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的春节，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声浪巨大，震得人恍惚。我出门来，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天鹏和郝飞，上完厕所迤迤然过来，问我怎么闷闷不乐的。我说没有，随便想想。问想什么，我说想未来。他们扑哧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你们没有，我有。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天鹏腿一软，扶着我肩膀说，你啊，还是考虑做我们独山最好的导演算了。我说拭目以待。他俩顺着我的话，好好，拭目以待。说着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像搀着病人似的，推门进去说，走走走，唱歌去。

那天散席后，走在雨后的霓虹灯里，整条街通体发亮。我低着头，看到路面上积了许多漂亮的小水洼。光斑迷离的倒影里，自己的脚机械地入画、出画。衣服沾了湿气，感觉比往日滞重。就这样脚步飘飘地回到家，轻轻提门打开，蹑手蹑脚回到房间，上床缩在被子里，我开始思考和同学的对话，心里变得十分严肃。

回顾起这四十多年的生活，年轻时在矿山的日子又浮现眼前。我去矿山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时候，已离家在京十年了，受一位离京远赴广州的朋友的影响，也想尝试一下另外的生活。当时，我厌倦了北京的喧闹拥挤，逆反性地想找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于是就去了罗甸县罗捆乡的矿山采矿，成为一名“城里来的”矿工。

矿上生活单调、艰苦。矿洞在山的上端，洞前有一小块开出来的平地，比洞口要低，便于停车接矿。洞口有个木头做的闸，里面的人把矿推到木闸处，一车硅矿石就掉到地势略低的接矿车里面去了，一种挺有智慧的设计。日常用水要派人到山下挑，来回两个小时。每星期有专人去城里采购，只买肥肉、白菜、豆腐三样。豆腐属于奢侈品。肥肉拿来炼油。当时都觉得挺香，因为饿。矿工的饮食，天天都是如此。

那段时间，注意到了以前没留意过的东西。一个是星星，太纯净了；然后是天空，星星越看越多，刚开始只看到几颗明亮的，后来眼睛适应了黑暗，星星就布满了整个天空。星星是每天都可以看见的，但它让我想到一些很远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这种“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明白，但意识到了人的渺小、人生的短暂。

十月的一天，风雨过后，晚霞持续了很久，大概有五到十分钟。我坐在矿洞外的石头上看着晚霞。漫天火烧云，我再没见过那么红的云，自己都要被那红光熔化了。原来世间还有如此美景，留它不住，也不可复制，多么让人怅惘。我由此感到光阴是可贵的。

这些东西，对我谈不上具体的影响，但是日常经验被打破了，受到了刺激，促使我去观察身外的东西。之前每天考虑的，是吃什么样的饭，写什么样的日记——我从小喜欢写日记——此外是上谁家吃饭，晚上睡哪儿，都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冷了，就找衣服来穿；热了，就脱衣服，仅仅是被动去迎合世界的变化而已，并不会有意识去关注天地的样貌、时间的来去、生命的源泉与尽头。

年后的一天，雷管炸了以后，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有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能看到烛光照亮的狭小范围。摸索着走了几十米，其他声音都消失了，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动静，带着一点点微弱的回响。在寂静里，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我隐约由眼角察觉到某处有些异样，便举着蜡烛找过去。黑暗中，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小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我握着蜡烛伸进去轻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闪烁着，从各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熠熠生辉。一瞬间我被一股感动的浪潮席卷了。这种世间的极品，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而它们仍然朝着最纯净最完美的方向生长。我忘掉了身边的一切，世界只剩下我和眼前这一捧水晶。我用眼光抚摸着它们，仿佛听到了体内血液沸腾的声音。我突然明白，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悲自怜，是逃避为人责任的借口。心中长鸣的喟叹，并非我个人独有，而是每一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悲歌。若只是廉价的自我感动，在这茫茫人海中毫无意义，在这缄默的天地间更没有任何价值。也许，我从未考虑过别人的感受、父母的担忧。我开始对放肆的人生失去了兴趣。生而为人，总该有些具体的价值，哪怕只是让关心我的人放心。我出于迷茫来到这里，难道还要在迷茫中继续蹉跎光阴吗？自那一个月后，我便离开了矿山。

出矿山后，我开始觉得人生应该主动点。不管做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自己主动去明白它，那么心境就很不一样，不会有被蹂躏的感觉，要蹂躏也是自己蹂躏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长处和弱点渐渐清晰。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思考、分析自己的能力和愿望，去想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工作。但我从未想到过电影，它距离我太遥远了。可是冥冥之中，命运之手似乎在以缓慢的手势把我往这个方向推动。

二〇一二年，我在豆瓣网上传了一个相册——《回家》，存放春节回家时拍的家庭生活，还有老家的景象。都是很日常的东西，但每张照片下的讨论都很热烈。这促使我重新审视老家那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因离家多年，我的审美、思维、习惯已被重构，这距离使我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人情、风物，美好的东西从一片琐碎中浮现了出来。我几乎是贪婪地把所看到的记录了下来。但照片毕竟只是瞬间的定格，没有时间流淌过程的印迹，因此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拍摄视频。恰好年底回家前，工作上需要添置相机，便顺理成章地买了有录影功能的机型。从二〇一三年春节开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疯狂，什么都想摄下来。几年过去，积累了大量的视频素材。

