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二十世纪的历史以1905年的革命开启，以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

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座活火山，不断翻腾，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平静下来，进入蛰伏期。

俄罗斯作家尤里·鲍里耶夫把苏联的历史比作一辆行驶的火车：火车高速驶向光明的未来。突然，火车停了，铁轨到了尽头。人们被要求周六加班，铺设新的铁轨，火车继续前进。之后铁轨再次到了尽头。一半的列车员和乘客被清洗，剩下的人则被迫铺设新的铁轨。列车再次启动。当铁轨再次到尽头时，火车已经驶过的铁轨被下令拆除，铺在火车头的前面。当铁轨再次走到尽头时，窗帘拉了下来，猛烈摇晃车厢，让乘客误以为火车仍在前进。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三个葬礼的时代”（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契尔年科的葬礼），在这个年代，火车上的乘客甚至不再幻想自己仍在前进。然而，1985年4月，火车再次启动。不过，这是最后的旅程，将持续六年半的时间。这一次，担任火车司机的是戈尔巴乔夫，火车上写着公开性—改革的口号。

“俄罗斯”这个名字越是被赋予抽象的含义，谈论起来就越容易。“俄罗斯寻找道路”“俄罗斯说不”“俄罗斯向右转”，等等。在这种高度抽象的层面上，许多问题失去了意义，变得离题，并且逐渐消失。意识形态和民族大义把日常生活中困难重重、令人烦恼的微观层面变得边缘且无效。俄罗斯是否能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在这样的问题面前，诺夫哥罗德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问题——她什么时候才能过上一段正常的生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无处不在的政治叙事迫使人们从大众传媒中——更糟糕的是，从记忆中——剔除了表达私人困扰、个体悲剧和个人痛苦的词汇。有人没有房子住吗？我们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这是救世军和红十字会的职责。

然而，这种抽象的方式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使用概括的、综合的——也就是抽象的——的词汇，才能描述那正在上演的大事件，同时意识到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陷入那个简化的陷阱，落入那些经不起推敲的陈述。

有些作家赋予“俄罗斯”这个词神秘的含义，赋予它深不可测的神圣的维度。诗人费奥多尔·丘特切夫写道，“无法用理性来理解俄罗斯，只能对它怀有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对欧洲来说，俄罗斯是神秘莫测、难以理解的，“对欧洲而言，俄罗斯是个斯芬克斯之谜。西方人很快就会发明永动机或长生不老药，但他们无法勘破俄罗斯的本质、俄罗斯的灵魂，以及俄罗斯的性格和气质”。

对俄罗斯的信仰有时带着宗教色彩。我在莫斯科见过一次示威，其间，成千上万的人向俄罗斯念诵连祷文，如同光明山的朝圣者诵读圣母祷文一样。

其他俄罗斯作家则强调，俄罗斯不同于任何国家，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特例，一种与众不同的现象。皮奥特·恰达耶夫写道，“说起俄罗斯，人们往往会把它与其他国家等而视之，但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康斯坦丁·阿克索夫也说过类似的话，“俄罗斯，”他说，“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国家，与欧洲其他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一开始，我并没有计划要做一次大的旅行。我只是想去高加索，二十年前，也就是六十年代末，我曾去过那里。那个被俄罗斯征服又被并入苏联的小地方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对全球精神和政治层面的民族自决很着迷，而在外高加索那边，这样的过程正在上演。

二十世纪不仅是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时代，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去殖民化时代：一百多个新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一整个一整个大陆赢得了至少形式上的独立。第三世界诞生了，人口大爆炸开始，欠发达国家的人口以三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隐忧。

第三世界扩张导致了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解体，对此，苏联一定也可以感受到。截至八十年代末，苏联的非俄罗斯居民占接近一半的人口，而统治精英的百分之九十五是俄罗斯人，或者是俄罗斯化的少数民族代表。对这一事实的察觉，迟早会促使少数民族采取行动。

一开始，我计划像以前一样，从莫斯科前往格鲁吉亚，然后再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但有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边境已经关闭，一场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战争正在上演。

