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代初，美国东西两岸的几个大都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年轻的一代美国人，正在继续尽情享受一九七〇年代以来各种社会运动带来的自由，包括性解放的自由，一种致人死命的陌生病毒，早已悄悄在两岸的大城登陆了。艾滋病旋风式的突击，美国人心理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一时全国惊惶。

我记得当时加州几家大报《旧金山纪事报》、《洛杉矶时报》经常刊登有关艾滋病的头版新闻。

洛杉矶是美国第一个发现艾滋病的城市，而旧金山很快便变成艾滋病人口密度最大的中心。

在美国，因为艾滋病毒最先侵袭的是男同性恋团体，而旧金山的同性恋人口最密集，自然成了重灾区。几年间，如同野火燎原，艾滋病蔓延到全美大城小镇，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异性恋、同性恋，一律感染。

头几年，医学界对于艾滋的了解不够，还没有药物控制，它杀伤力特别强，成千上万的感染者，大部分是青壮年人口，一一病亡。在加州，我曾亲身目击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艾滋浩劫，迄今美国已有五十多万人因而丧生，感染者数百万。我认识的人中，也有几位不幸被艾滋病夺去生命。那几年，旧金山的街头，随地可以嗅得到死亡的气息。

恐慌过后，美国人终于镇定下来，开始面对艾滋侵袭的这个可怕事实，更有一些艾滋感染者勇敢的站出来现身说法，教育大众。因输血而感染的艾滋病学童赖恩·怀特（Ryan White），在电视上叙述了他本身患病的故事。他说并不怨恨当初歧视他、把他逐出校门的同学，他了解他们的感受，最后他说他已不害怕，“上帝替我安排好了一切”。他那清瘦的脸上绽出一抹令人心折的虔诚笑容来。

赖恩·怀特支撑了六年，十六岁身亡。所有的美国人都被这位患了艾滋病的少年深深地感动，他的勇气、他的宽容，使得这位年轻人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

赖恩·怀特是最早公开病情的艾滋患者之一，后来陆续又有为数甚多的人出来，描述他们不幸的遭遇及对抗艾滋的奋勇过程。其中又以作家保罗·莫奈（Paul Monette）那本《时不我与——艾滋回忆录》影响最大，这本书一九八九年出版，马上引起强烈回响，得到各界好评。

莫奈这本回忆录是记录他的爱人罗哲（Roger）罹患艾滋病，他与罗哲两人共同抵抗艾滋病魔长达十九个月的艰辛日子。莫奈无论描写罗哲被艾滋折磨至死的恐怖细节，或者他们两人生死与共的患难笃情，下笔赤诚，毫无保留，因而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

是由于赖恩·怀特这样的艾滋病患勇敢的现身说法，《时不我与》这样的书打动人心，艾滋在美国逐渐被人性化。艾滋病患不仅是一个抽象数字，艾滋也不再是一种神秘不可解的恐怖符号。由于长年的宣导教育，美国人目前对待艾滋病毒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基本态度：艾滋是一项危险的传染病，现在还无药根治，大家都须预防它。

一九八五年台湾媒体报导第一宗艾滋病，患者是一位过境外籍旅客，接着台湾本土的艾滋病患也在同年出现。我读到这些新闻时，心中便暗叫不好，艾滋风暴终于刮到台湾来了。当时台湾媒体对艾滋病的了解不够，与美国一九八〇年代初一样，有许多不正确的报导，过分渲染，不顾患者隐私，造成病患及家属莫大的伤害。

长期以来，台湾新闻界很少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做深入报导，台湾社会对艾滋病患亦缺乏应有的人道关怀。直到一九九二年，我才在《中国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有关一位叫韩森的年轻人，《一个艾滋病患走出死荫幽谷的感人见证》，这恐怕是台湾第一篇以同情的态度来描述艾滋病患勇敢抵抗病魔的报导，是《中国时报》记者张翠芬写的。

从那时起，我便注意到韩森这位年轻人。他的经历，使我想起了美国的赖恩·怀特，韩森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像怀特一样，他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去安排了。直到最近，我读到廖娟秀写的《爱之生死》这本记载“韩森的艾滋岁月”的传记，我对韩森的故事才有了一个比较全貌的了解。更巧的是，由于接触到“希望工作坊”，终于认识了韩森本人，由他亲口告诉我这些年来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

廖娟秀这本《爱之生死》成书于一九九五年，记载了韩森自一九八六年起，九个年头的艾滋岁月。这是台湾第一本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本，详细记载了一个艾滋病患的内心世界的传记，因此，这是一本重要的纪录，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艾滋档案。

