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举这阕《卜算子》，为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黄山谷论为：“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上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推美虽然绝至，但非真正知音，此作实是苏轼的“忧患之词”。当他寄居定惠院时，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每天必须等到夜晚，才独自溜出寺门，到附近走走，心如惊弓之鸟一样的惶惑和孤独。

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一个过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

忠于自己观念的人，不肯苟与人同，才能“拣尽寒枝不肯栖”，在一片诺诺声中，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遭遇排斥和放逐，几乎是必然的命运，这命运，就是“寂寞沙洲冷”。

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的心灵流血不止。这些时间里，他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宁愿忍受孤寒与寂寞的惩罚。

初到黄州寄居寺院那段时间，他是如此，后来虽然全家团聚，安居临皋亭了，而他那劫后余生的紧张心理，并不能够马上有所改善，依然在惶惧的情绪压迫下，自愿孤立于一切人事之外。《答李端叔书》说：

亲友不与他通问，是因为他的罪名太大，怕惹是非。即使他自己，亦何尝不怕“文字为累”。如此信之尾，他还再三叮嘱端叔：“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不敢作文字，也是一种“孤立”的刑罚。如当时曾有某人请他写篇燕子楼记，徐州为苏轼旧游之地，燕子楼又是那么凄艳的名迹，若在平时，苏轼如何能不援笔而起？现在毕竟无可奈何，只得很诚恳地辞了他的朋友，向他诉苦道：只要出口落笔，便被憎恶他的人们，拿来做“笺注”的依据，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充分显示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

苏轼庆幸自己能够混迹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答言上人》）。有时，他会在袖筒里笼着许多石弹子，到江边与人比赛投击江水，看谁能使石弹滑出水面最远[〔清〕潘永因：《宋稗类钞》。]。有时在路边凉亭里歇脚，也会要求别人讲个鬼故事听听，假使那人说，没有鬼故事可讲，苏轼就求他：“姑妄言之也好。”旁人听他此言，无不哄然大笑。[〔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距黄州知州官邸数百步，少西山麓有一片壁立的断崖，传说是周瑜大破曹军的古战场——赤壁，断石堆云，惊涛裂岸，风景最是优胜。是年八月六日夜间，天朗气清，他兴致特别好，便带了苏迈，划只小船，第一次夜游赤壁，其时适有杭州的辩才、参寥两位僧人所派的使者来黄州向他问候。游罢归来，他即乘兴写了一篇非常美的短记，当作复书，寄与参寥：

自此，每遇风日晴和、江面浪静的日子，他就常常独自划船到那儿去捡沙滩的细石子。这地方的细石，往往温莹如玉，有深浅红黄各色，或有细纹如人指纹者，非常可爱。自己捡拾不足，又用饼饵换取这一带孩子们所拾来的，一共搜集了二百九十又八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用古铜盆盛起来，注入清水，色彩缤纷，苏轼称之为“怪石供”，赠予在庐山归宗寺的了元禅师，这了元即是后来的佛印和尚，他们间的缔交似即在此时期。

苏轼在黄州最爱这个地方，数游之后，曾作《赤壁记》一篇，此为后来名作前后赤壁二赋的滥觞。

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或意识里，一点也没有罪过的自觉，而忽然遭逢横祸时，就无法拒绝“命运弄人”的观念。命运这个观念，可以做受难者的精神避难所，相信命运就能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具体而微的表征，即是世俗所说的“鬼神”，苏轼此时此际，乐于谈狐说鬼，并非是不可理解的迷信。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这不但是荆楚地方的迷信，而且已经成了当地的节令行事。苏轼有个黄州新识的朋友潘丙来告诉他：本地有家郭姓侨户，扶乩降神最称灵验，苏轼还在来黄途中的这年正月十五，神已透露消息说：“苏公将至。”到了次年正月十五，苏轼便约潘丙陪他同去郭家参观。降坛的乩神，名叫何媚，字丽卿，莱阳人，生为寿阳李景之妾，被大妇于正月十五夜暗杀于厕所，天帝悯怜她，命为厕神。有问必答，如响斯应。她居然知道苏轼已经在座，乩言：请苏公稍留，她将赋诗作舞娱公。一霎时作诗数十篇，不但敏捷立成，而且皆有妙思，杂以笑谑。苏轼问：“某欲做一黄州百姓，可乎？”

神在粉盘上写出一首绝句：“朝廷方欲强搜罗，肯使贤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稳，皇书一纸下天河。”

再问：“予欲置一庄子，不知如何？”

