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听到从台湾传过去王祯和逝世的消息，当时心中不禁一震。虽然知道王祯和多年疾病缠身，但是突来的噩耗，一下子还是难以接受。王祯和跟我是六〇年代一齐写小说的文友，是台大外文系的学弟，又曾经参加过《现代文学》。同侪凋零，令人惊心。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奋勇的在抵抗癌症的侵袭，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病中，创作欲却特别旺盛，写出一本一本的小说来，文学创作，似乎变成了他的武器，挑战病魔，揶揄死神。可能他相信，只有艺术不朽，能够超越死亡与时间。然而这样一个强韧的创作生命，竟也不支倒下。王祯和盛年殒折，是台湾文学重大的损失。

王祯和跟我私下往来并不多，可是我们却曾结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学因缘。王祯和在台大二年级时候写成的第一篇小说，是他亲自交到我手上替他发表的。我看了《鬼·北风·人》，当时便警觉到，这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声音，一个新的文学感性。《鬼·北风·人》登在《现代文学》第七期，那是一九六一年三月，王祯和才二十岁，写出了他出手不凡的第一篇创作。那一期我们用了顾福生的画做插图。我替王祯和的小说选了一幅题名为《我要活下去》的素描。画中是一个没有头的人体，双手却倔强的合抱在胸前。这幅画颇能点题，有点像小说中秦贵福的姿态。杂志出刊，我们在文学院的走廊墙壁上贴了一张大海报，把《我要活下去》也画了上去，以王祯和的小说为主题。一个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刊出，一定是很兴奋的。王祯和在回忆《现代文学》的一篇文章《二十七年前》中这样写道：

后来接着王祯和又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快乐的人》、《永远不再》（后改题为《夏日》），这两篇小说也各有特色，已经看得出来，王祯和是一个在小说艺术上，不断创新求精的作家。我们毕业后去服兵役，王祯和跟他同班的两位学弟郑恒雄、杜国清便正式参加《现代文学》，接手帮忙社务了。因为杂志社没有钱，校对要自己动手，王祯和他们还得坐公共汽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杂志推销也得自己来，王祯和曾努力销出《现代文学》三十多本，也算贡献不小。《现代文学》是王祯和文学生涯的起点，他的几篇成熟后的杰作，却是后来在尉天骢等人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的。

一九七〇年，阴错阳差，我又开办了“晨钟出版社”，那时候自许甚高，专门出版严肃文学作品。小说当然是重要部门，我去找王祯和商量，要替他出小说选集，他欣然同意。这便是“晨钟”一九七〇年十月出版的《寂寞红》，集子选了五篇小说：《那一年冬天》、《永远不再》、《月蚀》、《寂寞红》、《来春姨悲秋》。是尉天骢写的序，封底摘录了姚一苇先生的评论。猩红色的封面却是我选的。选集出版，反应很好。于是一九七五年九月，“晨钟”又替王祯和出版第二本小说集《三春记》，也收入了五篇小说，还附有他一个剧本《春姨》。集子封面是由郭震唐设计的，上面画了一个滑稽人物拉开裤子看自己，大概是《三春记》中那位雄风不振的区先生吧。可惜这本小说集出版没有多久，“晨钟”便关门了。原来开出版社也是在做生意，赔钱的生意是做不长的。那时我不懂这些，一味只想出好书。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从堆积如山的旧书里找到了晨钟版的《寂寞红》与《三春记》，这两本书现在看看，还是很可爱，可是算一算却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书在人亡，真是令人不胜今昔。

一九七九年，《中国时报》第三届小说奖，我正好做评审委员，时报设有推荐奖，当时王祯和的小说《香格里拉》正在人间副刊登出。《香格里拉》是一篇极动人描写母子情深的小说。王祯和十分推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他这篇小说，颇有小津安二郎平实自然的风格。我极力推荐《香格里拉》，后来这篇小说终于得到首奖。可是那时我们已经听闻王祯和患了鼻咽癌，大家都不免暗暗为他着急。

