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勒内·迈斯纳（Rene Maisner）女士系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的女儿。在父亲担任拉丁美洲特派记者期间，她与父母一同生活在墨西哥。她曾学习西班牙语及拉美历史与文学，之后攻读艺术史，并从事摄影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她一直生活在加拿大。——编者注】

亲爱的中国读者们：

在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的所有作品中，《太阳的阴影》是波兰乃至全世界读者最喜爱的作品之一。那些曾深入了解非洲的读者——包括长期在非洲居住、工作或旅行的朋友们——常常说：“非洲就是卡普希钦斯基在《太阳的阴影》中所描绘的样子。”我有几位华沙的朋友被这些非洲故事深深吸引，读完这本书就购买了前往非洲某国的机票。

作为波兰通讯社（Polska Agencja Prasowa）的记者，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曾在非洲工作多年。1958年，26岁的他成为波兰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常驻非洲的记者，被派往加纳报道该国的独立庆典——加纳是继苏丹后非洲第二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殖民主义时代在该国的结束。

《太阳的阴影》正是从这位年轻记者在非洲的初次印象开始：他在那里仿佛找到了家的感觉，喜欢那里的人们，迷恋那里的美景。与此同时，作为一名训练有素、广泛涉猎各个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者，他努力去理解当地的传统、风俗、各种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学习了斯瓦希里语和其他当地语言的一些日常用语，因为他希望能与当地人直接交流，甚至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洲，英语和法语的报刊随处可见——这两种语言，卡普希钦斯基是在旅途中自学的。但正如他后来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变得越来越“非洲化”，越来越多的报刊和广播节目开始使用当地的语言，这些语言对于欧洲人来说往往难以理解。但这种大规模的变化是后来才发生的，那时他已不再是非洲常驻记者，尽管他仍时常回到这个大陆的各个角落，有时停留几个月，有时只有几天。

《太阳的阴影》中描绘的事件跨越了将近四十年，从1958年首次前往非洲，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在遍访非洲的旅程中，卡普希钦斯基深入了许多外人难以抵达的地方——跋涉漫长的路途，穿越没有道路的荒凉之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只为到达那些偏远的地区。作为波兰通讯社的记者，他尽一切努力亲临战地，前往刚刚发生政变或其他社会政治危机的地方。

这本书中呈现的那个包罗万象的非洲，源于他对周遭环境中丰富的主题和细节的敏锐感知。书中既有对卢旺达历史背景和冲突的深入讲解，也有记者们九死一生、充满戏剧性的海上历险，还有关于非洲蜥蜴在天花板上捕食蚊子的漫画式的描述。有丰富的热带植物景观：交错生长的丛林、摩天大楼般巨大的猴面包树、阳光炙烤的草原上唯一能提供荫庇的树木；也有对野生动物的生动描写：从最微小的昆虫，到凶猛的食人狮，以及主宰动物世界的大象；还有对非洲本地生活情境的各种幽默观察——当然，他在诙谐地描摹这些场景时，始终没有忽略非洲人民的尊严感。

这本书中交织着各种历史事件、个人经历、印象和反思，涉及非洲各个民族、氏族、部落的历史及其与邻里的共生关系，也有不少篇幅谈及非洲人被贩卖为奴的历史及其对这片大陆长久的影响。在本书及其他作品中，卡普希钦斯基严厉谴责了种族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优越主义。他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都极为敏感，无论受到伤害的是个人、社会群体，还是整个国家。在非洲，他意识到自己因为肤色而天生就属于特权阶层，这让他深感痛苦。

他尽力去接近本地人，试图与他们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他天生具有亲和力，常常被当地人邀请到他们的家中——简陋的棚屋或贫民窟中的泥坯房——而这些地方通常是白人无法接触到的。

卡普希钦斯基认为，同理心——即对他人的敏感和共情能力——是记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只有这样才能作为目击者真实地报道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偶遇的路人，还是特意去采访的对象。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理解和共情。他在讲述非洲的生活时，一以贯之的是对他人命运的关切，尤其是对那些最贫穷、最边缘化的人群。他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记者，他的职业使命是为那些没有机会被倾听、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们发声。他承担起了这一职责：认为自己有义务去讲述那些生死存亡边缘的艰难人生，去呈现人们所受到的压迫和不公正。他在非洲和其他地方都为穷人发声。

他还认为，记者应遵守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确保他所报道的对象不受到任何伤害。所以，记者在写作时应时刻考虑到他们的报道会对受访者及其社群产生的影响。正如他所说，人是世界上最脆弱、最易受损的存在。记者可以离开，回家，但报道中的主人公们必须继续在他们的社群中，在他们的村子和城镇中生活。因此，他认为他的报道不应破坏受访者与社群之间的关系。

