美尼亚有两条战线，一条反对帝国，一条反对阿塞拜疆。城市里到处都是敢死队，他们站在街头，坐在卡车里，佩带着他们能弄到的任何武器，穿着随便，但无一例外都留着络腮胡子。坐在桌子旁边的敢死队员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但最初的热情过去后，他们都陷入了沉默。

“雷沙德，”我听见有人说，“你今天坐飞机去斯捷潘纳克特，跟斯塔罗沃伊托娃代表乘同一个航班。但你的身份是飞行员，而且不认识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明白了吗？”

“好的，”我说，“我明白。”仿佛刚刚发出了一个庄严、神圣的誓言。

我在这间公寓里没待多久，古雷恩就说该开车去机场了。

请容我描述一下埃里温机场（其情其景我从其他场合也略知一二）。请容我描述一下这个机场的早晨。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人是如何醒过来的？他们在长椅、大理石混凝土地板和石头台阶上睡了一夜，在秽语、咒骂和婴儿的啼哭声中起身。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过夜的？有些人时间不是很长，这是他们的头一个晚上。那么，那些浑身皱巴巴、胡子拉碴的人呢？一周了。还有那些臭气熏天近不得身的人呢？一个月了。所有人看起来都一个样，他们醒来，环顾四周，挠挠头，打个哈欠。一个男人站起来，试图把衬衫重新塞回裤子。一个女人用手帕绾着头发，乌黑亮丽的头发，像山鲁佐德一样美丽。这个时候，大家都想方便一下。于是他们四处张望，越来越焦虑不安——去哪里？哪里可以不被人看到？哪里可以蹲下？机场有四个洗手间，即便乐观地假设它们都能正常使用，每个人轮流去一趟也需要几个小时。不幸的是，它们都关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都坏了。事情就是这样。很久很久以前马桶就堵住了，里面形成了一座庞大的丘陵，人们只得填满马桶周围的空间。他们以一种非凡的、令人震惊的准确性，填满了马桶周围地板上的每一平方厘米。厕所周围再也找不到可以活动的空间了，于是他们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前进，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带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决心征服新的领土，越来越宽广的领土。

好吧，让我们假定，那些寻找僻静之所的成年人，在看到四个厕所门口令人作呕的粪便大厦时，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压抑自己的需求。但孩子们呢？毕竟都是些年幼的孩子。这个两岁的女孩必须去，连这个五岁的男孩，虽然他已经这么大了，也必须去。所以，那些走来走去的机场指挥官，他们冲着角落里旁若无人解大便的孩子们大发雷霆，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吗？

有些人跑来跑去，试图打听航班的信息。会有吗？什么时候有？如此等等。至于有没有空位，他们从来不问，因为众所周知，早就没有座位了。那些像疯了一样四处打听的人都是新手，天真而缺乏经验；他们可能只在这里待了一两个晚上，而老手们一动不动。他们知道这样毫无意义，他们宁愿守在长凳上，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仿佛患了孤独症，与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联系，就像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一样。

请容我描述一下在那个狭小而拥挤的房间里听到的申诉。从外表看，在这里执勤的亚美尼亚人肯定担任过拳击手、马戏团壮汉或者摔跤手一类的角色，也只有这样的角斗士能从肉体上压制住那些推搡、咒骂、威胁的人群，举起的拳头如泥石流般向他涌来。这些人中有多少冲突、多少不幸啊。这个女人今天必须赶去乌拉尔，参加她在部队里去世的儿子的葬礼。我不敢描述她的尖叫、她的表情，还有她那紧紧揪着头发的手指。这个男人突然失明了，必须飞到基辅做手术，这是他避免永久失明的唯一机会了。一排安静的女人靠墙站着，她们也应该以某种方式飞走。她们静静地站着，她们不能激动。她们的肚子鼓鼓的，随时都可能分娩。

我和古雷恩强行穿过人群，穿过顽固、狂热地推搡着什么东西（或者推搡着什么人？）的人群，来到机组人员的休息室。看到我们后，其中一个人站起来打招呼。他很瘦，比我略高一些，名叫苏伦。他让我跟着他，然后他带我来到停车场去找他的车。后备箱里放着一套制服——一件夹克和一条裤子。“我熨了一晚上，”他得意地说，“我们还得给你找肩章和帽子。”他补充道。我在车里换上衣服，把我自己的衣服塞进一个塑料袋里。我们回到大楼。苏伦找到一位空姐，我看到他对她说了什么。然后她消失了，我们一边等她，一边聊着天气。终于，她回来了，点点头示意我跟她走。她有飞行员更衣室的钥匙，在那里，她为我挑选了合适的肩章和帽子。我将以机长的身份登上飞机。她把我带到走廊，对我说，“我要留在更衣室，你自己回去找苏伦吧。”她不想让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我去了，但马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我刚在候机大厅露面，人们一看到我这个飞行员，就纷纷跑过来问，我们要飞去哪里？能不能带上他们？我们什么时候起飞？

