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原首都），我从一个已经回欧洲的英国人手里买了一辆旧路虎。那是1962年，坦噶尼喀（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濒印度洋）在几个月前刚刚独立，很多殖民时期在此工作的英国人失去了工作、职位甚至房子。在他们越来越冷清的俱乐部里，总能听到有人在讲，早上他走进部委里自己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当地人，面带微笑地说：“不好意思。很遗憾。”

这种大换岗的权力交接被称为“非洲化”。有些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是解放的标志，另一些人则对这一进程愤愤不平。谁在高兴，谁在反对，这是显而易见的。伦敦和巴黎当初为了鼓励公务员去殖民地工作，为那些愿意外派的人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曼彻斯特邮局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一旦来到坦噶尼喀，就会得到一幢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汽车、仆人和回欧洲休假等待遇。殖民地的官僚可是个美差。如今，殖民地的居民在一夜之间独立，原封不动地接管了殖民地政府。他们甚至非常用心地确保一切不变，因为这个国家机器给了官僚们非凡的特权，而新上任的当权者们当然不愿放弃这些特权。昨天还是贫苦、卑微的人，今天就成为天选之子，位高权重，盆满钵满。非洲国家的这种殖民起源——欧洲官僚拿着高得离谱的薪酬，而这一制度被当地人不加改变地继承了下来——导致在独立后的非洲，权力斗争变得异常激烈和残酷。就在一瞬间，通过一场政变，新的统治阶级诞生了——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不生产任何东西，只是管理社会并享受特权。二十世纪的法则，即极速变化的法则，在这里也同样适用：过去，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而在这里，仅仅几天就足够了。法国人带着一丝嘲讽观看这场新阶层中的职权争夺，称之为“肚皮政治”（la politique du ventre），因为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物质利益紧密相连。

然而这里是非洲，幸运的新贵们不能忘记古老的氏族传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你拥有的一切都要与氏族的其他成员、与同宗的兄弟手足分享——也就是与我们所说的“表亲”分享（在欧洲，表亲的关系已经相当淡薄和疏远，但在非洲，母系的表亲比丈夫还要重要）。所以，如果你有两件衬衫，给他一件；你有一碗米饭，分他半碗。谁违背了这个规则，谁就会被排挤，被逐出氏族，成为令人嫌恶的孤立个体。个人主义在欧洲是一种被珍视的价值观，在美国甚至是最受推崇的；但在非洲，个人主义是不幸和诅咒的代名词。非洲的传统是集体主义的，因为只有团结一致的群体才能应对自然界不断涌现的挑战。而在集体中生存的一个条件，正是分享我所拥有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有一次，我被一群孩子围住了。我手里只有一块糖，孩子们一动不动地盯着它。最后，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女孩拿起糖果，小心地咬开，公平地分给了每个孩子一小块。

如果有人取代了白人成为部长，得到了他的别墅、花园、薪资和汽车，消息很快就会传到这个幸运儿的家乡，像闪电一样传遍附近的村子。快乐和希望在他的表亲们心中翻涌。很快，他们就会开始朝首都进发。在那里他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到这位幸运的亲戚。他们会出现在他家门口，向他问好，按照礼仪洒些杜松子酒在地上，感谢祖先带来这样的命运转折，然后他们就会在他的别墅、庭院和花园里安顿下来。再过不久你就会看到，这座原本安静的官邸——曾经住着一位沉默寡言的英国老人和他的妻子——变得热闹起来。从早上开始，院子里燃起篝火，妇女们在木臼中捣制木薯，成群的孩子们在花坛边追跑打闹。晚上，整个大家庭围坐在草地上吃晚饭，因为尽管新生活开始了，但旧的习惯依然存在，从古老的贫穷时代延续下来：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是在晚上。

那些工作更需要东奔西走，对传统也少一些敬畏的人，会试图掩盖自己的行踪。有一次，我在多多马（桑尼亚中部城市、今坦桑尼亚首都）遇到一个街边卖橙子的小贩（收入很低），他曾在达累斯萨拉姆往我家里送过水果。偶然相遇我很高兴，问他为什么会在离首都五百公里的地方。他解释说，他不得不躲避他的表亲们。一直以来他都和他们分享一切，但最终他受够了，于是逃跑了。“我这段时间还能有点钱，”他开心地说，“直到他们找到我为止！”

