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守存用手指弹着自己的长下巴，那样子就像是在为自己的长下巴感到吃惊。其实不然。他奉命押送要犯，可这要犯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他是为此而感到吃惊。他要押送的是一个在永安俘虏的自称洪大全的人。出了桂林还未到长沙，他已经看透了这个人的老底。

“也很有趣嘛！”

丁守存这个人就喜欢到处寻找有趣的事，碰上这件事，尽管感到吃惊，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是山东省日照县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曾经当过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手）。赛尚阿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西时，他是钦差大臣的随员之一。从北京出发时，他对亲友说：“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也去领略领略。”不过，朝廷是希望丁守存能制造出消灭“匪贼”的新武器。当时，他正和郎中文康、徐有壬在天津试制地雷火机，但他没有常性，已经感到厌倦了。

丁守存在物理、化学方面造诣很深，这在进士出身的官僚中是很少见的。《清史稿》把他的传记归入艺术传。他担任的最高官职是按察使，不可能作为官僚、政治家留在历史上。“艺术”包涵儒学以外的学术。《清史稿》关于他的记载说他“通天文、历算、风角、壬遁之术，善制器”。天文、历算容易懂，风角、壬遁之术就听说得少了。风角是古代观察四方的风向来占卜凶吉的占卜术，壬遁可能是一种隐身术。总之，他利用科学做一些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人大吃一惊。同时，他也希望能有一些事能让自己也大吃一惊，所以到处打听：“有什么有趣的事没？”看看桂林的山水算是有趣的事吧，而且他对广西的“发贼”也感兴趣——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起来造反？不过，他还没到广西，这个谜就已经解开了。过后想想，这也算不上是什么谜，而是普通常识。他只是置身于钦差大臣阔绰的随员行列中观察了一下，就了解了百姓的痛苦：银价上涨，而这等于大幅度增税。他深深地觉得：这样还不起来造反，那就太老实了。

丁守存是统治阶层的人，但他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的。他对清朝的忠心并没有那么坚定。要做“有趣的事”就需要钱，为了筹措实验经费，他在担任军机章京时，曾把他所知道的宫廷消息卖给商人。收买消息的人是吴钟世。丁守存知道吴钟世同连维材有关系。他凭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早已觉察到连维材拥有多大的实力。

尽情欣赏了桂林的山水之后，丁守存又感到无聊了，他怀念起留在北京家中的各种实验仪器。他想回去，于是给吴钟世写信说：“希能代为活动，以便回京……”向宫廷进行有关人事的活动，是需要花钱的。不过，由于过去的老关系，丁守存相信吴钟世、连维材方面是会给予协助的。果然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北京决定把在收复永安时俘获的“匪贼大首领”洪大全带往京师，并任命两名文武高级官员负责押送。武官任命步军统领衙门郎中联芳，文官选中了丁守存。

“务必谨慎，把洪大全送到京师。他是大头目。是大头目！跟洪秀全是结拜兄弟，是匪贼的首领。此事就有劳了！”丁守存临出发的时候，赛尚阿跟他这么说。

赛尚阿的话中说了一连串的“大头目”。丁守存感到有些蹊跷，但他很快就明白了钦差大臣的本意。四总兵战死的惨败，必须想办法冲淡一下。若“匪贼”也遭受了重大损失，魁首被俘，钦差大臣的责任就会减轻些。

后来经过调查，已弄清洪大全实际上就是焦亮。但从钦差大臣来说，头目愈大对他愈有利。幸好这家伙本人一直吹嘘自己是个大头目。

“给我一万兵力，我马上就能把太平军消灭。我太了解太平军了。”洪大全这么大吹大擂。

钦差大臣对他说：“消灭匪贼是目前朝廷最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破格任用了解匪贼内情的降将也是可以的。我会向上面提出我的看法，不过能否被采纳，关键要看你究竟有多大能耐。”事实上，他的看法和他所说的恰好相反，他向朝廷提出的建议是尽快把这个危险的人物斩首。如果洪大全因为怕死就坦白说出自己不过是一个食客，钦差大臣的面子就丢大了。要让他自称大头目，就得说些奉承话，使他不至于失去最后的希望。洪大全大概认为，名号越大，被朝廷任用的可能性就越大，故而一直在吹牛。

