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获知太皇太后允准给予一郡，而且给的是他“魂牵梦萦”的旧游之地，不禁有鸟出樊笼之喜。因为他是称病请郡的，所以作《病后醉中》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在此元祐前期的四年中，虽然别人忌妒他飞黄腾达，在他自己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已体验尽了政治社会的冷酷无情，看透了攘夺政权者不择手段的丑恶面貌，蜚言满路，谤书盈箧，他终于明白，事情不能完全归咎于“多言”，只要仍踞高位，即使目盲口喑，也一样要遭忌，要挨骂。所遗憾的是身受朝廷如此深厚的知遇，他却不能一尽才识报国的心愿。

但从个人生活言，这四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天伦乐聚，家庭生活非常完美，更得那么多杰出的青年朋友从游门下，辇毂之下，人才济济，他更不愁没有朋友，谈诗论画，日子过得非常热闹。

苏轼离京后，首赴南都晋谒张方平，问候这个寂寞多病的老人。另一前辈范镇（景仁）于上年十二月，以耆年溘逝。讣告至京，苏轼感念平生，不禁大恸，除设位祭奠外，他有责任要了一件心愿，这心愿，他就在南都张家住时完成了。

范镇为老苏的同乡好友，非常欣赏苏轼这个晚辈。熙宁年间，诏举谏官，首即推荐苏轼可当此选，再举孔文仲为贤良。两遭压抑，范镇上疏力争，不报，他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坚请致仕，多年来一直家居许昌，不再闻问政事。

元祐初，天下人皆以为司马光和范镇一定会同时出山的，朝廷也竭尽礼遇地征召这位国家的元老。但是范镇说：“我六十三岁致仕，是因老退休（宋称引年），而七十九岁再来，岂合于礼。”坚决辞谢。[〔宋〕邵博：《邵氏闻见录》。]

从前，苏轼得罪下御史台狱时，主持者正在多方搜索苏轼与人往来的文书，作为罗织的资料，人人怕得不敢说话，范镇却不顾一切，上书神宗，竭力保救。谣传苏轼在黄州死了，他便掩袂大恸，要立刻派人恤慰他的家属。……苏轼本以为这次可以同在京师相聚了，不料他初则坚卧不起，现在则又忽尔薨逝。追念两世深交和深切的知遇之感，苏轼决心要为蜀公志墓，以践宿诺，无如在京时，乌烟瘴气里，静不下心来写这篇大文章，心里总是不安。

李廌来说：范蜀公将薨前数日，“须发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苏轼说：“蜀公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所以发于外者，才能如此。”[〔宋〕朱弁：《曲洧旧闻》。]

苏轼不肯如韩愈一样，随便为人写“谀墓文字”的。元祐中，朝廷敕令苏轼撰《赵清献公（瞻）神道碑》，他复奏道：“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因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此是苏轼自负的地方，尝言：“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那是富弼、司马光、赵瞻、范镇和张方平，其中赵清献公一碑还是辞谢不了，勉强写的。

现在，他在南都静住了快一个月，一面陪伴衰病的乐全老人聊聊天，一面专心撰述范蜀公的墓志铭，这两老都是最早识拔苏氏兄弟的前辈。

在此期间，受他荐举以布衣而为徐州教授的陈师道（履常，一字无己）邀同王子安要到南都来看他，先向当时的徐州太守孙觉请假，莘老不许，陈便托疾私行。这是违背官常禁例的行为，但是师道不顾这些。

两人晤叙甚欢，苏轼行时，他又一直陪他坐船到宿州，本来打算送到灵壁，因为部役沂上，不便再送，遂在宿州分手。船上，这位后来开江西诗派的大诗人作诗呈轼曰：

后来师道已除太学博士，便遭言官弹劾，指责他违法越境访苏，再出为颍州教授，依然做他那坐冷板凳的广文先生。

苏轼泛江而下，渡淮河，过山阳，至浙西境，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润州太守黄履远来迎迓。黄履于元丰年间为御史中丞，是审理诗狱案的群凶之一。那个时候，他是高坐堂上的问官，苏轼是觳觫堂下的罪囚，深文周纳，必欲置之死地的人，现在却毫不在乎地堆满一脸笑容，鹄立江边。苏轼心里明白，这是因为浙西路管辖六州，以钱塘、扬子二江为界，润州在杭州所部中，既是他的顶头上司，怎能不恪恭伺候？小人趋炎附势，无耻竟至如此。