这种独立后获得升迁的例子，在当时的达累斯萨拉姆还不算多。在白人区，白人仍然占主导地位。因为和非洲大陆这一区域的其他城市一样，达累斯萨拉姆由三个相互隔离的城区组成（通常由一片水域或空地相隔）。最靠近海边的、最好的区，当然是属于白人的，这就是牡蛎湾：这里有豪华的别墅、鲜花盛开的花园、柔软蓬松的草坪和铺设整齐的砂石小径。这里的生活的确富足奢侈，尤其是你什么都不需要自己动手做：一切都由安静、懂得察言观色、悄无声息地行动的仆人来照料。在这里，人们悠闲地散步，像是在天堂里一样：不慌不忙，轻松自在，心满意足地享受着保存于此处的世间美好。过了桥，在潟湖对岸，离海更远的地方是石头建造的热闹商业区。这里的居民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果阿人以及来自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移民，统称为“亚洲人”。尽管他们当中也有几个大富商，但大多数人过着普通的生活，没有什么奢华之处。他们都忙于做生意：买卖、中介、投机。他们总在算账，没完没了地算，重新算，摇头、争吵。数百家商铺大门敞开着，商品堆放到人行道和大街上。布料、家具、灯具、锅碗、镜子、小饰品、玩具、大米、糖浆、香料——琳琅满目。在商店门前，印度人会坐在椅子上，一只脚盘在椅座上，手不停地抠着脚指头。

每周六下午，这个狭窄拥挤的城区的居民会涌向海边。他们会穿上节日的盛装——女人身披金闪闪的纱丽，男人穿上整洁得体的衬衫。他们开车去海边，一辆车里挤满了全家人，大家一个叠一个地坐在膝盖上、肩膀上、头上：十到十五个人。他们把车停在海边陡峭的崖岸上。这时，涨潮的海浪拍打着海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打开车窗，呼吸海风，放松心情。在他们面前这片汪洋的另一边，就是他们的祖国——印度。此时他们甚至已经不再熟悉那个国度。他们会在海边待上十几分钟，也许半小时。然后，拥挤的车队会驶离这里，海岸又恢复了空旷。

离海越远，气温越高，干旱和沙尘也越严重。就在那边的沙地上，在光秃秃的贫瘠土地上，坐落着非洲区的泥坯屋。非洲区的各个地方沿用了桑给巴尔苏丹的奴隶村庄的名字——卡里亚库、哈拉、马盖马尼、基农多尼。名字各不相同，但泥坯屋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差，居民生活贫困，也看不到改善的机会。

对于非洲区的人们来说，独立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现在可以自由穿行于这座十万人口城市的主街，甚至可以大胆前往白人区。表面上，从来没有明令禁止他们进入白人区，因为非洲人总是可以去那里，只是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去工作，或者收工回家。警察的眼睛能轻易分辨出这个人是匆忙赶去工作的，还是漫无目的闲逛的可疑人士。每个人都根据肤色被分配了角色和位置。

有些批评种族隔离的人强调，这一制度是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发明并实施的。但我现在意识到，种族隔离是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它的批评者认为这是强硬的布尔人引入的制度，目的是统治黑人并把他们限制在被称为“班图斯坦”的隔离区。种族隔离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则辩解说：我们支持所有人过得越来越好并且平等发展，但要根据肤色和族裔背景分别发展。这套说法充满了欺骗性。任何了解实情的人都知道，所谓“平等发展”的口号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不公：一边是白人占据了最肥沃的土地、最好的工业设施和城市的富裕片区；另一边是黑人在贫瘠、半沙漠的土地上挣扎求生。

种族隔离的概念异常狡猾，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大的受害者也开始从中看到某些好处、某些自力更生的机会，认为待在自己的地盘上更舒适。因为非洲人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黑人不能进入你的地盘，你们白人要想安然无恙，不受任何威胁，最好也别闯到我的地盘来！”

我作为波兰通讯社的记者来到这座城市，打算在这里待上几年。在街头巷尾转了一圈，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已陷入种族隔离的网络之中。首先，我再次感受到了肤色问题。我是白人——在波兰，在欧洲，我从未思考过这一点，甚至从未意识到。但在这里，在非洲，肤色成了最重要的标志，对普通人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标志。白人，即殖民者、掠夺者、入侵者。我征服了非洲，征服了坦噶尼喀，屠杀了我面前这个人的部落和他的祖先。我让他成了孤儿。不仅如此，还是一个备受屈辱又无力回击的孤儿。永远挨饿，疾病缠身。是的，当他现在看着我的时候，他一定在想：白人，那个夺走我一切的人，用鞭子抽打我祖父的背，强奸了我的母亲。现在他就站在你眼前，好好看看他！