我本可以应付这种局面的，但突然，两个人——或者很明显地，两名竞争对手——推开乘客硬挤到我身边，异口同声地用一种傲慢的语气对我说，“所有机票都只能通过我购买！”（换句话说，在获得一张实际价值等同于有效机票的证件这一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买到官方机票仅仅是第一步，甚至只是预备性的一步。一个人能否起飞，取决于他是否成功地贿赂了某个黄牛，而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黄牛的头目。这正是让许多西方人感到困惑的场景，因为他们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现实：清晰、透明、合乎逻辑。持有这种理念的人，当他突然被扔进苏联世界的时候，往往会感觉脚下的地毯被抽走了，直到有人向他解释说，他所知道的现实并不是唯一的现实，而且，无须赘言，也不是最重要的现实。这里存在着大量多样化的多重现实，交织成一个无法解开的骇人的结，其本质是多重逻辑性：彼此矛盾的逻辑体系古怪地混合在一起，而那些假定只存在一种逻辑体系的人，会时不时错误地将其称之为“非逻辑”或“反逻辑”。）

我意识到，面对目前这种情况，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认识迫使我采取果断行动。我用力推开所有人，朝机组人员的休息室走去。苏伦把我介绍给另外一名飞行员，他会跟我们一起飞。他叫阿维里克，我们一见如故。阿维里克知道整个行动潜藏着很大的风险，但其中也有某些东西让他着迷，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做好了万全准备。他知道如果我被抓住，他也是要坐牢的。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开朗而充满活力，这一点跟苏伦刚好相反，苏伦总是很镇定，孤僻而寡言。

苏伦和阿维里克驾驶的是一架雅克-40小型喷气式飞机，可搭载二十六名乘客。在埃里温，起飞一切顺利。飞机停在离航站楼很远的地方，一辆摆渡车把我们和乘客一起载去那里。我在乘客当中看到了斯塔罗沃伊托娃和古雷恩（他的身份是她的助手），剩下的都是无精打采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已经心力交瘁了，终于能够回家的期望也无法让他们露出喜悦的神情。我、苏伦和阿维里克走进驾驶舱，关上舱门。苏伦开始启动引擎。驾驶舱的气氛很好，因为我的整个探险计划都建立在相当坚实的基础之上。一位苏联高层人物、一位知名度很高且广受欢迎的最高苏维埃代表正在访问她的选区。她给学校带了礼物，希望见见那些给自己投票的人。她自然会受到充满喜悦和尊重的接待，而我将以她的私人飞行员的身份出现在这种热情而诚挚的气氛中（如果这个计划因为某种原因落空，我将假装不认识斯塔罗沃伊托娃）。

我们的小飞机只用了四十五分钟就从埃里温飞到了斯捷潘纳克特。飞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也叫上卡拉巴赫，因为还存在一个下卡拉巴赫）的两座山脉之间飞行。上卡拉巴赫和下卡拉巴赫构成了高加索山脉的东侧支线，在这里，山脉的坡度越来越缓，仿佛逐渐失去了活力和动力，蜕变成库拉河的河谷。再往西两三百公里，清澈的河水就会注入被石油污染的里海。

苏伦和阿维里克掌舵。我们坐在驾驶舱里，仿佛飘浮在空中包厢里，欣赏着一出奇特的哑剧：《舞动的群山》。舞蹈动作缓慢，如同梦游，几欲静止，但这些沉寂石化的形状确实在移动，在变换着位置，或转圜，低头俯瞰地面，或挺直耸立——直入云端。一对对，一组组，一群群，不断有新的涌现。四周景色仿佛瑞士。这边是成群的牧羊，那边是奔涌的溪流，再远处，则是绿油油的森林和林中空地。

