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大石加津子在一家报社当了十七年的接线员。自从十八岁戴上耳机以来，她就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现在已是十名接线员中的老面孔了。

加津子长得并不算难看，一定要说缺点的话，她也就是头发和眉毛有点稀落，个子有点矮。总之，她是个很普通的女性。曾有两三次爆出她要结婚的传闻，但自从她拒绝了那几个对象后，就再也没有人给她介绍了。她至今独身的原因，可以说是她自作自受，也可以说是她缺乏吸引男人的魅力。如果她闭月羞花，那愿意与她谈婚论嫁的人自然会络绎不绝。眉毛淡的话可以描画，但问题是她长着一副老成模样，才过二十五岁，皮肤上就早早出现了许多细微的皱纹。

快到三十岁时，加津子对婚姻彻底绝望了，转而把心思都用在存钱上。她每天坐在电话机前，没有地方需要乱花钱。她不会和朋友在外边吃饭，除了白天出去喝杯茶。而且，她平时在衣着上也花不了多少钱。

接线员有夜班补助。夜班从傍晚五点半开始到早上九点半，夜班之后是次日十点开始的早班，晚上六点结束。也就是说，她每个月有十天左右彻夜工作，由此得到的夜班补助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加津子在电话机前坐了十七年，其间有许多同事因结婚而辞职离开。以前的同事都相继离职，她很高兴自己成了老资格。可是作为老资格，眼看着那些后来的年轻人也纷纷结婚，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不过，她自对结婚绝望后，便开始以坦然的心态祝福那些辞职结婚的人了。而且，每当她耳闻有的同事婚姻失败，就更加觉得自己坚持在这个职场是正确的。

那些婚姻失败的同事即使想重新回来工作也做不到了，她们有的在酒吧谋生，有的在小饭馆做女佣，还有的做了家政服务人员，也有的没了音讯。当然，婚姻幸福的人也有很多，而加津子尽量不去注意她们。时而会有过去的同事悄悄找她借钱。每当她听到对方哭诉男人的愚蠢，就不由得对自己的独身生活心满意足。

加津子很有钱的消息渐渐在报社里不胫而走，有人背后说她精打细算，或者说她吝啬小气。报社的人花钱往往大手大脚，有些挣得很多的记者也不顾面子，悄悄找加津子借钱，加津子都会答应。有些经常在电话中对接线员大叫大嚷的同事，在听到她的声音后，也会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立刻毕恭毕敬起来。这些都令加津子感到很满足。当然，她向外借钱也要收取相应的利息。因为空口无凭，她每次总让对方在名片背面写好字据。

报社的人都爱面子，写完字据后，他们总会在规定的期限内拼凑出需要归还的金额。归还后不久，他们又会来借。一般来讲，放债的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但几乎没有人说大石加津子的坏话。她出手爽快大方，对人笑脸相迎，从不盛气凌人，并且总是顾及对方的颜面，不把借钱的事声张出去。

现在她三十五岁了，不过即使没到三十五岁，她给人的印象也是干巴巴的，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老得多。两三年前，有人给她说媒，对象竟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子。此事过后，她越发坚定自己要独身的决心。

两年后，她终于建成了梦寐以求的公寓。这座公寓很小，只能勉强住进五户人家，但所得的租金足够她养老。也许是租金便宜的缘故，尽管屋内只摆设着必不可少的家具，可租客还是络绎不绝。房间从未有过空闲，总被预订一空。

因经营公寓，她成了报社同事中的焦点人物，招来不少艳羡的目光。这时，她就会力陈经营公寓绝不赚钱，不仅税金是个很大的负担，而且还有室内装修的费用，等等。但是，她在谈到这些问题时，看上去一点也不焦虑。