这让我感到震惊。

在这里，怎么会有人宣称苏联发生了一件莫斯科无法左右的事呢？帝国开始承认某种不可能，这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革命。我记得二十年前，在阿塞拜疆，我想去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而不是基洛夫集体农庄，我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莫斯科批准了我们此前的计划，我们不能做任何改动。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电话、询问和解释。终于，答复来了：批准，就去斯维尔德洛夫吧。一切只为了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整个体制所依赖的，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这种对每一个细节的病态控制，以及对统治一切的如痴如醉的欲望。尤里·鲍里耶夫写过斯大林会亲自处理的一些事情。他会下达诸如此类的命令：“把1号缝纫厂的缝纫机转移到7号缝纫厂。J. 斯大林。”

现在发生了一件大事：两个共和国关闭了边境，一场战争正在上演，而莫斯科对此无能为力。

第二天，我抵达埃里温，经历了第二次冲击。我出门散步，突然在街上遇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大胡子。我认出他们不是红军。路人告诉我，这是亚美尼亚解放军的独立部队。对我来说难以理解的是，竟然会有不属于红军或克格勃的部队。我很早就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体制，我一直在等待俄罗斯部队进攻亚美尼亚首都的那一刻，届时他们会收拾这些年轻人，并把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流放去西伯利亚以示惩罚。但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

同一天晚上，发生了第三件令人震撼的事情，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关于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道。其中一位代表跟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生了激烈争论。我愣住了。跟总书记吵架？曾经，这意味着被处决；后来，这意味着职业生涯无可挽回的终结；而现在，这位代表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下主席台。

总结这一切，我想：结束了。对我来说，帝国在那个秋天、在我从莫斯科去埃里温的路上分崩离析。后来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朝已经存在的废墟扔去更多碎片而已。

我相信，只有那些把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视为自己人生经历的一部分的人，才能感知和理解1985年至1991年间发生的变革的深刻性。在旅行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年轻的记者同行，他们认为自己的所见所闻很有趣，但都属于正常事物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史无前例和令人震惊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关于1985年，还有几句话。

随着超级大国力量的衰微，整整一代领导人也随之离去。在1985年这个历史关头之前的几年，库拉科夫、拉希多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相继去世。1985年3月11日，这个集团的最后一个人，契尔年科去世。其他人，比如葛罗米柯和格里申，也变得越来越虚弱。

这个国家也存在公共舆论，尽管在改革之前，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人们表达观点的方式是沉默而非言辞。他们保持沉默的方式也很重要，能说明很多问题。他们看待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方式，同样有其深意。他们在哪里出现，又在哪里缺席；被召集开会时，他们（缓慢地）聚集在一起的方式，还有他们（瞬间）散去的方式。尽管政府对社会是轻视和傲慢的，但它仍然注意到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沉默。我在圣彼得堡遇到一名学生，勃列日涅夫时期，他在该市的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负责会场的气氛”。而1985年的公众舆论，可以用八十年代末俄罗斯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的一部电影来概括：《不能这样活》（Tak zyt'nielzia）。

帝国内外的所有这些危机，其背景都是普遍而日常的痛苦、无处不在的物质匮乏以及无望感。别忘了，所谓精英的特权只是一种相对的特权，是在贫困的背景下存在的。富裕国家的居民常常对这样的特权报以哂笑。比如，乌克兰某地发生过这样的丑闻：一位官员在开车时，后备箱突然弹开，路人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波兰香肠。在乌法，我还目睹了另一桩丑闻：市场上出售的都是腐烂的苹果，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却可以买到被虫子咬过但还没有腐烂的苹果。有多少次，我走进不同的公寓，主人在门口迎接我时都会说：“Rishard, izvini nashu sovietskuyu nishchetu!（请原谅苏联的窘迫！）”有时，夜间谈话的主题会是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当我讲完后，俄罗斯人会微笑着用无奈的语气说，“Eto nie dla nas…（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1985年4月开启的改革和公开性是一个人工肺，连接到了一个日益衰弱、奄奄一息的躯体上。它又存活了六年半。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敌人声称，戈尔巴乔夫接管了一个繁荣的苏联，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事实恰恰相反，解体的过程由来已久，戈尔巴乔夫试图尽量延长它的生命。之所以提到这一点，还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悖论之一）在解体之前，把苏联视为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制度的典范，这一观点在西方苏联学家，尤其是一群美国政治学家中间颇为流行。这一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是杜克大学教授杰里·霍夫。正如西奥多·德雷珀所指出的那样（《纽约书评》，1992年6月11日），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学家预测到了苏联的解体。

