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实现理想而生活，他们可以不在乎现实世界中的得失荣辱，不在乎物质生活的贫乏，但却无法忍受被现实社会排斥、废弃的命运。知识分子怀着一片对国家和生民奉献的热情，具有不可压制的观察与批评的精神，一旦遭逢政治势力的压抑和阻截，无异彻底冲毁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道”，这种摧残生命意义的打击，使士君子者人生庄严的使命感完全丧失，残存这个苍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彷徨，而造成无可奈何的忧戚。

朋友赵昶（晦之）来信劝苏轼：“处患难，不戚戚。”苏轼大不为然，凛然复书道：

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长明灯，不论发生何等残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灭。苏轼《与李公择（常）书》，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注解：

所以，那几年间，好大喜功的当权者，以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贸然发动对西夏的战争时，苏轼不免忧心忡忡，付与异常的关切。战争失败所造成的耻辱，使苏轼满怀悲愤，无可发泄，只得借用吊唁朋友的形式，作诗写记，隐约吐露这黄州老农的忧国之心。

事起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边臣劝帝乘此机会兴师问罪。神宗便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五路兵马，大举西征。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节制泾原刘昌祚的兵马，种谊以鄜延之师分道行兵。李宪只是一个宦官，不懂军事，虽然派驻边疆，也并不深知疆务。军行距灵州百里，虏骑骤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骑接仗，未被所乘，斩首千余级，又会合泾原兵马，径围灵州。

围城久久未下，刘昌祚请分兵攻打东关，不许。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灌营，又抄绝大军赖以供给的饷道，士卒冻溺而死者无算，余军断炮为梁逃生，与追兵厮杀，转战累日，终于全军败覆。时在元丰四年（1081）九月，为第一次的灵武兵败。

苏轼身负罪谴，虽然关心国事，却无议论的自由，有如骨鲠在喉，非常痛苦。五年夏日，原在高遵裕帅府中掌管机要文书的张舜民（芸叟），因作诗述及宋兵久屯失利的情形，谪官监郴州酒税，路过黄州，为他详述灵武兵败的经过。使他从这亲身参与者口中，亲闻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军民大量的伤亡，边疆地方彻底破坏的惨状，不禁痛彻心扉。但他现在的处境，再也不能触碰“现实政治”这个怪兽，心里憋着这份受辱的痛楚，无处发泄，作《书张芸叟诗》，记舜民诗曰：

又记舜民的话一条：“官军围灵武不下，粮尽而退，西人从城上呼官军：汉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谓惭为兀攃也。”——此外不敢再著一字。

同年九月西夏来救米脂寨，鄜延经略使种谔率领七军，方阵而进，攻围敌寨。西夏兵八万余人，自无定河出，种谔挥兵前后夹击，夏兵死伤六万余人，尸横数十里，银水尽赤。掳获马匹五千，孳蓄铠甲万计。

这一胜利的消息，于同月二十二日，苏轼在武昌王齐愈家中得见陈慥书报才知道。当时大家高兴唱乐，各饮一巨觥，互相庆祝。苏轼也作诗志庆：

后来又闻洮西捷报，苏轼亦有诗曰：

这洮西之役，由宦官王正中所主持，而此诗篇首曰“汉家将军一丈佛”，有人认为苏轼不会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一个宦官，所以断为伪作，而陆放翁以为此诗气格那么高，也不是别人假得出来的，所谓“一丈佛”者，不是赞誉，而是讽刺。其实这些都是书生狭隘之见，如果能够扬民族声威而有大贡献于国家者，正不必论其出身，以苏轼胸襟的阔大，宦官果能克敌致果，何尝不能给予赞美。

边臣为报灵州兵败之耻，防备西夏得寸进尺，鄜延大帅沈括，请在永乐（今陕西米脂）筑城，围阻西夏。神宗诏派给事中徐禧（德占）去实地考察。

不久之前，徐禧曾来蕲水，与苏轼见过，给他的印象是粗有胆气，实甚疏狂，不足以担当军国重事；而沈括又是那么一个好大喜功的投机分子，苏轼私下不免忧心忡忡。苏轼怕见这些官场人物，说话容易惹祸，但又不能放开他的关切，只得作书向滕达道探问消息：

