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芳谱中，唐人独重牡丹，洛阳花会，万人空巷，宋亦承袭此一余风，每年春天，看花是件大事。杭州安国坊（今众安桥畔）吉祥寺的和尚守璘养牡丹千本，有几百样不同的品种，每年花开，也都有盛会。

熙宁五年（1072），暮春三月，苏轼从沈太守等往吉祥寺赏花，置酒作乐。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也赶来参加花会，其中有五十三个代表，以金盘彩篮载花来献官长，吏民同欢，饮酒乐甚，连向来不饮的人，都喝醉了，舆台皂隶的头上都插了鲜花。当此春风骀荡、花光娇艳的景色里，苏轼忽然有种迟暮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苍老得不配戴花，其实在那时候他还只三十七岁，只是诗人敏感，在美好的造物前自卑而已，醉吟道：

苏轼曾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西湖的开凿，始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水源本来出自钱塘江，杭州刺史白居易于钱塘门至武林门之间，筑塘防海，始将江水与湖水相隔绝。

湖产鱼鲜，腴美非凡。吴越建国，不许百姓网捕湖鱼，特权人物才能享受，名曰“使君鱼”，经常设置湖兵千人，打捞葑草，湖光山色，益发明媚。宋天禧年间，真宗从宰相王钦若的建议，指定西湖为皇家的放生池，禁捕鱼鸟，目的则为人主祈福，所以当日湖中，游鱼成群，并不畏人。

吴越建国时，所建府治之西，即为西湖。天下的好山好水，大抵都在郊野，只有西湖却在城市之中，使杭州有“城市山林”之乐。苏轼歌颂西湖，有曰：“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

六月二十七日，苏轼独上钱塘门外昭庆寺前的望湖楼喝酒，天忽阵雨，他尽情观赏了湖上的雨景，醉书五首绝句，其第一首曰：

躺在瓜皮小艇上，随波上下，眼看湖边群山，一一似在跃动；夜坐小艇，随风容与，便觉得天上那一轮皓月，总跟在船的左右。所以苏轼诗说：“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苏轼说过，西湖游者，贤愚不一，所得深浅，随人而异，但能像他这样深入自然流变中，于静中见动，充分享受湖山之美的，该是千年来西湖的第一知己。

湖上有“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的鲜果，有往来水上的卖花女，“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的绮丽风光。她们乘着小艇，追到你的舷边来兜售白兰、茉莉花串成的花球，这个买卖，现在仍还存在。

西湖的美好，使苏轼情不自禁地想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一时既然都还做不到，则站在杭州，聊为中隐，实也不坏。”近一年来，苏轼的心情，从未有如今日这样畅快，湖风为他吹凉热躁，湖水为他洗尽烦忧，他高唱道：

通判有巡视辖属各县的职责。七月初，正是铄石流金的酷热天气，苏轼出城坐船到余杭县去，夜宿法喜寺后的绿野堂。次日，从余杭转到临安的净土寺，时已正午，又热又饿，来不及参禅，先要忙着吃饭，饭后好好睡了一个午觉，诗曰：“鸡鸣发余杭，到寺已亭午。参禅固未暇，饱食良先务。平生睡不足，急扫清风宇。……”苏轼从来不说装模作样的话，读这首诗，如见大热天里，一个饥渴的行路之人，跑进庙里来，求食求饮的急迫，每个人都会有过同样的经验，他和我们一样。

从净土寺步行到钱武肃王所建造的功臣寺去玩，不论庙貌如何金碧辉煌，他只觉得人间的荣华，隔世就归消歇，只有那盏长明灯，孤照深殿而已。

次往临安县西五十里，天目东北峰之径山，他只觉得天地那么辽阔，有生之伦既然同在一个天地的覆载之内，为何要自相残害。他在诗中说了一句真心话：“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宽处差安便。”从径山归来，自觉心情宽舒得多，所以又说：“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室。”

既回杭州，兴犹未尽，也不立刻回家，住到望湖楼去，邀观察推官吕穆仲来同游夜湖。穆仲是吕蒙正的孙子，苏轼的诗友，不巧他因事未能应约，苏轼就独自一人，坐上小艇，夜泛西湖。是日只有半月，须从三更看起，苏轼就三更、四更地细细欣赏夜湖之美，直到东方大白，才回上岸来。《夜泛西湖五绝》录三：

前人论诗者，说苏轼西湖诸诗，都特别“加意出色”。一日，饮酒湖上，初晴后雨，作诗二首，其一云：

此篇一出，在西湖诗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西湖本无定称，最早传说湖中曾有金牛见瑞，故唐人别集称之为金牛湖；郦道元注《水经》，称之为明圣湖；白居易治湖，作石函泄水，故大家又称之为石函湖；宋初，俗称放生湖。但至苏轼前诗流传众口，从此奠定了西湖的名称，更有人称之为西子湖者，亦本于此。

“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这是欧阳老师对他说的话，同僚中既少可与言者，则何不求诸方外。

西湖僧寺之盛，冠于全国，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就有三百六十寺之多，钱氏吴越立国后，更增至四百八十寺。如此好山好水的供养中，必有静中生慧的智者，孤山所见的惠勤外，一定尚有高人在。苏轼到杭未久，情绪还很低落，往访上天竺的都师（僧官）慧辩，清谈终日，不料使他忧劳纠结的心情，获得意外的解脱，后来作《海月辩公真赞》说：