斯捷潘纳克特机场航空调度员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我们准备降落了。已经可以看到小小的山坡，一条不易辨认的建筑线，然后，过了一会儿，苏伦指出了机场跑道那条线。跑道不太平坦，而且很短；大型飞机无法在这里降落。事实上，连我们也将将停在跑道尽头，前面就是一个瓦砾堆。我们慢慢朝一片简陋的房子，也就是机场航站楼滑行。随着距离的缩短，苏伦和阿维里克的表情越来越凝重：这里被军队包围了。到处都是民兵。纳卡地区正处于戒严状态，整个地区都由军事特派员管辖。这些部队都是从俄罗斯腹地调来的克格勃。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苏伦喃喃地说。

他刚停下引擎，我就看到武装部队把飞机团团围了起来，军官们正在走过来。苏伦对阿维里克说了些什么，然后指了指我。阿维里克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走我前面。”他说。我们走出驾驶舱，飞机唯一的舱门位于机尾。阿维里克打开门，舷梯垂落到地面。我感受到了热带空气的冲击，看到士兵们聚集在舷梯脚下。

“下去，下去，然后直接往前走。”我听到阿维里克的声音。

我知道，我现在不能有一秒钟的犹豫，也不能做任何不确定的手势、不必要的动作。我跑下舷梯，越过已经簇拥在地面的军官，经过突击队员和民兵，径直往前走去。阿维里克走在我身边，他（我就指望他了）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没人在身后叫住我们，没人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直接走到一排装甲卡车中间，士兵坐在卡车的阴影里。这里也没有人拦住我们，毕竟，我们穿着飞行员的制服，所有人都看到我们刚开来了一架飞机。我们沿着卡车走了大约一百米，一直走到一扇门前，那是一栋小木屋，里面是类似酒吧的地方，只提供一种饮料——温吞的柠檬水。阿维里克给我买了一杯（混乱中我忘了带钱），然后对我说：“坐在这里等。”然后他不辞而别。过了一段时间后，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大胡子年轻人出现了，他从我身边走过，从牙缝中嘀咕出一句话，“坐在这里别动，从现在开始我来保护你，”然后他也消失不见了。

等待变得越来越漫长，我感觉坐在烧红的木炭上。酒吧里有几张桌子，但都空着。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不过这里还是很热闹的，不断有人来喝柠檬水。最大的威胁来自军事巡逻队。想象一下：在偏远省份的深山里，一个小型临时机场，偶尔会有一架小飞机抵达，然后又立刻飞走。唯一吸引人的就是这间卖柠檬水的酒吧。天很热，每个人都想喝点什么，尤其是军事巡逻队，因为他们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背心，还背着好多武器。这些巡逻队有什么任务在身吗？其实没什么事，就是走来走去，窥伺，走动，搜寻，观察，询问。然后，在这要人命的无聊和绝望中，一道美味的小菜被端到他们面前：在酒吧里（唯一的酒吧！），空空荡荡的酒吧里，坐着一名俄航飞行员。干脆走过去问他几个问题，比如说，你从哪里来？或者，你要到哪里去？问是可以的，尤其在战时状态，在纳卡地区这样一个麻烦的地方，而你又刚好是正在执勤的军事巡逻队的一员。这里很少有人来。来这里很难。他们不会随便放人进来的。

如果俄罗斯巡逻队找我搭讪，那情况还不算太糟糕：我会假装成亚美尼亚人；我会说带亚美尼亚口音的俄语。如果亚美尼亚巡逻队找我搭讪，情况也不会那么糟糕：我会说带点立陶宛或拉脱维亚口音的俄语。最让我担心的是联合巡逻队，既有俄罗斯人，又有亚美尼亚人，这样我就无法脱身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证件。没错，我的夹克口袋里露出了一角苏联护照，但这是一个在苏姆盖特被杀害的亚美尼亚年轻人的护照。

一个小时后，大胡子又出现了。

“听着，”我说，“我不能坐在这里了，我会被抓住的。”我看得出他很紧张。

“坐着吧，”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出去。坐着吧。”然后他又消失了。

尽管天气很热，我还是把帽檐拉下来遮住眼睛，假装在打瞌睡。这是一顶大帽子，冠冕堂皇，上面装饰着各种条纹、边饰和橡树叶。我把它当成一面盾牌，一面可以藏身的屏风。我还试着摆出一副让人望而生畏的姿态，像个脾气暴躁、不合群的乡巴佬，向所有人发出一个信号：如无必要，请勿靠近！