我无法在自己的良心里解决罪恶感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作为白人，我就是有罪的。奴隶制、殖民主义、五百年来的伤害——这一切都是白人所为，不是吗？白人？那么也包括我。我吗？我无法唤起那种净化、解脱的情感：感到自己有罪，表现出忏悔，道歉。与之相反，起初我试图反击：“你们被殖民了，我们波兰人也是！我们被三国瓜分，足足一百三十年。而且也是白人。”他们笑了，拍拍脑门，然后走开了。我惹恼了他们，因为他们怀疑我在编故事。我知道，尽管我确信自己无罪，但对他们来说，我就是罪人。这些赤脚、饥饿、不识字的男孩在道德上比我更有优势，这是被诅咒的历史赋予受害者的。他们，黑人，从来不曾侵略过任何人，不曾占领过他人领土，也不曾把别人当作奴隶。他们可以带着优越感看我。他们是黑皮肤的种族，纯洁的种族。我站在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发言权。

我不管在哪里都感到不适。白皮肤享有特权，但也把人关进了种族隔离的牢笼。一个镀金的笼子，牡蛎湾，但依然是个笼子。社区很漂亮，鲜花盛开，但是无聊。的确，你可以在高大的椰树下漫步，欣赏盛开的三角梅和雅致的山牵牛，以及覆满厚厚海藻的岩石。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这里的居民是殖民官员，他们唯一的想法是熬到任期结束，买些鳄鱼皮或犀牛角作为纪念品，然后离开。他们的妻子要么谈论孩子的健康，要么谈论刚刚过去或即将举办的派对。而我每天都要发稿！写什么？从哪里找素材？这里只有一份小报——《坦噶尼喀标准报》（Tanganyika Standard）。我去了他们的编辑部，但在那里碰到的也是牡蛎湾的英国人。他们已经在打包收拾行李了。

我又去了印度区。但在那里能做什么？去哪儿看看？和谁交谈？天气酷热，不可能长时间行走：无法呼吸，腿脚发软，整件衬衫都湿透了。实际上，这样走上一小时，就会让人觉得受够了，剩下的唯一愿望是：找个地方坐下，一定要在阴凉处坐下，最好有风扇。在这种时刻你会想：北方的人们是否知道，那片灰暗、寡淡、永远阴沉的天空是多么珍贵？它有一个巨大的、美妙的优点——没有太阳。

我的主要目标当然是非洲区的郊区。我记下了一些名字，也有执政党“坦盟”（TANU，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办公地址。但我找不到那个地方。所有的小巷都长得一样，沙子没过脚踝，孩子们挤得不让人走，嬉笑着挡住道路，充满好奇——在这些外人难以进入的狭窄小巷里，白人确实是个奇观。每走一步，我都会丧失一点自信。我长时间感受到那种凝视，那些无所事事坐在屋前的男人们专注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女人们不看，她们转过头去——她们是穆斯林，身披宽松的黑色布依布依¹，严密地遮住了身体和部分面庞。这里有一个矛盾的情况在于，即使遇到一个当地人，想和他多聊一会儿，我们也没有地方可去。好的餐馆是欧洲人去的；不好的餐馆是给非洲人开的。彼此都不去对方的地盘，没有这种习惯。如果身处一个不符合种族隔离规则的地方，每个人都会觉得难受。

有了这辆强劲的越野车，我就可以上路了。此行的原因：十月初，与坦噶尼喀接壤的乌干达将获得独立。独立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大陆：仅在1960年这一年，就有十七个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这一进程尽管势头有所减弱，但仍在持续。

从达累斯萨拉姆开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独立庆典将在那里举行——如果昼夜兼程，尽量以最快速度行驶，需要三天时间。一半的路程是柏油路，另一半则是土路，这种叫作“非洲砂纸”的红土路面，表面凹凸不平，只能沿着凸起部分以极快的速度行驶，就像电影《恐惧的代价》里展示的那样。

和我一同前往的是希腊人莱奥，他既是中介，也是记者，给雅典的几家报纸供稿。我们带了四个备用轮胎、两桶汽油、一桶水和一些食物。我们黎明出发，一路向北开，右手边是印度洋，但从路上看不到，左手边先是恩古鲁山脉，然后就一直行驶在马赛人的草原上。沿途两边，除了绿色就是绿色：高高的草丛，茂密的灌木，犹如撑开伞盖的大树。就这样一路开到了乞力马扎罗山和它附近的两座小城——莫希和阿鲁沙。我们在阿鲁沙向西转弯，朝着维多利亚湖的方向开。两百公里后，问题开始出现。我们驶入了广阔的塞伦盖蒂草原，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聚集地。放眼望去，到处是成群的斑马、羚羊、水牛和长颈鹿，它们在吃草、嬉戏、漫步、奔跑。路旁有一动不动的狮子，稍远一点是一群大象，在更远处的地平线上，豹子在阔步狂奔。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仿佛看到了世界的诞生，那一刻天地已经形成，水、植物和野生动物也已存在，但亚当和夏娃还未出现。这个刚刚诞生的世界，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也就是没有罪恶的世界。此时此刻在此地目睹这一切，是一种巨大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