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向讲究饮馔，甚至不辞以老饕自居。黄州生活空虚，独多闲暇，因此于饮食之道，就更有兴趣起来。

自元丰三年正月，策马来黄州城的途中，俯瞰浩浩江水，仰视群山上的竹林，他所算计的就是将来的口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后来果然常常运用这两种最便宜的材料来做菜，不但自吃，还自己下厨，亲执枪匕，煮出鱼羹来请客。他这鱼羹，自己写下很详细的做法，以新鲜鲫鱼或鲤鱼活斫，冷水下，入盐，以菘菜心芼之。扔入荤葱白数茎，不能搅动，俟半熟时，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橘皮线或即橘皮切丝。此菜极似现在江浙菜中的奶汁鲫鱼汤，却是苏轼的拿手杰作，至元祐间已在京师做了大官，他还邀集好友来品尝鱼羹，一显手段。

黄州土产的食物，据他给秦观的信上说：“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然而，苏轼，西南人也，似乎不很欣赏牛羊肉，却盛赞黄州的猪肉最美。作《猪肉颂》曰：

这红烧猪肉，后来也成为一道名菜，至今餐馆里还有一个菜式曰“东坡肉”。

苏轼虽然不能没有肉食，但他从小受母亲程太夫人的影响，自己决不在家里宰杀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杀猪羊这类大动物，现在则连鸡鸭蟹蛤，也都在禁杀之列。

自言作此禁制的缘由，因为在御史台狱里，亲身经验过，如“待宰之鸡”一样的恐怖和痛苦。《狱中寄子由》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所以，出狱之后，立即下定决心，不杀生物，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类，他也拿来投还江中，自己说：虽然明知蛤在江中，没有再活的可能，但总希望万一能活；即使不活，也总比放在锅子里煎烹为好。自述其由曰：

苏轼居黄，将已一年，元丰四年新正，决定去岐亭看望陈慥。当地的新朋友潘丙、古耕道和郭遘一直伴送他走到城外十五里的女王城东禅庄院。

路上想起去年陈家杀鸡捉鸭，盛罗酒食来招待他的情形，不禁感到为口腹之欲而杀戮生命的残忍，所以一见面便先声明，千万不要为他“杀生”，后来又作了一首《我哀篮中蛤》的泣字韵诗，寄往岐亭，劝说季常戒杀。

自此以后，苏轼每年作诗一首寄赠季常，均用“泣”字作韵，汇为岐亭五首。那首戒杀诗是这样写的：

不但陈慥接受了他的劝告，二人相聚，再不杀生，甚至岐亭陈家的邻里，读了这首诗，都说“未死神已泣”太可悲了，受此感化，有人不再吃肉，而苏轼自己是有名的老饕，“犹恨未能忘味”，不能完全素食，不过他只吃“自死物”，不为口腹杀害生命。

他还写过一篇《书王翊救鹿》的短文，今载集中，也是将鹿“拟人化”了，劝人不要杀生的故事。

苏轼讲究饮馔，却努力提倡“戒杀”，此因苏轼一生，苦难深重，使他真切体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这个事实，抱着执着的感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生之伦，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命，人类无权杀害别的生物，何况只为口腹之奉。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苏轼“民胞物与”的精神，表现于政治作为上，则为忘却一切利害，反对病民的新法，不顾任何打击，要替哀哀无告的老百姓说话，兴水利，救灾荒，恤病赈饥，孜孜不倦；表现于个人生活上，遇事同情弱者，几乎成了他的基本观念，饮食生活中“戒杀生物”，只是最最微末的一端而已。

至于黄州的酒，却实在差劲，一直叫他抱怨不休。诗曰：“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酒味虽然如此，但是别无他途，所以说：“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又作《饮酒说》，态度却超脱得多，如言：

话虽如此，他在樽边席上，仍然禁不住要抱怨，知道的朋友，都会送酒给他，徐太守会送他最佳的州酿，黄州邻近四五个郡县送来的酒，一时喝不完的，将它混合置在一个酒器中，有如现在不经调配的鸡尾酒，苏轼称之为“雪堂义樽”。

后来他从道士杨世昌处求得一个秘方，自己来私酿蜜酒。每次用蜜四斤，炼熟，入热汤搅成一斗，加好面曲二两，南方白酒饼仔米曲一两半，捣细，用生绢袋子盛了，与蜜水共置一器内密封，等它发酵，三数日沸定，酒即清澄可饮。酒成，苏轼大为快活，作《蜜酒歌》曰：“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苏轼虽然非常感谢蜜蜂，得蜜酿酒，但真会喝酒的人，却认为味道太甜，并不像酒。叶梦得说，如遇蜜水腐败时，喝了就会泻肚子。所以苏轼似乎也只酿造了一次，后不复做。

苏轼好酒复爱茶。黄州并不产茶，不过安国寺的竹间亭下，种有几株茶树，却是名物。每年春天，徐太守必邀苏轼同游安国寺，饮酒亭上。酒后，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甘芳沁于心脾。大受病殁，郡人请苏轼改此亭名为“遗爱”，用以纪念这个好官。[本集：《代巢谷作遗爱亭记》。]