在酒吧坐了两个小时后，我又听到了飞机起飞的轰鸣声。我感觉愈发孤独和困顿。幸运的是，大胡子又出现了，他说，“跟我来。”我走出酒吧，感觉像是离开了监狱的重重围墙。我们沿着从机场通往城里的公路走了不到一百米，来到一个地势比公路略低的路边停车场。一个亚美尼亚老人坐在停车场入口的树荫下。他跟我的大胡子朋友互相点头示意，我的向导把我带到一辆淡黄色的“拉达”车旁。他说，“坐在这里别动。”然后便消失了。一方面，我感觉比在酒吧里自在了一些，在那里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活靶子，但另一方面，车在太阳下暴晒了一天，里面就像个火炉。我想下车到停车场转转，但蹲在树荫下的老人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别出来，他们就在附近！”的确，再走大约五十米就是一个路障，旁边还有一个军事哨所。看到一个在烈日下挣扎的俄航飞行员时，最简单的莫过于请他到帐篷里喝口茶提提神，然后，单纯只是为了让聊天继续下去，也可以问问他是谁，做什么的，怎么来的，从哪里来。毕竟，人得说话，这很自然，是人之常情，尤其是现在，言论自由了，即使是陌生人也可以畅所欲言。

最糟糕的是，我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明显，我们在埃里温制定的乐观的计划失败了。斯塔罗沃伊托娃本应在机场受到当地显要的欢迎。仪式将持续一刻钟或半个小时。接下来我们将乘车去镇上吃晚饭，给学校的孩子们赠送礼物，参观公园，会见斯捷潘纳克特的居民。这一切本应温馨、热情，宛如田园牧歌。但事实上，在机场等待我们的没有任何当地显要，只有克格勃突击队员。没有欢迎的氛围，我们直接落入了埋伏。

我问老人（他一直坐在树下，凝视着机场的方向，虽然他跟我说了几句话，但一直没有回过头），斯塔罗沃伊托娃是不是已经去城里了，但他用担忧的语气回答说，没有。我推测，要么他们把她扣在了机场，要么命令她坐我们的飞机返回埃里温了。但这位亚美尼亚人并不知情。

那位亚美尼亚老人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东方的所有阴谋都依赖这样的人。他们像冰砾一样，一动不动地栖身在这个国家的岩石景观中。他们倚着手杖，坐在东方城市的陶土小巷里。他们洞察一切，无所不知。没有什么能打破他们的平静。没有人能骗得过他们。没有人能战胜他们。多亏了这位树下的老者，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我在构思一个说法，如果他们抓住我该怎么办。

你在哪儿弄到的这身制服？审讯官会问我。

在华沙买的。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俄罗斯制服。上尉的，上校的，甚至将军的都有。你还能买到武器，但你也看到了，我没有武器。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要买俄航飞行员的制服呢？

因为我想来纳卡很久了，我知道没有别的办法。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来这里看看，我一直很担心那些注定要消亡的民族的命运，纳卡人的命运就是这样。

你是这么想的吗？审讯官会问。

唉，恐怕是的。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小岛，几年后，它就会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海淹没。大海的波浪已经开始涌动了，你没有看到吗？

你从哪里搞到的那个苏姆盖特人的护照？

它就放在埃里温机场的窗台上。没有人注意到。

谁让你上飞机的？

没有人，我自己走上去的。我跟乘客们一起上摆渡车，然后跟他们一起登机。如果乘客问一个飞行员为什么要上飞机，那就太奇怪了。

卫兵！审讯官对武装警卫喊道，把这个犯人带到牢房里去！

我有大把时间，所以我编了各种各样的备选证词，目的只有一个：不牵连任何人，不给任何人增加负担。

飞机降落已经四个小时了，这时，从城里的方向驶来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停在离哨所稍远的地方。是那种只有帝国高级官员才能乘坐的车辆，所以我想，啊哈，他们派车来了，所以他们肯定会让斯塔罗沃伊托娃进城。过了一会儿，大胡子出现了（整个过程很紧张，充满诡秘的气氛），他说：“走，果断一点！”不用他说我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果断地行动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上了车，用力关上身后的门，车立刻启动了。我们沿着一条柏油马路向城里的方向行驶了几公里，路两边断断续续停着装甲车和轻型坦克，整个地区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型的军事营地。突然，前方公路上出现了巨大的混凝土块，排列成迷宫。汽车不得不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地在它们中间穿行，最后车停下来，接受驻扎士兵的检查。大胡子看到这个路障，说，“趴下，假装喝醉了。”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我立刻倒在后座上，用帽子盖住脸。我听见大胡子对着把头伸进车里的士兵说，“喝醉了。喝醉了，而且很累。”

