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十二月初七，途经蒙里，惠州河源县令冯祖仁来迎，时方在籍守制，可以陪他同行赴韶。韶州太守狄咸、通判李公寅、曲江县令陈公密延入行馆，设宴款接。

腊八节那天夜里，苏轼梦见老朋友苏坚，手上捧了一具“乳香婴儿”来给他看。醒来一想，从前赴惠州时，曾在九江与伯固邂逅，先亦有梦，这次梦见的乳香婴儿，是“南华赐物”，莫非与伯固又将于南华相会吗？

次日，果得苏坚来书，说在南华寺等他，已经好几天了。心灵真有感应，所以形之于梦，苏轼为之感叹不已，先寄一诗：

抵韶州后，即与李公寅、冯祖仁同往曹溪，在南华寺里与苏坚、南华的住持明辩法师共会于谈妙斋中。

与苏坚邂逅于九江，算来已经七年，这七年的折磨，使苏轼今日与当时的心情有了显著的不同。这次寄诗苏坚，用《维摩经》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的“法眼”观察人间，则凡世一切尘垢都沾染不上，人不必为这电光泡影之身而烦恼。

在南华寺里，作《追和沈辽〈赠南华〉诗》，亦是此意。如言：

人生本来充满痛苦，但能我本无心，则所有人世的痛苦，皆如身上浮尘，毵毵自落。此意得自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韶州这三位地方当局，惟李公寅是苏轼旧识。

公寅，字亮工，是画家李公麟的胞弟。李家三个兄弟（伯时、元中和亮工），人称“龙眠三李”。公麟以画名，亮工则以文词见重于人。

苏轼做开封府推官的时候，李父为赤县令，甚好道术和炼丹，常与苏轼谈论内外丹事，甚至把绝对秘不示人的宝贝——自己炼成的丹药也拿给苏轼来看。这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如今李父固然早已下世，而眼前这个少子也有白发了，所以《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中，有“曾陪令尹苍髯古，又见郎君白发新”[本集：《次韵韶倅李通直诗》自注。]的话。

公寅盛称他的家乡——龙舒（安徽舒城）风土之美，苏轼一度被他说动，所以与人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住计龙舒为多。……闻（龙舒）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

曲江县令陈公密邀宴于其自宅，出侍儿素娘歌《紫玉箫曲》侑酒，老人醉眼看花，为赋《鹧鸪天》词：

据旧注：苏轼写此词时，写毕前阕最后一个“娇”字，误笔在“娇”字下点了两点，应该抹去。但他略一考虑，便将错就错，下接后阕首句为“娇后眼”，天衣无缝。这份捷才，苏轼至老不衰。

苏轼虽然经过这么长时期身心双重的摧残，他的健康情况，除出在惠州曾为痔疾所苦外，一直保养得很好。在海南采服倒黏子花（海漆），久患的肠疾，似已痊愈很久了。

在广州，致书李之仪说：“某年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或得复与公相见，亦未可知也。……端叔亦老矣，迨言：‘须发已皓然，然颜极丹且渥。’仆亦正如此。”可见一切都还正常。

但是，这次行旅，却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自六月渡海，至今岁暮，已经整整半年，皆在船唇马背上度过，身经暑热的蒸郁，途程中不免辛苦，加以一路来酒食酬酢不绝，吃了太多油腻食物，消化不良。积此几个因素，所以从韶州到南雄这段路上，他就害起泻痢病来。到底已是六五老翁，自言“到韶累日，疲于人事”。何况这河鱼之疾，又是很伤元气的毛病，体力骤感不支。时已急景凋年，不便行旅，只得留在南雄度岁，顺便调养。

明年，朝廷以元祐、绍圣均有偏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折两用中，所以改元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之元年正月初四，苏轼一家即又匆匆离开南雄，改从陆行，度大庾岭北归。

将至岭下，肩舆的竹杠折断了，苏轼向附近龙光寺的和尚讨两支竹竿做轿杠。当时，州郡正在延请南华的首座珪法师来做此山长老，但尚未到。寺僧送来两竿巨竹，并且邀请苏轼来寺共饭。[〔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苏轼就写了一个偈子留与珪师，要做将来《珪酿语录》中的第一问：

苏轼深知这西江十八滩之险，来时曾为改名“惶恐滩”者即是此处。此是旅程中最险之处，苏轼仍须经由此江转往皖浙，心怀忐忑，所以希望于竹中带去那一滴曹溪水，能在西江十八滩上，化起一片大水，让他们安然渡过。

到大庾岭上一家村店中小憩，有一老翁出来问从仆道：

“官是谁？”

“苏尚书。”

“是苏子瞻吗？”

“是的。”

老翁上前向苏轼打个揖道：“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地陷害您，而今北归了，真是天佑善人。”

苏轼笑而谢之，题诗店壁曰：

这首诗的下联，看是苏轼自幸之辞，实不尽然。岭南七年，他以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堂堂闯过生死之关。苏轼今能肯定自己斗赢了这场人生的逆境。

华南地热，时方早春，而岭上梅花却都已结子了。苏轼作《赠岭上梅》诗，豪气依然不减当年：

初五日，上了岭巅，重游山崖缺口处的龙泉寺。七年前南迁之初，过岭时题诗此寺钟上，如今手自重摩，无限感慨。

如今时局大变，自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后，元祐旧人，很多重被征召，即使不用于中枢，也能出为州郡的首长；只有苏氏兄弟，声望崇隆，但到目前为止，却仍仅领宫祠的闲禄；所以士大夫们以为二苏不会长此闲废，再度出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如苏轼在英州会晤郑侠，郑赠诗便以霖雨苍生的传说来期望苏轼，吓得他连忙辩白：“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

如黄庭坚本在黔州，后移戎州，徽宗立，起复为监鄂州税。他蒙赦当时有诗十首，其一即曰：“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认为变革后的新政府，不该闲过这样一个人物。这几乎是士林公论。

朝廷中也不是没有人作此建议。如张廷坚（才叔）为谏官，也曾疏请召用苏轼、苏辙。不料徽宗的观念里，中了元祐时代流行诬词的毒，认为苏轼是元祐党争中一派的领导，怀疑廷坚此请，系受了朋党中人的利用，所以诘责道：“你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作此建议？”因此，累贬通判陈州。

其实，苏轼自己在大庾岭上，《次龙泉钟上前韵诗》说：“……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汉朝叔孙通奉命制朝仪，尽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其中只有两人不肯应召。苏轼这一生中，又受够了政治迫害，今已老矣，宁愿做个被叔孙通骂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只望能够从此平平安安，独自走他轻松的下坡路，再也不敢重作冯妇了。

又有《过岭二首》，实是苏轼的人生这部大书中，南迁一章的结论。自言平生从不曾为安危祸福作过退步的计算。祸到临头，他自己一个人挺，不怨天，不尤人。

韩愈谪放潮州，但是潮州人为他立庙崇祀至今，所以祸患并不一定非福。现在有个成都玉局观提举的名义，希望能有一天乘兴，出剑关去，作一次玉局之游，他也就非常满足了。

岭南岭北，往返七年，实在是非常不堪的行役。但是苏轼今日回想，迁谪海外不过是一场噩梦；如梦一样去了，像喝醉了酒，朦朦胧胧地又回来了，濯足兴波，征衣雾湿，即使惊起一群山鸡，也不过使半岩花雨，纷纷自落而已。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