加津子是电话机前的老资格，所以在工作空闲时可以自由活动。为转换心情，她常到编辑部、营业部，或者摄影部以及经理部去溜达，那里也有女同事，有比她年轻的，也有与她年龄相仿的，她喜欢在那里与大家聊上个二三十分钟。报社里的人都认识她，大家对她偷懒的行为都睁一眼闭一眼。毕竟不管哪个部门都需要电话台的服务，还是不要得罪这位女掌门比较好。其实，还有人会乘此机会讨好她。而她也相当自豪，对她来说，在工作了十七年的报社里，就像在她自己的家里一样舒适快活。只不过有一样——恋爱问题不尽如人意。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爱情居然说来就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接线室一向为男人的禁地，不过那里常常会出现机械故障需要维修，因此相关人员经常会来调试设备。其中有一个叫星野健治的二十三岁男子。他长着一张白皙的娃娃脸，高个子，骨瘦如柴。这人喜欢开玩笑，能把大家逗乐，接线室的女人们觉得他有趣，并且有些傻气。他的工作水平不高，总是受到上司的责备。

作为电话机前的老资格，加津子总管接线室。机械故障的报告、设备的调试、新设备的购置、接线员们的排班等，都属于她的工作管辖范围。因为这些原因，她对前来修理调试的星野健治也总指手画脚，健治则对加津子礼让三分。不过，加津子并不讨厌健治的玩笑，健治也总以维修电话为由，跑到接线室偷懒。

有一天，健治对加津子说：“大石姐，你那公寓还有空余的房间吗？”

“现在没有空房间了，怎么了？”

“我现在租住的地方要涨价，租金一下子多出两成，差不多相当于我每月近一半的工资，太狠了。”

“不过，我的公寓的出租价格也不便宜哦。”

“大概是多少？”

加津子说出了一个数目，这比实际价格高一成，因为说得太低可能会叫人看不起。

“那么贵啊，那我就不指望了。真不好办，我自己一个人住，用不着住那么贵的房子。”

这时，加津子忽然想到，自己居室的旁边倒是有一间三叠大的仓储间。自己是单身，因而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装。如果把那房间收拾一下，健治一个人倒是也能住。这样，自己的租房收入还能有所增加，况且旁边有个男人，也能帮自己一些小忙。

02

星野健治搬到了大石加津子那里去住，不过没有人对此说三道四。他住的地方算不上独立的房间，仅仅是加津子居室边一间三叠大的储物间，但那并不能表明两人的关系就非同一般。加津子已经三十五岁，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头发如今越发稀疏，如果不画眉毛，整个就是江户时代的女官。况且她人近中年，身体日渐发福，全身上下尽显接线室女掌门的气场。所以，没有人会想到那个二十三岁、总是耍贫嘴的健治会成为她的恋爱对象，而她也总是把健治当成小孩子。

实际上，无论是对报社接线室内部的人，还是对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加津子总是称呼住在自己隔壁的健治为“那个男孩子”。这个称呼带有一丝轻蔑，不过也包含着一份与自己在同一屋檐下居住的人的亲昵之情。

“那个男孩子来了之后帮了我不少忙，他本来就是电工嘛，以前我总是叫维修铺的人来，他来了以后为我省了好多事。他简直像个老师傅，而且长得高，什么东西一伸手就够到了……”身材矮小的她如此对别人说道，“就算他不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人，也比只有我一个人强。我也不用担心会有坏人来……不过，如果真有强盗闯进来，恐怕他会是第一个逃掉的人。”

就这样，半年以后，大家都不再关注健治住在加津子公寓里的事了。他们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个话题。加津子倒是经常在接线室的年轻人面前唠叨“那个男孩子”这又如何如何，那又如何如何。明明是索然无味的事，她却讲得兴致勃勃。看来，对中年发福的三十五岁的她而言，骨瘦如柴、一贫如洗的健治似乎是一件打发时间的工具。不过，大家也从她的态度中看到了几分“母爱”的味道。

接线室的年轻女性们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模样，听加津子讲述健治那些无聊的事。加津子没有与男性谈过恋爱，所以对眼界狭窄的她来说，健治成了她的唯一话题。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他们虽然心里藐视这个老上司的无聊话题，表面上还得曲意奉承，而健治也照旧总以维修设备为由，跑到接线室偷懒。