正因为此，1991年底，人们听到世界各地都发出了惊讶和错愕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如此稳固，竟然垮台了？如此不可分割，竟然瓦解了？一夜之间？但“一夜之间”只是这场戏剧的最后一幕。

对我来说，改革是帝国社会所经历的两大进程的结合：为消除恐惧而进行的集体康复治疗；以及进入信息世界的集体之旅。

如果不是在一种普遍的、本能的恐惧中长大，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信息阙如的世界，是很难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的。

帝国的基石在于恐怖，以及恐怖那不可分割的、不断侵蚀的衍生物：害怕。斯大林和贝利亚去世后，当局放弃了大规模的恐怖政治。赫鲁晓夫时期的“去斯大林化”以及随后多年的停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前一个时期的噩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它，对异见者的迫害仍在继续，持不同看法的人仍会失去工作，审查制度仍然肆虐，等等。直到改革和公开性，这一切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行批评和假设。当然，他们做得过火了，沉湎于此，长此以往，这一切变得极其令人疲惫，因为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在无休止地谈论、谈论、谈论，或者写作、写作、写作。文字的洪流，数以亿计的言辞，在会议室里，在广播中，在成吨成吨的纸上交织成一片。俄语本身也助长了这种语词的膨胀和文字的洪流，因为俄语措辞宽泛、广阔、无边无际，就像俄罗斯的土地。这里没有笛卡尔式的严谨，也没有箴言式的克制。你必须在语词的洪流中跋涉，或者在无数篇文字中挣扎，才能得到一句有价值的话。为了得到这块珍宝，人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现在，人们不仅可以说话，而且有话可说。因为，正是在同一时间，进入信息世界的旅程开始了。大体而言，二十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尤其是近几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两个时代获取信息的途径完全不同。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尤其是生活在苏联的人，更接近于穴居人，而今天坐在电脑前的人，只需按下键盘，就可以立刻获得想要的所有信息。俄罗斯作家列夫·科佩利耶夫在他的著作《我年轻时的偶像》中指出了这种差异，他说：“就获取信息而言，即使是当时的成年人也是孩子，而今天的孩子也相当于成年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苏联，人们真正了解的东西很少。获取信息是一种真正的特权。克格勃的档案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受到更严密的保护。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俄罗斯记者回忆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问勃列日涅夫，什么人有权获得关于该国局势的报道。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什么都能写，但只能写一份，只能发给我。”

而现在，突然出现了卡廷的资料，库洛帕蒂森林的资料，索洛韦茨基的资料……

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流血事件为1991年拉开了序幕。克格勃的部队袭击了维尔纽斯的一次和平示威游行，造成十几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立陶宛人用混凝土路障围住了议会大厦。我走进去，发现里面看起来像一座被围攻的坚固堡垒。窗户上吊着沙袋，到处都有手持武器的年轻志愿者——他们随时准备迎接外来的攻击。兰茨贝里斯总统紧张却镇定地站在他们中间，给他们鼓劲。在里加和塔林，就像在维尔纽斯一样，混凝土路障包围了新宣布成立的国家议会的大楼，其中塔林的路障最为壮观。要到达议会大楼，必须穿过像米诺斯迷宫一样的走廊。

谁应该对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流血事件负责？莫斯科的民主人士把矛头指向了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和内务部部长普戈。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罢免他们。他是力不从心吗？他知道该怎么做吗？