评论王祯和的文章，向来不乏。王祯和逝世时，《联合文学》还为他举行了一个作品研讨会，收容了不少篇的评论。这些文章从各种角度来探讨诠释王祯和的小说，但迄今还没有一本全方位研究王祯和小说的专著问世。王祯和是一位有开创性的小说家，他最好的几篇小说《来春姨悲秋》、《嫁妆一牛车》、《香格里拉》、《老鼠捧茶请人客》，我相信可以传世，他的作品在台湾小说史以及中国小说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王祯和逝世已经六年，可以盖棺论定了。高全之这本《王祯和的小说世界》是研究王祯和全部作品的第一本专书，来得恰逢其时。

二十年前，高全之便出版了《当代中国小说论评》一书，里面收集了他从学生时代便开始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论及欧阳子、黄春明、七等生、水晶、林怀民等人的作品，他对六〇年代崛起的一批作家是相当熟悉的，因此他研究王祯和的这本专著便有了六〇年代台湾文艺思潮作为参照。高全之在大学主修数学，后来从事电脑工作，但文学，或者说小说，却是他一生精神所托。我有一个感想，往往一些本行是医、理、工而又爱好文艺的读者，他们有科学分析的训练，态度客观，不容易为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所左右，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及了解，反而更加直接，而常常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新鲜见解。近年来世界上各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一些理论家挟着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政治、经济各种学科中一些新奇理论，入侵文学领域。于是一阵“解构”、“颠覆”，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段。论来论去，好像都是与文学本质不是很相关的议题，文学的艺术性，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却偏偏给忽略了。我对文学，倒是一直抱持着一个相当古老的看法，文学作品总应该走在文学理论的前面，没有作品，又哪里来的理论呢？高全之这本专论，并没有依附任何特定的理论，他是秉着极为虔诚谦抑的态度，去研究王祯和的作品的。他凭着冷静的分析头脑、敏锐的文学感性，以及中年人对人生的深刻体验，精心细读王祯和的作品，多年酝酿，终于得出了一些阅读心得及独创见解来。

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里，有宏观鸟瞰式的整体总论，有单篇深入的精微分析，他侧重王祯和在小说艺术上苦心孤诣的实验与开创。但他也从不忽略王祯和小说对社会的关切，他论到王祯和如何写生命卑微，人生命运，他比较王祯和与黄春明小说对娼妓的态度。他也举出王祯和小说人物一项重要的论题：母亲形象。他的这些论点，许多前人也曾提过，但高全之却往往能推陈出新，独具慧眼。有时他甚至独排众议，另创一格。

《王祯和的小说世界》第一篇长达四十三页的总论开宗明义，标题为《王祯和的小说艺术》，这便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从王祯和留下来少数的序言、访问、演讲稿，以及我对他创作的了解，王祯和创作最大的追求，便是小说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不断的创新求变。高全之解说了王祯和小说几个重要的主题关切之后，又提出王祯和小说的叙事观点及他的小说语言来仔细分析讨论——这也是大家都论过的题目。但论到王祯和的小说，就不得不突出这两项要目来，因为复杂多变的叙事观点以及丰富多元的生动语言，正是王祯和小说的一大特色，可论的地方还是很多。王祯和对小说的叙事观点一开始便有浓厚的兴趣，他每写一篇小说，在叙事观点上，几乎都有创新的实验。一个小说家写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如何选择叙事观点，叙事观点一旦选定，一锤定音，整篇小说便定了调。王祯和自己承认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提创的单一观点曾经潜心研究过，他的多篇小说也以单一观点叙事为主。詹姆斯是西方现代小说的一代宗师，他的小说以心理分析见长。王祯和的小说采用单一观点时，优点是能马上带领读者切入小说角色的内心，他又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有时甚至拔高到意识流动，因此小说角色内心的波澜起伏，种种隐秘思念，都一一披露出来，于是来春姨内心的挫折悲怆、万发的尴尬无奈、老祖母的焦急哀怜，我们都深切感到，因为王祯和借着他的小说角色，徐缓不急，娓娓道来，一腔心事，都诉诸读者。我们读王祯和的小说，都会明确的听到一个特殊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作者的，也是作者托借小说人物的，这个“声音”极具魅力，能够抓住我们读者，跟着它，崎崎岖岖，从头走到底。

