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没有不讲究笔墨和纸张的，其中尤以佳墨为最重要。盖因古画，本重设色，宋以前的图绘，几乎无一不是色彩秾丽之作，故称“丹青”；至文人画兴，彩绘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水墨画，使用材料只有水和墨两样，所以不能不重佳墨。

墨，原是单纯的一种黑色，完全靠溶合的水分多寡和画家运用的技巧，产生浓淡、干湿、深浅等不同的色调，产生多种色泽层次的效果，所谓“墨分五色”，正是中国画人运用墨色之最高的技法。

苏轼书画，墨色深厚，是其特色，几乎所有著录，皆作此说，但如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说：

墨分七层，也许有点夸张；但苏轼画竹，浓面淡背，对于画面光暗的处理，使于浓淡之间穷其物理，互相映照，各有天趣，却是他卓荦的才能。然而此非佳墨不办。

墨色于层次之外，必须彻底清澄，不见一丝污浊渣滓。倘若墨色沉滞，怎么能使画面有光色照人的神采——苏轼以浓墨画竹，叶皆肥厚，假使用墨不佳，岂不满纸尽是“墨猪”。所以，他爱墨成癖，并非无故；他认为佳墨的条件，必须黑而有光。《书张梦得所赠墨》即言：“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废物；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

他替宋汉杰写了画跋，汉杰以李承晏墨为赠，他以少女头发的光亮乌黑来比喻李墨，诗曰：

所谓“北李家”者，是指中国制墨工艺第一个名家——唐朝的李超、李廷珪父子，他们是易水人，流亡到安徽歙州，因为其地多松树，就留居下来，以松制墨，据说“其坚如玉，其纹如犀”。父子俩以为江南李国主造墨而成名。后二十年有李承晏，承晏后二十年有张遇。苏轼同时代人中，以潘谷造墨最负盛名。

苏轼从黄州回来，飘泊江淮间时，唐坰（林夫）送他端砚一枚，张遇墨半螺（丸）。以唐家数代收藏之富，有张遇墨也只半丸，珍贵可想。

后来黄州的庞医安常，替人治愈了一场垂死的重病，他治病例不收钱，那个人家无以为谢，将祖传一锭李廷珪墨送了给他，安常即托人持至汴京赠与苏轼，有“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烈士”之意。其时苏轼收藏中号称廷珪墨者，已有数丸，形色虽然异众，但是年代久了，愈是名品，赝物也就愈多，无法肯定哪块是真，哪块是假，只有庞安常所赠这一锭，苏轼说：“决然无疑。”[本集：《书庞安常见遗廷珪墨》。]

孙觉送他的潘谷所造墨。苏轼心仪其人久矣，恨不相识，知道这位墨客的人品，绝非寻常市井儿可比；制墨精妙，但不二价，如遇士人真个没钱但却很想要他所制的墨时，他也不计多少，都卖给他。苏轼心里欢喜这样的人，身上虽然垢污，胸中却无尘滓，所以作《赠潘谷》诗云：

苏轼所推重的是潘谷的人品，对他所造的墨，认为杂用高丽煤，并不最纯。谷墨卖价，当时每笏不过百钱，用胶一次限于五十两以下，所以遇水从不软败。

黄庭坚与潘谷很熟。有一天，庭坚存心试试潘谷的本领，将他家收藏的墨混杂在一个古锦囊里，要他伸手入囊揣摸，说出是什么墨。潘谷先摸一块，说：

“此是李承晏软剂，今不易得。”

出视果然。再摸一笏，他说：

“此是谷二十年前造者，今已无此精力。”

取出来看，果是潘谷旧制。[〔元〕陆友：《墨史》。]

元祐初，潘谷在京师卖墨。一日，忽将人欠墨钱的债券悉数烧掉，独自饮酒三日，发狂浪走。家人各处追寻无着，最后发现他趺坐在一口枯井中，已经死去，手中还握着几颗墨丸，而尸体并不僵硬，有人便说他是“解化”。苏诗：“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原意不过推许他为“墨隐”，不料成为语谶。[〔宋〕苏轼撰，施元之注：《施注苏诗》。]