夏天，他带着家人去克里米亚度假了。

他的整个亲信团队，在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带领下发起了进攻。8月19日，一场为期三天的政变开始了。坦克包围了所谓的“白宫”，即联邦政府和最高苏维埃所在地，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叶利钦强烈谴责了政变者并组织了一场白宫保卫战。

政变遭到镇压，组织者被投入监狱。后来人们才发现，参与争夺对这个超级大国控制权的坦克部队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们当中许多人没有靴子，只穿着帆布鞋。那些保卫白宫的妇女们可怜他们，跑回家给他们拿吃的。被注入能量的坦克部队则向这些好心的妇女保证，他们不会开火，并且信守了承诺。几天后，莫斯科的媒体报道说，政变开始的时候，其领导人亚纳耶夫的母亲正躺在克里姆林宫的医院里。得知起义的消息后，医院里的病人纷纷从床上爬起来，向那位老妇人致以最衷心的祝贺。当政变失败、亚纳耶夫被捕后，这些病人再次从床上爬起来，但这次他们找到医院的院长，坚决要求把老妇人赶出医院。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来了。8月25日，星期日，举行了在最近的事件中丧生的三位俄罗斯人的葬礼。数百万人涌向克里姆林宫，从那里开始了游行，表达哀思。我听到有个人的声音从远处的扩音器传来。人们都在交谈，没有人注意听。

“谁在说话？”我问。

“戈尔巴乔夫。”有人回答，然后继续交谈。

再也没有人听戈尔巴乔夫说话了，他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

历史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每一时，每一刻。在这场葬礼上，我见证了一个新阶层的诞生。当时我们正站在加里宁大街上等待送葬的队伍，一个穿破旧油布外套的高个子年轻人走到人群中，喊道：“白宫的保卫者，站出来！”

一片寂静。没有人动弹。然而，又经过几次呼唤后，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从人群中站出来。过了一会儿，又站出一个人。没过多久，这支保卫者的队伍就开始壮大。穿油布外套的人很快意识到，这些志愿者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群体，于是他停止招募，开始记录这些人的姓氏，并告诉他们下周二去开会。他们将成立一个组织，也许就叫“白宫保卫者”运动或联盟。他们将获得徽章和证件，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部长、将军、大使。

八月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此后不久，叶利钦解散了共产党，并宣布其为非法（那时的党员接近两千万）。当时我正在基辅。乌克兰共产党的大楼内空无一人，显得格外冷清，两个警察站在大门前，对每个问题都回以沉默，要么就耸耸肩。体制的中坚力量、干部都去了哪里？他们已经设法在国家行政和商业部门担任新的管理职务，或者成为合资企业的负责人——那是新兴资本主义的前哨站。

戈尔巴乔夫想必越来越孤独。他在西方仍然大受欢迎。西方希望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必须讨人喜欢，必须面带微笑、衣着得体，轻松，开朗，幽默，彬彬有礼。突然之间，在六百年无望的等待之后，这样的人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伦敦和巴黎，华盛顿和波恩，都张开双臂，欢欣鼓舞。多么伟大的发现，多么令人欣慰！

年长的美国妇女纷纷去俄罗斯旅行。

“去莫斯科吧！跟戈尔比一起吃午餐！”

俄罗斯人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跟美国游客年龄相仿的俄罗斯妇女，还在为一块肉或一块奶酪排几个小时的队。她们对总书记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他一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定感觉到了周围的空虚正日益扩大。这个系统的支柱之一是所谓的电话法（telefonnoye pravo），即职位较高的官员给职位较低的官员打电话下达指示。罢免斯米尔诺夫，处决科萨科夫。下级官员必须按指示办事，不得提出任何问题。如果拒绝执行，他们自己将被罢免或处决。这种沟通系统可以保证日后不会留下书面记录，也没有决策的证据。问责制度化为乌有。电话法也会反向运转：下级官员在做出决策之前，也会给上级打电话请求批准。因此，上级官员可以通过下级电话的数量、种类和重要程度，来判断自己是否仍然重要。很多领导人都在回忆录上写道，他们之所以意识到自己会倒台，是因为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的频率越来越低，直到彻底沉寂下来。这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预示了降职、开除，甚至是死亡。

