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六年（1073）正月下旬，苏轼巡按属邑富阳和新城两县。先至富阳，独游普照寺，自普照至东西二庵，山行终日，静如太古，不见一人。一路上松吟雨细，梅香入袂，向庵僧盛赞此山景色清绝时，不料庵僧却说：“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苏轼突然领悟：“……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苏轼是个标准的儒学者，满怀淑世精神，要与众人同歌共哭，怎能忍耐山中的寂寞而离群索居，所以说：“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二月，早发新城，微雨初霁，策马山行，临流听溪泉汩汩，万虑皆澄，看到西崦农家，正在准备饷田的饭盒，煮芹烧笋，对于一个饱食腴肥的人，自是一种诱惑，《新城道中》二首之一曰：

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万物有情，彼此都是朋友，所以东风知道他将山行，吹去积云，天色赶快放晴，山岭头上像戴了一顶白色的絮帽，树上亦挂着一面金光闪亮的铜锣。

山村人的俗语，说岭上的云是山戴了“絮帽”，树间的朝日是挂了一面大“铜锣”，虽似鄙俚，则是何等亲切，苏轼将以之入诗。

新城令晁端友，字君成，巨野人，沉静清介，是个无求于人的君子。《新城道中》第二首中有“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句，即是赞美晁令治道之言。君成工于文辞，诗更是写得好，苏轼与他交往甚熟，但还不知他亦能诗，其不善表现自己也如此。

君成有子补之，字无咎，聪明强记，于文无所不能，其时随父住在任所，初得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文豪。

后一年，苏轼再至新城，次于陈氏园，晁补之来谒。补之十七岁从父于杭州时，见钱塘风物之美，曾作《七述》一篇，这次带来向苏轼呈教。轼读后叹道：“这都是我心里原来想写的东西，却已被你写尽，我只好搁笔了。”又和了他的诗，补之由是为人所知。苏门四学士中，入门最早的就是这位晁无咎，当时，他还只是个二十二岁的惨绿少年。

苏轼经行新城山村，身入“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的环境里，觉得山野小民，生活简朴，欲望低微，若要使能各安其生，并非难事。眼前所见，“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倘如盐不公卖，就不会发生卖牛买刀、贩运私盐的勾当，人各自力耕作，也不劳政府派遣使者劝督，故《山村五绝》曰：“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盐不官卖，山中小民，也不致因为官盐太贵，盐法太凶，而长时期地淡食。苏轼面对这些忍穷无语的山中小民，心生悲悯，故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山里的年轻人，贷得了青苗钱，就贪恋城市生活，一年中大半时光都在城中游荡，等到钱被商人以酒食、博务骗光了，只学得一嘴城里口音回来，却背上了无力偿还的官债。苏轼想：政府如不那么滥放青苗钱，山里人就不会惹这个杀人亡家的祸。诗曰（《山村五绝》之四）：

苏轼生在庶民之家，意识中自认是众民之一，岂因为官作吏，就此脱胎换骨？大家同是“天民”，血肉相连，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如今眼见新法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紊乱了，负担越来越重，法网越来越严，到处都是贫困、饥寒、债务，以至胥役的勒索，公堂里的鞭扑，塞满监狱的囚犯，种种惨状，不一而足。这都是庙堂中峨冠博带、坐而论道的贵人们所看不到的景象，却使他热血奔腾，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那些呼号疾痛的诗篇，本意不在讥讽什么，但以他那尖锐的性格，所说的话，往往利如匕首，使人流血，苏轼之偏遭时忌，这是原因之一。

自新城坐船回杭，出富春江，经桐庐，过严子陵钓台，在舟中作《行香子》词：

归安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得考见者，苏轼自来杭州，始有词作，此阕亦其初制。

当年的词，多为筵前歌唱而谱，刘攽（贡父）在徐州，初次听人歌唱轼所作词，觉得非常新鲜，寄诗道：

刘攽还是初次得见苏轼的词作，非常新奇，就调笑他，定是倚翠偎红中吴娃齐女（是时轼已在密州）传授的师法。苏轼辩解道：“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

