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舟过庐山之下，远望群山，峰峦间乱云腾涌，天色阴霾。独立船头，仰望山岳是何等伟大，人则非常渺小，情不自禁地对着庐山也自默祷起来。时未及午，浮云尽散，天色豁然晴朗，迎面众峰凛然，倚天无数青壁。于是，这多难的老人，脸上便自绽出一丝微笑。

时序进入八月，某夜，船泊分风岭，已经是三更天了，岩边忽然人声鼎沸，许多官差明火执仗，要上苏家船来。

原来本路发运使已知朝廷新颁的后命，对于这个已被“严谴”的罪官，小题大做，连夜派了五百人来拦截，要收回官方供给的坐船。

苏轼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跟来人商量：“乞准连夜赶往星江，只要靠着埠头，即可自行雇船，随将官船缴还。”幸得来人许诺，但是苏轼并无把握能够半夜之内赶到星子，迫得望空向顺济王（龙神）默祷曰：

不久，江风掠耳而起，篙师亟亟升帆，船帆吃饱了风，就很快开行了。抵南昌吴城驿，再祷于顺济王庙（每个沿江码头，皆有此庙），留题于望湖亭上。

苏轼此时，流离道路，身受着无比刻薄的政治迫害。然而，他作望湖亭诗，却曰：

中国的文人，一朝失意，不是高蹈林泉，吟风弄月，便是醇酒妇人，佯狂玩世。而苏轼不然，他自认是尘凡中的一个普通人，虽然环境逼得他只想隐遁求全，但却并不真能忘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也不能掩熄他自己生命中的光热。即使他所一生服务的政治，变得那么颠倒错乱，而此时此际又身受着刻毒的欺凌，但血管里流着的志士热血，并不真能冷却。到他吟出“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时，任何人都能体会到苏轼生命的灰烬里，依然埋着不熄的火种。

到了豫章（南昌），苏轼自己雇了船，继续舟行，然而前途等着他的，是长达三百里的赣石之险。

自赣州府城之北，章、贡二水汇合处开始，一直到万安县界，这条三百里长的水路，不但江流湍急，而且水面下怪石列布，木船碰上巨石，立刻船沉人溺。这许多水底嶙峋，人称“赣石”。赣石形成一十八个险滩，其中以黄公滩为最险。苏轼身在丛险中，朝廷告下：

“苏轼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这篇告词，即是前举林希的手笔。苏轼读后，但说：“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时，行程适过赣石最险恶的黄公滩，乃作《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诗——苏轼故意将“黄公滩”写作“惶恐滩”，以纪此一时的心境：

进入虔州地界，游了郁孤台、光孝寺的廉泉、尘外亭和天竺寺。苏过也步和父亲的韵脚，作了《题郁孤台》诗（《斜川集》）。

苏轼十二岁那年，老泉从虔州漫游归家，给他讲过：虔州近城山中天竺寺里，有白乐天手书真迹的一首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这首诗曰：“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就诗而论，不是一首好诗，辘轳体的文字游戏而已。因为这是一个乡居童子，静听远归的老父，说故事一样讲给他听的旅途见闻，其中蕴蓄着无限温暖的亲情，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四十七年后，这从前的童子，今已五十九的高龄，又是身在负罪被谪的境遇中，也到了虔州的天竺寺，不免去重寻白乐天这个旧存手迹，不料诗已亡失，现在只有石刻在了。牵动心事的苏轼，为之感涕不已，他的哀伤是“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本集《书白乐天诗跋》云：“唐韬光禅师自钱塘天竺来住此山，乐天守苏日，以此诗寄之。庆历中，先君游此山，犹见乐天真迹。后四十七年，轼南迁过虔，徒见石刻而已。绍圣元年八月十七日。”]

苏轼身遭迫害，顿有无地自容的困窒。于是，道家离世的神秘思想，便很自然地吸引了他。八月二十三日，与王岩翁同谒虔州祥符宫，他以非常的虔敬，瞻拜了冲妙先生李思聪所制的观妙法像，自言：“以忧患之余，皈命真寂。自惟尘缘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签卜。”求得一签云：

苏轼再拜受教，决心从此学道，诚惶诚恳地说：“敢有废坠，真圣殛之！”

绍圣元年（1094）九月，遂度大庾岭。

岭在江西省大余县南，广东南雄市北。唐张九龄开山径，植梅岭上。宋时立关于此，名曰梅关。地居赣粤交界之处，以五岭分隔中原文明与南国炎荒。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岭外地方还很陌生，众皆认是蛮荒瘴恶之地。

宋不杀大臣，大臣负罪，以贬谪岭外为最重的惩罚。元祐前期，蔡确在安州作《车盖亭诗》，谤讪太皇太后，元老文彦博主张要贬蔡确于岭外，范纯仁听到这消息，便向宰相吕大防劝说道：“我朝自乾兴以来，无人被责过岭，此路早生荆棘已近七十年。现在如从我们手上，重加开启，将来政局发生变化，恐怕自己也就不免了。”大防闻言，遂生警惕，不敢作此主张。