但王祯和又不完全满足于单一观点的叙事方法，他不甘受拘，同一篇小说中，他又另外创造一个叙事者，时常跳出来，指指点点，讲评一番。中国传统小说如“三言”“二拍”，作者常常忍不住，要跑出来向“看官”箴世规劝几句。英国十九世纪的小说，作者也喜欢直接向“Dear Reader”说长道短，但王祯和这个作者化身的叙事者，却转化成喜剧角色，有点像京剧开场，插科打诨的丑角，嬉笑怒骂，却暗含针砭。姚一苇先生是第一个发觉《嫁妆一牛车》是一篇杰作的评论家，他论这篇小说时，对王祯和这个喜欢嘲弄的叙事者论之甚详。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祯和要在他的小说中推出这样一个突梯滑稽的叙述者来搅局呢？王祯和自己说过：“好作品不能太感情用事，用喜剧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意念应该是最理想的方式。”我们还是拿《嫁妆一牛车》作例来说明他这个理念，本质上这是一篇极其辛酸的故事，王祯和写这篇小说时，曾经“边看边掉泪”，但他却深知写小说不能随便流泪的，小说的第一大忌便是滥情感伤。但像万发典妻这样悲苦的故事，一个处理不小心，就很容易会滑入感伤的滥调中。因此，这个突梯滑稽叙事者的设计，便是王祯和的一种策略，以这个叙事者嘲弄戏谑的口吻腔调，来冲淡调和这个本质上充满悲苦的故事。又因为王祯和在这篇小说中，把两种叙事观点——由万发的角度的单一观点及嘲弄者的观点——交互运用得十分灵活圆熟，使得万发与嘲弄者两人一唱一和，一搭一档，丝丝入扣，整篇语调一气呵成，表面上嘻嘻哈哈，骨子里满怀悲凉。王祯和成功的把万发塑造成了阿Q式可笑复可悲的荒谬喜剧人物。《嫁妆一牛车》当然还有其他成功因素，但王祯和在这篇小说中，观点运用得当，却是首要条件。但王祯和观点运用的实验，并非每次都成功的。高全之指出了《素兰要出嫁》中，辛嫂发觉女儿素兰被丈夫锁在小木屋里，那个嘲弄叙事者，突然“Oh, My God！”也用了上来，而且接着一篇大鼓词式的打油诗，把素兰形容一顿。读者至此，有点不知所措起来，因为辛嫂不是像万发一样的滑稽人物，突然对她取笑一番，不免感到唐突。

王祯和曾为文学下界定：“把正确的字放在正确的地方。”[《在乡土上掘根》——远景五版代序，胡为美。《嫁妆一牛车》，洪范版，一九九三年，页284。]这个定义对了解王祯和的小说艺术有极大帮助。王祯和显然认定，文学乃是文字艺术，难怪他对于小说的语言文字投下最大的工夫及心血去琢磨研究，创造出他认为最合适的一种语言来写他的小说。“寻找真实的声音来呈现故事”，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语调，是他经营得最用心的项目。常常他写一篇小说，为了找合适的语调，会找好几个月。他认为“语调不对，就像歌星唱歌没有套谱，荒腔走板，不堪入耳”[《永恒的寻求》，《人生歌王》代序，联合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他写《三春记》，开始时遭到困难，因为一写再写，总感觉语调不准确。后来他读了《醒世姻缘》，“豁然开朗”，才把《三春记》的语调调淮。《醒世姻缘》这本明末小说，曾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这本大量采用山东方言的小说，胡适认为语言极为生动活泼，是一部上乘喜剧。其中“快节奏的俏皮语调”，给王祯和很大启发。