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里电话响起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权力中心已经转移到别处：从6月12日起，鲍里斯·叶利钦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并逐渐掌握了帝国大部分领土的统治权。

正是在他的倡议下，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戈尔巴乔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至少未经他同意），于十二月在别洛韦日森林会晤，决定创立一个新的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两周后，中亚五国的领导人也加入这一倡议。新的帝国雏形初现。

戈尔巴乔夫已是孤家寡人。12月25日，他辞去了苏联总统的职务。克里姆林宫降下了带有镰刀和锤头的红旗。苏联不复存在。

我同时在两个屏幕上追踪着改革的命运和帝国的崩溃：电视机屏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几十台电视机的屏幕，因为我经常变换城市、火车站、酒店和公寓）；旅行期间环绕在我周围的这个国家普通的、日常的屏幕。

这是两个剧场不同寻常的碰撞：高层政治的剧场（电视上连续数小时播放最高苏维埃会议、各种高层会议和大会的讨论情况），以及平凡生活的剧场。在寒冷漆黑的清晨排队等待；夜晚栖身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公寓；听到食堂开张、终于能喝上一口热汤的喜悦。

对这两个世界精神分裂般的观察使我注意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物质文化（或日常生活）的时间和政治事件的时间，两者存在根本性的，甚至是无法弥合的差异。在中世纪，这两种时间大致相似、互相兼容，城市建设了几个世纪，王朝的统治也延续数百年。

今天，情况有所不同：城市的建设仍然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统治者常常每隔几年甚至每隔几个月就更换一次。政治舞台旋转的速度远远高于日常生存场景。政权更迭，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变更，但人们的生活却一如既往，依然没有住房，没有工作；房屋依旧破败不堪，道路依旧坑坑洼洼；维持生计的艰巨任务仍然要从早做到晚。

也许正因为此，许多人都远离政治：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驱动它的节奏与普通人生活的节奏不同。

电视在帝国的崩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只需把政治领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呈现出来，让人们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看他们如何争吵生气，如何犯错流汗，如何取胜以及如何失败，只需揭开帷幕允许人们进入最高层、最独家的沙龙，最有益、最具解放性的权力祛魅便发生了。

相信权力的神秘性，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信条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沙皇的肖像还作为圣像悬挂在教堂里。继任者顺遂而欣然地接受了这一传统。领袖的生活被最大程度地包裹在神秘中。他们走路僵硬，不苟言笑，始终保持沉默，目光定格在空间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上。苏联学家研究公报中各种名字出现的顺序，以此推断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结构。这样做自有道理，因为领导人名字出现的顺序、次数、版面位置以及所占篇幅，背后都是详细而严格的指令。负责党内议程的职能部门对此严加看管。看，米高扬比乌斯季诺夫先走上主席台，这里面有问题！一时间流言和猜测传遍整个莫斯科。

电视在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所有政变的策划者都改变了策略：以前他们会袭击总统府、政府和议会大厦，现在他们首先试图控制电视台大楼。最近在维尔纽斯、第比利斯、布加勒斯特和利马发生的战斗都是为了控制电视台，而不是总统府。有一部关于政变的电影剧本是这样写的：黎明时分，坦克出发，去占领电视台，而这时总统还在沉睡，议会大厦一片漆黑，周围空无一人。叛乱者正在向真正的权力所在地发起进攻。

每次重大转型、政权更迭及社会革命都可分为三个阶段：旧制度的瓦解期、过渡期、新秩序的建设期。

苏联正处于过渡期，旧制度的元素与新秩序的雏形交织在一起。今天，过渡期这一概念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事情进展得不顺利？没关系，现在是过渡期。供给出了问题？可以理解，现在是过渡期。老领导还在掌权？别担心，这只是一个过渡期。

考虑到这个国家的疆域之辽阔，以及深刻的历史进程所需的时间之漫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过渡期将持续很长的时间。