不久后，接线室里不见了健治的身影，加津子也不再提起“那个男孩子”。好像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电话机前的女人们觉得他们两人没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没有人对此特别关心。

三个月后，加津子第一次把她与健治恋爱的消息透露给了接线室的二掌门。那天，她突然邀请对方到茶楼去。

她那了无生气的脸颊上泛着潮红，开门见山地说道：“因为我和他年龄相差太大，所以我也是思考再三。他说一定要跟我结婚不可。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如果我拒绝，他可能会非常生气。我看他说这话好像是认真的，所以定下心来认真地考虑了，现在决心和他结婚，你说这样好吗？”

就已经决定的事情征求他人的意见，不过是借以观察他人的反应而已。实际上，即使这个二掌门以年龄差距为由加以反对，也不会动摇她的决心。

接线室的同事们都被加津子和健治结婚的打算惊得目瞪口呆，不过没有人站出来予以反对。她们大概是想看这场滑稽婚姻的笑话。况且，如果对这位女掌门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之后定会吃苦头。

年轻人纷纷来讨好她，对她说，“你找了那么年轻的丈夫真走运”“健治这么能干，以后家里的事就再也不用操心了”“他非常专一，你眼光真好”，等等。

她对大家宣布，他们预备在这一年的秋天结婚。现在是六月，还有四个月。听闻此事的同事们都相信两人肯定早已过上了夫妻生活，所谓结婚只是形式而已。加津子只有一个人，既无父母又无兄弟，健治就租住在她隔壁，所以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两人已经同居了。

“今年秋天我就要办婚礼了，所以在我结婚前，你借的钱可一定还清啊。”加津子这样叮嘱编辑部与营业部的借债者。

居然要和比自己年轻十二岁的男人结婚，大家在祝福她的同时，也怀有几分看好戏的心态。最开始的时候，她脸上还显出羞涩的模样，随着这件事传遍整个报社，她也渐渐坦然面对，满不在乎了。她早班下班的时间同健治一样，两人会在门厅处相互等待，然后一起回家。她倒班在家时，如果天要下雨，她就会拿着雨伞兴冲冲地送到报社。这时，就算前台和保安们开玩笑说他们恩恩爱爱，她也不羞答答。她完全成了一名贤妻。

看着两人出双入对的模样，大家都暗自担心女方的将来。且不说远的，加津子脸上早就起了皱纹，看上去像是有三四个孩子的妈妈，而健治很开朗，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两三岁。比起夫妻关系，健治更像加津子早年生的孩子。等她五十多岁时，健治才四十出头，正是壮年。有人对他们的将来表示悲观，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年长的女方更会照顾人，纵然年纪大比较任性，但总比年轻、专门唱反调的老婆好。

不过大家都担心，健治会不会因为与加津子年龄的差距而出轨。现在还不要紧，只怕将来丈夫会出去偷腥。健治每天面对年长自己十二岁的“老婆”，可能很快就会腻烦。另外，一个男人越受到亲切照料越容易陷入抑郁，到那时他可能会抛弃加津子。现在健治对这一切似乎还甘之如饴，因为他本来就一贫如洗，恐怕是因为女人的那几个小钱而娶她的。

大家都在悄悄地议论，也有人委婉地向加津子提出忠告。

“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也没办法，随他去好了。”加津子似乎已大彻大悟，嫣然一笑。

然而，人们担忧的事情总是来得意外的快。

加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抓住了健治的把柄。有一天，一位女子给健治打来电话。听筒里有硬币落下的声音，所以对方用的应该是公用电话，这个电话应该和报社的电话维修无关。加津子偷听了电话，随即变得脸色苍白。那是约定当天晚上约会时间的电话。

加津子六点下班，她与健治约好一起回去。可五点半时，健治打来电话说要去会见朋友，可能要晚一点回家。加津子没有多说什么，她要看看之后的情况。直到晚上十二点，健治才回到公寓。她仔细闻了闻他脱下的衬衫，一丝淡淡的香味飘进她的鼻子，那是女人的香气。