王祯和的小说多写花莲的风土人物，既然他在小说中执意寻找“真实的声音”与“准确的语调”，当然台湾方言的运用，便是他创造小说语言的重要课题了，这也是王祯和小说常被议论到的项目。王祯和之前当然也有台湾作家将台湾方言用到小说中，王祯和之后，台湾小说中大量运用台语更为普遍。但王祯和在小说语言的经营上，始终能独树一帜，另创一格。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得力于方言甚多，除了《醒世姻缘》外，《水浒传》与《金瓶梅》也有不少山东土话，《红楼梦》都是京腔，《儒林外史》有南京话，方言用得最彻底的大概是《海上花列传》，对话全部是吴语，对话写得极精彩，可惜只有会吴语的人才看得懂。在小说中运用方言，真是一门大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得好，小说处处传神，活色生香，用得不好，一片噪音，反成累赘。我们仔细研究王祯和的小说，会发觉他写得最成功的那几篇中，对台语的运用是经过仔细考量，精心研磨的，用得十分恰当又相当有节制。他并不是生硬的将大量俚语插到小说中去，而是下功夫将台湾话特殊的语法、节奏，巧妙的融入他的小说语言中。例如像《来春姨悲秋》及《香格里拉》，令人难解的台湾俚语并不多用，《来春姨悲秋》王祯和只下了一个注，《香格里拉》也只有一两处小注，可是这两篇写花莲妇人的故事却是地道的台湾味，风韵天成。王祯和的小说，自有其独具一格的台湾风情。拿流行歌来打个比方，王祯和喜欢流行歌曲，也常常在小说中引用。老牌台语歌手洪一峰唱的《旧情绵绵》、《悲情的城市》这几首台湾老歌，韵味十足，别的台语歌星都唱不过他，即使他的歌王儿子洪荣宏唱起这些老歌来，也要逊他三分。王祯和的小说，也有洪一峰唱的这些台湾老歌醇厚浓挚的乡土感情，悲酸凄哑中，又透着绵绵不断的温馨。王祯和在他的小说中，将台语诗化、抒情化了，而他不避俚俗，将台湾方言中的诙谐幽默大量引入，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又充满喜剧色彩。

在《嫁妆一牛车》这篇小说前面，王祯和引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Lady）中的一段话来作楔子，而且还引了英文原文。《嫁妆一牛车》是公认的王祯和小说中乡土色彩最浓厚的代表作，而他却偏偏引用西方现代小说一代宗师的话来作楔子，这其中透露的消息，令人玩味。《仕女图》是詹姆斯中期的重要作品，他所创导的单一叙事观点，便是从这本小说开始运用纯熟的。“乡土”与“现代”，这两个常常引起争论的议题，在王祯和的小说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一篇访问记中，王祯和对被称为“乡土作家”并不苟同，他对当时台湾流行的“乡土”一词，有这样的看法：

大凡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大概都不喜欢被归类于任何派别，因为任何标签对作家都是一种限制。王祯和大概也不喜欢被限制于当时台湾流行的“乡土文学”特定的定义中吧。当然王祯和是热爱他的故乡花莲的，他十八岁以前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花莲的一景一物，人物故事，都深深根植于他的记忆中，变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泉源。花莲对王祯和而言，恐怕早已超越了地理范围，而变成了他创作心灵所寄托的“原乡”，他文学生命的“香格里拉”了。王祯和又说过：“一个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东西，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有感情，才会使读者有亲切感，产生共鸣感。”王祯和写到花莲人的故事，尤其是他所谓“小人物”的故事，他灌注了最大的同情心，也因此写得最动人。

又因为王祯和到台北上大学念的是外文系，所以他在一个作家很重要的成长期间，便广泛接触到西洋文学，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戏剧（尤其是奥尼尔及田纳西·威廉姆斯），以及电影，都有浓厚的兴趣及研究精神。而他的创作态度又相当开放而喜欢实验，因此他又大量采用了西方现代小说、戏剧、电影的技巧手法，来丰富他的小说的表现方式——这就造就了王祯和小说有容乃大的独特风格。一方面他小说内涵深植于花莲的风土人物，而表现方式却又是多姿多彩各种现代手法。王祯和的小说可以说是既“乡土”又“现代”，“乡土”为体，“现代”为用，他最成功的几篇，“体”、“用”已达到合而为一。