过渡期的主要任务、内容和理念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更换政权，创造新的高质量的生活。

两位历史学家——俄罗斯的纳坦·埃德尔曼和美国的理查德·派普斯——界定了俄罗斯所有改革的两个基本特征。

埃德尔曼：俄罗斯的改革总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号召必须源自权力的最高层，逐渐向下渗透，并在那里得到贯彻执行。这一特点造成了改革的局限性。到了某个时刻，动力会减弱，改革陷入僵局，停滞不前。

派普斯：俄罗斯的改革是由外部环境和事件决定的。一种情况可能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受挫，在控制世界的游戏中变得过于边缘化。而俄罗斯国际角色的式微为改革阵营提供了论据，他们说服保守派和其他反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提高效率，实现现代化，从而重返世界舞台。

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情况。至于未来将会如何，时间自会证明。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苏联学家并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但即使是那些相信并预言这个超级大国终将崩溃的人，也担心在权力更迭之前，这个国家会被放火焚烧，淹没在血海之中。

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

它的垮台相对来说没有流血，在俄罗斯族居住的地区则完全没有流血。乌克兰宣布独立时一枪未发。白俄罗斯也是如此。

当代世界目睹了越来越多的“天鹅绒革命”，也就是不流血的革命，或者伊萨克·多伊彻所说的“未完成的革命”。

这些革命的特点是，虽然旧势力正在离去，但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新旧势力的斗争同时伴随着对垒双方各种各样的适应性过程。避免攻击性、避免血腥的对抗是主导原则。

耐人寻味的是，如今，只有当盲目的民族主义、动物性的种族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卷入战局时，流血才会发生，这将是二十一世纪天空中的三朵阴霾。而社会结构转型及其伴随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则要温和得多，确切地说是不会流血的。

回到俄罗斯：时至1994年，苏联的旧制度还剩下什么？

旧的官僚体系：它仍掌握着权力。行政、经济、军事和警察机构，据俄罗斯社会学家估测，总计约有一千八百万人。目前还没有别的方案可以替代这个官僚体系。反对派从未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存在过。异见者总是少数，而且大多数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新的政治阶层出现还需要一些时间，而这个过程一般会持续数年。

两支庞大的军队：俄罗斯军队（其前身为红军）以及内卫部队。边防军和铁道兵仍然存在，还有空军和海军。总计几百万人。

强大的克格勃和警察。

所有的中型和重型工业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包括高度集中的军工复合体。这是一台巨大的军备机器，雇佣了约一千六百万人从事生产和研发。这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国家仍然是土地所有者。在农业方面，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依然占主导地位。

几十年来灌输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旧的社会行为习惯。

旧的法律体系。

除了这些旧体制的机构外，还有另一个巨大而沉痛的遗产——对恐怖和镇压的意识，自1917年开始持续了数十年、在某些年份达到大规模灭绝程度的迫害，仍令人心有余悸。研究这一问题时，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对其规模的估计存在巨大分歧。人口学家塞尔吉·马桑杜瓦测算出的数字最小，根据他的说法，从1918年到1953年，苏联共有五千四百万公民因非自然原因死亡（包括“一战”和“二战”的死难者）。最大的数字则是由伊·库尔加诺夫教授提出的，他说，在1918年至1958年间，共有1.107亿苏联公民在集中营、监狱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丧生（《祖国》，1990年1月）。

还有一个遗产是社会的普遍贫困。住房的贫困，厨房的贫困，生活的贫困。

第三个遗产是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令人震惊的道德堕落：黑帮激增，武装犯罪团伙手段残忍，各种诈骗集团横行。此外，无处不在的帮派甚至渗透到权力高层。包括导弹在内的武器黑市蜂起。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的偷窃行为。腐败滋长。酗酒、强暴、犬儒主义，以及无处不在的、司空见惯的粗鄙。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遗产，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烟雾弥漫的城市，工作场所普遍缺乏通风系统，污染的河流和湖泊，核废料的堆积。最严重的是，五十六座陈旧不堪、负荷过重的核电站——也就是五十六个潜在的切尔诺贝利——无法被关闭，因为它们为大城市提供了照明，为许多工厂提供了能源。