我们再一次飞速驶向城里，左边是一座小山，右边是一道深深的峡谷，谷底能看到一条废弃的铁路线。“你现在可以坐起来了，”大胡子说，“但是如果他们再拦住我们，你要再假装喝醉。”但随后经过的所有哨卡都只是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很快出现了横平竖直的小小街道，两旁种着许多树木，荫凉蔽日。随后，汽车驶入一个四周都是公寓楼的庭院，大胡子说，“下车。”我跳下车，汽车立刻开走了。我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四周，一位老妇人就跑了过来，她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推进一个楼梯间，只说了一句“三楼”，就消失了。我走到三楼，一扇门已经敞开，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家庭里，被妇女和儿童环绕。每个人都欢呼雀跃，拥抱我，对我说着什么。我看到一张张激动的、洋溢着胜利表情的脸庞。“流氓！无赖！侵略者！”女人们开始忘形。“他们还要折磨我们多久，囚禁我们多久！”在这些越来越别出心裁的咒骂和威胁声中，她们为我热好了早已冷掉的晚餐。

几个男人走进来，他们也拥抱了我。他们一来，喧闹瞬间平息下来。孩子们不知去了哪里，女人们停止了哀叹和谩骂。我可以去换衣服了，他们给了我几件便装。

整个夜晚都在交谈中度过。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来这里是为了跟卡拉巴赫委员会的人见面，他们不被允许离开，他们被迫保持沉默，进行无声的反抗，但他们希望全世界了解当地亚美尼亚人的命运，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悲剧。渴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这是被桎梏的民族的典型特征，他们像溺水的人紧紧抓住一块木板一样，紧紧抓住正义永不消亡的信念，他们相信被听到就是被理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证明自己的立场，赢得这场战斗。

天色渐暗。我们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围着一张又长又重的桌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亚美尼亚公寓：桌子是最重要的家具，是房子和家庭的中心。桌子上应该摆着一个人拥有的所有东西，有什么就摆什么，这样它才不会空荡荡的，因为空荡荡的桌子会让人感觉生疏，会让谈话陷入僵局。桌子上摆的东西越多，表现出来的善意和尊重就越大。

“我们的问题是，”在场的一个人说，“我们要如何生存？几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亚美尼亚人心头。我们一直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自十七世纪以来，基督教就是亚美尼亚人的国教。但我们的文化具有被动的特征，是与外界隔绝的聚居区的文化，是一种防御性的堡垒文化。我们从未把自己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人。我们既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也没有统治欲。但是，我们发现自己周围的民族都挥舞着先知的旗帜，一直想要征服世界。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健康身体上的一根毒刺。他们思考着如何拔掉这根毒刺，也就是说，如何把我们从地球表面抹去。”

“纳卡地区的情况最糟糕，”又有人说，“我们曾经是亚美尼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1920年，土耳其军队来到这里，把居住在今天亚美尼亚共和国和纳卡地区边境上的亚美尼亚人赶尽杀绝。我们的祖先躲在卡拉巴赫的山里活了下来。亚美尼亚和卡拉巴赫之间那片遭到人口灭绝的地带被高加索土耳其人占领了，也就是阿塞拜疆人。这一地带只有十三公里宽，但他们占领了那里，我们无法驾车或走路通过。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阿塞拜疆中心的一座基督教孤岛。阿塞拜疆人是什叶派，不把我们干掉是不会罢休的。”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男士补充道，“斯大林非常了解高加索。毕竟他自己就来自高加索。他知道这些山脉中生活着上百个民族，这些民族一直在互相征战。这里被两座高山环绕，被黑海和里海隔在中间，是世界的后巷。谁会来这里？谁有勇气深入这样的内陆？他知道怎么推波助澜。他知道纳卡永远是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争夺的焦点。所以他没有把纳卡并入亚美尼亚，而是把这个地区留在阿塞拜疆，处在巴库的统治之下。这样一来，莫斯科就占据了最高仲裁者的位置。”

“虽然我们离巴黎和罗马很远，”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老人说，“但我们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或者严格地说，是它的尽头。看看地图吧。欧洲西部以一条明显的海岸线结束，海岸线之外就是大西洋。但在东方呢？边界在哪里？东方的边界根本不清晰。欧洲在这里融化了，变得稀薄，消散。我们必须采用某种标准。在我看来，这个标准不应该是地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欧洲延伸到信仰基督教的人所居住的最东端。我们亚美尼亚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是最东南端的民族。”