二〇一五年，《刺客聂隐娘》上映，我看到一篇侯孝贤导演的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向他说出自己的困惑：虽然在学导演，却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回答说：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震动。拍摄父母生活之初，只是想制作一个对家庭有纪念意义的影像作品，正如我父亲多年前拍摄的那样。侯导的话无形中为我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素材，为什么不能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呢？一有了这个念头，我便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我开始从豆瓣影评里寻找，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建立起我的电影概念。

这期间，我也曾怀疑过。我是很容易自我怀疑的，不是怀疑能力，是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我时常想，在这个世界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给自己。我觉得每个人的诞生都是随机且不可复制的，每个存在都有独特的价值，都应该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

当侯孝贤的那句话帮我掀开遮住那条道路的壁板之后，我看到了这种可能，越来越意识到电影就是最适合我的表达方式。我买了很多书来学习，从各方面增进对电影的理解。我开始意识到人和环境的关系，这改变了我拍摄的构想。带着超越日常表达的意识，我能够观察得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我想做一部真正的电影献给父母。

二〇一六年春节，回到家中，看到父亲的衰老如此之快，我意识到必须开始剪辑了。当时，我连用什么剪辑软件都不清楚，需要从头学起，至于要花多长时间，最终能否剪出来，更没有完全的把握。正是在聚会过后这个彻夜未眠的夜晚，我怀揣着忐忑的希望，暗暗下了决心。

四月，回到北京，先花一个月时间看素材，如何开始，却仍一头雾水。问朋友应该用什么剪辑工具，下载下来又不能用，反复的失败让我很焦虑。五月的一天，我硬着头皮去找卖电脑的小哥帮忙装软件，笔记本已买了一年多，不知道人家会是什么态度。没想到他非常热情。装好后，我请他教我基本操作，他笑了，说只会装不会用。建议我买书学习操作。我恍然大悟，收拾好电脑直奔海淀，买了两本Final Cut的教程，回家边学边剪。

我喜欢面对困难，但又不是很聪明的人，每做一件事，进入状态都很费劲，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的注意力。考虑之下，我决定把网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客户，也拒绝朋友做客。除了扔垃圾和买菜，我足不出户。一年多的时间里，见到的人不超过十五个。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工作台就在床边，累了躺下看剪辑的书，直到睡着；醒来洗完脸又坐在了电脑前。为了长期维持状态，我对了闹钟，确保每天工作不超过十六个小时。

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和暖气，七八月份，把冰袋泡在脸盆的水里，用风扇把凉气吹过来。不知道有没有用，每天仍然浑身大汗。冬天则穿得很厚，实在太冷就烧水来泡脚。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困难，只有剪辑本身才是。经常会遇到棘手的问题，不能一下子领悟，需要阅读、看片交互贯通，时间长了总能解决。

经过了二十个月的剪辑，片子终于完成了。在朋友的联系下，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愿意为片子安排一场放映，十二月，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映前，我回贵州去接爸妈。妈问我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我说来接你们去看我的电影，她大吃一惊，问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是啊。她说天呐，我一直以为你开玩笑呢。记得有一次她在做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她说，都是同样的事情，你拍拍拍，拍那么多来干什么。我说做纪录片啊，她问纪录片是什么？我说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腌菜去了，我继续跟着拍，她晾着晾着回过头来，叹了一声，摇摇头朝我笑。她觉得我是痴人说梦，但从不打扰我的兴致，甚至在我想放弃的时候，还会鼓励我继续。拍亲戚时，他们也总是嫌弃我拍了不给他们看，我说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们撇嘴不信。如今我突然说完成了，妈为我高兴的同时，心里仍然疑问重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放映结束后，像做了一场梦。我终于完成了给父母，给家庭，还有亲戚们的承诺，也是给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没有浪费这几年的时间。映后交流中，我语无伦次，经常无意识地神游。我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爸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了，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我是幸运的，这一生中遇到的人，对我都很好，宽容、鼓励是日常性的收获，身边永远有特别好的朋友。尤伦斯放映之后，纪录片专业出身的赵珣，也是豆瓣上多年的友邻，说她没看到，要再为我组织一场，恰好另一个朋友联系了场地。赵珣看完这一场，立刻表达了想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的愿望。由此，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西宁的FIRST青年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颁奖嘉宾是我很喜欢的周浩。他向我伸开双手，拥抱他的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地颤抖了。有人说获奖发言时我哽咽了，我不确定，只记得当时脑中一片空白。领完奖，到后台留影。穿过一小段黑暗，厚厚的隔音门合上的瞬间，声音骤然变小，一浪一浪地，抚过我的背脊，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抽象而遥远。几秒钟里，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走下台阶，坐在走廊的墙脚。看着手中的奖杯，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很多零散的回忆，往事一幕一幕快速闪过，配合着身后含混的欢声，充满这空寂的走廊。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眼前的场景与那个KTV的门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这个夜晚，在这一刻，在某个领域里，我做到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