帝国目前所经历的转型其实开始于1991年，并将持续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文化的时间与政治事件的时间之鸿沟可能会变得更为明显。政治方面无疑会有许多进展；但物质进步方面会大大逊色。

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什么？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反对叶利钦的势力想要推翻总统及其政府。很难清楚地确定堡垒两边的团体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保守的，也很难说这一标准在这里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和适用性。官方称，叶利钦集团希望改革，是反对派（主要活跃在议会中）不赞成。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今，改革的必要性是时代和形势的必然，任何执政团体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改革正在崩溃的经济，否则国家会衰落，这个团体也相应会灭亡。

当然，存在着改革节奏的问题。但如何衡量和界定呢？专家们认为，1992年，俄罗斯向前迈出了一步，但这一步本可以迈得更大，甚至可以大得多。换句话说，虽然表面上国家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否仍停留在原地呢？结果，社会普遍感到疲惫和幻灭。也许是因为，叶利钦和许多为他提供建议的西方学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改革的可能性，而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改革意味着改变一个七十年来由铁与血铸成的岩石。要砸碎这样一块巨石，需要多少时间、力量和金钱！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后进、贫穷、疏忽和破败如此强大，以至于一年的时间太短，无法指望任何明显的进步。让我们继续等待十年、二十年吧。

然而，一年的失望足以让政治气氛冷却下来。

人们已经忘记了改革和公开性。

曾在斗争中十分活跃的民主阵营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要么已经瓦解，要么干脆被遗忘。总体而言，在俄罗斯，关于民主的讨论越来越少。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冷漠观望的情绪，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

要求巩固权力（尤其是中央权力）和建立强大国家的呼声正在占据上风。这是一种鼓励威权的氛围，有利于各种形式的独裁统治。

那么未来呢？

这是一个难题。关于当代世界的预言一一破灭了。未来学深陷危机，已经失去了声望。几千年来，人类的想象力是被一个狭小、简单和静止的世界塑造的，今天已无法把握也难以追赶周围飞速变化的现实。特别是由于电子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增长，现实中的万事万物变得越来越多，数以百万计的微粒、元素、单元和生命都在不停地运动、争斗，形成新的构造、排列和组合，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把握，无法阻止，也难以描述。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我们可以假定，有三个进程将在俄罗斯的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一个进程，是融合势力和瓦解势力之间的斗争。民族主义。俄罗斯人希望维持一个庞大而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超级大国，而各种非俄少数民族会越来越明确地追求自治目标。这些少数民族目前只占俄罗斯联邦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也即一亿两千万人口是俄罗斯族），但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是俄罗斯族的五倍，这意味着俄罗斯族的人口比例正在迅速下降。俄语的使用范围也在缩小。在原来属于苏联的领土上，讲俄语的人越来越少，学习俄语的人也越来越少。在旅途中，我在一些地方用俄语交流遇到了很多困难，尤其在和年轻人交谈的时候。老年人的俄语最好，年轻人不怎么懂，小孩子则完全不懂。

（关于俄罗斯族还有一个事实：他们中仍有两千六百万人生活在俄罗斯联邦境外，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他们的未来还不确定。）

非俄人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俄罗斯联邦的“亚洲化”进程，而这一进程因为日耳曼人的移民，特别是大批犹太人的移民而大大加速。后者感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新的迫害和杀戮的阴影。

融合与瓦解之间的斗争也可能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就边界问题展开。在过去的苏联，边界问题始终是一个定时炸弹，从1921年到1980年间，当时的加盟共和国共经历了九十多次领土变更和边界修订。1990年，这些共和国之间发生了五十多起边界冲突，如今这一数字可能更高。其中许多边界与非洲一样，跨越的是同一民族居住的土地（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边界就是这样）。

