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过得真快，忽尔新春，又进入了元祐朝的第八个新年。

苏轼离开家乡，初履汴京之地时，才逾弱冠，恍惚之间，则已五十八岁，垂垂老矣。于此三四十年间，他在这十丈红尘的京城里，度过好多次繁华而又热闹的新年，但以今年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次京华新岁，惜乎也是最后一次。

宣仁太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经历七八年间的努力，幸得边疆平靖无事，国内安和，政府给人民以休息生复的机会，使原已凋敝的民生，疮痍满目的边境，都逐渐恢复了生气。

更幸运的是元祐七年，江南各地丰收，像这样大有的年成，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了。苏轼这次还朝，《至都门先寄子由》诗即曰：“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宋朝定都于汴，而财用的根本则在江淮；江淮丰熟，即是国家经济最大的收获，人人都要额手称庆的。

唐宋时代，京城新年，最热闹的高潮是上元观灯。从十四至十六日，开放禁区三天，自天子以至庶人，及时行乐，共庆升平，据《宋史·礼志》：

《东京梦华录》：

又曰：

又曰：

这山棚里面的景色，据《梦粱录》，是这样的：

这年灯夕，苏轼以近臣陪侍皇上在宣德楼上观灯，作《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记述他所参与的安和康乐时代的欢欣和鼓舞：

其时，高丽使者在京，求购宋刊的一部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和历代史，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移牒国子监印造，国子监知有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礼部尚书的苏轼立即表示反对。

他说，高丽入贡，目的在贪图厚赐，而且名为通好，实则替北辽做间谍，画山川险要的地图，窥测虚实。此番又欲求书，这些书必将流入北辽，是使敌人周知我国的地理险要，危害边防甚大。

关于北辽利用宋人印刷书物的情形，苏轼几次三番提过警告。前三年，苏辙使辽归来，进《论北朝事宜札子》（《栾城集》）亦言：

苏轼未因他的文集流传外邦而沾沾自喜，而政府也确已定了“禁出文书”的法律。苏轼现在坚持朝廷必须遵守法律。当时法律规定，河北榷场（宋与辽、金、西夏接境处之互易市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目的即在防范契丹（辽），现如给书高丽，则与给书契丹无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然而，执政们举《国朝会要》说：淳化、祥符年间，已曾赐过，现在再许收买，并不妨事。

会要者，不过是历朝的政事记录，仅备检阅之用，它不是法。若说援例，苏轼说：“这不是有例无例的问题，例亦不能推翻法律。”

不论苏轼争得如何声嘶力竭，执政官眼明手快，议论未定，书已发给高丽使臣，出国去矣。苏轼只有嘿然。

上年（元祐七年，1092）九月，朝廷曾经下诏说：等郊礼完毕，将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

关于南北郊祀，即分祀天地或天地合祭的问题。依三代礼法，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祀地于北郊，原是分别举行的。自王莽于元始年间，改为天地合祭以来，历代相因，从无变革。

宋元丰间，神宗下诏要恢复北郊的祀典，未及实现，现在旧事重提，众议遂起。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等一班儒臣，各持一说，聚讼纷纭起来。[〔宋〕岳珂：《愧郯录》。]

即如苏氏兄弟，在这天地之祭分合一议上，意见亦有不同。苏辙是主张行周礼的“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泽”；而苏轼则根据《诗经·周颂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他认为这是经有明文，合祭天地的证据。事事尊重实际的苏轼，认为祀典应由天子躬亲主持，而天子日理万机，不宜于一年之中两举大礼，太过费时费力。所以，为了上符典则，下合时宜起见，应天地合祭。于是，上《圜丘合祭六议札子》，旁征博引，都三千言，请求朝廷，将原札付群臣看详。

不料朝廷下令众官集议，苏轼认为“集议”这个方法，辩白不出一个真正的是非和结论来的，再上《请诘难圜丘六议札子》。

苏轼所提“诘难”的方法，要反对者来公开诘难他的六议，倘如他失败了，即从众议。基于“真理愈辩愈明”的道理，是议论一件国之大事的认真态度。避免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最后不是依从说话者的政治地位，俯首推让；即是混沌一片，草草决议，都非追求真理之道。

最后，虽然并未举行“诘难”的论辩，而诏从天地合祭之议，苏轼终于获得了胜利。

在此热烈议礼之时，朝中另生一股暗流，秘密酝酿成熟，于同年三月间，爆发出来。由御史董敦逸出面，连续四状攻击苏轼；御史黄庆基连续三状弹劾苏轼。大帽子是“洛党稍衰，川党复盛”，指苏轼援引四川人和他的亲戚入朝为官，培养个人权势。对付苏轼，除了摭拾一些琐碎无根的事故外，大体上沿袭熙宁、元丰间李定、舒亶这辈人的谗言和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的诽谤，以为诬陷之具而已。

所述琐碎之事，如妄用颍州官钱；失入尹真配罪；在杭州时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以反对赐书高丽为违旨等皆是。其他两大支柱，则是援引党与和指斥先朝。

