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是一部描写沙俄时代监狱生活的小说，它的引言和第一章最初于一八六○年九月一日发表在《俄罗斯世界》上，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又陆续在《时报》上全部刊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要求废除农奴制、实行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团体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尼古拉一世及其鹰犬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黑暗统治，对国内进步势力加以疯狂打击与迫害，把很多知识界人士关进监狱或发配边疆，妄图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为参加进步青年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被捕入狱的。

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于一八四九年春被捕，审讯持续了八个月，其中有二十一人以“参与阴谋活动”的罪名被判死刑，重要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在集会上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在十二月一个严寒的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被绑赴刑场。刽子手给他们披上白色尸衣，准备行刑，这时突然宣布：最高当局决定将死刑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

一八五○年一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之一、诗人杜罗夫一起，被押解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军事监狱，开始了四年漫长的苦役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投进了“漆黑的地狱之中”。苦役虽然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世界观，却未能蒙住作家聪慧敏锐的眼睛。这期间，他广泛地接触狱友，细心观察和研究囚犯们的生活，搜集材料，构思未来的作品。严酷生活的篇章，丰富而强大的人民精神，展现在作家面前。在昏暗窒闷的囚犯病房里，他俯身在小桌上，将自己的印象、感受以及许许多多的民间谚语和俗语，记在他那本《西伯利亚笔记》里。这本笔记被保存了下来，里面记载的许多材料后来都被作家写进《死屋手记》和其他作品中了。一八五四年二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出狱后，在给其长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他在苦役期间搜集的材料“足足能写成几本书，……我从监狱里带出来多少人民的典型人物和性格啊！我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因此我十分了解他们……”

《死屋手记》发表后，立即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所接受，被看做是“对卑鄙龌龊的俄国现实生活的愤怒揭露”。除了一小撮反动的当权者以外，绝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都热烈欢迎这部作品。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末，屠格涅夫从巴黎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十分感谢您惠寄《时报》两期，拜读后，甚感满意。我特别喜欢您的《死屋手记》，关于澡堂情景的描写，在文风上很像但丁；您对于笔下的各种人物（例如彼得罗夫），都有很多细腻而真实的心理描写。”

赫尔岑为向俄国国外读者介绍《死屋手记》，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有过精辟的论述：“此外，且不可忘记，这个时代[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农奴制改革前社会思潮高涨时期。]还给我们留下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像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就连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预料到他讲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惊；作者用他那戴着镣铐的手描绘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鲜明图画。”

《死屋手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蜚声于世界文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对西伯利亚苦役生活做过如此深刻动人的描写。苦役监狱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囚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因反抗沙皇政府的统治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囚犯们每天被迫参加繁重的劳动，稍有一点越轨行为，就要遭受狱吏的严刑拷打，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打开《死屋手记》，一幅幅关于苦役生活的生动鲜明的画面，一段段对囚犯心理的描写，一件件离奇怪诞的犯罪事实，立刻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每章既是整体的一部分，又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每一章都和整部小说的主题紧密相关，都是为描写监狱生活服务的，对个别人物的刻画也都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

然而，仅仅从描写监狱生活的角度来评价《死屋手记》，显然是不够的，作品的题材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囚犯的经历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时，往往进一步探究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囚犯并非都是天生的“恶人”或“痞子”。“到处都有好人和坏人”，监狱里的囚犯“也许一点儿也不比那些还留在狱外的人更坏”。囚犯也是按照同样的生活规律生活着，他们同样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厌恶的外壳包裹着”。囚犯也是人，因而应该受到人的待遇，——这是贯串全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作者对于那些草菅人命的各级官吏和刽子手则充满强烈的愤怒。《死屋手记》中这种人道主义立场曾受到民主主义评论家皮萨列夫的高度赞扬。皮萨列夫在一篇专门评述这部作品的论文《已经死亡和正在死亡的》中写道：“大概未必用得着向那些有头脑的读者证明，一个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读者都是有头脑的，因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囚犯的人类尊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危险的。”这里顺便提一下，就因为这篇文章，皮萨列夫几乎受到沙皇政府的审讯。《死屋手记》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也曾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种种刁难和阻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平民对贵族和官僚的态度、金钱的作用、劳动的作用等等。一般囚犯对贵族出身的难友的敌视态度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吃惊，这在《死屋手记》中有大量的描写，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做了解释。在这方面，《请愿》一章写得特别深刻。尽管贵族出身的讲故事者戈梁奇科夫完全理解囚犯们对贵族的仇视心理，并竭力为这些囚犯辩护，但他们并没有把他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普通劳动人民和贵族地主阶级之间“似乎永远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卓越的艺术才能塑造了一些普通人民的光辉形象。作者往往用很短的篇幅，淡淡几笔就把他们勾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例如他笔下的彼得罗夫、巴克卢申、库利科夫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渴望生活，向往自由，和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的悲观、彷徨、怨天尤人的精神状态迥然不同。他们大都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受尽了欺压和凌辱。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们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们从未受到过良心的谴责，也从未感到过懊悔，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充满坚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如果处在另外一种环境下，这些囚徒的天性和优良品质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发展。作家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曾感慨系之地写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这究竟是谁之罪？”

然而，必须指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并不是这些叛逆者，而是文静温顺的少年阿列伊、心地善良的寡妇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以及那个从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来的殉教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初步提出了一种道德规范，并错误地把它当做俄国人民的最高理想。天性的纯洁与高尚，对宗教的笃信，真诚的人类之爱——这就是他赋予他所喜爱的人物的主要特点。作家在后期作品中塑造的梅什金（《白痴》）、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形象，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特点。列夫·托尔斯泰特别重视《死屋手记》的这一方面，并从中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本人的信念十分接近。托尔斯泰在一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致友人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近日身体不适，一直在读《死屋》。反复读了多遍，不忍释手，我认为在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书了。书中的观点（我不是指它的基调）令人惊叹：真挚而朴实，符合基督教精神。这是一本富有教益的书。我昨天反复欣赏了一整天，我很久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艺术享受了。如若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转告他：我喜爱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信仰的空洞说教，他所宣扬的逆来顺受、超阶级的人类之爱等不健康思想，早已被革命人民所摒弃，但他那些以强大的艺术力量描写现实生活、反映群众的深重苦难和对统治者的愤怒抗议的伟大作品，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无怪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进步青年，一方面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宣扬的消极思想，另一方面却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朗诵《死屋手记》，并对它的作者报以热烈欢呼。

---王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