北宋士大夫，大都精于翰墨，所以墨的嗜好非常普遍，如苏轼的前辈欧阳修、司马光都很爱墨。

欧阳修《与蔡忠惠公书》，谢他赠墨，很坦率地说决不嫌多。全集书简卷五：

司马光好茶又好墨，忽然想到这两项书斋生活中的密友，其性质恰巧完全相反，觉得非常有趣。公退与苏轼闲聊时，便说：“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好辩的苏轼答道：“二物之质，诚如公言。然而亦有同者。”

“谓何？”温公问。

“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士君子，妍魏黔晳虽有不同，但其德操韫藏，实无异致。”

司马温公笑以为然。[〔宋〕赵令畤：《侯鲭录》。]

一样以书法名世的黄庭坚，大家以精纸妙墨求他的法书。他习惯把藏墨放在一个古锦囊中，随身携带，可与朋友共同欣赏。一日，他去苏宅也带着这个锦囊，苏轼知这囊中尽是好墨，伸手摸到李承晏墨半锭，硬要据为己有，庭坚想：你自己家藏已很丰富，何必再夺我的，嘴里便连连反抗道：

“群儿贱家鸡而嗜野鹜！”[本集：《记夺鲁直墨》。]

但是没有办法不给他。所以《墨史》作者讥嘲苏轼道：

“苏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

一向超然不为物好所囿的苏轼，而且深慨“非人磨墨，墨磨人”的他，不能抗拒癖好，尚且如此。

苏轼爱用诸葛笔，始于黄州，仍是唐坰寄赠的。自记：“唐林夫以诸葛笔两束见寄，每束十色（式），奇妙之极，非林夫善书，莫能得此笔。”

时在元丰六年，苏轼非常热衷于写字作画的时期，此后他即习用这种安徽宣城诸葛丰所制的毛笔，山谷曾说：“东坡以宣城诸葛齐锋作字，疏疏密密，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那是元祐在京的时候。郭畀读苏轼遗墨，也说：“东坡先生中年爱用宣城诸葛丰鸡毛笔，故字画稍加肥壮。”

但至出知杭州，他发现杭州笔工程奕所制，十分称手。他说：“近世笔工，不经师匠，妄生新意，择毫虽精，但是形制诡异，不与人手相谋。”意谓不能得心应手，只有钱塘（杭州）程奕所制鼠须笔，却仍保持着三十年前的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笔”。这是他最大的痛快。到他离杭北上时，还买了一批带去使用。[〔宋〕苏轼：《东坡志林》。]

此外还有一种“张武笔”，亦为苏轼所好，但不知产地。

后来，苏轼还是用诸葛笔的时候多，他在颍州对赵德麟称誉此笔道：“诸葛氏笔，譬如内库法酒，北苑茶。他处纵有嘉者，殆难得其仿佛。”

德麟模仿他的口气，接着说道：

“上閤衙香，仪鸾司椽烛，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

主僚相与大笑。[〔宋〕赵令畤：《侯鲭录》。]

北宋用纸，普通都以竹浆制造，剡溪藤纸，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大书画家所最珍视的，则是南唐烈祖李昪（937—943年在位）时候的澄心堂纸，据《文房四谱》说：“黟、歙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则是产于黟、歙，南唐时进贡御用，故称“澄心堂纸”。这种纸坚滑如玉，细薄光润，北宋时已是稀有的珍品，如欧阳修曾以两幅赠与诗人梅圣俞，梅诗曰：“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名贵可知。

刘攽诗说：“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此那复得，就使得之当不识。”元祐间，向苏轼求文字、书画者都以名贵纸墨相赠，他所得的大概也不少，宋懋宗就送过澄心纸，集有《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

纸墨笔砚号称“文房四宝”，恰巧全部产于安徽，如龙尾砚、李廷珪墨都在歙州（今安徽歙县），诸葛笔和宣纸都是宣城的名产。虽然砚以广东端州（肇庆）羚羊峡斧柯山的水岩为最佳，有青花、蕉叶、冰纹等各种名目，采取甚难，须俟退潮时，一面将洞坑里的水汲出，一面开凿。端砚石质，津润嫩滑，抚摸起来，细如婴儿皮肤，呵气可以研墨，苏轼所藏似已不少。歙砚石质较粗，但比端砚锋利，适于磨大墨，写大字，有龙尾、金星、眉子等品名，苏轼书斋中，兼收并蓄，不厌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