神答：“学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

子姑神也很好名，在应歌作舞后，再拜以请道：“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

苏轼果然为她作了《子姑神记》。

另有一次，他去汪若谷家，看箕帚穿上衣服的子姑，自称天神李全，以箸为笔，置笔口中，书写篆字。字虽不可识，但苏轼还是赞他“笔势奇妙”，为作《天篆记》。

郭家观乩后数日，苏轼到岐亭去看望陈慥，须在途中过夜，乃宿于团风镇，梦见一个和尚，破面流血而来，好像有话要讲，但又不说。醒来，不明何兆。到了岐亭，将这夜梦告诉了陈慥，次日与他相将入山，半路上见一庙宇，中有古塑阿罗汉一尊，仪状甚伟，但面目为人弄坏。苏轼还不曾联想到昨夜的梦兆，陈慥已先悟到：“这莫非就是你所梦见的和尚吗？”苏轼后来就将这尊罗汉运回黄州，嘱托安国寺的住持僧继莲雇工重新装修，左龙右虎，赫然是第五尊者的造像，就供奉在安国寺中，苏轼并出资“斋僧”，作《应梦罗汉记》。

此外如梦中采食古井上的石芝，还记得味如鸡酥，却比鸡酥甜；梦黑肥吏请他作《祭春牛文》；梦一美人给他雪水烹的团茶喝，为作回文诗；梦到西湖等，各各付诸吟咏，低徊不已。

梦和迷信，以现代人的理解，都是精神反射作用所产生的潜意识活动。梦是现实生活中缺憾的补偿，而迷信行为，则有填充心灵内部空虚的妙用。每个人暗中都有自己的梦，梦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人在游离现实内外的梦境中，获得一切意愿的满足。迷信神异，不但使彷徨无主的心神，得所寄托。人所遭遇的神异，往往只是自己痛苦的经验混合热烈的想象，在精神恍惚下所产生的情景。苏轼离群孤立，彷徨失措中，独多神异梦幻的奇遇，正是他心灵空虚，热情无所归着的反映。

然而，他到底受过严格的儒家训练，静定下来，反求诸己，检讨祸患所生，只归咎于自己的鲁莽与无知，不怨天，不尤人。《答李端叔书》云：

此函最后一段，苏轼痛切指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种毛病。这是他从前虑所不及，而现在非常后悔的经验。他说：

人须经历忧患，才能成熟。诗狱的锻炼，黄州的贬谪，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非常关键。

然而，孤立的生活，无法填补精神空虚的症状，一个人颠三倒四的反省功夫，也只能增加自咎的痛苦，无助于心理创伤的疗治。他只觉得胸腔里这颗心，空荡荡地没处安放，彷徨、恐惧，甚至怔忡，怎么样的譬解和排遣，都归无用时，他想到用禅门静坐的方法，来求取解脱。

黄州城南五里那座安国寺，就是他一到黄州就经常去洗澡的那个庙宇，前后茂林修竹，郁郁苍苍，院内陂池亭榭，也都错落有致，景物幽静。苏轼每隔一两天，就到这寺里去辟室焚香静坐。静坐是禅门中从达摩祖师面壁以来，一项传统的功夫，禅的意义本来就是“静虑”，是在沉思默想中，获取“出神静观”的方法。坐禅这种训练，并非单是造成一种自我催眠状态去忘记痛苦，而是训练你学会如何清楚而明确地界定对一切事物的观念，从完全不同寻常的观点来作性行的自省，来看待外在的事物。坐禅的方法，是先使心灵集中于所观想的对象，使头脑冷静，心灵休息，排除任何现实世界中情感的混杂，以精神上的直觉主宰意志和情意，使于静定澄澈中，获得心灵的平衡，获得较高层次的意志，获得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和“慧”。

苏轼自言他实行静坐，为了“收召魂魄”，“求所以自新之方”，正与禅门静坐的目的相符合。据他实行的经验，确然很有效验，可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苏轼说过：人如真能一念清净，则世俗的污染就如身上沾染的尘埃一样，纷纷自落，使你“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

苏轼好与僧侣做朋友，也很喜欢佛家思想，自到黄州，别的事物容易导生痛苦的联想，不能不竭力规避，所以一意只看释典。既然只读佛书，偶尔动笔，就自然流露些不会惹祸的佛家言语。如《与程彝仲推官书》云：

苏轼勤读佛书，目的只求实用，用佛家的道理来排除一些心灵上的障碍，超脱黑白混淆的现实世界，自求解脱而已。他这种态度，在《答毕仲举书》里，说得非常坦白：

是年八月间，哺养苏轼和他亡姊八娘，在苏家服务三十余年的乳母任氏，时已七十二的高龄，大约是舟行跋涉之后，水土不服，忽然一病身故，苏轼为她营办丧葬，着实忙了一阵；同时得讯，苏辙回到九江，转赴高安任所未久，也殇掉了一个女儿；十月间又接到他的堂兄（苏涣的长子）子正（不欺）于九月间病逝成都任上的讣告。这一连串死亡的变故，使他对于生命的无常感触甚深。因此这年冬至时，他又向黄州天庆观的道士借得道堂三间，谢客燕坐四十九日，致王巩书说：“虽不能如张（方平）公之不语，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处。”仍是希望用静坐的方法来澄澈心里激荡起伏的痛苦。

像这样忽从佛寺，忽入道观，营营不倦的行动里，充分表示劫后余生的苏轼精神耗弱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