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白：“五四”的精神是浪漫的精神，“五四”寻求自我解放对于我们大学时代的生活确实有影响。傅斯年校长把“五四”开放的风气带来台大，有形无形地使台大成为北大的延续，我们也有形无形受到了感染，虽然对于北大精神，当时我们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

梵：傅斯年先生的确把北大的精神带到台大来。当年的北大，不论是“古朽”如辜鸿铭、“新派”如胡适，都被聘请到北大教书，而学生们可以处处向老师挑战。我们当年进台大，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自由。记忆中，胡适先生有次从美国回来，曾在大操场上演讲，好几百的同学去听，我们觉得他是学术自由的象征。此外，殷海光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那时我虽然没读过三〇年代的文学作品，甚至徐志摩的文章也读得很少，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就是北大的继承，“五四”精神的延续。

白：也许是浪漫，也许是自由，我们经常逃课，但是逃课不是为了贪玩，而是为了看书。当时外文系不像现在每位老师都很好，我从外文系逃到中文系去听课，那时中文系有几位老师的课我很喜欢，像叶嘉莹老师说诗，郑骞老师讲词，使我得益很大。读中国古诗词，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中外文学是通的，光了解西洋文学不够完整，一定要对中国文学有相当的了解才行。李欧梵现在在读明末李渔的作品，我正在看宋末元初的诗。中国文学有很丰厚的宝藏，我们一辈子只要窥得一二就受用不尽。

当然除了中国文学，英文我还是念的，在这方面李欧梵最有成就，我们称他是我们的“conductor”（指挥），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功力是位“百科教授”。我记得李欧梵在英文下的功夫是把《飘》的单字，从头到尾都查了字典。我呢？《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一千二百页，也全部查字典，硬是下苦功。

梵：大学时代我是背字典的，有一年暑假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背字典，背到“P”就开学了，所以我的英文单字“P”以后就比较少。当时我们的风气，上课是读书的一部分。大学毕业后我到国外念书，老师不讲课，一上课老师就问我：“李先生，你觉得这本书如何？”我答不出来。国外讨论课，基本上老师不讲，这是新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各位同学读书要有自己的主张，即使乱吹也要吹出自己的主张。

大学时代，我自己很尊敬的老师是曾约农先生，他不但英文造诣深，国学底子也厚。他教“英国文学”的课，是真正能为我们分析英文用法的老师，他可以把邱吉尔的演讲写下一段，空一个字，然后列出四个单字，问我们用哪一个字才正确，再分析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字的原因。他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白：我们是夏济安先生的“末代弟子”，他教完我们“英国文学史”就到美国去了。他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夏济安先生办的《文学杂志》，我没进台大之前就看了。这本杂志真正介绍了一些西洋文学，也指出一条文学的道路。我在上面读到夏济安先生、夏志清先生、林以亮先生等人的文章，前一辈的学人学问的确扎实深厚，我当时就决定有机会一定要找夏济安先生求教。进了外文系，我写了一些东西，想给夏先生看却不好意思，于是借口向他请教英国文学，半天之后才把文章拿出来。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他看了说可以刊登出来，这一下子我不得了，门打开了；如果他当时说：“不行，拿回去。”我想我下头不敢写东西了。夏先生很鼓励我，他的好处是批评时一针见血。别人要长篇大论写一本书都讲不清的东西，他三言两语就把重点提出来了。他眼光锐利，见解确是与众不同。殷海光先生启发性也很高。他们鼓励我们独立思想，不要把别人的话装到脑子里去，一定要自己去想，要有独创性。

梵：大三那年，朱立民老师从耶鲁大学得博士回来，代课大三英文。当时我自认英文“学贯全世界”（现在说这话我自己都脸红），我拿了最得意的一篇作品给他看，自己觉得这篇文章花了好几个月写出来的，生字之深，已到无懈可击的地步。朱先生一看，第一句话说：“你写得很好。”我立刻说：“请朱先生指教。”他讲：“你的文句太长、太啰嗦了。”开始帮我修改。后来他把文章还我时，我发现每个句子都删了、改了，不知花了他多少时间。他也是一针见血的看法，这对我影响很大。他改了我文章的第二个星期，我就觉得自己英文造诣又高了一段。各位同学，你们在各学门练习的阶段，难免会迷迷糊糊，如果有一良师指导，会发现从“量变”变成“质变”，产生新的典范。不过，若自己不努力，再好的老师也不一定能启发。