不过，在某些文章中，他也流露出对人性愚蠢的低容忍度，并通过讽刺和荒诞的手法进行了批评。

非洲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人们每天因为缺水缺粮、无家可归、缺乏医疗资源而挣扎，还要面对政治压迫和武装冲突的困境——这一切经常使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在非洲各地生活期间，卡普希钦斯基观察到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的毁灭性影响。（如今，当我重读《太阳的阴影》时，我意识到气候变化已经波及北半球，对于许多人来说，非洲人的经历已经变得越来越真切可感。）酷热、干旱、疟疾、粮食短缺、淡水匮乏、火灾、蝗灾——人们常常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自然环境的恶化往往意味着，整个村庄的人和他们的牲畜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一个新的定居点——前提是他们能及时到达那里。

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很多非洲人失去了他们的栖息地、家园和牲畜——这些往往是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东西。于是，他们被迫前往城市，寻找更多的生存机会。时至今日，国际援助仍主要集中于城市，而无法深入更远的地方，因为非洲依然缺乏可通行的公路，卡车无法抵达偏远的村庄，尤其是在雨季。

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城市的边缘（郊区），往往意味着丧失最基本的人际纽带——血缘和社群关系，随之而来的是自我认同的丧失：我们是谁，根在何处，祖先的土地在哪里。身份与自我认同感的缺失，是如今许多人面临的巨大不幸。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和政治冲突、战争的爆发迫使人们逃离家园，前往尽可能安全的地方，然而他们也因此被连根拔起，成为外来者，成为移民。

然而，仿佛是与这些巨大的难题相对，卡普希钦斯基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结论：对非洲人最大的痛苦，也是最大的生命威胁，来自一种小小的昆虫——蚊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蚊子传播的疾病：疟疾。在《太阳的阴影》中，他讲述了自己感染疟疾的经历，那场病几乎让他丧命。他也描述了在沿途的城镇和村庄中遇到的病人，他们疟疾发作，只能躺在地上。他无法帮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遭遇讲给我们听：让世界知道他们的命运。

卡普希钦斯基在综合与分析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他能够用短短几句话清晰地描述复杂政治局势的来龙去脉。他也擅长用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事件、冲突及其历史根源。他讲故事的时候富有节奏，会自然而然地强调一句话中的关键词。他有一种亲切的幽默感，会通过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发现的有趣细节来保持对方的兴趣。当然，当他谈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或是讲述悲剧和危险的状况时，他也会为自己所目睹的事情深深触动。他细致观察，感同身受；他从不轻视任何人或任何事。

而他写作就像他说话一样：简洁、直接。当我读他的书时，我仿佛能听到他的声音，仿佛他正在充满激情地向我讲述。

书里的一些故事，我曾听他讲过，或者从那些当时曾经和他在一起或者曾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人们那里听说过。父亲常提醒我们，孤身一人在非洲生存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非洲的生活是以集体为核心，在社会群体中进行的。

《太阳的阴影》中有很多次谈到一天结束时的宁静时光，当村子里所有人坐在树荫下，听彼此讲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在非洲，晚间讲故事的传统是一种口述历史的仪式。在这种日常仪式中，讲述者和听众互相传递自己的故事，借此补充或延续他们社群的历史章节。这些故事构成了社群的身份认同，并将它与周遭世界以及那种难以捉摸却能感知到的非洲精神相连接。

现在，我希望您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想象自己身处非洲，坐在一棵金合欢树的树荫下，周围是一群与您一样专注聆听的人们。卡普希钦斯基就坐在旁边，用柔和、平静但充满情感的节奏讲述他在非洲的生活、他对这个不同世界的看法、他在艰难时刻的行为，以及他对各种话题的思考。我们的生存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讲述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听到了什么样的故事。

正如卡普希钦斯基所说，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同样的东西。他写作的目的，正是为了搭建一座桥梁，连接书中所写的人和阅读的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着我们个人的历史，而通过这种努力，我们创造了社群、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

愿您在聆听卡普希钦斯基的声音时，能够体验到许许多多丰富的情感、感受和思考。愿您像书中所写的那些非洲居民一样，通过讲述和保存您的个人历史——作为我们地球历史的一颗微粒——去创造，去拯救，从而生存下去。

在理想国团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下，卡普希钦斯基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和《十一个时区之旅》的新译本2025年初已经出版，而《太阳的阴影》的首个中文译本也即将问世，这与这三部作品才华横溢的译者——马睿、刘伟和毛蕊的付出是分不开的。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卡普希钦斯基对译者始终十分敬重，将译者视作自己作品的共同作者。

衷心祝愿各位在阅读《太阳的阴影》时能获得美好的感受，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如果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的作品能够得到您的喜爱，那么我也将感到很幸福。

---2025年2月

---HEBAN

---RYSZARD KAPUSCIN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