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拉的汽车站最像什么？像一个临时停靠在路边的大型马戏团车队。五彩斑斓，乐声喧闹。这些汽车更近似于大篷车，而不是在欧洲和美国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那种豪华肖松大巴。

阿克拉的大巴就像挂着木制车厢的卡车，车顶靠四周的立柱支撑。车厢没有侧壁，行驶途中凉风可以自由穿过。在这种气候下，风是宝贵的资源。如果你想租房子，问房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有穿堂风吗？”房东会立刻把窗户敞到最大，一阵舒适的气流随即扑面而来。你深呼吸——终于又活过来了。

在撒哈拉沙漠里，统治者的宫殿有着最精妙的结构，到处是开口、缝隙、拐角和连廊，而这一切的设计和建造，都是为了提供尽可能好的通风效果。在正午的酷热中，统治者会躺在软垫上，享受从这些通道吹来的稍微凉爽的空气。风是具有经济价值的：最昂贵的房子建在通风最好的地方。空气在静止的时候一文不值；一旦流动起来，立刻就增值了。

这些大巴车都涂上了鲜艳的色彩，画满了图案。在车头和车身两侧，鳄鱼露出坚牙利齿，蟒蛇盘踞着随时准备出击，树上跳跃着成群的狒狒，草原上狮子追逐着四散的羚羊。到处都是鸟群……还有各种链子和花束。都是一些俗气的装饰，但充满了想象和生命力。

但最重要的还是上面的标语。它们周围装饰着花环，字体很大，远远地就看得清。这些标语的内容涉及上帝、人类、责任和禁忌，旨在鼓励或警戒世人。

非洲人的精神世界（我意识到使用“非洲人”这个词汇，是将它极大地简化了），是异常丰富且复杂的，他的内心生活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性。他相信，有三个截然不同又彼此关联的世界同时存在着。

第一个是他置身其中的世界，是可以触摸和看见的现实世界，由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以及无生命的物体——石头、水和空气等组成。第二个是祖先的世界，那些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的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死去，没有彻底消失。也就是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他们依然存在，甚至能参与、影响、塑造人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和祖先维持良好的关系是生活顺遂的条件，有时甚至是生存的条件。最后，第三个世界，是极为丰富的精神灵魂的王国，它们独立存在，同时也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体、每一件事物之中，于万物之中，无处不在。

统御这三个世界的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上帝。正因如此，很多大巴车上的标语都提到了他不容置辩的超越性，如“上帝无处不在”“上帝知道”“上帝是奥秘”。也有一些更贴近世俗的标语：“笑一笑”“告诉我我很美”“打打闹闹更亲密”，诸如此类。

刚来到停着几十辆大巴车的广场，一群孩子就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喊：“去哪儿啊？去库马西？塔克拉迪？还是塔马利¹？”

“去库马西。”

那些招揽去库马西的生意的孩子会拉住乘客的手，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地领他去正确的车。他们这么高兴，是因为只要找到乘客，就可以从司机那儿得到一根香蕉或者一个橙子作为奖励。

乘客上了车，找位子坐下。这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完全不了解非洲的外来客，可能马上就会发生两种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这个人会开始左顾右盼，欲言又止，终于开口问：“几点开车？”“什么几点开车？”司机会非常疑惑地回答：“什么时候人坐满了，什么时候开。”

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时间概念完全不同，他们理解时间、对待时间的方式也不同。在欧洲人的观念中，时间客观存在于人类之外，它在你的外部，是可以衡量的、线性的。根据牛顿的观点，时间是“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因其自身特性，在均匀地流逝，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欧洲人认为自己是时间的仆人，依赖于时间，受它制约。一个人若想生存、开展活动，必须遵守时间不可撼动、不可更改的铁律和规定。必须遵守期限、日期、天数和小时。人在时间的轨道中运转，无法在其之外存在。时间给人施加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及标准。人类与时间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永远以人类的失败告终——时间消灭了所有人。

而非洲人对时间的理解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时间要松弛得多，是一个更开放、灵活、主观的概念。是人类在影响时间的形成，控制它的进程和节奏（当然，要先得到祖先和神明的允准）。时间甚至是人类可以创造的东西，因为时间的存在是通过事件的发生来呈现的，而事件发生与否，取决于人。如果两支军队没有交战，那么这场战斗就不会发生（而时间也不会显现，不会存在）。

时间的出现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当你停止行动或者根本不采取任何行动时，它便会消失。时间是一种在人的影响下不断复苏的物质，如果人不给予它能量，它就会休眠乃至消散。时间是消极的存在，最关键的是，它取决于人。

这和欧洲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反。

放到实际情境中——比如你今天下午要去村子里开会，到达会议地点后发现空无一人，问“几点开会”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因为答案早就预先写好了：“人齐了就开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洲人上了车不会问什么时候开。他进入车厢，找个空位子坐好，马上进入一种状态，他在这种状态下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静静等待。