徐禧以诏使身份至边，不顾种谔等资深边将的反对，力赞沈括的计划，筑城永乐，上报天子，赐名银川寨。

讵知永乐为夏人必争之地，岂容占领？九月，西夏以三十万大军来攻。

永乐城被西夏兵团团围困，而地则依山无水，军士饥渴欲死。不久，城破，李舜举、徐禧、李稷均陷夏人之手。神宗以手诏给西夏，他们如能保全该城官兵，当尽还已侵之地。诏书未到，李、徐等已告死难，苏轼作《书永洛事》，曰：“圣主可谓重一士而轻千里矣。”

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人死者约六十万，丧弃银钱绢谷，不可胜计。神宗得到永乐败讯时，当廷痛哭，自此不饮不食，绕室彷徨，悔恨不已！因此得病，遂尔崩逝，可以说是赍恨而殁。

徐禧由吕惠卿保荐，上《平戎策》投机成功。以一布衣而致大用，苏轼与他一面之交而已，于其死难后，作《吊徐德占》诗，比之为映门的松柏，背面的意思是当非栋梁之材，如不大用，定可终老岩壑，抱子生孙，政府“小才大用”成此恶果。至作吕惠卿责词时，所谓：“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狂生者，即此徐禧。

苏轼遭难以来，朝廷政局，每下愈况。

国家的老成们，依然退出在政治的权力圈外，默默无闻。如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里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绝口不谈国事；张方平以太子少师致仕后，健康状况很坏，息影南都，无限寂寞；以司徒致仕的韩国公富弼，家居洛阳，悠游泉石，至元丰六年即已薨逝；文彦博虽然拜太尉，判河南，也只能邀同一辈耆老，举行耆年会，流连诗酒，消磨时日而已[〔宋〕沈括：《梦溪笔谈》。]。即使当年那么勇于自用，最有魄力、最有抱负的王安石，现在金陵，也只每日在钟山道上，驴背寻诗。

这些年来，朝廷的实际政事，尽在蔡确、章惇、冯京、王珪、张璪、蒲宗孟这班政客手上，作走马灯式的流转。至元丰五年（1082）四月，实行新官制，以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神宗诏自今以后，事无大小，统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执行。辅臣中有人以为如此做法，中书省的权力未免太重，然而神宗不以为然。于是蔡确、王珪、章惇三人结合的权力中心中，又以蔡确为最高权力者了。完全到了“君子缩手，小人鸱张”的局面。

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于景灵宫，大赦天下，各处都有起废的恩例。六年之春，陈襄的弟弟陈章（朝请）来信，劝苏轼活动一下，颇有希望。复书说：“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切望怜察。”

苏轼非不热望起复，只是目前的政治环境，蔡确当权，怎能包容苏轼？王珪又怎能让苏轼出头，遮掩他的文章光华？更重要的是苏轼虽在谪籍，但是帝眷仍深，他是当权人物嫉忌的目标，岂能让他东山再起？苏轼是个死里逃生的人，不能弄巧成拙，“多难畏人”，早已打消仕进的念头，只想做个黄州农。但是，躬耕东坡并不足以赡养偌大一份家口，所以还须在黄州附近再置一点田地，才能够得全家二十余口的温饱，这才是个“衣食重事”。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那一天，他到距黄州三十里地的沙湖，土名螺蛳店的地方去看田。田在山谷间，当地人告诉他，这里的田地上，播种一斗种子，可以产稻十斛。苏轼问：“何以如此有力？”据解释，此地连山都是野草，可以散水，又向来未曾种过五谷，地气不耗，所以一发便能如此有力——苏轼记住这一段宝贵的经验之谈，特别记下来。[〔宋〕苏轼：《东坡志林》。]

看完田，归家路上，天气突变，忽然下了大雨。他们一行，本来带有雨具，看看无用，先已叫人带回去了，这时候，除了挨淋，没有别的办法。同行的人，个个淋得非常狼狈，独有苏轼似乎不觉有雨，照样安步徐行。不久，雨止天晴，他很为自己保有这份坦荡的心怀而得意。作《定风波》词：