至润州，更料想不到当年第一个举发苏轼诗中意存谤讪的沈括（存中），目前闲废在润，他亦往来迎谒甚恭。苏轼觉得这真何苦，心里更加厌薄其人。

既至润州，立即往访金山寺的了元禅师。这和尚，前年（元祐二年）已得朝廷敕封“佛印”的师号。

当他悄悄来到金山寺，佛印正高坐堂上，为大众僧侣说经，苏轼直趋座前，佛印见到，戏言道：“学士何来？此间无你坐处。”

“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

“山僧有一转语，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则所系玉带，请留以镇山门。”苏轼便将玉带解下，置于几上。于是，佛印朗吟道：

“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欲于何处坐？”

苏轼不及应答，佛印便急呼侍者：“收此玉带，永镇山门。”

两人相对大笑，佛印并以衲裙一条回赠。以苏轼的捷才，还是输给了禅门的机锋，所以次韵诗有这样的话：

《五灯会元》载此事：“东坡居士作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或为事后所作，无补于胜败，聊记于此。

了元之得赐号“佛印”，因为元祐二年间，高丽和尚法名“义天”者，航海至明州，疏请遍谒中国丛林，问法受道。据传，义天本是高丽国的王爷，诏令朝奉郎杨杰为馆伴。所至吴中各寺，都以王臣之礼来接待。到金山寺求见了元，了元却坐在禅床上直受义天的大拜，馆伴杨杰大惊，问故于了元，和尚说：“义天既已出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异邦的和尚，丛林规矩如此，不能为他改变。”朝廷认为了元颇识大体，赐号“佛印”。[〔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据《金山志》：了元佛印禅师，字觉老，饶州浮梁林氏子，出家，遍参禅宗名僧庐山圆通寺的居讷禅师等；先住江州承天寺，继迁淮上斗方寺，庐山的开先和归宗寺；与苏轼结交是苏在黄州，他住持归宗的时候，苏曾赠他怪石供；后即住持金山、焦山；出家四十年，缙绅多与之游，名动朝野，曾蒙神宗赐予高丽磨衲金钵。他是一个极有地位的禅师，据释惠洪《冷斋夜话》所记，亲见元公出山时驺从之盛，说：“重荷者百夫，拥舆者十许夫，巷陌聚观，喧吠鸡犬。”岂是传说中的酒食和尚？宋朝的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个特殊阶级，虽然不是贵族，却是贵族的高级附庸。

明人把佛印、东坡和杭伎琴操扯在一起，造作许多故事。其实苏轼第一次在杭州，尚未认识佛印；第二次在杭州的两年间，佛印在金山，亦从无来游西湖的文献可征。说故事的人把一僧一俗一名伎凑成一组，人物本身就已非常富有传奇性了，何况以一个和尚或一个伎女的才情，就能打倒天下的大文豪，给人一种痛快的发泄，如此而已。

旅程中，路过湖州，“伤心旧地，罪官重来”。苏轼心里，不免有无限的感慨。但他这些年来，饱经风霜，祸福兴衰，只把它当作过眼云烟，再也不愿重提那些旧事。

只是吴兴有几个后辈，开筵欢宴这位前辈先生。他们是故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妻舅福建路运使张仲谋、福建转运判官曹辅（子方）、以左藏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景文），临濮县主簿、监在杭商税的苏坚（伯固）和杭人张弼（秉道）等，主客共是六人，相与欢谈剧饮，非常高兴。

席间，苏轼说起十五年前（即熙宁七年），他自杭州通判移守高密，与杨绘（元素）同舟，张先（子野）、陈舜俞（令举）也要一同去访时知湖州的李常（公择），他们一共五人，后来又有刘述（孝叔）参加进来，同游松江。夜半日出，置酒垂虹亭上，当时，除出词人张子野已经八五高龄外，其余的人都在壮年，闹酒的兴致很好，有人喝得烂醉如泥。子野即席作了一阕《定风波》小令，末章有“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 那样的话。

这次会后，六人重聚不易，苏轼时常怀想。元丰四年在黄州听人传说松江桥亭已被海水冲坍，他还感慨：“追思曩时，真一梦耳。”不料再过八年的今日，六客中的五人都已死亡，只剩苏轼一人尚在人间，寿命无常，人生如寄，那时候年纪最轻的他，现在代替了张子野的位置，做了座中的老人星了，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凉。

张仲谋请作《后六客词》，苏轼便写了如下这阕《定风波》：

其时，消息传来，范纯仁为了反对将蔡确流放岭外，被言官围剿，指为蔡确之党，力求罢相，出知颍昌府。苏轼听到此讯，不寒而栗，恍然有幸已逋逃之感。所幸杭州已经很近，只望西湖的山光水色，能够冲淡他“风雨京华”四年中一切痛苦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