丁守存在桂林整天游山玩水，不太过问军事，不太了解洪大全的情况，但在押送洪大全的途中，也逐渐明白了钦差大臣的阴谋。“是个可怜的小丑！”丁守存摇了摇头，自言自语。

阴历四月中旬，丁守存到达北京。

太平军在全州屠城后，在四月二十三日遭到江忠源军的伏击，在蓑衣渡蒙受了巨大损失。太平军预计长驱直入湖南，攻打省会长沙。但蓑衣渡一役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据说长沙城比桂林还要坚固，如不补充人员和物资，根本无法攻打长沙。太平军没有北上攻打长沙，而是从永州（零陵）南下，奔赴道州，道州是四面环山的要地，仅有一条险阻的小路可通。太平军利用这个要地，休整军队，补充物资，并进一步扩充了兵力。这就是“湘南扩军”。

天地会在湖南南部势力本就强大。通过罗大纲等人的号召，约有五万人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天国向各地散发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檄文，这些檄文迅速传播到各地，最远传到了武昌。人们把这些檄文悄悄贴在墙上。其实，这一代的天地会曾多次造反，是老资格的造反派。但他们毕竟组织薄弱，军纪松懈，是以并没有多大成果，造反大多夭折。看到太平军军纪严正，他们深深感到：这样的组织，一定会成功的！

清军对太平军束手无策。太平军一逼近，道州提督万余清就和知州王揆一起弃城逃往衡州。一个月后，万余清因失守罪被革职查办。赛尚阿拖了好久才从桂林动身，六月初一进入湖南，到达永州。太平军补充了人员和物资，进行了充分休整，于六月二十五日放弃道州，开始东进。据记载，太平军经宁远、嘉禾、蓝山、桂阳州等地，于七月初三占领郴州。郴州是秦亡后，由项羽拥立的傀儡楚义帝的都城，这一带有很多天地会会党，其中两三万人参加了太平军。另外，这一带煤矿中的千余名矿工也揭竿响应。占领郴州后，太平军才正式建立了工兵队——土营师。清军也并非没有抵抗。在桂阳，知县李启诏殉职。总兵和春、常禄率领的正规军只是慢吞吞地在太平军后面追赶，江忠源的湘勇反而一直在勇敢地进攻。

给北京的报告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粉饰，但真相终究还是传了出去。“湘勇比正规军顽强”的说法已传到了北京。蓑衣渡大捷使北京当局深思。尽管夺回了永安，俘获了洪大全，但再怎么偏袒也很难说这是胜仗。桂林方面说击退了敌人，其实是被包围了一个月，敌人不过是撤围继续前进。若敌人是败逃，那就应当朝老巢金田村南下，而不是北上。

真相大白。

蓑衣渡大捷算得上是一次真正的胜仗，但此战却并没有正规军参加。

北京的大官儿们都在这么纷纷议论：

“江忠源要求向东岸派兵，总兵和春就是不出兵。”

“当时和春如能出兵夹击，就可以全歼太平军。”

“江忠源不停地送去飞函，和春不予理睬。据说江忠源哭了。”

“在蓑衣渡打死了发贼的巨魁冯云山。”

“要能再加一把劲儿，也可以把洪秀全、杨秀清置于死地。”

“外面传说，钦差大臣在永安俘获的洪大全，并不是什么大头目。”

“是呀。以前送上来的报告中，从来就没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

洪大全还未过安徽，给事中（侍从官）陈坛就上奏道：“关于俘获匪贼伪军师洪大全，槛送来京事。据说洪大全只不过供贼驱策，而非头目。查询以前上奏的逆首姓名，也无此人的名字。看来是在贼众窜出永安、无可奈何之际，稍事夸张，以壮其威，最后达到掩盖自己失败之目的。掩京师之耳目易，欺天下之耳目难。应特降谕旨，表明洪大全不值得押往京师，令沿途之总督、巡抚将此犯就地正法。”他大概是担心抓住一个小喽啰而闹得满城风雨，以后会变成笑柄。不过，北京并没有发出把洪大全就地正法的命令。北京有一种侥幸心理，说不定洪大全真是个大头目。另外，有人强烈主张：“在北京审问，会很好地了解敌人的内情。”

“你这人真有趣！”丁守存瞅着洪大全，多次说着同样的话。

洪大全自己却一点也不感到有趣。一路上，从天下大势到战略战术，他无一不谈。不过他所依据的，大多是《孙子兵法》或韩非的理论。若夸奖他学识丰富，见识卓绝，他说不定会很高兴，说他有趣，他当然不满足。

“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洪大全道。

“是吗？你对我不满意呀。哈哈哈！”丁守存愉快地笑起来。

“京师会有更有眼光的人，有识人的眼光。”

“我的眼光不行吗？”