我们当时逃课，正如白先勇所说是为了看书，也幸亏有同学上课笔记做得好，考试可以借我们看。各位上课记笔记时，不必老师说的每句话都记。我自己教书这么多年，知道老师上课有一半是废话，譬如我思想一个问题时，会先讲几句废话。上课，一定要知道老师的主要论点，特别是学文学，如果老师没说出论点，就要发问。记笔记时总要做比较批判性的思考，与老师一起思考。我们当时逃课，主要也是有些老师没思考只是拿讲义念。现在大家的老师都很好，没有逃课这个问题，因此重要的事就是养成提问题的习惯。另外，我要说一段王文兴的故事。我们两人个性完全不一样，可是非常的熟。我背英文生字是把单字用小本子写下放在裤子后口袋里，从板桥家里到台北的两小时汽车时间就背单字，背演讲词。王文兴除了背英文单字，他的中文也是一个字、一个成语的查记，同时把自己想出的好句子写下来。他在文字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才能写出《家变》这部作品，绝对不是故作惊人之论才写的。与王文兴交往，我才发现文字除了卖弄以外，还要有收敛的功夫。

白：我选过朱立民先生的《美国文学》，朱先生的英文真是漂亮，讲起来很迷人。

王文兴除了与我一起办《现代文学》，还一起受训。有一次打靶太渴了，我们两个就去偷西瓜，没刀子就把西瓜往地上摔成两半，两人坐在地上又吃又笑，没料到排长就站在我们后面。等我们发现时，放也不是，只好低下头继续吃。大学时代真有冲动做一些越轨的事情。

六〇年代时，我们一批同学办了《现代文学》，我们还郑重其事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相片里有林耀福、李欧梵、我、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当时我们除了逃课、看书，就是办起杂志来了。

做学生没有钱，林耀福把当家教的钱全掏出来，其他的人也都捐钱，同时我再另外去筹钱，然后写文章的写文章，翻译的翻译，《现代文学》就这样艰难的诞生了。我们的动机是受了《文学杂志》的影响。我们办杂志时，夏济安先生到美国去了。那时我们的学问都不够，没名作家的支持，这样也好，凡事自己来。杂志没人看也没关系，我们自己看。

梵：第一期卖了几本？

白：七百本。

梵：有那么多？不是三百本？你自己买了一百本。

白：那是买来送人。我们拉订户，外文系的同学都捉来做订户，家里的亲戚也拉了来。洪智惠（欧阳子）家亲戚很多，统统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订户。

这本杂志对我们的意义很大，多少年来一直是我们的精神联系。不论大家隔得再远，只要一句话“《现文》需要稿件”，大家马上支持，这是大家对文学恋恋不舍的热忱。各位现在条件比我们好，只要有心，很容易做出比我们好的成绩来。

我们编《现代文学》时，还有一位好同学张先绪，和李欧梵最接近。欧梵，你谈一谈。

梵：张先绪是很有才气的人。我们这群同学，除了先勇的国学好，诗词都会背以外，张先绪也是古文都可背诵的一个。有一次曾约农先生叫我们英译中，大家都译白话，只有张先绪译成文言。他具艺术感，会画画，我们让他设计《现代文学》的封面。除了绘画，他的音乐也很好，我们两人常在别人午睡时，我们不睡，一起散步。他唱管乐我唱弦乐，他唱弦乐我就唱管乐，所以我们交响乐的知识就这样唱出来的。在读英文上，他写名词，我就写动词；他写形容词，我就写副词，互相练习看谁英文背得多。后来我们看英国文学的书，他看十八世纪的。我想各位看书不一定非二十世纪不可，十七、十八世纪的书都可以看。外文系照样要看中文系的书，中文系也该看外文系的书，互相支援。读书的态度一定要严肃，而且要是“书呆子”式的读法，随时随地读书，订下四年读书计划，课内课外的书都要读。

张先绪这样有才气的人早逝，我个人觉得很惋惜。他设计了《现代文学》封面之后，我记得我设计的是广告。我和戴成义（诗人戴天）一起，他把脚放在一张纸上，我把它描了下来，挂在外文系办公室，作为《现代文学》第一期的广告。

---邱彦明　记录

---一九八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