不料哲宗亲政，政局果然大变，而第一个被贬岭外的，却是从未执行过实际政务，而且是当今皇上自少至长、一向敬爱的师傅。政治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像风一样，是一种权力所化生的气势，毫无理性可言，气势所至，便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苏轼便是被此一气势所冲决到岭外来的第一人。

但是，人生亦无非一场大梦。

死生祸福，非人所为，人亦执着不得。苏轼今日行于大庾岭上，孑然一身，宠辱两忘，决心要把自己过往的身世，一齐抛弃在岭北，要把五十九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间，洗濯清净，然后以此清净之身，投到那个叫作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苏轼的学养，使他的眼界不致如一般人那么狭窄，那么局限一隅而患得患失。现实社会逼得他走投无路时，他的精神生活活跃起来，就另有一个神秘的想象世界收容了他。

将这想象世界形象化的，就是道家海上三神山（瀛洲、方壶和蓬莱）的理想环境。在那一片充满和平，没有名争利夺的自然生活里，餐霞服气，炼丹修养，倘与神仙同化，便得长生不老。此一神秘的向往，帮他超脱坎坷的世网，助他回归虚静的自然生活，使他对所热爱的生命，不致陷于完全绝望。

苏轼往大庾岭途中，就是凭借这种向往，使他的心灵境界，骤然从平凡人世的悲惨现实中，一跳登上了想象世界永恒的边缘。

苏轼认为放逐海滨，适足成全他刬落一切过去，勘断诸般尘缘，“阴学长生”的心愿。即此梦境，使他想起李太白流夜郎赠韦太守诗中，有一联句子：“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这十个字，个个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作《过大庾岭》诗，就很大胆地全部借了过来。诗成，题于岭巅龙泉钟上：

在岭路上，苏轼偶于林麓间，遇见两个道人。他们看到苏轼，便退回茅屋里去，深入不出。轼很诧异，对押送他的使臣说：“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进了屋子，这两个道人都在，气度潇洒，问使臣道：

“此何人？”

“苏学士。”

“得非子瞻乎？”道人说。

“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使臣说。

两道人相视而笑，说：“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

苏轼默忖：“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宋〕周煇：《清波杂志》。]

过了大庾岭，遂从南雄下始兴，到韶州，过月华寺而至曹溪，一路游山玩水，南国风光，一新耳目。

曹溪南华山南华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场，原名宝林寺，宋太平兴国三年重建，改名南华。苏轼至寺，礼拜大鉴塔，塔藏六祖真身。为题“宝林”两个大字，作寺额，现在犹存。

《南华寺》诗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一种忘失本来面目、误落人间的悲哀油然而生。

然后，过英州，游碧落洞，下浈阳峡，遇到他那学道的朋友潮阳吴复古（子野）于舟中。复古见面，对于得失祸福之事，一字不提，但劝苏轼道：“邯郸之梦，犹足以破除虚妄而归真。何况阁下今日，已经目睹而身经了，亦可以稍信矣。”[本集：《与吴秀才书》。]

至清远峡，游峡山寺，观瀑布。至清远县，遇见一位当地的秀才，大谈惠州风物之美，苏轼甚为高兴，作诗曰：

他在广州，游了白云山上的蒲涧寺、滴水岩等名胜后，便与宝积寺、延祥寺的两位长老，冲虚观的道士，当地的巡检史珏同游罗浮。罗浮是岭南第一名山，也是有名的道教胜地。中国道教中，葛洪的灵宝教派即以罗浮山为法坛。罗浮海拔一千二百余米，白云隐现，风雨凄迷，山势峻拔，宛如浮于海上，故神话传说特多，十分吸引苏轼惶惶惑惑的心情。他们先至东莞县属的石泷镇，换乘小船溯溪十五里至泊头墟；上岸，改坐轿子走十五里至罗浮山；憩于延祥寺，由寺寻宝盖峰，攀登峭崖之上；入宝积寺，饮梁朝景泰禅师的卓锡泉，作《品水记》。翌日，游长寿观；再到冲虚观参观了葛洪丹灶的遗迹和朱真人的朝斗坛，坛北有洞曰朱明，这是道书中所说全国三十六洞天的蓬莱第七洞天，尊称为“朱明耀真之天”。苏轼去看，榛莽封道，进不去。山泉从洞中流出来，铿铿如鸣琴，水底满生菖蒲于石上。苏轼又往访道士邓守安、李道元，两人都不在；还宿宝积寺中阁，夜大风，适遇山烧，景色壮美，焰中爆裂有声，叹为奇观。

苏轼此行，游踪所至，皆有诗；从行的幼子苏过也几乎篇篇都有步韵之作，才华初露，头角峥嵘。做父亲的老怀欢慰，不言可喻，而最使他欣赏的是这小儿子，年纪那么轻，却也信起道家的养生法来，每天半夜里起来打坐；又学作赋，笔力甚健，所以苏轼《游罗浮山》诗说：

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他们一行，间关万里，到达了惠州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