“在‘等待’这件事上，这些人有一种惊人的天赋！”一位在这里生活多年的英国人告诉我，“天赋、耐力，还有一种特殊的本能！”

非洲人相信，一种神秘的能量在世间循环流淌，当它靠近并充盈你时，便会赋予你启动时间的力量——某些事情将会发生。然而，在这之前，人们必须等待；任何其他行为都是疯狂且徒劳的。

这种静静等待是什么样的？人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此会尽量找一个最舒适的地方安顿下来。有时他们会躺下，有时坐在地上、石头上，或者蹲着。他们停止交谈。一群静静等待的人是沉默的，不发出任何声响。身体变得松弛、瘫软，如释重负。肌肉放松，脖子僵硬，脑袋一动不动。他们不再四处张望，对什么都不关心。有时他们的眼睛是闭上的，但只是有时。更多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睁开的，但眼神空洞，没有一丝生气。我曾长时间观察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群，我可以确定，那是一种深度的生理休眠：不吃，不喝，也不排尿。他们对肆意灼烧的阳光毫无反应，对落在眼皮和嘴唇上的烦人苍蝇也无动于衷。

此时，他们的脑袋里发生了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思考吗？在做梦？在回忆？在做计划？在祷告？还是超脱于尘世之外？不得而知。

终于，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满载的大巴车开出了车站。在颠簸的道路上，乘客们被颠醒，重新活了过来。

他们有的拿起饼干，有的剥香蕉，有的把擦完汗水的手帕细心地叠好。司机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比划着，说个不停。大家时不时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司机笑得最响，其他人稍微小声一些。也许他们这么做，只是出于礼貌？

继续往前开。和我同车的这些人，应该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一代能够在非洲乘坐交通工具出行的幸运儿。因为千万年来，在非洲只有步行。他们以前并不知道车轮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它。他们就靠走，靠着双脚前行，而所有需要携带的东西就背在背上，肩膀上，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顶在头上。

那么，非洲内陆国家湖泊上的船只又是怎么来的？这些船在海港被拆分，零件被人们顶在头上搬运到湖边，再组装起来。在非洲大陆的腹地，城市、工厂、矿井设备、电力厂和医院都是这样搬运而来的。十九世纪的技术文明也是这样被搬到非洲内陆——一块一块地，靠非洲人顶在头上。

而北非甚至撒哈拉的居民都更幸运一些，他们至少可以利用役畜——骆驼。但无论是骆驼还是马都无法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生存，它们会死于采采蝇传播的病毒，以及潮湿的热带气候中的其他疾病。

非洲的问题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在于广袤的大地（超过三千万平方公里）与它赤足光脚、手无寸铁的居民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往哪个方向看，到处都是遥远、荒凉、杳无人烟的空间，无边无际。你得走上数百甚至数千公里，才能遇到其他人（不能说遇到“另一个人”，因为单独一个人是无法在那种条件下生存的）。任何信息、知识、技术成果、财富、货物、他人的经验都无法渗透进来，它们找不到流通的路径。没有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存在。即便偶尔有，也只是偶然的事件或节日庆典。而缺乏互通有无的交流，任何社会都难以前行。

这里最常见的是，人数不多的群体、氏族和部落完全与世隔绝，被遗忘和散落在无边无际、条件艰苦的土地上，面临疟疾、干旱、酷暑和饥荒的致命威胁。

另一方面，在小型群体中生存活动，使他们更容易逃离危险的地方，比如干旱或流行病肆虐的地区，从而得以幸存。这些小型族群采取了过去轻骑兵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战术：机动性、避免正面冲突、躲避和智胜。这使得非洲人成为了永远“在路上”的人。即使过着定居的生活，住在村庄里，他们仍然“在路上”。因为整个村庄也在行走：水源枯竭了，土壤不再肥沃了，或者暴发流行病了——他们就得上路，寻找生存的希望，期待更好的生活。一直到城市生活的出现，才为这种生存模式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

非洲的人口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纵横交织、覆盖整个大陆的网络，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像波涛一样起伏，会在某一处汇聚，又在另一处四散，如同一匹色彩丰富的布料，一块五彩斑斓的挂毯。

这种被迫的人口流动性导致非洲内陆没有古老的城市，至少没有像欧洲或中东那种一直延续至今的城市。同样与欧亚不同的是，很多社群（也有人认为是所有社群）如今所占据的土地都并非他们的故土。

所有人都是来自他乡的移民。他们共同的世界是非洲。他们世世代代一直在其中迁徙和流动（在非洲的某些地方，这一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因此，这个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暂时性、过渡性以及缺乏物质的连续性。昨天才搭建起来的茅屋，今天已经消失；三个月前还在耕种的田地，现在已经荒芜。

在这里，真正生生不息并将各个社群联系在一起的，是家族传统和仪式的连续性，是对祖先的深刻崇拜。因此，非洲人与他亲近的人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共同体，而不是物质或领土上的共同体。