加津子开始追问健治，健治生气地辩解，说她太疑神疑鬼。加津子没有提白天偷听电话的事，因为如果说了，那么以后对方肯定再也不会打来电话。一旦健治对电话提高警惕，那就找不到任何证据了。

03

加津子几次亲手将那女人打来的电话接给健治。她一直没有说出此事，也没有要其他接线员将外面打给健治的电话让她来转接。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悲惨处境。她的自尊心很强。

通过那女人的电话，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加津子了解到对方是郊区一家酒吧里的女佣。从声音上判断，她的年龄大概在二十岁上下，而且健治已经为这个女人花了相当多的钱。怪不得最近健治的零花钱变得不够用，常向她借。

还不止这些，听电话里的内容，在加津子值夜班的时候，那个女人似乎还跑到健治的房间过夜。夜班从傍晚五点半到次日早晨九点半，这期间加津子不能离开报社，健治乘此机会放心地与那女人鬼混。为证明这一点，她早晨下夜班回家后特地查看过，果然在被窝里发现了女人的发卡。

至此，加津子终于明白她与年轻男子的姐弟恋已经彻底结束了。强烈的嫉妒心曾使她一时间手足无措，可当她想到自己的年龄，才终于领悟这场贸然开始的恋爱是多么的愚蠢。她很聪明，马上就从与健治的恋爱中苏醒了过来。

但是，有一点却令她不能接受，那就是她被健治抛弃的消息将传遍整个报社这件事。大家会说：“瞧，我们早就看到这一步啦。”想到健治和那酒吧女在一起，夜班时坐在电话机前的她就会愤恨不已。可是与此相比，让整个报社知道自己被健治抛弃，这更令她心如刀割。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七年，在年轻人面前树立的威严、在其他部门同事中积攒的声望，这些都将在众人的嘲笑与讥讽中一扫而光。

加津子想骄傲地、体面地和健治分手，但这实在很困难。即使她宣布与健治取消婚约，万一对方偷腥的事被传开，那大家还是会用男人变心甩了女人来解释这场恋爱。这样，她还是会遭受同样的屈辱。

如果健治突然死了的话——她想。

如果他死了，自己就不会遭到侮辱，甚至还会有人对自己的不幸抱以同情。可是，健治尽管骨瘦如柴，却不曾患有疾病，只能盼望他出意外事故，但那希望渺茫。

健治的行动渐渐变得反常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加津子。这样下去，不用等到秋天，健治就会离开她，或许还可能搬到酒吧女那里去。加津子很着急。

要让健治早点死，就只能杀死他，别无他法。

加津子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可这是杀人，总会伴随巨大的危险。要想把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真是难于上青天。

一天，她翻阅报纸，读到了一则女性从高楼跳下自杀的新闻。

她突然得到启发，想到可以把他从高处推下去，造成失足坠落的假象。

她绞尽脑汁，最后想到了东京近郊的高尾山。那里曾是修验道[日本古来的山岳信仰受外来的佛教等影响成立的宗教。]的道场，山顶附近野鸟很多，她以前去过那里，熟悉大致的地形。后山山谷有一处二十米高的悬崖，寺院旁边有一条小路，正好围绕后山一周，她正是在前往道场的路上望见悬崖的。

下面的问题是，怎样趁他不小心，将他推到谷底。绕山小路足有一米宽，自己很难将并排行走的他推下悬崖。三十五岁的女性在力量上根本不是年轻男子的对手，如果不顾一切地把他推下去，肯定会留下双方拉扯的痕迹。不管怎样，一定要让人以为，他是自己走到悬崖边缘失足掉下去的。

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她悄悄买了一架小型照相机。为了不让店员记住自己的脸，她有意选择了市中心一处热闹的照相器材店。她以前从未摆弄过照相机，购买这种能放进手提包里的小照相机时，她向店员请教了操作方法。她又买了胶卷，按照店员描述的方法装进相机。

