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春光过小年

记得大约是二十年前，曾经看过一篇美国当代知名小说家厄普戴克所写的文章，内容谈到的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文学将死？

厄普戴克果然老神在在，在那篇并不太长的文章中，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何以相信文学还会存续下去。他说，就像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机械手表不衰反盛的道理一样，文学也将继续存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不知道厄普戴克先生后来是否改变了上述的看法，不过，当年我无意中记下的这一段巧譬善喻，至今看来依然甚深微妙。

机械手表满足了人们对工艺与巧思的感性需要。时至今朝，在“匠心独运”的庙会里，整齐划一、精准无误的石英表与电子表暂时依然无法名列仙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机械手表误差大，价格昂贵，防水、防震效果并不见得高明，而且，几天不戴大概就停针不走了，可是，人们依然热爱这份手工的趣味与价值。我想，或许就连它那不太准确的时间感也备受喜爱吧，因为，人们乐得自己手上的时光刻度与滴答声和邻居、同事们手上的不尽相同。所谓“世事无绝对，另有新情趣”，不是吗？不管文学未来的发展如何，至少，厄普戴克的机械表又这么走了一二十年，走到了21世纪，暂时还没有停歇的迹象。

“文学已死”的论调不妨看作是一种定时出现的演习，譬如放羊的孩子每隔一段时日便冲进村子里去大喊几声“狼来了”，何以如此？或许是基于牧者对羊群的热爱吧。其实，就算真的来了几匹狼，大概也不至于把成千上百的羊群全数吃光吧；就算真的吃光了，牧羊人必定也会演变成牧狼人再重出江湖的。就像其他的行业一样，文学当然也会受伤的，可是说到消失，实在言之过早。故宫博物院里不也还有许多行业依然存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吗？买玉、看画的人照样多得是，至少，我们都去自家附近的小铺里刻过印章吧。

近年来人们对文学前景的担忧不无几分怀旧伤感的成分在里头。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兴起、印刷术的发达、阅读能力的提升，文学，特别是小说这个文类的确有过一段好日子。在那段美好的旧时光里，电话才出现不久，电影、电视、广播尚未迎风长獠牙，电脑、电玩更是闻所未闻。现在回想起来，文学一枝独秀的好时光，与其说是因为它曾经那样地德沛天地，倒不如说是上帝一时不察的结果。世间“匠心独运”的人比比皆是，文字工作者自然不必始终鳌头独占。“留得春光过小年”（汪曾祺诗句）并不算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

同样也是一二十年前，走进书店里，环目四顾，的确不难发现那是一个文学书的黄金时代，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回头看去，那份风平浪静，似乎只是文学市场的一个台风眼，虽然久候多时，却也旋即远去。小众时代的来临，文学不再是草上之风，然而这也无甚可悲，文学市场虽然良辰不再，可是出版市场却是沸沸扬扬，每年三万多个出版品之中，文学类的出版数量不见得就比往年来得更少，文学科系、文学奖、文学网站的数目也是有增无减，这样说起来，或许会导出一个结论，说这萎缩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如此说来便伤感情了，这不把毒箭又射回来了？

前几天，一位朋友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拍我的肩膀，原来是要来告诉我一个关于文学的“利多”消息。他说，根据某位精神病医师的研究，文学之所以会存在，其背后真正的理由是因为“人类”要“生存”。我听后不觉莞尔，一方面因为这样严肃的议题仰之弥高，只好傻笑以对。另一方面，文学的脚步似乎也还没有走在深山夜路上，这样铿锵有力的结论不妨藏之锦囊，留待来日再取出壮胆。

就我个人的看法，近十多年来，至少在小说这一文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令人称幸的吉兆。

譬如，偶尔会听到人说，现在每天报纸和电视上的新闻之百转千折，比小说情节更要精彩得多了。如果我没有会错意的话，这意思是说小说不再能追着现实人生跑新闻了，小说作者也不见得能以情节取胜了，果真如此，岂不善哉？另有一说是，这是影像思考的时代，而且，在人类大半的历史上，图像思考本来就是主流，未来的世界即将回归本源。如此说来，跟电视、电影、漫画、杂志等等媒体比较起来，文字在影像上似乎吃了大亏，也不再那么容易吸引人去阅读文学作品了，除非……除非这个作品本身写得好极了。文字工作者因而必须在文字上确有不可取代之处，方可容身。这岂不合情合理吗？时不时也会听到有人抱怨，这个世界太无聊了，我们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饿过一天肚子，所以写不出任何深刻的东西。这个论调不无道理，有几分像战地摄影家的口吻。但其实这个状况颇为珍贵，先人流血流汗开创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让我们置身于一个非常难得的处境：穷极无聊。当然，我们憎恨无聊，因为无聊使得写作难上加难，仿佛在大片白茫茫的雪地里寻觅一只神出鬼没的银狐。但我们不必小看无聊，无聊如此壮大，它的疆土必定不小；我们尽可以承认自己的才情浅薄，却不必责怪无聊的世界逼人太甚。铁和血不一定就能让人心更加深刻，一如无聊不必然使人感到悠闲。

不可否认地，近几年文学副刊与文学奖征稿的篇幅变短了（也变难了？），对于大部分的文字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则坏消息。不过，往好处想，这个转折也适时地点醒了我们的文学环境长期以来对期刊的忽略，以及对简洁文体的低估。前人说“一寸短，一寸险”，又说“好的文章一定短，坏的文章一定长”，后者所说的“短”，应该是指阅读心理上的时间感，也就是简洁，而非关篇幅。现在，因为种种的因素，报纸上的文章必须要短，短而妙、短而精，但这谈何容易呢？再过几年，相信我们的白话文写作将会因为现实因素的催逼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妙手偶得大概就只能偶得而已。