从此，苏轼每游湖上，就遍历寺院，留连僧舍，访求远离名利之场的和尚来做朋友。在这方面，所得甚多，日后作《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时，还说：

熙宁年间，西湖僧中以诗名者，有清顺、可久二人。可久最工古诗和律诗，居钱塘门外的祥符寺，清苦耿介，不与贵游交结。有人送米给他，所取不过数升，日煮二三合食之，虽茹蔬菜，亦非每日皆有。舍房窗外，但红蕉数本，翠竹百竿而已。

一年，元宵之夜，祥符寺九曲举行灯会，游人杂沓，热闹非凡。苏轼悄悄将他的侍从遣开，独自步入祥符寺，往寻可久，原想找他聊天，不料他的房间一片漆黑，了无灯火，但闻檐卜（花名）余香，随风飘扬，竟是另一个世界，不禁叹仰留诗曰：

苏轼湖上寻僧，觉得佛门的道理，确能叫人跳出尘罗俗网，得于另一个清凉世界中，来重定生命价值的取向。一个人眼界远了，则纠结一身的是非烦恼，毵毵自落，心理上便能获得无限的平和。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就时亦涉猎佛书，虽非深入研究佛典，却可取以疏解种种心理上的压迫。

一日，漫游至宝严院，见壁上题有一诗曰：“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苏轼问谁所作，人曰：“清顺。”苏轼立刻就去找他，清顺诗名，从此鹊起。这和尚在院中筑有借竹轩和垂云亭，苏轼为之作《垂云亭诗》。

江南五月，入梅天气，霪雨连月，苏轼“寻僧去无路，潋潋水拍檐”，气闷得慌，就邀了两个同僚登上湖中画舫，沿北山路各个庙宇，请来五六个僧人一同游湖，兴味甚浓，高兴得自谓：“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此乐得有命，轻薄神所歼。”

在所交往的南北诸山众僧中，苏轼与上天竺的辩才法师交谊最深。辩才名元净，与海月禅师慧辩，都是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的弟子，苏轼为作塔铭，称其“心具定慧，学具禅律”。凡人见了他，就会尊其道，奉其教，是个颇有影响力、道行很高的和尚。沈遘做杭州太守时，请他住持上天竺，香火鼎盛，起造很多座殿宇，崇楼杰阁，冠于浙西。苏轼对他的印象是：“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苏轼有次子迨，长得高颅巨颧，家人昵呼之为“长头儿”，生来体弱多病，已经三岁多了，还不会走路，行动都要大人抱负，父母怕养不大他，要求辩才法师在观音菩萨座前为他落发，做了沙弥，取名“竺僧”。

法师为他摩顶祝赞后，没有几天，就能像平常的儿童一样行走了。辩才本是律宗，所以苏轼感叹道：“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

苏州瑞光寺的名僧圆照禅师宗本，到杭州来住持南屏山下的净慈寺。一日，苏轼忽然兴起，飘然单乘独出，往谒宗本，诗言：“欲问云公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语出《楞严经》，由此可见，苏轼求友方外，还是因为心理上的压迫太重，欲求疏解于佛门而已。

这一两年间，苏轼时患目疾，诗言：“白发长嫌岁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又曰：“迟暮赏心惊节物，登临病眼怯秋光。”皆是。病中，推开公事，谢绝灯红酒绿的酬应，独自漫游湖上，他便有“笙歌丛里抽身出，云水光中洗眼来”的轻快。一日，往游虎跑的定慧禅寺，俗称祖塔院，苏轼但凡到得这等地方，就如游子回到家里一样，他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开朗、非常平静，《病中游祖塔院》诗：

现代的科学医说，安眠是心身疾病最好的治疗。苏轼漫游湖山群寺，也屡屡称道在寺院清静的环境中午睡的酣畅。如《瑞鹧鸪》词，有句云：“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又在宝山僧舍昼寝，题壁云：

从这首短诗看得出来，苏轼是个毫无心机的人，并且慢慢地在学习对世俗的“容忍”。

西湖诸山，盛产好茶，苏轼好饮而无酒量，但却能大量喝茶。有一天到湖上去沿路游览寺院，和尚们知道他讲究茗饮，都以上好泉水烹茶来招待他。一日之间，他竟痛饮酽茶七盏，欢喜得连羽化登仙都不稀罕了，题诗孤山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在寺里饱食斋饭，饭后午觉睡起，一瓯清茶，这是苏轼最大的享受。《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中，有一首记其无上的满足曰：

方外中也有很多奇才异能之士，如僧智周不读佛书，却穷研《易经》。宝山有个云阇黎，十五年足不出户，低头读书，什么人对他说话，都不理睬。苏轼第二次去时，知他死且葬矣，复至其室，空空洞洞，了无一物，不禁独自感叹道：“却疑此室中，尝有斯人否？所遇孰非梦，事过吾何求。”生命无常，故人生只是连绵起伏的梦境，和云阇黎之室一样的空虚。

僧昭素，善琴。苏轼说，昭素所作的微妙琴声，不知何所从来，但能“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只是还有这颗心在，虽然可因艺术的力量，消散或清洗于一时，而人生凿枘的痛苦，却仍隐隐存在。

——这是人生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