下一个星期日正好赶上休息，她邀请健治一起去高尾山郊游。他最初不愿去，可是见加津子兴致高昂，只好不情愿地答应下来。或许他在想，迟早要和这个女人分手，这次就算是最后伺候她一回吧。

星期日，两人很早就出发了。到高尾山需要乘坐两个小时的列车。她将刚买的小照相机藏在手提包里，没让健治知道，当然，她也没告诉别人。到站后两人换乘缆车，下缆车后再攀登石阶，终于抵达了山顶的寺院。在寺院里，他们稍事休息，吃了些点心。

星期日游山的人相当多，加津子有些担忧，不过寺院旁边的小路上，游人并不多。游客大多会去参拜寺院，然后在附近的树林里休息，或者吃点东西，很少有人会到后山。

高大的树木威武挺拔，鲜嫩的竹子亭亭玉立，满山目之所及都郁郁葱葱。

加津子拉着健治的手，欢快地走着。途中遇到的游人无不诧异地望着这对年龄和身高都极不般配，却依然很快活的恋人。

“哎，阿健！”她说着打开手提包，拿出小照相机，“我买了这个！我要给你拍张照片，为今天的游览留个纪念。”

健治瞥了一眼相机，脸上并没有显出高兴的神情，好像在说，横竖都要分手，拍照片实在多此一举。可是，或许是这个男人觉得她很可怜，终于没有说什么。

“你会用照相机吗？”他问道。

“当然，我在照相器材店学会了，一点都不难。嗯……在哪儿拍好呢？我要选个好背景。”

男人本来就对拍照不感兴趣，所以没有自己选择地点。走着走着，他们渐渐靠近了加津子记忆中的悬崖边。她没有记错，下面的确就是绝壁。

加津子开始寻找合适的位置。他突然掉下去时，自己可不能一起被他扯下去，所以那时必须挽住一棵树以防万一。

“这里好吗？”说着，她将相机挂到脖子上，“背景是连绵的远山，非常漂亮。你站到那边去，我来拍。”

让男人站到小路中央后，她透过镜头看了看，说这个位置不理想。

“最好再往后一点，你离我太近了，照不到全身。”

“这里行吗？”

正如她设想的那样，男人果然背对着，退向了悬崖边缘。这时只要推他一下，他肯定会立刻掉下去。

“啊，不错。”她说着按下了快门，“再拍两张。”

终于到理想位置了。悬崖边有一株大树，树干分成了两杈。加津子想，只要用手臂挽住那树杈，自己就没有和他一起掉下去的危险了。

“这里真好，比刚才的景色还好。”她让他站得离树再稍远一点。

他两腿分开站立着，身后是相模与甲斐[日本旧国名，今神奈川县的一部分，属东海道。甲斐，日本旧国名，位于今山梨县，属东海道。]的山峦中泛起的重重雾霭。

“再后退一点就更好了。”

健治回头看了看。他知道自己就在悬崖边上。

“噢！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到悬崖边了。”

“但是那个位置实在太好了，去吧。你可要小心啊！”她弯下膝盖，举起相机，“哎呀，你的领带有点歪，理一下吧。”

健治抚了抚领带。

“还是不行。等一下，我给你摆正。”

她将照相机挂在脖子上，心扑通扑通直跳。附近没有别人。

“你这领带是怎么扎的？站着别动！”说着，她用一只胳膊挽住树枝，另外一只手伸向了健治的领带，用尽全身力气猛推了过去。

对方远比想象的要脆弱，瘦长的身体向后倾倒，两手伸向空中，然后，消失了。

她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人影。她又望一望悬崖下，只见一个小小的黑色人影躺在谷底。那里很深，只俯视一下，就仿佛会被吸下去。

她回到路边，环视四周，打开照相机的后盖，胶卷上有健治最后的身影。这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到。她将胶卷拉出曝光。

