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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孩子  作者:埃莱娜·费兰特

有很长时间,我都很难搞清楚恩佐犯了什么事儿。莉拉对他的态度变了,不再那么充满敌意,她打起精神为他四处活动,面对这个新考验,她一声不吭,非常坚决。当她发现,国家不承认她类似于妻子的身份——因为她和斯特凡诺没办离婚手续,也没和恩佐正式结合,所以她不能和恩佐见面,她非常气愤。她花了很多钱,通过正式以及非正式的途径,让恩佐感觉到她的支持和关心。

这段时期我又去找了尼诺,我从玛丽莎那里得知,要想得到尼诺的帮助简直是痴心妄想,他甚至都不会为他父亲、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动一根手指头。但在我的请求下,他马上就行动起来了,也许是想在伊玛面前有面子,也许他想要在莉拉面前展示他的权力——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无论如何,即使是他,也没能搞清楚恩佐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几个不同的版本,连他自己都觉得他说的不可靠。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是和娜迪亚有关,在她哭哭啼啼的陈述当中,她提到了恩佐的名字。她提到了那个时期,恩佐、帕斯卡莱曾和法院路上的那些工人和学生组织来往密切。她把早年一些抗议性行动归到了他们身上,就是毁坏居住在曼佐尼街上的北约官员的财产的行动。当然,那些审讯者想证实恩佐也参加了帕斯卡莱的其他众多的犯罪行动,但他们没什么确切的证据。他们开始推测,恩佐和帕斯卡莱一起采取了一些非政治性的行动。也许娜迪亚认为,那些血腥事件中有一部分,尤其是谋杀布鲁诺·索卡沃,都是帕斯卡莱执行的,但所有这些都是由恩佐策划的。也许娜迪亚说,她从帕斯卡莱那里得知,杀死索拉拉兄弟的人有三个——他、安东尼奥·卡普乔还有恩佐·斯坎诺,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情同手足,他们跟索拉拉兄弟有很多个人恩怨,所以决定报仇雪恨。

那些年情况非常复杂,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经过长期学习获得的技能、坚持的正确政治路线,忽然间变得很没意义,没必要在上面浪费时间。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工运中心主义忽然都变成了过时的标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榨,利益最大化,这些之前被认为是让人痛恨的事,现在又成了自由和民主的基本点。同时通过或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国家开始用强硬的办法清算以前的革命组织留下的问题。经常会有人被暗杀,或者被关进监狱,一些普通人也会仓皇逃跑。像尼诺那样的人,他已成了议会成员,或者像阿尔曼多·加利亚尼那样的人,他通过电视已经小有名气了,他们早就意识到,形势会发生变化,他们马上就适应了新局面。至于像娜迪亚的人,警察会让他们老实交代,很明显,他们会通过告发自己的同伙,来洗清自己。我想,像帕斯卡莱和恩佐那样的人不会那么做,他们一定还在继续思考、表达、进攻和捍卫自己,他们会提出他们在六七十年代学到的那些口号。实际上,帕斯卡莱在监狱里依然坚持斗争,对于那些国家公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他没揭发别人,也没有为自己开脱。恩佐当时是开口了,他是用那种很简洁的方式斟词酌句,表达了自己身为共产党的感情,同时否认别人对他的指控。

同时,莉拉在监狱外面,也集中她的聪明才智,还有她的坏脾气,和那些非常昂贵的律师一起投入了一场战斗,想把他捞出来。恩佐是一个幕后策划者?一个战士?他什么时候做的这些?假如很多年里他从早到晚都在“Basic Sight”工作,他怎么可能会和安东尼奥还有帕斯卡莱一起把索拉拉兄弟杀了,假如同一时间他在阿维利诺,而安东尼奥在德国?除此之外,假如他们都在城区,但大家对他们都非常熟悉,无论他们戴不戴面罩,一定都会被认出来的。

但没办法,法律机器勇往直前,后来我开始担心莉拉也会被逮捕。娜迪亚说出了一个又一个名字,警察把那些在法院路上参加活动的人一个个都抓了起来:有一个是在粮农组织工作的人,有一个是银行职员,还有阿尔曼多的前妻伊莎贝拉也没躲过这一劫,虽然她现在已经是国家电力公司的一个技术人员的全职太太。尽管大家都很担心,但娜迪亚只放过了两个人:她哥哥和莉拉。也许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想着,把恩佐牵扯进来对于莉拉已经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或者她一直都很痛恨莉拉,但从根本上来说,也许很尊敬她,经过再三犹豫之后,她决定放过莉拉。要么就是她很害怕莉拉,她害怕直面莉拉。但我更乐意相信,因为她知道了蒂娜的事情,她对莉拉产生了同情,或者更进一步说,假如一个母亲受到了这种打击,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到她了。

但对于恩佐的那些指控慢慢澄清了,那都是一些没根据的事。这次法律失手了,开始变得疲惫。总的来说,经过很多个月的调查,只有极少的几个问题站得住脚:他和帕斯卡莱是老朋友;在圣约翰·特杜奇奥时期,他是工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有赛里诺山上的一座小破房子——帕斯卡莱的藏身之所,是从他阿维利诺一个亲戚那里租的。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审判,开始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恐怖分子首领,策划执行了一些非常残酷的犯罪行为,后来成了一个武装斗争的支持者,再后来就连那种支持也成了一种泛泛的观点,从来都没变成犯罪行为,最后恩佐被释放了。

但距恩佐被逮捕已经过去了两年,在城区里大家都开始觉得,他是一个比帕斯卡莱·佩卢索还更危险的恐怖分子。我们从小都认识帕斯卡莱,他一直都在干活,根据街头巷尾的传说,他唯一的错误就在于,他是一个忠于自己理想的人,尽管柏林的墙倒了,但他也不会脱去共产党员的外衣,就好像他父亲把这层外衣缝在了他身上,他永远都不会退缩,他把别人的过错也扛在了自己肩上。他们说,恩佐很聪明,他通过“Basic Sight”的生意把自己伪装起来了,尤其是他背后的人是莉娜·赛鲁罗——他的主心骨,一个比他更危险、更聪明的人物。他们俩应该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总之,那些闲言碎语让人们觉得:他们俩是真正杀人放火的人,但他们非常狡猾,逃脱了所有惩罚。

在这种气氛下,因为莉拉之前的漫不经心,还有后来在律师身上的大笔花费,他们的公司一直都无法重新启动。他们商量着把公司卖掉,尽管恩佐之前经常预测,这个公司值十亿里拉,但后来他们很艰难地才卖出了一亿里拉。一九九二年春天,他们已经不吵架了,他们分开了——无论是作为生意伙伴,还是作为同居伴侣。恩佐把大部分钱都留给了莉娜,他去米兰找工作。有一天下午,他对我说:“你要多关心她,她一直跟自己过不去,到老了会更难过。”有一段时间,他一直给我写信,我也给他回信,他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后来就没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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