一回杭州，苏轼急忙赶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春已老，花亦将谢，问寺僧得知，陈太守今年还未来过，苏轼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诗给陈襄：

陈襄读了这首小诗，立即邀请大家次日上午同往吉祥寺赏花饮酒，苏轼席上再赋一诗，代花致意：

一般人看花，只是片面欣赏花的色香，即使是诗人吧，以花喻美人为已足，苏轼则体会到花亦能言，她与我们一样有灵犀一点相通的感情存在。两诗一写牡丹的幽怨，一写牡丹的深情，谁能不信她就是我们心中那个爱娇的女孩？

回杭州席不暇暖，苏轼又往西距百里的於潜县察看县政，游寂照寺，为寺僧惠觉题《绿筠轩》这首家喻户晓的诗：

八月十五，观钱塘江潮，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苏轼与太守陈襄同游，有观潮调寄《瑞鹧鸪》词，有看潮五绝，题于江边安济亭上。向例：江边有弄潮健儿，能冲浪搏潮做种种表演，官中设利物（奖品）以奖励之，因年有溺毙者，已经朝旨禁断，轼作五绝中有一首云：

后来“乌台诗案”指是讥讽朝廷水利工程之难成，真是胡言乱语。

又往临安县巡视，县令苏舜举是进士同年，特意远至太平寺迎见，为苏轼说了一个故事：“数日前到州里去，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问是何故，舜举说：“我计划了一本《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自认相当简要。前日，特意送呈本州诸官，不料大家都不以为然，待呈至转运副使王廷老时，他很不高兴，差人押我出城。”

苏轼看了舜举写的规例，觉得确很有用，不知何以如此，便问舜举所说“训狐”是什么。舜举说：“从前听人讲过一个笑话，说燕子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却相反，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论不决，同去求凤凰做个判断。路上，遇到一只禽鸟，对燕子说：不必去了，凤凰在假，也有人说在瞌睡，现在都是训狐权摄。”

“训狐”是宋代骂人的俗谚，苏轼将这个故事写入《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邠）长官兼赠苏（舜举）寺丞》诗，本意只在说明世上已无真正的是非，用以安慰这位同年宗兄的不平：“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餔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想不到说说故事，却又惹祸。

在秦汉时代，杭州只是一片汪洋泽国，西湖还在钱塘江底，群山所出之水，皆入江中，东流于海。由于此一地理环境的关系，即使汉魏以后，沧海变为桑田，杭州已成陆地，但它本是江海，所以水泉咸苦，居民也很稀少。直到唐朝的李泌来做杭州刺史，始造六口大井，分布城区内外，将西湖的淡水引到井中，供应全城人民饮用。

唐之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又治湖浚井，作石函隔绝江水，刻石湖上，人称“钱塘六井”。

李泌所造六井，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再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在附城者为方井、为白龟池；钱塘县治之南者为小方井。此六井中，金牛池久已枯废，宋朝嘉祐年间，太守沈遘（文通）在城南美俗坊重开一座南井，人称“沈公井”，补足了六井的数额。

陈襄来杭州莅事之初，问民疾苦，地方父老都说：“六井年久失修，居民苦无饮水。”

述古说：“好，我陈某在此，怎么可以使人民没有水喝！”于是就命僧人仲文和子圭，他们又约了如正、思坦一共四个和尚，共同来做这件修井的工程。宋朝的寺院，责司社会福利事业，所以受命为此。

这四个和尚带领工匠，发沟易甃，完葺罅漏，很快就将六井中最大的相国井修好了，又在方井附近发现了久已堙没的古方井，一起加以浚治，于是淡水涌至，民足于饮。随后添建水闸，筑墙置钥，严加管护。

陈襄修复六井之明年，发生旱灾，江淮浙右各地都为缺乏饮水叫苦，唯有杭州，井不断水。

苏轼作《钱塘六井记》，详述工程的始末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