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去世了。

哥哥打听到了可以称为“树葬”的近郊公园墓地。走出殡葬车，哥哥家的兄妹俩和姐姐家的老幺一路蹦蹦跳跳。天空像贴上了天蓝色的彩纸，鲜明得无比均匀。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有种复活的感觉。孩子们跑着追着，摔倒了再爬起来，忘乎所以。没有人去追他们，也没有人阻止。一方面是没有那个精力，一方面也是想放任他们自由玩耍。身为成年人，我都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很痛苦，孩子们该有多么郁闷。望着孩子们渐渐远去的身影，我感觉像是一家人到郊外踏青。细想起来，我们家还从来没有一起踏青，一起旅行过呢。

走在前面的哥哥回头看着我和姐姐，说道：

“把父亲也搬到这里来吧。这里不错，我们离这儿也近，以后可以经常来看望两位。”

姐姐点了点头。我走到哥哥身边，问他从现在开始可不可以让我拿骨灰盒。骨灰盒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交到了身为丧主的哥哥手里。青瓷图案，画着菊花的骨灰盒其实是用韩纸做的，很容易分解。哦，哦，哥哥迟疑片刻，把骨灰盒递给我。太烫了，差点儿掉落在地。所有的皮肤、肌肉和内脏烧得了无痕迹，连骨头都碎了，当然会烫。

我把滚烫的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回味着哥哥的话。我们离这儿也近，以后可以经常来看望两位。哥哥，医院比这里更近，那时候怎么不多来看看呢？妈妈是多么想见到哥哥啊。

妈妈用剪刀剪着西葫芦和土豆，说要做大酱汤。我笑着问妈妈在干什么，妈妈认真地回答：

“总是把刀掉到地上，害怕。”

妈妈让我把饭菜和砂锅挪到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妈妈的勺子和筷子都掉了。一根筷子掉到餐桌下面，我帮她捡了起来。

“去医院了吗？”

“上年纪了，手没力气，腿也是。在家里走走都累。”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怎么吃饭，怎么过？”

“把家里有的菜倒在一起，拌着吃。”

“还让我们每天好好吃饭，你自己都不好好吃。”

那天，我发了几句牢骚就回家了。眼前总是浮现出大酱汤里大小不均的蔬菜和滑落的筷子。我也因为鼠标手综合征而痛苦不堪。我料到不管我怎么打电话催促，妈妈都不可能一个人去医院，于是我请了年假，陪妈妈去了社区整形外科医院，然后去了神经外科，最后去了大学附属医院，才知道妈妈的脑子里长了瘤。

位置很尴尬，不能手术，可以进行放射线治疗和使用抗癌药物。即使接受治疗，右半身也会在不久后彻底失去知觉。我问医生会不会危及生命，医生似乎觉得这个问题不可思议：

“脑子里长了瘤，身体都会失去知觉，怎么可能不危及生命？”

当时医生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我难过了很长时间。每当妈妈睡不着觉发脾气的时候，每当帮化疗之后呕吐的妈妈揉背的时候，每当我帮妈妈换掉湿得软绵绵的纸尿裤的时候，都会猛然想起。我要是知道这些，我就当医生了，还会问你吗？你理解有个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妈妈的女儿是什么心情吗？这样的话还会脱口而出吗？

哥哥说就算是为了赚医疗费，他也不能休息。嫂子把老二送进幼儿园，自己重返职场。妈妈有三个儿女，当然不想把护理任务交给嫂子。姐姐随着姐夫调去了陌生城市，一个人养育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5岁，老大刚上小学，忙得焦头烂额。我没结婚，没有孩子，又是自由职业者，没有人说应该由我照顾妈妈。他们只是反复地说不能让妈妈一个人，说护工终究靠不住，说妈妈还没到住疗养院的时候。

我已经跟客户说了，短期内不能工作，但是没有告诉家人。还不恋爱，还不结婚，现在生孩子都算高龄产妇了，先生个孩子出来吧。要不是你，我们家就没有愁事了。如此种种，我已经听腻了这些话。现在，他们开始觉得庆幸，庆幸有我，庆幸我没结婚，没有孩子，工作不稳定。我不想让他们因此安心。这是可恶的想法，不过我本来就没出息。

“把电视关了。”

“别人在看呢，怎么关？”

“那把声音调小点儿，我睡不着。”

“妈妈，你戴上耳塞好了。”

白天，病房里的其他患者和家属都在看人气电视剧的重播。妈妈彻夜难眠，直到吃完午饭才有困意。妈妈紧闭着的眼皮像是被粘住了似的，缓慢地睁开：

“你到底为什么要留在医院里？你对我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只要稍不如意，妈妈就责怪我。你做的事都是这样，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会什么？妈妈本来是个和善而且稳重的人。不知道是因为化疗太痛苦，还是因为对患病的愤怒，或者是因为肿瘤压迫了大脑的重要部位，妈妈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经常说“对不起”。妈妈就会说，“是我对不起你，我是罪人”。

“好吧，你一个人待着吧。”

那天很奇怪，我忍无可忍，任性地说道，然后离开了病房。

我到医院对面的咖啡店买了美式咖啡，要求加一份浓缩。喝一口热气腾腾、香味浓郁的咖啡，感觉呼吸终于通畅了，泪水扑簌而下。那是我护理母亲以来第一次哭。仿佛眼泪本来就满满地盛在身体里的某个地方，一旦迸发流淌，就停不下来。我翻了翻手机，浏览了一遍关于工作的邮件和信息，看看书友会朋友们的SNS阅读后记，搜索只去过一次的烹饪课照片，打开以前想看的音乐剧的视频。胸口好像被什么揪住了，肚子也好痛。因为照顾妈妈而放弃的事情仿佛都在发生氧化，溶化了我的心。手机电池很快没电了，关机，该回医院了。可是我又突然疑惑，为什么要这样做？尽情哭过之后，肚子也饿了，没什么事做，我点了一份面包，翻了翻放在咖啡厅里的杂志，到附近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直到晚饭时间才回到医院。

妈妈睡着了，哥哥坐在旁边的陪护床上。病房里所有人的视线都盯着我，但是没有人说话。哥哥静静地起身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哥哥说妈妈用床边私人置物箱里的水果刀自残。她左手握刀，刺向右手腕，说要一死了之，幸好手上没力气，只留下一道伤口。邻床护工却因为劝阻她而被划伤了脸。

“伤得不重，只是擦破了皮，贴了创可贴。”

哥哥只说了这些。医院的人肯定一直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关机，妈妈平静不下来，最后翻看资料联系了哥哥。正在工作的哥哥请求公司谅解，驱车一小时来到医院。这期间，事情应该平息了。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受苦了，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是……只是害怕你因此而后悔。”

隔着窗户可以看到我喝咖啡吃面包的咖啡店。我不后悔。我和妈妈争吵，哭闹，互相埋怨，然后和解。一向和善的妈妈彻底垮掉、彻底堕落的样子我都看到了。我给她擦血，擦呕吐物，擦屎擦尿。

“妈妈不是脸蛋白皙、长发飘飘的绝症少女。这不是电视剧，哥哥。”

在那之后，我又和生病而且糊涂的妈妈争吵过很多次。

望着兴高采烈的侄子和外甥，我想象着30年后，或者更早到来的最后瞬间。我的身边也许没有家人陪伴，但是我也不会后悔。希望拿着我依然温热的骨灰盒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端庄有礼，是个动作熟练的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