援引党与，系指王巩、林豫、张耒、晁补之、秦观等，都是苏轼所推荐入朝为官的，指责因此“奔竞之士，趋走其门如市”；苏轼荐吕陶为起居舍人是因为吕陶与轼交厚之故；苏轼推荐宗室赵令畤，则因轼在颍州时，与令畤往还甚密，“每赴赵令畤筵会，则坐于堂上，入于卧内，惟两分而已，其家妇女，列侍左右，士论极以为丑”；文勋以篆字游于苏轼之门，辙遂荐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夔州路转运使冯如晦，因是川人，遂除馆职；夔州路转运判官程之邵，是轼、辙的表弟，所以除为都大提举茶事的肥缺。

关于指斥先朝，谤诋先帝者，则都是从苏轼当中书舍人日所作制诰中，断章取义，罗织成言。如行李之纯诰词，说以厉王之乱比拟先帝之政，行苏颂诰词以武帝之暴，比拟先政，行刘谊诰内，有“安知有今日之报”语，认为“此语尤不忍闻”，指贬吕惠卿诰，谓“实诋先帝”等等。

苏轼宜兴买田，被曹姓业主诈赖，拒不交产，一拖八年，反被指为“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指其“秽污之迹，未敢上渎圣聪”。凡此肆无忌惮、颠倒黑白的话，也只有在是非不明、凡事不愿追根究底的政治社会里，才敢那么胡言乱语的。黄庆基综论苏轼，言辞凶悍，他说：“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董敦逸和黄庆基两人，自三至五月的两个月时间里，连上七个这个样子的弹章。五月十二日，宰臣奏对延和殿，三省联名进呈。

左相吕大防奏曰：“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西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所以事或失当”；等到太皇太后和皇帝临御，顺着老百姓的需要，随事补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譬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宽免老百姓的逋欠，以厚民财；仁宗皇帝即位，罢修宫观，休息民力，都是因时施宜，用以弥补前朝的缺失，从来没有听闻当时的士大夫说过这是谤毁先帝的。只有元祐以来的言事官，才这么用来中伤士人，兼欲动摇朝政，意极不善。

苏辙跟着面奏：

这段话触及元祐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从前有过的“以母改子”的议论。因此，太皇太后凛然言道：“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吕大防接口对曰：“先帝一时过举，非其本意者，固多如此。”太皇太后回顾一旁侍坐的哲宗皇帝说：“此事官家宜深知！”[〔宋〕王称：《东都事略》。]

于是，决定罢董敦逸为荆湖北路判官，罢黄庆基为福建路判官。

发表之后，御史中丞李之纯认为董黄二人，诬陷忠良，责降太轻。因此董敦逸改知临江军，黄庆基改知南康军。

苏轼闻讯以后，十九日上札自辩，他说：为中书舍人日所行告词，都是原降词头，所述罪状，不是私意所可增减，如吕惠卿责词中的“躁轻矫诬”，系根据神宗的御批。说到永乐之祸，曰：“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是神宗闻败垂泪，朝臣共见的事实。苏轼明白指出，这种罗织附会的讦告风气，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黄庆基不过宗师此辈而已。

至于滥用颍州官钱，已经尚书省勘会；强买宜兴田地，一切经过，均循法律程序论断；申尚书省牒本路施行，户部可以取案复验；颍州失入尹真死罪一事，是提刑蒋之翰妄举，已经刑部定夺，可以覆按等等。

但是，太皇太后吩咐苏辙道：“近来众人正相捃拾，叫苏轼且须省事。”

在此三至五月间，苏轼横遭董、黄二人七章围攻，求去不得的苦痛期中，因王巩的介绍，认识了道士姚丹元。

元祐初，苏轼弟兄曾被道士乔仝所骗，但这次到京师来的姚丹元，本领却比乔仝要好得多。第一，他能作得一手好诗，谓是李白的仙作。苏轼传世书法中，有《李太白仙诗》一幅，即系传自姚丹元者。诗共两首，当时酒酣放浪，神游八表，恍然已与太白游于仙境，笔参造化，独出神韵，为苏书的名迹之一。其次，此人天资聪慧，本是京师富人王家的儿子，因为行为放荡，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才在建隆观拜师，做了道士。数年之间，遍读道藏，重要的经典都能背诵，对于方术丹药，尤其熟悉。加以学问有点根柢，口才又好，其时苏轼方在绝端的精神苦闷之中，病急求神，穷极问卜，原是人情之常，使苏轼又很轻易地信从了他，与他唱和起来。

其实，苏轼又上了一次当，这位丹元子后来改名王绎，崇宁间做了医官，出入蔡京门下，神仙道术云何哉，只是个标准的江湖骗徒而已。[〔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一场风暴过去以后，苏轼赶忙上章，再度请求外放越州（浙江绍兴一带），满以为太皇太后这回一定会准予所请的了，因此抱着热烈的期望。这时候，兴国寺浴室院的慧汶和尚来乞诗，遂用前韵，续作三首：

苏轼写下这三首小诗，不禁为一阵空虚的感觉所袭击。最近这三年来，两召还朝，他做了什么？除了做靶子挨打以外，一点成就也没有，只留得兴国浴室先后所写小诗各三首而已，这徒然的政治生活，这虚妄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