的确，几经周折，文学的角色也许已经不再是“信念与热情”的坚持者了，然而，这岂不好极了？强盛的信念难免伤及无辜，炽燃的热情往往花期甚短，文学本是无中生有的冲积平原，虽然肥沃，然则定期休耕也在所难免吧。

一代不如一代？

这个地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灵异现象，那就是一代永远不如一代，依然是世界却一直飞快地前进着。

我知道，前进并不代表进步，写作也不例外。同时，我没有资格替任何世代发声；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点想法，而且是颇为别扭的。

新是否不如旧？到底是上一代的作家比较好，还是下一代的？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出这个题目的编辑先生心中的慈悲之情：让我以一种虚拟的中立身份站在两大文学创作板块之间，而这个并不真实存在的坐标原点正是我所渴望的。这样我便得以免除于被归类的恐惧之中。

在我的想法里，“台湾作家是否一代不如一代”这个问题暂时是没有答案的。尽管一般常见的说法是：上一辈的作家比较有“深刻的人生体验与关怀”以及“说故事的能力”等等；而新世代的作家则是“没有人生愿景”，或是“只会看着自己的肚脐眼喃喃自语”，换句话说，也就是“虚无”的一代。但是，虚无一点都不渺小啊，它迟早会产生经典之作。

文学史上的断代或许是必然的，但那要过了很久以后，在经典作品几近确立之时。而经典作品的出现是没有时刻表的。此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确立经典作品并不是为了区分你我高低，它们所牵动的毋宁是更多彼此间隐而未显的“联结”。（当我们极欲量测世代边际时，或许正反映了我们彼此间未能充分了解的焦虑。）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等待——

当经典作品像一座座动人的大桥被架起时。

沉静之狮

大概两三年前，一位好友向我郑重推荐南非小说家柯慈[大陆通译为库切（J. M. Coetzee，1940— ）。]的作品《屈辱》[大陆通译为《耻》（Disgrace）。]，并誉为他心目中的“年度小说第一名”。听见友人话中夹杂着不寻常的庄严气氛后，我便很快到书局买了一本，看完之后，觉得唯一得过两次布克奖的柯慈果然名不虚传，功力深厚。印象最深的是，柯慈的小说布局就像出自一个深识幽暗人心之曲折无理的导游，他会以极富魅力的导览语言将人引入深巷，然后制造一场迷路，将你半途放下，直到你把原来紧握在手中的地图（或成见）撕成碎片为止……

这或许是南非小说家特有的敏锐，因为长期身处“种族隔离政策”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之中，练就出对“人性之残酷与尊严”的深刻同情与了解。《屈辱》一书中，五十二岁的文学教授大卫年近迟暮，离过两次婚，为了心中苦苦纠缠的一股“无法承受之轻”的浪漫余烬，与小他三十岁的女学生梅兰妮发生了不被允许的情爱纠葛，旋即失去大学教职，与原先建立在这个标签之下的一切来自他人，或来自自我的“认同”。接着，小说情节急转直下，大卫投靠女儿露西的农庄期间，又亲眼目睹露西被暴徒集体侵辱却一筹莫展；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事后，大卫渐渐悟解到，露西心中锥心的伤痛竟然不是来自那群暴徒，而是来自他的“介入与打扰”，因为，她早已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与价值中引退，除了风雨中的宁静，这世间并无值得她把握之事。真正搅乱这一池清水的，竟是一再迷路还紧握手中地图不放的大卫自己……

这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小说架构。当然，我们一马当先的导游柯慈拥有的绝不只是胆量而已。

最难忘的小说场景——与情人共枕的艾米莉

那个男人就躺在床上。

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俯视着那深沉而没有血肉的露齿笑容。这尸体显然曾经一度以拥抱的姿态躺着，但那如今比爱情更持久，甚至征服了爱情之愁容的长眠……接着我们注意到，另一个枕头上有人头压陷的印痕。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上面拿起一些东西，我们欠身向前，那种薄而看不见的尘埃闻起来又干又辣，我们看见一束铁灰色的长发。

——福克纳《给艾米莉的玫瑰》

这是一个美国南方的恐怖故事杰作，艾米莉小姐高贵优雅，她交了一个要好的男友，但受到重大反对，她杀了情人，并把他保存在她的房间里，然后自我封闭了四十年。直到她去世，大家才目睹这一惨案，还有，艾米莉可能曾经长期与情人尸体共眠的可怕线索……

最难忘的小说人物——夏先生

当我们这些小孩在早晨七点三十分半梦半醒中漫步上学时，就会遇见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却仍然一派精神抖擞的夏先生；当我中午又累又饿地走回家时，又会与踩着热情有劲步伐前进的夏先生碰面；就连在晚上睡觉前望向窗外时，我都可能看见夏先生他那又高又瘦的朦胧身影在湖滨街上匆匆走过。

——徐四金《夏先生的故事》

夏先生就这么一年四季不分晴雨地在湖畔方圆六十公里之内走个不停，日出之前就已离家，直到月儿高挂天边才返回家去，过没多久，又带着他的背包，和一根细长的榛木手杖再次出门走个不停。夏先生不断逃避，走得很痛苦，但是在一个儿童的眼里，却误以为他“精神抖擞”“热情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