“世界上存在着两条对抗线，”桌子同一端有人补充道，“一条沿着地中海，另一条沿着高加索山脉。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及利亚人都去欧洲生活，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我们的子孙有一天会亲眼看到，斯捷潘纳克特成了世界上所剩无几的基督教城市之一。”

“那要看我们能不能撑到那时候。”几个声音同时说道。为了证明这个令人不安的局面，我的主人把我带到窗前。天已经黑了，一排排灯光高高地悬挂在空中。他说，“山上是阿塞拜疆的舒沙镇。他们把我们攥在手心里，随时都可以对我们开火。”

不安，恐惧，仇恨。人们在这里嗅到的就是这样的气息。

有人说，“亚美尼亚人从来没接受失去纳卡。尽管有暴政，尽管有镇压，但每隔几年，亚美尼亚就会因为这个问题爆发骚乱和暴动。1988年6月，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了纳卡地区最高委员会提出的加入亚美尼亚的请求。但巴库拒绝了。莫斯科总是站在强者那一边，而阿塞拜疆比我们强大得多。纳卡只占阿塞拜疆面积的百分之五，仅有百分之三的共和国人口生活在这里。莫斯科趁巴库威胁要占领纳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这里安插了自己的军队。我们掉到陷阱里去了。我们被莫斯科占领了，但如果莫斯科离开这里，我们就会落入巴库的手中。

就在谈话过程中，楼梯间传来一阵骚动，门开了，斯塔罗沃伊托娃带着一小群人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很疲惫，精神紧张，但仍努力保持镇定，营造出一种欢欣、明朗的气氛。她给我们讲了之前发生了什么。她刚下飞机，就被几个军官带走了，是纳卡地区军事总司令的特使，他们告诉她，她无权飞往斯捷潘纳克特，并试图说服她返回埃里温。但斯塔罗沃伊托娃拒绝了，宣布说，除非他们把她抬回飞机，否则她是不会回去的。军官们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问题。首先，斯塔罗沃伊托娃是个身材高大的女性，其次，这将引发一场国际丑闻。该怎么办呢？无休止的磋商和讨论开始了。事实证明，整场行动的推手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亚兹·穆塔利博夫（1992年他出任阿塞拜疆总统），他从巴库致电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不把斯塔罗沃伊托娃赶走，他发誓会对斯捷潘纳克特发动进攻。而莫斯科希望与穆塔利博夫，与伊斯兰、土耳其和近东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此相比，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纳卡地区算得了什么？斯塔罗沃伊托娃不停拖延时间，她想不惜一切代价留在这里，见见这里的人们。她想让人们知道，还有人记得他们。

她有一个强有力的论点：飞行员们看到了发生的事情，趁乱飞走了。他们知道斯捷潘纳克特机场没有照明，而且现在天色已经太暗，他们不可能再次降落了。

斯塔罗沃伊托娃在巴库有反对者，因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将人类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对亚美尼亚人来说，所有认为纳卡地区是个问题的人都是盟友。其余的则是敌人。

对阿塞拜疆人来说，所有认为纳卡地区不是个问题的人都是盟友。其余的则是敌人。

这些立场的极端和决绝令人吃惊。不仅仅在亚美尼亚人中间说“我相信阿塞拜疆人是对的”绝无可能，在阿塞拜疆人中间也绝不可能坚持认为“我相信亚美尼亚人是对的”。这种立场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方都会立刻对你产生仇恨，然后干掉你！在错误的地方或者错误的人群中，即使说“这有问题”（或者说“这没问题”）也足以让一个人面临窒息、绞刑、石刑以及火刑的危险。

同样不可想象的，是在巴库或埃里温发表如下演讲：听着，几十年前（我们中有谁还记得那个时候？），一些土耳其帕夏和斯大林把这个杜鹃蛋扔进了我们高加索人的老巢，从那时起，整整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就一直互相折磨、互相残杀，而他们却在坟墓里哈哈大笑。我们生活在贫困中，周围都是落后和肮脏，我们真应该化解分歧，并着手做一些工作。