“枢府（军机处）大臣，六部尚书这些大人物，才有识人的眼光。”

“你评价过高了。恰恰是这些人没有眼光，最识人的是这一带农村里的老大娘。”

“你总说笑话，吊儿郎当样儿。”

“我这是很认真的，我说的也是实话。”

“行啦行啦，我不跟你白费唇舌。现在我要好好地考虑一下到京师后跟枢府的要人说什么，你不要打扰我。”

“啊呀呀！倒变成打扰你了！”丁守存缩了一缩脖子。他对洪大全早已失望了。丁守存原本打算，若洪大全满腹经纶，很有抱负，那便仔细听听他的谈话，把内容记录下来。到北京后，想来绝不会再有人愿听这“匪首”的话，那些学问和抱负恐怕会就此湮没，实在可惜。不如把这些记录下来，留传后世。可是，眼前这家伙有的只是十分强烈的野心，言语空洞而无物。

“不成！应当有点内容，这太空洞了。胆量还可以，可是……”丁守存想出了另一种方法。他一向以冷静的第三者眼光看待事物，他并非不担心国家前途，但他认为“国家”与“王朝”是两码事，国家是长期存在的，王朝只不过是短时期内贴在国家上的一个标签。王朝不行了，可以换一个，所以他可以对清朝并不怎么忠诚。但国家如今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他也不能不认真地考虑了。太平天国的那些人一定是认真地考虑了国家，所以才起来造反。造反是万不得已的事。丁守存想把他们的言论、思想记录下来。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才要记录洪大全的话。可是，洪大全的话空洞无物，使他大失所望。不过，丁守存想到了其他的办法，他要在自己头脑中编造“太平天国的声音”并把它记载下来。这是一种创作。他想借洪大全的名字，把它留传于后世。

这工作并不难，他早有满肚子要说的话。若把想说的话毫无顾忌地写成文章，定会引来种种麻烦，说不定还会被搞成叛逆罪。若这些话是洪大全说的，自己就不会有危险。可以预料，洪大全到北京后，很快就会死。死人是不会做证的。丁守存已开始这件工作，他要把平时郁积在心中的话吐出来。他接连不断地往外吐，拼命地写。他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一点想起这件工作哪！

一到北京，洪大全就进了刑部。不要说会见枢府要员、谈论国家大事，就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准他说，只是由专门的检察官严厉地进行审讯，不过这种审讯是例行公事，只是了解一下与在广西的供述是否符合。

“你和洪秀全是结拜兄弟吗？”

“你是直接称呼冯云山的名字吗？”

审讯是为了录取口供，完全是形式。做出的判决是“凌迟处死，枭首示众”。这个判决是早就决定了的。洪大全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问题不了了之，总算保住了赛尚阿的面子，不是白也不是黑，一切都被涂上了灰蒙蒙的颜色。

六月十二日（阳历七月二十八日），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命担任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出差去江西省南昌。这是一次短期的出差，不过曾国藩获得了途中顺便回乡的许可。他离开故乡湘乡近十三年，还没有回过一次家。他四十岁就爬上了高位，也希望能借此机会衣锦还乡。父亲曾麟书十年前曾来过北京，在那以后，父子未见过面。本来出差只有两个月，现在又获准回乡三月，起码得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不在北京。

朋友们决定为他举行一场饯别宴。但曾国藩本人觉得这样太郑重其事，坚决不同意。最后大家决定，由尚在北京的连维材筹办一场时局座谈会。

“应当请心斋先生来谈一谈。”曾国藩建议心斋是丁守存的字。心斋先生去过广西，押送过叛军“魁首”，大家自然都想听听他的见闻。然而丁守存却突然消失了，他大概是不愿向人们谈起广西的事吧。

曾国藩与丁守存一向不太和睦。从进士及第的年份来说，丁守存是早两期的前辈；从往上爬的速度来说，曾国藩爬得快——曾国藩用了十四年就当上了礼部侍郎，丁守存却走上了制造地雷火机这样的旁门邪道，尽管路是他自己选的。曾国藩严谨踏实，每天记日记自省。丁守存则一味地寻找乐趣。这样两个极端的人物，当然气味不相投。但曾国藩是个政治家，担忧国事，他虽严谨，但对自己所置身的高级官僚界的内情还是了解的，他早就觉察到丁守存在接受连维材的经济援助。连维材肯定知道丁守存在什么地方，说不定他的藏身之地还是连维材提供的呢。

“只要连维材请求，心斋先生肯定会来。”

