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一滴眼泪都没流，但我很难接受母亲的死。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过，可能那种痛苦一直都没真正离开。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麻木、粗俗的女人，我很怕她，一直都想远离她。在她的葬礼结束之后，我感觉好像忽然下起了一场大雨，看看周围，没有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有好几个星期，无论白天还是夜里，我感觉到处都是她的影子，到处都是她的声音。那就像一股青烟，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导火索也会燃烧起来。我很懊悔，在她生病时，我才找到了另一种和她相处的办法，我甚至回忆起了我小时候，她还年轻时的一些愉快的时刻。我的愧疚感让怀念一直在持续，我在抽屉里放了她的一个发卡、一块手帕，还有小剪刀，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戴着她的手镯也还不够。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怀孕时，我的胯部又开始疼了，生产完之后那疼痛还没消失，我选择不去看医生，我保留着身体的疼痛，就像那是我母亲给我的遗产。

还有她最后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相信你”），也陪伴了我很长时间。她临死时确信：按照我的性格，还有我积累的资源，我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这种想法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响，后来真的起了作用。我决定向她证明，她说得对，我打起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开始利用那些空暇读书写作。我对那些琐碎的政治失去了兴趣——五个政党联合起来统治这个国家，它们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争执，这都是尼诺积极参与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打不起精神，但我继续关注这个国家的暴力和腐败问题。我一直在阅读女性主义的资料，我最后一本小书的影响还在，我给针对女性读者的新杂志投稿。但我得承认，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让我的出版社相信，我的新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大约两年前，出版社给我预支了一半稿费，那是很大一笔钱，但我自己这两年基本一事无成，我感觉很吃力，还在寻找素材。那个主编，就是给我预支了那笔钱的人，从来都没给我施压，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工作进展，假如我避而不谈，那他也不深究。因为要说实话的话，我会觉得很丢脸。后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晚邮报》上出现了一篇带有讽刺色彩的文章，里面赞扬了一部处女作获得的成功，然后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整个意大利青年文学还在等着我许诺的那本书。几天后，我的主编经过那不勒斯，他来参加一个盛大的研讨会，他要求见我。

他严肃的语气马上就让我很担心，在将近十五年的合作中，他从来都没让我感到压力。他站在我这一边，对付阿黛尔的阻挠，他一直对我都很客气。我做出一副愉快的样子，邀请他到塔索街上的家里来吃饭，这让我很不安，也很辛苦，但我请他来家里，是因为尼诺想出版一本新的杂文集。主编的态度很客气，但没表露出多余的情感，他对我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然后赞扬了伊玛，送给黛黛和艾尔莎几本色彩非常鲜艳的小书。他耐心地等着我弄完饭菜，照料几个孩子，我让尼诺和他谈那本想要出的书。后来，到了这次会面的关键环节，他说他想知道，他能不能做计划，在那年秋天出版我的小说。

我脸红了，问道：

“一九八二年秋天？”

“是一九八二年秋天。”

“也许可以，我还以为晚些时候呢。”

“你现在知道就好。”

“但我距离收尾还有点儿时间。”

“你可以先让我看看你写的。”

“我还没准备好。”

他沉默了，喝了一小口葡萄酒，用一种严肃的语气说：

“埃莱娜，到现在为止，你一直很幸运，上一本书的反响尤其好，你赢得了声誉，也赢得了很多读者，但这些读者需要经营，假如你失去他们，你也失去了出版其他书的可能。”

我觉得很难过。我明白，阿黛尔一次次的抗争，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非常有文化、彬彬有礼的男人。我想象着彼得罗母亲的话，她的措辞：“这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南方女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可爱，但却精于算计，会骗人。”我痛恨我自己，因为在这个主编面前，我正好证实了这些话。面对桌上的甜点，主编用短短几句话就拒绝了尼诺的提议，他说，现在出版杂文很难。大家都有些尴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谈到了伊玛，直到我的客人抬起手腕看表，说他要走了。这时候我忍不住说：

“好吧，我会准时交稿，保证在秋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