这个人永远不可能把话说完，因为一旦任何一方意识到他的意图，这个不幸的道德家和调停者就会完蛋。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富于攻击性的、拥有无上权力的、彻底的非理性。一旦有所沾染，一个人便会失去理智。他的头脑中燃烧着一堆圣火，等着献祭者前来。每一次平静对话的尝试都会失败。他要的不是对话，而是要你宣布同意，承认他是对的，加入他的事业。否则你在他眼里就没有任何意义，你不存在，只有当你是工具、是手段、是武器的时候，你才算数。没有人——只有事业。

被它感染的思想是一种封闭的思想，是单向度的，单方面的，只围绕一个主题打转，那就是敌人。对敌人的思考支撑着他，让他得以生存。所以敌人总是存在，总是与他同在。在埃里温附近，一位当地向导给我展示一座古老的亚美尼亚大教堂，他用一个充满蔑视的反问句结束了他的解说：“阿塞拜疆人能造出这样的大教堂吗？”后来，在巴库，当地向导提醒我注意一排装饰华丽的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在结束讲解时，他也语带轻蔑地说：“亚美尼亚人能造出这样的大楼吗？”

但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也有值得羡慕的地方。他们不被世界的复杂性所困扰，也不被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所困扰。上述困扰通常会伴随着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他们对这些问题感到陌生。他们不懂那些经常扪心自问“我是否正确”的人所承受的重担。

他们的世界很小——几条峡谷，几座山脉。他们的世界很简单——一边是我们，是好人，另一边是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世界受一条明确的排他性法则的支配——要么是我们，要么是他们。

如果存在另一个世界，那他们想要什么呢？只要那个世界别来管他们就好。他们只想静静地待在一边，以便更加彻底地互相殴打。

早上，太阳把我唤醒。我走到窗前，停下了脚步，说不出话来。我正身处世界上最美丽的角落之一，一如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罗多彼山，或者安道尔、圣马力诺或者科尔蒂纳丹佩佐。昨天，由于精神紧张，我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景象。直到现在我才看到周围的一切。阳光，到处都是阳光。温暖，但又很清新，就像在山里一样。到处都是蔚蓝色，浓烈、深邃、清澈，如同钴石。空气清新、晶莹、明亮。远处，山顶上白雪皑皑，近处也是高山，却变成了绿色的，浓烈的绿色，到处都是遒劲的苍松翠柏，还有野草、牧场和长满青苔的小径。

在这丰美而醉人的景色中，矗立着斯捷潘纳克特街区破败不堪的混凝土公寓楼，厚重的楼板笨拙而潦草地拼凑在一起，邋遢而丑陋。在我过夜的这个地方，公寓楼围成了一个封闭的四方形。居民们在楼与楼之间、阳台与阳台之间拉上了铁丝，小滑轮沿着铁丝移动，上面挂着晾晒的衣物。通过操作滑轮，可以让衣服一整天都置于阳光直射的地方，这样干得更快。因为空间不够，所以必须按照时间表来，一种约定俗成的时间表，规定了谁可以在什么时间晾晒多少衣服。通过衣物的种类、面料和外观，人们可以了解到邻居的大量私生活细节，以及重要的购物信息。对面的邻居是从哪里买到这么漂亮的丝袜的？铁丝网在院子和生长在这里的树木之上伸展，如此别出心裁，错综复杂，只有当地妇女知道如何巧妙而流畅地指挥这个由衬衫和休闲裤、内衣和袜子组成的大游行，队列时不时就会活跃起来，一会儿向前移动，一会儿向后退，一会儿朝边上走。

斯塔罗沃伊托娃准备返回埃里温。在我藏身的公寓里，亚美尼亚人从早上就开始商量了，该拿我怎么办？怎样把我从这里弄出去？各路信使从机场带回来的消息听起来很不妙。纳卡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一位将军，我不记得他姓什么了）为了平息穆塔利博夫总书记及其莫斯科盟友的怒火，已经决定诉诸武力：他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斯塔罗沃伊托娃再也不敢踏上这片土地，确保她会在充满恐吓和敌意的气氛中离开。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上，所有车辆都要接受搜查，机场里也到处是士兵，甚至连跑道上也部署了突击队员。

我看得出，亚美尼亚人很紧张，已经开始争吵了。我不了解这些争吵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与我有关，因为他们不时中断讨论，朝我这边喊道：“穿上制服！”（我穿上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别，穿便服！”（我换上了便服。）又一轮争吵后，“别，再穿回制服！”我顺从地执行这些矛盾的指令，因为我发现情况确实很严重：我掉进了陷阱。在这样的天罗地网中，我不可能登上飞机。