台湾文学界一直有一个看法，认为“乡土”与“现代”是对立的，互相排斥，不能相容。王祯和的小说对这种看法恰恰提出了反证。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是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多为他故乡绍兴的风土人物，是道道地地的绍兴乡土，但他却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的作家。鲁迅熟读西方文学，尤其是俄国小说，他是第一个把契诃夫一脉相传的西方现代短篇小说的形式，成功的引介到中国小说里来的作家。在鲁迅的小说中，“乡土”与“现代”也是完全契合的。我们今天读《彷徨》、《呐喊》，仍感到历久弥新，我想不仅是其中的乡土人物、社会意义，更可能是因为这些小说的现代精神及艺术成就。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迄今恐怕还得算是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他也是王祯和最心仪的西方小说家之一）。福克纳写的全是他家乡密西西比的乡土故事，但他的小说技巧及文字风格却有划时代的独创性，完全是现代主义的。福克纳的小说根植乡土而又能超越乡土，达到普遍性宗教的悲悯情怀，他的小说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震撼力量，就是因为他创造出一套繁复的小说文字技巧，极有效的表达出他作品深刻的内涵来。西方现代主义最前卫的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青年时期离开故乡都柏林，终其生居留法国，没有再回爱尔兰，但他的小说所写的全是“都柏林人”，是十足的爱尔兰乡土，他那本现代主义的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全篇用意识流写成，一天的故事写了七百多页，点点滴滴，全是都柏林的风土人物，这本小说如果没有深厚的爱尔兰乡土作为根基，是难以立脚的。在这些中西文学大师的作品里，“乡土”与“现代”不仅不相悖，还相辅相成。王祯和的作品亦如是。如果将“乡土”的意义提升扩大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根源，那么，一个有民族特色的作家，也必然是“乡土”的。如果“现代”解释成为创新求变的时代精神，那么，不甘受拘于僵化的传统习俗的作家，也必然会向往“现代”了。

高全之在他这篇总论的结尾，对于王祯和不惑于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执着于“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寻找真实的自己的声音”，这种独立的创作精神，大加赞扬，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认为王祯和“不仅是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文化——跨越台湾以外更广更宽地区的中华文化的骄傲”。

高全之用了三章的篇幅专论王祯和几篇单篇小说。《寂寞红》及《两地相思》，比较少有人论及，尤其《两地相思》这个中篇是王祯和尚未完成的一篇遗作，由郑树森整理后，发表于《联合文学》第一〇三期。高全之花了相当大的工夫精读这两篇小说后，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小说的特殊结构，以及这两篇小说中人物与王祯和其他小说中人物的血缘关系，都有精微的分析与追溯。《嫁妆一牛车》这篇王祯和的代表作历来被讨论得最多，似乎该讲的话都说尽了。但高全之在《道德诡辩的营建及其超越》这一章中，却提出了《嫁妆一牛车》的另一种读法。自从姚一苇先生发表《论王祯和〈嫁妆一牛车〉》以来，历来论者都以故事主角万发为主轴，来诠释这篇小说的各层意义。高全之却换一个角度，从故事另外两个配角阿好及简底的立场，来了解这出共妻的悲喜剧。王祯和对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花莲下层社会的“小人物”，相当宽容。他写人物，“并没有刻意去褒贬他们，每个人都有对的地方，但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他写的就是这样有对也有错的“中间人”。他在《现代文学》第七期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前面引了易卜生的一句话：

后来结集出远景版时，王祯和却把易卜生这句引言拿掉了。其实易卜生这句话，对理解王祯和小说人物的处境，有相当大的帮助。王祯和的许多小说人物，都在赤贫的生命线上挣扎求存，在求生存的这个大前提下，这些小人物身上这样那样性格及行为上的缺点，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了。秦贵福（《鬼·北风·人》）、含笑（《快乐的人》）、阿乞伯（《那一年冬天》），甚至来春姨（《来春姨悲秋》），他们为了要活下去，都变得自私，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为辛酸。《嫁妆一牛车》求生存的挣扎，最为赤裸野蛮，王祯和对万发固然满怀悲悯（他边写边哭），对阿好及简底他似乎也有不忍之心。高全之颇能揣摩作者的用心，他替阿好及简底都做了相当令人信服的辩护。他指出阿好与简底并非像潘金莲与西门庆一对“奸夫淫妇”十恶不赦，虽然万发妄自菲薄想效法三寸丁武大郎捉奸。阿好红杏出墙出于经济压迫生计无着，也由于生理需要——万发夫纲不振，雄风不举。阿好其貌不扬，而居然还有一个小她十几岁、荷包里又有几文的男人对她发生恋情，站在女性立场，阿好何乐不为。但阿好毕竟对万发还念旧情，万发下狱后，她并没有抛弃他，等他出狱后还替他赚来一架牛车。简底虽然分享了万发的妻子，但他也替万发养活了儿子阿五。简底维持了万发一家的生计，替他代行了丈夫父亲的职责。简底最大的缺点便是一身的狐臭，但男人的体臭也可能是雄性的表征，难怪万发处处感到简底狐臭的威胁。《嫁妆一牛车》这篇小说，王祯和对人物设计相当周全，主角配角间，比重分量，不偏不倚，这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另外一大因素，万发的悲剧并非由于坏人作祟，而是出于环境的压迫、时运的不济，以及主角万发本身性格的缺陷导致而成。

