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谏官制度，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谏官，隶于门下省，辖属宰相，所以常为宰相执言，谏诤的对象是皇帝。宋初，为防大臣专擅，产生侵主的权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亲自选擢，不得由宰相荐举，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独立，越出执政之外，同时畀以重权，不但有权纠绳大臣，并且可以随时弹劾执政。

朝廷更许谏臣“风闻言事”，说错话可以不负言责，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为耳目口舌，鼓励言论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权势，变成毫无统驭的野马。苏轼从前上皇帝书中，就曾说过：“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祸。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必须个个都是公忠体国之士，否则，如轻付小人以凌驾执政的地位和权力，他如滥用权力，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神宗确然是个勇于有为的英王，后世史家批评他尚义而好名，本来这也不是大缺点，问题出在他只知要维护尊重舆论的立场，而不深察言事官党争的私心和奔竞利禄的私欲。他接受了台谏们的“控”状，还以为不过找苏轼来问个明白而已，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后来才觉察到台谏们是有计划的结伙陷害，而苏轼实陷冤诬，再图救赎，但这场出死入生的文字狱，却已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场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已显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们虽然接下了荆公所遗的重担，但却显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瞩目的“真相”，却在洛阳，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

万一有一天，神宗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念头一转，真让司马复出的话，以他那种只一不二的脾气，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新进”，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何况王珪侥幸登上相位，急需干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愿为打手。

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闭户著书，绝口不谈国事，没有办法议论他；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讥讪朝政”的老药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杀鸡儆猴。于是，倒霉的苏轼，祸从天降，就做了新旧政争中的“代罪羔羊”。

他们又以集体围剿的方式，使尚义而好名的神宗无法回护。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

继起者，亦为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这一段冒头，显与何正臣互为呼应，其下正文，则独选可以附会为“谤讪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陷苏轼于“大不敬”的杀头之罪，用心非常狠毒，文略曰：

伏望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以上两件，神宗批交中书复议。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初为县尉，坐手杀人罪，已被停废多年。张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宋〕周煇：《清波杂志》。]

舒亶得张商英的推荐，始从废籍中钻出头来，重入仕途，办了苏轼诗狱案后，他就得意起来，接了张璪知谏院的后任。其时，商英为中书检正，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将他的女婿王沩之的课业，送请察看，总不外是私人之间请托的小事。谁知他翻脸无情，立即上章举发，曰：“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将各件缴进。”商英因此降为馆阁校勘，监江宁酒。

舒亶之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为士大夫所不齿，非仅苏轼一案。

其间，有个国子博士李宜之，初得提举淮东常平，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奏状说：

紧接着是权御史中丞李定的压轴戏，七月二日上札言苏轼有可废之罪四，略曰：

李定这件札子，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是皇帝陛下，极富挑拨性，神宗当时也不免被激怒了，要勘问一个明白，遂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出来的新政派，初欲引为谏官，被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后又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仇氏之丧，台谏给舍，纷纷论其不孝，司马光诋之为“禽兽不如”。此事原不重大，但竟掀起政海风波，无他，借李定以攻击王安石，他做了党争的箭靶而已。[〔宋〕魏泰：《东轩笔录》。又见《邵氏闻见录》。]

苏轼与李定初无个人嫌怨，有人以为轼作贺朱寿昌得母诗，有“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是暗讽李定，今为报复。其实，以当时朝士作诗称美寿昌者之多，岂仅苏轼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如此狠毒，无他，以苏轼为党争的箭靶，意在司马光而已。

御史台奉到圣旨后，请求皇上选官参治，诏派“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这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是进士同年。轼任凤翔签判时，张已先在凤翔为法曹，曾为同事，当他离职时，苏轼还作过一篇《稼说》赠行，与共勖勉。

谁知这位同年，素性奸邪，往往以危机陷人。这些年来，在京城十分活跃，初奉王安石，旋附吕惠卿，又与舒亶深交，数兴大狱。轼案发生时，他已位居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奉派这个差使，正是他表功的机会，遂与李定联手，杂治狱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了。

他因王珪的竭力援引，元丰四五年间，就当上了参知政事、中书侍郎，俨然执政矣，其后跟着朝局转变，党章惇，谄蔡确，无往不利。王文诰说：“数人之性不同，而璪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以这样一个奇才，掌握典宪大权，苏轼的性命，岂不危乎殆哉!

李定奏请先罢苏轼知湖州的现职，并请差员“追摄”（追捕），神宗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马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罢湖州的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于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遵）驰驿赶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