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新正，苏轼在泗州得到消息，他去年十月十九日在扬州拜发的《乞常州居住表》，投入主管章奏的官署，他们“拘执微文”，挑剔文字上的小毛病，借为口实，不肯转呈。苏轼于是改写一状，派遣专人入京投递，这第二次写的表文，首尾比较详尽，比较哀戚，中间文字无大变更，如言：

苏轼忙着买田宜兴，乞居常州，苏辙则于十二月间奉诏移知绩溪县，在这年前年后的时间里，兄弟俩分在两路，各奔前程。苏辙是乘舟出筠江，过南昌登滕王阁，除夕夜是在鄱阳湖上度过的，新年他在庐山。苏轼除夕是在泗州，过年后才到南都，其时苏辙已至绩溪县任。哥哥是无可奈何，只想安于江湖，弟弟则幸已离开了那个遭人排挤的环境，从江西去安徽做“百里侯”了。

苏轼二月至南都，是张方平退休后第三次来谒。

乐全老人张方平（安道），第一个识拔苏氏兄弟，将他们推荐给欧阳修，得到这文坛盟主的揄扬，至于今日，饮水思源，苏氏兄弟对他一直敬礼不衰。尤其苏辙自中制科后，曾多年追随方平做事，关系更加亲密。

元丰二年（1079）七月，张方平以太子少师致仕，一直家居南都（今河南商丘），苏轼遇有机会，一定要抽出时间来，遄程去看望这位息影林下的长者。在张方平家居的十五年间，苏轼亲谒乐全堂有六次之多，除了最后一次吊祭之外，盘桓把晤，相得甚欢。这老人视苏氏兄弟如自家子侄，非常关心他们的事情。

苏轼诗狱案起，方平虽已退休，却不顾一切，以三朝元老的地位竭力营救，恩谊深重，在这两弟兄的心中，感激怀念不尽。

所以，苏轼脱祸归来，晋谒乐全老人，是预定行程中的一件大事。正月初四离开泗州，径往南都，就寄居在乐全堂中，与老人作伴，住了将近两个月。

这时候，张方平已经七十九岁了，两目昏暗，几已失明，平居精神好的时候，苏轼陪他谈谈疾病、医药、服食养生，以及做梦之类老年人通常喜欢的话题，也是苏轼向来留心，颇为内行的学问，谈得津津有味。他们之间，诚如苏轼所谓“有契于心，如水倾海，如槖鼓风”那样的和谐与亲切。[本集：《祭张方平三则》。]

因为方平病目，所以他家聘有私家眼医王彦若，擅于针治目翳，技术超绝。苏轼在黄州时，久患角膜炎，未曾完全治愈，趁这个机会请王医诊治了。在那个时代，用器械割治眼睛里面翳膜这种外科手术，简直是骇人听闻得要使人人“缩颈走避”的奇事，然而苏轼听了王医一番解说，非常佩服，写下《赠眼医王生彦若》一诗，对这冷僻怪异的题目，居然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有庄子“庖丁解牛”的风味。[苏籀《栾城遗言》：“箴眼医王彦若在张文定公门下，坡公于文定坐上赠之诗，引喻证据博辩，详切高深，后学读之茫然，坡公敏于著述如此。先祖（辙)屡云。”]

李廌（方叔）闻知苏轼已抵南都，即自颍州阳翟遄程前来谒见。

方叔的父亲李惇（宪仲），是苏轼的同年，虽然生前并不相熟，但知道这人“贤而有文”，不幸早逝，身后萧条，家境非常贫困。李廌向苏轼讲述这些年来的景况，说起：“我祖母边氏、前母张氏、生母马氏和先君的柩木，都还未葬。恁便怎么穷困，我也不敢沮丧，然而四丧未举，真是死不瞑目。”说到伤心处，流下泪来。

苏轼听了，心里很难过。恰巧，他有个从前在徐州交好的朋友梁先（吉老）听说他快要回常州去了，送了十匹绢，一百两丝的“程仪”来，苏轼推辞不得，就收下来全部转送了李廌，又作了一篇《李宪仲哀词（并叙）》，结尾几句是：“有生寓大块，死者谁不窾。嗟君独久客，不识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希望认识李宪仲父子的人，都能慷慨解囊，帮助他完成这件葬亲的大事。

张方平老病学佛，苏轼来，授以《楞伽经》，交他三十万钱托代翻印布施于江淮间，以弘佛法。

苏轼后来听从了元的意见，“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所以不惜工力，亲自抄写经文，叫人到杭州去寻了刻工来，雕刻书版，藏于金山寺中——但是书版亦有兵燹水火之灾，世间真无常住的东西。

苏轼在南都，住了不到一个月，即元丰八年二月，朝廷告下，准了他的申请：

“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得此，即免道路奔波，再去汝州，犹是小事，而常州住家，原是多年来的愿望，一旦竟然实现，真使苏轼欣喜欲狂。离开黄州时，曾作《满庭芳》一阕为别，现在则“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

苏轼身经大难，不能不相信命运，现在只希望这一场生命里的逆流，都已过去，祈祷上苍，从此船头转向，长风万里，莫要再起风波，让他得在常州这样美好的地方，平平安安度他的劫后余生。

从此，苏轼心里充满了宁静和幸福的喜悦，有《春日》一诗，极可体味他此时闲适的心情：

苏轼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唯一遗憾的是“君恩未报”，万万料不到这回“放归阳羡”，已是神宗皇帝对他最后一次的恩泽，一个月后的三月初五戊戌，这位三十八岁，英年有为的皇帝，忽然龙驭上宾，驾崩福宁殿了。

南都密迩京师，三月初六日，苏轼已闻遗诏，立即举哀挂服。回念神宗对他的知遇，对他所作种种回护的努力，心里非常痛苦，写信给同难的王巩说：

说是不敢写的《神宗皇帝挽词》，结果还是写了三首，如言：“……病马空嘶枥，枯葵已泫霜。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把自己身世的悲哀，归结在一片忠君爱国的情怀中，说得何等沉痛，同时并为张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四月初，苏轼辞别乐全老人，离开南都，过楚州，再至扬州。五月初一日，往游扬州竹西寺，这是杜牧诗所谓“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的名刹。时值仲夏，天气已热，苏轼跑得累了，就在寺中休息乘凉，作了一首好诗：

打盹醒来，身心舒泰，迤逦归去，看见有父老百姓十余人，聚在路边说笑。只见其中一人，两手加额，一脸虔诚地说道：“见说好个少年官家。”

其时上距神宗之崩，已经两个月，哲宗已经嗣立，苏轼听到老百姓那么至诚地讴歌“吾君之子”，心里非常高兴。再加自己获准常州居住，买就了宜兴的田产，虽然不能富裕，以后日子，至少可以免于流浪，免于饥寒，何况这一年淮浙间的年成，又很丰熟。这几件事，归在一起，使他压抑不住心里满溢出来的欢喜，于是续吟一首道：

苏轼一时高兴，把这两首连同最先作的“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的那一首，冠上《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的诗题，一起写在途中僧舍壁上。谁能料到，像这样的抒情小诗，也会招惹麻烦。后来元祐年间，竟被御史赵君锡、贾易摭来，指责苏轼见先帝崩驾，幸灾乐祸，无人臣礼，为大逆不道的罪证，严加纠弹。宋朝的言官“风闻言事”，有权胡说八道，也是当时的弊政之一。[本集：《辨题诗札子》。又叶梦得《避暑录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