研究一位作家，追溯他创作上所受的影响，当然亦是重要的一个部门。王祯和兴趣广泛，由曹禺的剧本到章翠凤的大鼓，他都有浓厚兴趣。但是在他重要的创作形成期间，张爱玲对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可以分两方面说，其一是张爱玲作品对他的影响，其二是她个人对他的影响。高全之为此专辟一章论述这两位作家一段罕有的文学因缘。

一九六一年初秋，张爱玲访台，她到远东的目的是赴香港写电影剧本，台湾之行是顺道。不过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的记载，张爱玲到台湾也想为她计划中的小说《少帅》搜集一些资料。那次王祯和与张爱玲见了面，而且因为张爱玲看了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十分激赏，而兴起花莲之游，并由王祯和招待，在王家小住。这一段交往，对王祯和恐怕是终生难忘的珍贵经验。王祯和与张爱玲在台北第一次会面，我也在场。那是美国在台新闻处处长李察·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做东宴请张爱玲，麦卡锡找了一群《现代文学》的年轻作家作陪，有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戴天还有王祯和，此外殷张兰熙女士也在座。午宴设在西门町的“石家饭店”，那是一家苏州菜馆，在当时算是有名的江浙馆子了。台北还是秋老虎的大热天，饭馆里开足了冷气。我坐在张爱玲的右手边，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还携带了一件紫色绸面的棉袄，大概台湾饭馆里呼呼的冷气她有点吃不消。那天张爱玲话不多，但跟我们说话时很亲切，大概看见我们这一群对写作兴致勃勃的年轻学生觉得很有意思。她的国语带有京腔的，很好听，大概跟小时在北方住过有关。张爱玲是近视眼，眼睛看起来有点朦胧，可是她一专注的时候，眼里一道锐光，好像把什么东西都穿透过去了似的。我记得她那天在席上讲过，她看了王祯和的小说，对花莲产生好奇，想去看看。张爱玲虽然在大陆成名甚早，但她的小说当时在台湾还没有开始流行，读者不多，王祯和是少数中的一个，他未遇见张爱玲前，应该已经熟读了她的作品。已有很多人指出来，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文字风格上已经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一个初写作的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就受到自己心仪的前辈作家肯定欣赏，那一番鼓励，是无法估计的。不管张爱玲基于什么原因欣赏《鬼·北风·人》——花莲的风土人情，文风与她近似，我想她也必然从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中看到了他的才气。据王祯和回忆，张爱玲那次到花莲游玩得很开心，住在他家与他家人相处也颇融洽。多年来，王祯和对张爱玲一直怀着一份敬爱，大概他也感激张爱玲对他初出道时的一番知遇吧。