此外，斯塔罗沃伊托娃（她在这里很受欢迎）到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城，一群人聚集在我们楼下，这让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如果有人聚集，军队很快就会出现；如果军队来了，他们很快就会询问人们聚集的原因，这样他们就会沿着这条线找到线轴，也就是我们藏身的地方。亚美尼亚人越来越紧张，争吵的温度急剧上升。

终于，来了一个信使，就是昨天把我弄出机场的那个英俊的大胡子，他告诉了亚美尼亚人一些消息。他们立刻安静下来，朝窗外看去。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你看到那辆有旋转信号灯的汽车了吗？”楼下停着一辆车，车顶上有一个天蓝色的信号灯正在缓慢旋转。“你下楼，”亚美尼亚人说，“穿过人群，坐进那辆车的后座，坐到司机后面。你必须表现得非常果断。”

于是，我穿着俄航飞行员的制服走到院子里。我看到了人群中的一张张面孔。我挤过人群，径直向民兵车走去。车里只有司机，是一名亚美尼亚中士。我坐到后座上等待。斯塔罗沃伊托娃出现了，人们将她团团围住。就在这时，一支军事巡逻队走上前来，他们都金发碧眼，应该是俄罗斯人：情况正在变得危险。斯塔罗沃伊托娃中断了会面，上了一辆停在一旁的“伏尔加”汽车。两名亚美尼亚民兵上了我坐的车，一名民兵上尉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

我们的车首先开动，“伏尔加”跟在后面。沿路都是巡逻人员，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应该检查每辆车，但这辆毕竟是民兵车，警笛大作。我们设法穿过了混凝土块组成的迷宫，然后穿过了高高的路障。这些巡逻队的士兵都很年轻，高大的、金发碧眼的斯拉夫人。蓝眼睛，说俄语。

阳光，热浪。时近中午。

坐在副驾驶的上尉很紧张。他知道他正冒着多大的风险。我想我们其他人也知道。虽然我们开得很快，但这条道路变成了心理上的各各他[各各他，天主教典籍译为加尔瓦略山或哥耳哥达，意为“髑髅地＂，是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时期耶路撒冷城郊之山。据《圣经·新约全书》记载，耶稣基督曾被钉在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多年来，“各各他山＂和十字架一直是基督受难的标志。]，正绵延至无穷远。

终于到了机场。我看到了停在那里的雅克-40。飞机来了！但要到达那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克服最困难的障碍，也就是通往跑道的登机口。登机口附近人头攒动，都是突击队员和军官。我们停在离飞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载着斯塔罗沃伊托娃的车停在我们后面。我们这辆车上的一个民兵下了车，她过来坐到了他的位置上。我们到了登机口，士兵立刻围了上来。上尉出示证件，说：“来自总部的谢罗维安上尉。我奉军区总司令的命令，把斯塔罗沃伊托娃代表送上飞机！”他一遍一遍地向围在我们窗口的士兵重复：“来自总部的谢罗维安上尉。我要执行命令……”等等，等等。

慢慢地，士兵退到一边，抬起护栏。我们朝飞机的方向行驶。这时，斯塔罗沃伊托娃命车停下，说：“我去跟机场的指挥官道别。你们把雷沙德送到飞机上。”

苏伦和阿维里克站在飞机的舷梯上。苏伦说：“到驾驶舱里去（他说得很轻，因为到处都是军队），坐到控制台那里，戴上耳机。”我上了飞机，发现里面有一名士兵，正在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墙壁和地板，他在搜查有没有武器被偷运进来。

过了一会儿，允许乘客登机了。斯塔罗沃伊托娃登上飞机。苏伦和阿维里克也已经就位。

飞行员启动引擎，我们慢慢朝跑道滑行。“我们还有可能被要求返航吗？”我问苏伦。“说不好。”他说。突击队员整齐地站在跑道两旁，头盔上伪装着迷迭香树枝。

我们向东起飞，迎着太阳，向着高山，向着白雪，然后转了个弯向西飞去，朝着埃里温和亚拉拉特山[亚拉拉特山，坐落在土耳其的东北边界，俯瞰埃里温。《创世记》记载，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最后的停泊地就在亚拉拉特山上。]的方向。大约半个小时后，耳机里传来一阵嘶哑的声音。苏伦打开麦克风。和对方交谈了一会儿。然后苏伦摘下耳机对我说：“他们不会让我们掉头了。你自由了。”

他看着我，笑了，然后把他的手帕递给我。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大帽子里滴下的汗水正沿着我的脸颊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