曾国藩猜中了。丁守存参加了座谈会。地点定在市内的饭庄。当时，高级官僚常去的饭庄有两家——隆福堂和聚宝堂。会场按连维材的口味，选定了聚宝堂。不少名厨师都很自负，认为除了自己的菜，其他人的都算不上是菜。而聚宝堂厨师长和店老板却认为，自家的店虽有独特的风味，但别人的店也各有千秋。所以在聚宝堂吃饭，可以叫其他饭馆把好吃的菜送来。这天点的菜，除聚宝堂的名菜，还有福兴居的葱烧海参、致美斋的红烧鱼和便宜坊的烤鸭。便宜坊以鸡鸭菜闻名，后来在咸丰五年(1855年)，发明了有名的老北京烤鸭。来聚会的有近二十人。一听说丁守存也要来，一些平常不太露面的人也来了。

“大家要我谈谈实际情况，其实只有一句话，现在的官军打不赢发贼。”丁守存一开口，满座无声。

“我知道我这么一说，大家不是窃窃私语就是鸦雀无声。若是前者，说明大家对我的话感到意外；若是后者，说明大家跟我的想法一样。看来大家都了然于胸，我也不必多说了。官军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今天大家来是想听我说说发贼的情况吧？”

大家始终一声不吭。旁观者清，丁守存的判断丝毫不带主观推测。他虽没到过一线，但他在钦差大臣身边，常听到敌人的情况。他听到的战况要比经过粉饰后送到北京的报告生动得多。从太平军经过的地方，可以听到种种情报。跟太平军接触过的人，尽管对政府有所顾忌，但还是称赞太平军纪律严明。商人们都说，跟太平军交易，价格公平，分文不欠。丁守存还直接听到过许多同太平军交过手的官军的谈话。用他的话来说，这些谈话都很有趣。官军一致惊叹世上竟有此等军队。这种惊叹也叫丁守存感到有趣，他谈到太平军时的语气，既不偏向于官军，也不偏向于太平军。既无多余的感叹，也不做过多的考虑，平平淡淡，反叫人生惧。丁守存在谈话时尽量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他另有充分表达感情和思想的地方。

沮丧、泄气的气氛充斥着会场。

“要赶快改变这种气氛。”丁守存心想。

“大家都知道，我之所以回京，是因为要押送一个自称洪大全的发贼巨魁。刑部例行公事做了审讯。他当然什么也没说。我连哄带骗地劝他，保证不把他的话说出去，才让他跟我说了些真话。这洪大全说他确实非常想倾诉点什么。我问他想说什么，他说要跟皇帝陛下说。我就跟他说，这也可以啊！你就用以上奏的形式，把心中的话吐出来吧。他一路上拼命地写，文章当然很拙劣，还夹杂着方言土语，很不通顺，我给他稍微加了点工。不过，内容都是他心里的话，也可以说是发贼们的心里话。虽说我曾向他保证不外传，但如今他已死，不会对他有所损害了。今天我把它带来了，希望在座诸公看一看。原件存在我那儿，这是抄本。”

曾国藩离开北京是阴历六月二十四日——阳历八月九日，炎天热暑。

第二天，太平军放弃道州东进。曾国藩当然不知道这一消息。曾国藩在离开北京前读到的洪大全的奏文，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他感觉到太平军是个不简单的敌人。但也许是出于他作为政府高级官员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他并未预料到太平军会那么轻易地打进湖南。当他听到太平军从永州南下的消息时，他跟其他的同僚们一样，都预计太平军会返回广西。实际上，在太平军中也有人主张回到故乡广西去。太平军的实际指挥人杨秀清排除了这些主张，按照原来的计划，推进北进的方针。曾国藩从徐州到达安徽省的宿州，于七月十三日会见了被解除了广西巡抚职务的老头子周天爵。

“不行呀！只要有向荣，就不可能把发贼镇压下去。他搞的那一套太不像话了。”周天爵早在桂林的时候就曾经弹劾过广西提督向荣。可是，向荣却仍留任广西，周天爵反而因年迈而被解除了职务。八十高龄的周天爵谈起话来仍然口若悬河，可是他谈话的内容只是攻击提督等人，根本不谈作战的对手是什么样的敌人。

“这样的老朽是不行的！……”曾国藩心想。怨恨始终在支配周天爵的情绪。对他来说，同他争功的同僚才是敌人。太平军，他不关心。对于曾国藩的问题，他的回答一点不着边际，甚至连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的区别也说不清。他身为广西巡抚，又兼钦差大臣，却从来未认真地研究过敌情。