这阕词，是《东坡乐府》里的名作之一，音调铿锵，节奏恰如潺潺春雨，平和、洒脱而又宁静。

人生，有追求就必有失落，人如不能忘情得失，他的心便永远平衡不了，心理不能平衡，痛苦便如风雨一样，四面八方地包围了你。惟有这饱经世患的诗人，在雨中举步轻行时，他心中根本没有晴明，所以也就无所谓风雨。人间一切变幻无常，唯有超脱物外，才能一尘不染；唯有安步徐行于大雨中的人，才能“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坦然归去；有这样任天而动的襟怀，才令人望之如神仙。

苏轼的意气固然轩昂洒脱，不过到底是春寒未尽时节，淋了冷雨，终于害了左臂肿痛的毛病，很可能是风湿，但也有人说是食物中毒，即服食丹砂的副作用。

麻桥人庞安常，虽是聋子，却是有名于当地的针灸医生，苏轼病臂便去向他求治。因庞医重听得厉害，两人只能笔谈，写不了几个字，他已完全了解病因。苏轼惊异于此人的绝顶聪明，便和他开玩笑道：“我以手为口，君以眼作耳，都该算是一代异人。”[本集：《书清泉寺词》。事亦见于《东坡志林》。]

两人相与大笑，自此订交。庞医的针灸术确实效应如神，一针便已治愈苏轼的肿痛。疾愈后，他还在庞家住了数日。安常治病，不要诊金，独喜书画文物，因是同好，相谈甚欢，他们还同游了蕲水郭门外的清泉寺，饮王羲之洗笔泉的水，徜徉于兰溪之上，作前揭之《西江月》词，确是一阕明净无尘之作，足见苏轼之善于享受生活。

沙湖的田，没有买成。不久，同是天涯沦落的朋友杨绘派他的弟弟庆基到黄州来与他商议同买一座庄院，以后可以合住，又介绍定襄胡家田，先佃后买，可以少付一些现款。再过若干日子，陈慥来说，郎中任其孚的儿子要卖掉荆南头湖庄子，这庄子去府城五六十里，有田五百来石，时值六百千，只要先付二百来千即可……但都只是空忙一阵，没有买成。

苏辙在筠州，本与太守三衢毛国镇相处甚得，国镇主政宽和，又好吟咏，两人之间，颇得唱酬之乐。这年夏天，毛国镇罢官归隐，新任筠守贾蕃，彼此均无渊源，同僚的筠州通判（倅），早先与苏辙在公事上意见不洽，心存芥蒂，至此便处处与他公开作对，要排挤他。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平。其时老友李常还在淮南西路提刑任上，驻舒州，筠州是其辖属，所以写信给他道：

为了免与人争，他又作了《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诗（这诗题显然是后来加写的），劝苏辙不必徘徊瞻顾，到黄州来同耕东坡的好。

这首诗回溯生平，有很多感慨。他说，我们少小为学，自有远大的志趣，天如给我们机会，应该早已发迹，创出宏大的事业来了。谁知事实大谬不然，我们两人举步尽是荆天棘地，狼狈不堪。我如堕地跌得粉碎的瓦罐，不必再说了，你又何必恋此鸡肋，战战兢兢，只怕得罪，任劳任怨，别人还不谅解，“时哉归去来，共抱东坡耒”。

然而苏辙没有来，他当然了解苏轼在黄州的经济情形，一点收入也没有。而他自己呢，人口众多，生活负担比他老哥还要沉重，单靠东坡五十亩地，怎能养活两家人丁呢？这是一个被生活限制、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只能忍着继续啃这块食之无味的鸡肋。

但是，官僚社会中势力倾轧与人身攻击，是残酷无情的，苏辙本来除监盐酒税的本职外，还兼了筠州州学的教授，不过为多点收入而已，以一个制科出身的人兼任州学教授，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不料毛国镇一走，他们便指责苏辙于州学所撰策题三道，乖违经旨，一状告到礼部。

京中的国子司业朱服，跟着落井下石，上奏道：

诏可，苏辙便落了兼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背出廿二年前，兄弟同在怀远驿预备应考制科，埋头苦读时的宿约，希望凭此能够打动老弟的心意。作《初秋寄子由》诗：

苏轼向来有“蔑视金钱”的豪气，而苏辙则非常谨慎，仍然不敢造次，依然晨出暮归，两渡江水，忙他的盐和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