台湾现在感染艾滋病者已有二千六百多人，有的病患早已亡故。他们每个人都应当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但我们无由得知，因为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爱之生死》这样的书可以帮助台湾读者了解艾滋病，了解艾滋病患的人性诉求，了解有肋于艾滋预防，了解更会产生同情，消除惧畏与歧视。

廖娟秀曾参与“谊光组织”及“希望工作坊”长期担任艾滋义工，她与韩森是多年朋友，因此，这本书，她写得很亲切、很体贴，娓娓写来，描述一位十七岁不到的青年，不慎感染艾滋，从坠入绝望的深渊，再一步一步爬起来，最终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自己变成了艾滋义工，反过来扶助其他同病者，一段极为艰辛的成长过程。

韩森是出生在新竹山区的泰雅族青年，韩森是他英文名字Hanson的译音。韩森记忆他在孩提时，父母到山上去工作，种植香菇，常把他带在身边，幼儿韩森坐在一旁，看着山光云影，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喜悦。山，对于韩森一直有一种镇静去痛的安抚作用，多年后，他感染上艾滋，在极度惊惶中，他又只身逃回新竹山里，让山去疗抚他的创伤。

即使在台北生活，韩森感到投诉无门时，他也会骑着摩托车到阳明山上，一个人痛哭一场。似乎进到山中，这位山之子才会感到恢复最原始的自我，可以尽情抒发他在山下红尘中遭受到的种种创痛。

韩森十五岁来到台北，进入一所工专就读。一九八〇年代中，台北正朝着国际化突飞猛进，少年韩森骤然置身于台北这个五光十色的大都会，既兴奋又迷惘，如果不是命运作弄，韩森可能就这样安稳的成长，无忧无虑，过完一生。可是一九八六年冬，韩森还不到十七岁，便染上了艾滋病。事后看来，韩森只不过是不幸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一个不该遇见的人。

一九八六年，艾滋病刚刚登陆台湾，最先的地点大概就是台北，是由染上艾滋的外籍人士带进来的。青春萌动期的韩森，在对艾滋病毫无认识、心理全无准备的状态下，与一位外籍人士发生了同性恋性关系，染上了这种改变一生的可怕疾病。

当韩森最初知悉他患了这种无药根治、受死亡威胁的传染病时，他的惊惶恐惧，一时不是他青涩的年纪所能承担的，而且他又感到极端愧疚和羞辱，因为艾滋病在当时的媒体渲染中，是一种蒙上污名、令人难以启齿的“恶疾”，并把艾滋误解为同性恋者特有的疾病。十七岁不到的韩森，同时要承受艾滋病患及同性恋者这备受社会歧视的双重身份，压力排山倒海而来，韩森一度兴起自杀念头，从七层楼公寓纵身下去，了却病魔相缠的烦恼。这是许多艾滋病患最危险的时期，为了害怕曝光，羞对家人亲友，而萌短见。韩森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父母姊姊对他无条件的支持，父亲曾拉住他相跪对泣，对这个受绝症威胁的幼儿幼弟，父母姊姊只有怜惜与呵护。是亲情，让韩森捱过了第一波危机。这位泰雅族青年，对他的家庭却另有一番解释。

因为他们是原住民，家庭原始的血缘关系，在危机中反而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超越了艾滋病带来的道德上的各种质疑，不像有些汉族家庭，维护家声更重于儿子的病痛。台湾有不少艾滋病患，因为不被家庭接纳，只好自我放逐，到处躲藏，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然而死亡的威胁常常还是巨大得难以承担的，韩森又二度陷入严重忧郁症的漩涡中，几乎无法自拔。他只身逃回新竹山中的老家，趴倒在他外婆的坟上，放声嚎哭。正当韩森在心理上、精神上完全孤绝走投无路的时刻，高高在上的一个声音在向他呼唤了。一九九〇年二月，韩森参加了一场在教会举行的医治布道大会，在祈祷时，他突然有了圣灵感应，他自己这样记载：

韩森本来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感染艾滋病后，他曾经怨恨上帝，未能使他免于灾病，可是经过这次圣灵感应后，韩森确信上帝并没有遗弃他，而是在默默的垂怜着他痛苦挣扎中的卑微灵魂。是宗教信仰，又激起了韩森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搬到教会团契之家，接受短期训练，受训过程中，韩森又经历了一次奇迹似的宗教体验。一位外籍牧师来台湾传教，在一百多人的聚会中，牧师突然点名韩森，对他说：“小兄弟，你的经验很特别，神要用你的经验，你不要再问上帝爱不爱你，上帝是爱你的。神对你有特别安排，它要你把有相同遭遇的人聚合起来，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永恒。”