她想知道掉下悬崖的健治是否还活着，于是连忙把照相机放在地上，跑到悬崖边缘，再看一次。健治小小的身躯还在原来的地方，手脚也都没有变化。她想他是死了。

她又拿起相机，盖上后盖，拂了拂上面的尘土，一只红色的小蚂蚁也同时落了下去。只见地面上，还有五六只红蚂蚁在爬动。她把照相机放回手提包，扣好搭扣，急急忙忙地沿着原路奔回寺院。

她要找人救援那失足坠崖的男人。

大石加津子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同情。两人秋天就要结婚了，可是年轻的恋人却失足坠崖遇难，真是太不幸了。她在众人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没有任何人怀疑她的话。

警察勘验了现场，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足迹也不凌乱。另外，警方也不认为她凭自己的力气能推下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男人身材高大，女人很矮小。在接受简单的讯问后，加津子被解除了怀疑。

但是，加津子现在却开始为小照相机的处理而伤脑筋。虽然取出的胶卷已经拿回家烧掉了，照相机却烧不了。警方若是追究这架照相机，自己让健治站到悬崖边缘的圈套就会被戳穿。

怎么也得把这架小照相机尽早处理掉，可以投到河里去，也可以扔到没人的地方。可是每当要付诸实施时，她总觉得旁人的视线正关注着自己，只好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去。最后她去了东京站，把照相机放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然后装作不知情，一溜烟逃走了。她想，一旦有人拾到它，肯定会把它据为己有。

不幸的是，这架照相机并没有被一个普通人拾走，而是落到了一个惯偷手里。此人将照相机典当了。后来，他因其他问题被警察逮捕，照相机也被同时缴获。

刑警查看相机的编号，想把索回的相机返还失主。打开后盖，发现里面没有胶卷，角落里却粘着一个小东西。用手指拈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被挤死的蚂蚁。看来物主在更换胶卷时，曾把后盖打开着放到地上过。

但是，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只蚂蚁好像不是普通的蚂蚁。刑警出于好奇，将这只昆虫拿给专家，请求鉴定。

“噢？这可不多见！这和地面上的普通蚂蚁不一样，只在东京近郊的高尾山才有。”当时，刑警对这话还没有上心。

接下来，刑警将照相机拿到销售公司，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照相器材店。店员还记得那位客人。

“是一位女性，三十七八岁，身材比较矮。因为第一次选购照相机，她还让我教她操作方法。她像是左撇子，可是右手也很管用，两只手都那么灵活的人可不多见呢。”

很偶然，这位刑警也读过报纸上报道的在高尾山发生的案件。这对情侣游客中的男子失足坠崖而死，女子三十五岁，在案发的山路上与男友同行。刑警想起了学者的话，那照相机后盖里的小虫子只在高尾山才有。

刑警在当地警察署调阅了死亡事故记录，死者女友大石加津子的供述里丝毫没有提及照相机。那位购买相机的女性像是左撇子，但两手都运用灵活的话，很可能是接线员，因为接线员总是用两只手同时操纵电话机上的电话插头。

这时，刑警开始重视起昆虫专家的话。照相机后盖里的虫子只在高尾山才有，说明女人拿着照相机和男友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她对警察只字不提照相机呢？

刑警认为，当天女人拿着照相机，一定是要给男友拍照。会不会是男的站在悬崖边，女的给他拍照呢？如果女的起了杀意，很可能会施计故意让男的站到悬崖边上。因为是拍摄照片，现场当然不会出现拉扯的痕迹。当毫无戒心的男人背对着二十米高的绝壁面向照相机时，女人如果以整理服装为借口接近男子，然后突然出手推他……这样的犯罪岂不是很容易得逞？

刑警将自己的看法报告了上级。

警视厅侦查一科的人登上高尾山，重新实地勘察。星野健治滑落的地方有一株大柞树，其中一根树枝表面有细微的擦痕，如果人挽住树枝，可能会留下这种痕迹。这个擦痕的位置不高，身高约一米四七的人的手臂应该可以够到这个高度，这正好与大石加津子的身高条件符合，而坠崖的男子是高个子，足有一米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