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谈到了，手机的迅速普及对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环境的人都造成了影响。对于婴幼儿来说，手机宛如全能保姆，可以记录孩子的成长、督促孩子养成好习惯，也提供种类繁多的App供他们娱乐。对于老年人来说，手机可能让他们掉入欺诈的陷阱。对于主妇来说，她们可以利用手机赚小钱补贴家用，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因此疏于照顾家人。对于上班族来说，手机可能时刻掌握他们的行踪，就算下了班，也很难完全抛开它。

在这么多问题当中，我个人最担心的还是手机与孩子的关系。尤其是初高中学生在使用手机方面，已然超出成年人的想象，衍生出了新的问题。

比如“霸凌”这个问题。当我们看到网络霸凌、SNS霸凌这些字眼时，很难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本质。“中学生收到别人在LINE上发给他的恶意评价，深感苦恼，最终自杀了”，即便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也很难理解他究竟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又面临过何等的痛苦处境。

尤其是现在校方应对的态度并不积极。2009年，文部科学省曾下达通知，全面禁止公立中小学的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自此，“校内不能使用手机”就成了“校内不会发生手机霸凌事件”的托辞。

有的地方政府还增加了“禁止小学以下的孩子使用手机”的规定，不过这也成了“连手机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霸凌”式的话语挡箭牌。

“不能”“禁止”，面对这些字眼，又谈何应对措施？我曾经在采访某地教育委员会的高层时，听到他这样说：“给孩子们买手机的、让他们用手机的都是监护人，对吧？就算他们在校外玩手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学校这边也没法担责任。打个比方，父母给孩子买了自行车，孩子在街上出了交通事故，就不能说是学校的责任了。手机也是同样的道理。况且我们很多教职员工自己就没用过LINE，又该如何让他们教导孩子呢？”

这位高层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另一方面，网络霸凌、SNS霸凌大多时候都是从学校的人际关系演变出来的。同一个班级、社团、前辈与后辈之间出现了嫌隙，SNS不过是将这些矛盾放大了而已。

如此说来，学校确实应该和家长一同关心孩子，一起解决问题。可正如刚才那位高层所说的，“很多教职员工自己就没用过LINE”，实际操作起来又很困难。即便是家长，一些父母也认为“反正我家孩子不会做什么奇怪的事”“学校总不能什么都不管吧”，觉得责任不在自己。

受到霸凌的孩子们很难对身边的大人们吐露心声，就算和他们说了，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因为他们只会和他讲一些没用的理论，没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