整个聚会都做了录音，这段话，韩森也有一份拷贝，外籍牧师并不认识韩森，也不知道他患病的情形。这段预言似的示谕，使韩森大为震撼，他体悟到艾滋给他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可能是神想让他担负起更沉重的使命，帮助同病者，照顾那些比他更虚弱的艾滋病人。韩森萌生了投身艾滋义工的念头。

韩森对生命的意义终于渐渐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是一次又一次在照顾艾滋病患的过程中。与病友们一同经历生死，使他对死亡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接触与了解，因而也就对生命更加尊重、珍惜。

然而每当一位受他照顾过的病患往生的时刻，韩森都会为他们哀痛、为他们哭泣。他曾为他们祈祷，唱圣歌给他们听，替他们打气，希望奇迹出现。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时鸡尾酒治疗法还没有发明，艾滋带原者一旦发病，死亡接踵即至。而且末期病人的病状，有时令人胆战心寒。韩森都得勇敢面对。

有一次一位叫杨的病人从南部到台北来就诊，病人已很虚弱，韩森将他抱在怀里，看着他鼻孔一直不停的流血，状至恐怖。韩森不禁想：有一天他会不会也变成他怀中抱的病残躯体一样，不停的流血？

当他的一位好友，也是一位艾滋义工，被艾滋击倒亡故时，韩森惊痛得晕倒过去，他独自到阳明山上，放声恸哭，既伤亡友，亦是自伤。大概只有宗教的信念，上帝赋予他特殊的使命，要他与同病者生死与共，韩森才能在艾滋风暴中挺下来。在进进出出台大、仁爱、荣总这些医院，照顾比他更不幸的艾滋病人中，他终于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当然，韩森还得照顾自己的身体，虽然他比其他发病的病患健康得多，但不是没有危机的，他也曾经几度住院，发烧不退。幸亏他有庄哲彦医师悉心治疗他，每次让他康复，再度投入艾滋工作。几年下来，韩森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艾滋工作者了。他参加过几个艾滋组织：谊光组织、中途之家、希望工作坊，现在担任希望工作坊的重要职务。

艾滋病患除了健康受损外，其他的人性诉求并未泯灭，对亲情、友情、爱情的需要可能更加强烈。韩森感染上艾滋后，对他自身同性恋的性向曾产生极大的矛盾。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与偏见使他彷徨不安，而他所信仰的基督教会认定同性恋是一种“罪恶”，更令他自疚、自责。有一段日子，韩森也尝试压制他同性恋的冲动，他受过短期神职训练，跟了牧师到大陆去传教，以为从事神职可以“净化”他的欲念。然而韩森跟其他青年一样，对爱情的渴求这股本能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几经挣扎，他终于认清并接受了自己：同性恋本来就是他人性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

除了亲情、宗教信仰的支撑外，在韩森最孤独无助的日子里，是他的同性伴侣阿忠陪他走过了五年。阿忠明知韩森是艾滋感染者，还愿跟他共同生活，爱护他，安慰他，与他分担艾滋病带来的种种冲击与痛苦。韩森照顾一位叫茂盛的艾滋病患，茂盛躺在医院里愈来愈虚弱，韩森与阿忠一同为茂盛祈祷、为他唱圣歌。晚上两人抱在一起，为病势日沉的茂盛而哭泣，韩森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下：

苦难把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的拉在一起。保罗·莫奈在《时不我与》中，写到他与同性伴侣罗哲最后相依为命的日子，动人肺腑。

韩森今年三十一岁，从他十七岁不到染上艾滋病迄今已有十四年，他的存活期几乎是一个奇迹，他恐怕是台湾存活最长的艾滋感染者，一九九七年他曾大病一场，差点过不了关。他的T4细胞一度降到五十多——这是一个危险讯号，表示他的免疫系统已非常微弱，后来幸好何大一博士发明的鸡尾酒治疗法及时赶到，韩森又一次死里逃生。他现在的T4细胞已回升到五百多，几乎正常。除了鸡尾酒治疗法外，韩森也练气功，服用中药补助。现在韩森看起来很健康、充满活力。他这几年，生活过得极有意义，除了主掌“希望工作坊”，从事宣导艾滋防治外，他曾出国，到马来西亚、加拿大，参加世界艾滋大会，到香港出席亚洲华人同志大会，现身说法，教育大众。

他现在对艾滋的看法是这样的：

说得好，让我们祝福韩森，替他喝彩，为他加油，希望这位山之子，在人生旅途上，平平安安的继续长跑下去。

---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康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