宗教之间的对抗可能会成为边界冲突的另一个根源。伊斯兰教正在经历剧烈的复兴，它是说突厥语的民族的宗教，而在原来属于苏联的领土上，生活着大约六千万这样的居民。

除了融合与瓦解之间的对抗，第二个进程是，根据物质条件的不同，社会将逐渐分化为两级。一级是富人（越来越富），另一级是穷人（越来越穷）。与所有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一样，俄罗斯的两极分化现象将格外鲜明、刺目且富有煽动性。这将是以最原始、无情、咄咄逼人的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或伪资本主义。

第三个进程将是发展本身。让我用一个笨拙的术语来概括这种发展的本质：飞地式发展。在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如荷兰或瑞士，我们会注意到，四周整个物质世界的发展水平大体一致：房子粉刷得整整齐齐，所有窗户上都有玻璃，道路上是平整的沥青，交通线路规划良好，各地的商店货品齐全，餐馆温馨而整洁，路灯明亮，草地修剪得平整一新。而在一个飞地式发展的国家里，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典雅的银行矗立在破旧的公寓楼中间；豪华酒店被贫民窟包围着；从灯火通明的机场一头扎进肮脏阴暗的城市；在迪奥专卖店闪亮的橱窗旁边，是脏兮兮、空荡荡、黑咕隆咚的本地商店；豪华汽车停在陈旧、恶臭、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旁边。资本（主要是外国资本）建造了芬芳明亮的避风港，即那些漂亮的飞地，但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发展国家的其他地方。

俄罗斯人正在开展一场大讨论——怎么办？有人说，要回归本源，回到旧俄罗斯。索尔仁尼琴认为，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是一个辉煌的国家，“富饶而繁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如何重建俄罗斯》），后来这一切都被毁掉了。然而，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所描绘的俄罗斯，也并非一幅田园诗般的景象。

1890年，安东·契诃夫写道：

我们在监狱里折磨数以百万计的人，无端地、毫无理智地、野蛮地折磨他们；我们把人用锁链锁起来，驱赶他们穿越数千公里的严寒，让他们染上梅毒，让他们堕落，让犯罪成倍滋生，又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沉溺在酒精的狱警。整个文明的欧洲都知道，责任不在狱警，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关心，我们不感兴趣。（《书信集》，第一卷）

回归旧文化？但俄罗斯文化要么是贵族式的，要么是农民式的。而现在既没有贵族，也没有农民。这里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从来不多，而且总是外来的。

这个社会，尤其是智识阶层和民主人士，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悖论。

比如，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如何让社会参与国家治理？如何让国家实现民主化？

俄罗斯的土地，其特点和资源总是站在国家权力这一边。俄罗斯土壤贫瘠，气候寒冷，大部分时间昼短夜长。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土地产出微薄，经常发生饥荒，农民太贫穷以至于无法独立。地主或国家一直对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农民深陷债务，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沦为农奴。

与此同时，这片土地又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储量丰富。但这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营利很容易被垄断，尤其是被一个强大的官僚专制国家所垄断。这样一来，土地的贫瘠和富饶都对人民不利，都会助长政权的气焰。这是俄罗斯的一大矛盾。

然而，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大型社会拥有强大的内在力量，拥有充足的生命力和取之不竭的动力，能够从最严重的挫折和危机中走出来。

中国从屈辱和饥饿的深渊中振作了起来，开始独立而成功地发展。印度也是。还有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人口众多，文化复杂，不乏忍耐力和创造力，即使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取得惊人的成就。人类发展的这一普遍法则，自然也适用于俄罗斯。

还有一点：令俄罗斯着迷又心怀疑惧的西方国家总是愿意帮助它，哪怕只是为了自身的和平。西方会拒绝其他国家，但它会永远帮助俄罗斯。

一个冬天，在俄罗斯的田野上，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尼古拉，驾着他的三轮马车：

尼古拉环顾四周，再次检查他的马匹。四周神奇的平原仍沐浴在月光和点点繁星下。

“扎哈尔喊我向左转，但我为什么要向左转呢？”尼古拉想，“我们要到梅柳科夫家了吗？这里是梅柳科夫卡家吗？天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天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