饮茶以促进健康，苏轼有个秘诀，《漱茶说》曰：

他的方法是食后用粗叶浓茶漱口，使油腻不入肠胃，牙齿也得坚密而虫病不生。上品茶不能常有，只能隔几日喝一盏，也就不足为害了。

他在黄州，是个生活都成问题的罪官，自顾不遑，一朝听到岳鄂民间流行“溺婴”的恶俗，想到无知的人们竟在亲手扼杀自己的骨肉，不禁芒刺在背，寝食难安。虽然他既无官守，又无财力，但他还是要奋力以赴，呼吁有力量的朋友，循法律的、经济的两个途径，双管齐下，来共同消弭这公然杀人的恶俗。

事情发生在元丰五年（1082）的正月，同乡王天麟从武昌过江来看他，闲话间，说起岳鄂一带民间，有桩沿袭已久的恶俗，即是“溺婴”。

一般平家小户，限于经济能力，最多只能抚养二男一女，当时没有节育方法，超过能力限度而再有生养时，只好等到生下地时，立即将这新生儿，揿入冷水盆里，杀害了事。中国古代社会，重男轻女，所以迟来的女婴，几乎无一幸免。因此造成人口上男多女少的偏差，使社会上娶不着老婆的鳏夫激增，已可看出“溺婴”的普遍。

苏轼听了这话，为之食不下咽，写了一封千字长函给笃重人伦的朱鄂州（寿昌），求他挺身出来改革这桩太不人道的恶俗。他形容溺杀当时的残忍：“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他说这种行为的法律责任是：“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指的是刑统（斗讼、殴詈父母祖父母）条：“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故杀者加一等。”律疏说：“非违犯教令而故杀者，徒二年。”

苏轼引用的律条即此，而且特别说明：“此长吏所得按举。”即指此非告诉乃论的罪行，不必要有原告，地方长官可以依法检举的公诉罪。他要求朱知州：“明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除了法律禁止之外，追究形成这种恶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贫穷”。苏轼举述王天麟的经验说：“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

苏轼说：“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随后举述自己援救荒年弃儿的经验：

刚刚落地的婴儿，父母对他还没来得及产生感情，才施展得出这样残酷的手段。要度过这一关，“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苏轼一面建议朱寿昌以知州的权力，根据法律禁止杀婴；一面则在黄州，怂恿古耕道出面，组织一个私人慈善事业的“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劝募钱米，每年每户定出钱十千，买米、布、绢、絮，访问贫家力不足以自养者，分别予以实物济助，劝令留养自己的骨肉。

古耕道在本地，人头很熟，访问劝捐，都需要他，而以安国寺的住持继莲管理财务，以昭众信。苏轼是幕后的发起人，不论其时手头已很拮据，但他慨然道：

朱寿昌是孝子，必是仁人，本来，他是一定会接受苏轼的建议而认真去做的，无奈为时不久，朱即罢职他调。后任鄂州太守陈君瀚，与苏并不相识，这件官方不急之事，似乎也就被搁置下来了。

饮馔，是苏轼最大的嗜好，而黄州食物，价钱也不昂贵，但是在黄州住了一两年后，眼看手上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苏轼便只得硬了头皮，束紧裤带，提倡“节食”。

先是撰就一篇短文——《节饮食说》，写成帖子，粘在壁上，约束自己，昭告朋友，还想出许多好处来为自己譬解。那帖子是这样写的：

这个办法，可以省钱，但却不能止馋，见于《答毕仲举书》里，则他还另有一种心理疗馋的办法。如言：

果然，至元丰四五年后，他虽然对于食道一样兴致勃勃，不过做菜的素材却已十分节约了。如他做的东坡羹很有名，甚至有人求他传授做法，因此撰《东坡羹颂》，其实只是一式菜羹，不用鱼肉五味，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等杂煮而已，自谓“有自然之甘”。

元丰六年正月，同乡巢谷（元修）自蜀来，谈起眉州有一种巢菜，味甚香美。两人都有同嗜，惜乎别处不产，这使离蜀十五年的苏轼追思乡味，怀念不已。巢谷说，孔融戏杨修，指杨梅曰：“此是君家果。”依其例，此该称“吾家菜”。两人“话”饼充饥，苏轼作了《巢菜》诗（一作《元修菜》）。

巢谷也是烹调好手，他住在雪堂，常常亲自下厨煮猪头灌血睛，做姜豉菜羹，与苏家父子共餐，苏轼赞道：“宛有太安滋味。”

不过苏轼除了家厨之外，还是别有解馋的去处。对江刘郎洑王齐愈非常好客，他每至武昌，必主其家，“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而“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大约即系现代人所说的聚餐会，他也是参与的常客（皆见《答秦观书》）。

监仓刘唐年主簿家里，煎米粉作饼，味甚酥美，苏轼吃得好，便问：“此饼何名？”

主人也不知道，苏轼便道：“就叫‘为甚酥’好了。”

潘大临，即以写过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而知名千载的诗人，他家酿造一种逡巡酒，苏轼尝了一口，觉得很酸，便说：“莫作醋错著水来否？”

过不多天，苏轼带了家人去郊游，想吃刘家的煎饼，便写了一首短诗代柬，向刘唐年讨：“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宋〕洪迈：《夷坚志》。]

正因为他对饮食有那么深切的嗜好，才会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如此无穷的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