在《张爱玲与王祯和》这一章里，高全之举出了许多张、王之间文学上息息相通的例子。譬如说，王祯和的几篇小说的题名可能就是受了张爱玲的启发。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这篇小说名字别出心裁。中国文学传统自从“宋玉悲秋”以来，“悲秋”一直是文人骚客感时伤怀的崇高情绪，可是张爱玲却来个上海娘姨悲秋，翻新翻得很俏。王祯和在《来春姨悲秋》里，让花莲的欧巴桑也悲起秋来，与张爱玲的上海老妈子悲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春”与“秋”对得很好，十分点题。我个人偏爱王祯和这篇小说，怜老恤贫的同情心是王祯和小说中最可贵的特质，来春姨与阿登叔这对相濡以沫的苦命老人，他们的黄昏之恋写得实在动人。张爱玲在一篇散文《忘不了的画》中，谈到高更（Gauguin）的一幅名画：《永远不再》。画里躺着一个裸体女人（张爱玲把她写成是夏威夷女人，应该是大溪地的土著），裸女颇健壮，富原始气息。张爱玲便替她编了一则哀艳的故事，“想必她曾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王祯和在《现代文学》第九期发表了一篇一个山地女人怀念她过去一段破碎爱情的故事，题名就叫做《永远不再》，而且内容、人物，尤其是气氛也与张爱玲替高更的画所编的故事类似。王祯和这篇《永远不再》，很可能灵感得自张爱玲。王祯和对这篇小说的态度也值得研究。他头两次结集出版的时候，金字塔版《嫁妆一牛车》及晨钟版《寂寞红》都没有选这篇，等到晨钟版《三春记》才把这篇小说收入，却把名字改成了《夏日》，其实《永远不再》十分切题，改成《夏日》倒反而浮泛了。大概他后来又舍不得《永远不再》这个篇名，用在另外一篇讲两兄弟的故事上，题目与内容其实并不很合。王祯和曾提到张爱玲对第一篇《永远不再》有所批评，他可能很在乎张爱玲的意见，所以对这篇小说产生了矛盾心理。我记得有一次曾向他提起《永远不再》，王祯和挥了一挥手，几乎有点不屑的说道：“哎，那篇东西——”事实上，我认为《永远不再》（《夏日》）在王祯和写作的发展过程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他第二篇小说，却是他第一次大量采用意识流技巧描写女性心理。虽然还嫌生硬，但有些片段对女性内心世界刻画得很好。事实上这篇小说恐怕也受另外一位作家影响。《现代文学》第七期，介绍了美国南方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其中并翻译了她的短篇小说《弃妇吟》（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这篇小说技巧很特别，整篇故事随着一位弥留期间老妇人半清醒半昏迷的意识流动，追述她年轻时被爱人抛弃，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波特在这篇小说中，意识流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王祯和自己承认很喜欢波特的小说，这一篇他一定读过，因为他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同期上。《永远不再》可以说是王祯和的《弃妇吟》，波特纯熟的意识流技巧，可能曾给王祯和相当大的启发，若干年后，他写《老鼠捧茶请人客》，全篇用的都是意识流了，而且写的正是一位弥留老妇灵魂出窍的故事。王祯和在这篇故事里，终于能够全盘掌握他在《永远不再》里还没有达到的境界。

张爱玲与其他小说家几乎没有什么往来，由她主动去结识的，王祯和算是绝无仅有，这也是两个人的缘分。

高全之在《王祯和的小说世界》里，也曾花了不少篇幅探讨王祯和的几部讽刺喜剧小说：《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他很努力的去寻找这些小说的社会意义，也曲意替这些小说辩护。我们读王祯和这些讽刺喜剧，首先一定觉得他的文字语言辛辣调皮，读来过瘾，对他讽刺挖苦台湾一些乌烟瘴气的社会现象也会拍手称快，但作为文学作品，我总觉得这些并不是王祯和的上乘之作。最好的讽刺小说大都能做到谑而不虐，《儒林外史》是一个成功例子，钱锺书的《围城》又是另外一例，鲁迅把阿Q无论写得如何不堪，但我们仍觉得阿Q可喜可爱。王祯和可能太过深恶痛绝他小说里那些獐头鼠目的人物了，骂起他们来，下笔不免失于尖刻。王祯和还是描写他故乡花莲那些“小人物”时，最动情、最动心，也写得最动人，他把一腔的爱心都灌注在来春姨、阿登叔、万发、阿缎、老祖母身上了，即使不很可爱的秦贵福、阿乞伯、含笑，甚至阿好和秦世昌，王祯和都能待以哀矜。是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小说家广大同情的胸怀。

花莲子弟王祯和，以他的文学天才，替他故乡写下了一部永恒的风土人物志，我相信以后研究王祯和作品的专书还会陆续出现，但高全之这部《王祯和的小说世界》资料搜集周全，范围涵盖甚广，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作为重要参考。

---一九九六年一月《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