广西的事一谈完，老人就没完没了地谈起了往事。

“三十多年前，老夫曾经在这宿州当过知州。这地方真叫人怀念啊！”

曾国藩适当地应付了几句周天爵的往事谈，就跟他告别了。因为这次是出差去江西，所以需要从安徽省的西南部过长江，进入九江，然后南下到南昌。如果不南下，直接向西，就进入湖北省，湖北的南边就是曾国藩的家乡湖南省。对他来说，到江西出差也就是向家乡走近。在安庆的西面约八十公里处，有一个叫太湖的县。曾国藩在宿州同周天爵分别十二天后，到达了太湖前一站的一个名叫小池的小镇。

太湖的知县亲自到小池来迎接。礼部侍郎也算是中央的高级官员，对于地方的知县可以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曾国藩在旅途中受到各地的隆重接待，许多知县都到城外去欢迎，但还没有一个知县特意跑到需要走一天路程的地方来迎接他。

这是为什么？曾国藩心中不安。这种出迎没有前例，而且太湖知县面带沉痛的表情。出迎的地方官一般都是面带微笑的。

太湖知县低着头走到他的身边，向他深深地行了一个礼，说道：“一个不好的消息……令堂大人已经去世。昨天消息传到太湖，要我转告曾公……”曾国藩嗓子眼里一再强咽着呜咽的声音。

“多谢远路来告知……”曾国藩与知县一起来到太湖，在这里给北京打了报告，他必须要辞去江西的正考官。官吏死去父母，一定要立即回乡守丧。曾国藩必须要改变身份，“丁母忧回籍”，原则上在二十七个月内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曾母江氏六月十二日去世，恰好他在这一天被任命为江西正考官。曾国藩从太湖来到九江。到此为止一直按照原来的路线，在应当从九江南下处，于长江登船向西，溯长江而上，于黄州登岸，奔赴武昌。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与北岸的汉口、汉阳合称为武汉三镇，现在称为武汉市。湖北巡抚常大淳在巡抚衙门接见了曾国藩。

常大淳在表示吊慰之情后说道：“您想早日叩拜令堂大人的灵柩，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不过，我还不得不要求您在本地暂待一些时候。”

“那为什么？”

“长沙已被发贼包围了。”

“啊！……”曾国藩大吃一惊。他离开北京前，曾有情报说太平军已窜入湖南边境，另外也有消息说江忠源在蓑衣渡大破发贼。江忠源是曾国藩推荐的人，曾国藩当然拍手称快。尽管带有主观推测的成分，清朝政府认为，太平军在蓑衣渡损失了冯云山后，可能不会再有以前那种势头，任何造反都有高潮低潮，他们认为围困桂林时是发贼的最盛时期，以后便开始走下坡路。

在聚宝堂聚会时，丁守存强调了“发贼”的强大。包括曾国藩在内，在场京官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了解丁守存的人都知道此人喜欢耸人听闻。曾国藩是八月十三日（阳历九月二十六日）到达武昌的，这是他离开北京的第四十八天。其间，太平军进行了“湘南扩军”，具备了大举北上的实力。

“发贼逼近长沙的南门是七月二十八日，是十五天前，他们是从东南醴陵方面一直打过来的，没有绕道。”常大淳道。

曾国藩的故乡是长沙西南的湘乡，太平军没从那里经过。

“您的家乡没有被贼占领。”常大淳以为这么一说就会使曾国藩放心了。

“那么，我还是继续上路吧。”

“水路已被发贼控制，很危险啊！”

“绕一点路，从岳州走陆路吧。回到湘乡以后再考虑其他的问题。”

“我理解您的心情。既然您这么说，我也就不挽留了。给您配备两个卫兵吧，希望您小心在意。”

“谢谢！请常公也保重身体，为了国家也希望您能这样做。”

常大淳是湖南衡州人，道光三年进士，是比曾国藩早十五年中进士的同乡前辈。他是由浙江巡抚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前又接到调任山西巡抚的命令。不过，现在太平军围困了湖南的长沙，紧邻湖北的巡抚已无法交接工作。常大淳是以“已调任山西巡抚的湖北巡抚”这一奇妙的身份留在武昌的。

曾国藩带着两名护卫，避开水路，从山路绕道向家乡湘乡而去。常大淳把他送到武昌城门口。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做梦也未想到，此地一别，竟是永别。四个月后，太平军进攻武昌，常大淳殉职。

曾国藩花了约十天的时间回到湘乡。

父亲老了许多，家乡笼罩着沉闷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