大巴车逐渐驶入茂密高大的热带雨林深处。在温带地区，生物展现出一种秩序和规律：这里是松树林，那里是橡树，更远是桦树。即便在混交林中，也能感受到清晰与秩序。然而，在热带地区，生物却呈现出疯狂的状态，处于一种野性的繁衍与增殖的狂喜。这里给人带来的冲击是它那种咄咄逼人、不断膨胀的生命力，绿色植物不断喷涌而出，树木、灌木、藤本植物、攀缘植物，所有绿色的元素都在伸展、推挤、刺激、争抢，相互交织、缠绕、丛生在一起，只有最锋利的钢刀，且需要费一番苦功，才能从中劈出通道、小径和隧道。

由于没有轮式交通工具，过去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也没有道路。二十世纪初，第一批汽车被引入时，几乎没有路可以行驶。砾石路和沥青路在非洲还是新鲜事物，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很多地区，它们仍然非常稀罕。取而代之的是小道——供人或牲畜通行，但通常是共用的。以小道为主的交通解释了为什么这里的人习惯于排成一列行走；即便今天走在宽阔的马路上，他们也排成一列。这也是为什么一大群人同行也会沉默不语：前后排成一列是很难聊天的。

要走这样的小路，必须是这方面的地理专家。如果不熟悉就会迷路，如果迷路就会很长时间找不到水和食物，然后就会死。但问题在于，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村庄可能有纵横交错的小道，而不了解这些的人可能会顺着他们以为正确的小道走，却被引入陷阱，误入歧途，导致死亡。

丛林中最神秘也最危险的，就是小道。人会不断被刺藤和树枝刮伤，还没到目的地已经遍体鳞伤，肿胀发炎。最好带根木棍，因为小道上可能有蛇（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得用木棍把它赶走。另一个问题是护身符。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热带森林中的人们，天然地不信任外来者，而且迷信。所以他们会在这些小道上挂上各种护身符，用来驱赶恶灵。当你碰到蜥蜴皮、鸟头、草束或鳄鱼牙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冒险继续走，还是掉头回去？因为这些警示符号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真正的危险。

每隔一段时间，大巴车会在路边停下，因为有人要下车。如果下车的是带着一两个孩子的年轻女性（这里几乎看不到不带孩子的女性），那就会看到无比灵巧优雅的一幕。这个女人先用花布巾把孩子裹起来绑在身上（孩子一直在睡，没有反应）。然后她蹲下，把那个跟自己寸步不离、装满了吃的和其他物品的盆或大碗稳稳放在头上。接着她挺直身板，动作犹如杂技演员，迈出在悬崖钢丝上的第一步：试探并迅速找到平衡。她左手拿着睡觉时用的编织垫，右手牵着另一个孩子的手，迈着匀称、平稳的步伐踏入一条丛林小道，那里通往一个我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的世界。

大巴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个年轻男人，他在库马西一家公司做会计，但我没听清那家公司的名字。“加纳独立了！”他激动又兴奋地说，“明天整个非洲都会独立！”接着又说，“我们自由了！”

他向我伸出手来，这个手势意味着：现在黑人可以毫无顾虑地和白人握手了。“您见过恩克鲁玛了？”他好奇地问，“是吗？那您可真是个幸运的人！您知道我们会怎么对付非洲的敌人吗？”

他“哈哈哈”放声笑，但并没有说具体要怎么做。

“现在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培训，获取知识。我们太落后了，太落后了！但我觉得全世界都会来帮我们的。我们必须和发达国家平等！我们不仅要自由，还要平等！现在我们呼吸自由的空气。这就是天堂。真的太棒了！”

他的热情在这里很常见。加纳带头成为独立运动的榜样，引领了整个非洲，他们为此感到激动和骄傲。

我另一边的邻座（车上每排有三个座位）则不同。他很内向，沉默寡言。这里的人们通常都很开朗健谈，乐于分享各种观点和故事。而到目前为止，他只告诉我他没工作，找工作遇到了困难，但没说是什么困难。

终于，茂密的森林开始消退，这意味着快到库马西了，他决定和我说说心里话。原来，他遇到了麻烦。他病了。并不是一直生病，但就是间歇性地，时不时会发作。他去看过很多当地的专家，但没有一个能帮他。问题在于，他的脑袋里，头骨下面，有动物。不是说他看到了这些动物，或者想着它们、害怕它们——不，完全不是这样。他的问题是，这些动物就在他的脑袋里，它们在那儿生活，奔跑，吃草，捕猎，或者只是睡觉。如果是一些温顺的动物，比如羚羊、斑马、长颈鹿，他还可以忍受，甚至觉得它们挺可爱。但有时会来一头饥饿的狮子。它饿了，它愤怒——于是它咆哮。这时，狮子的吼声简直会震裂他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