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还没关上引擎，人群就已经朝飞机这边涌过来了。我们一走下搭好的舷梯，那群人立刻将我们紧紧围住。他们气喘吁吁，你推我搡，拼命拉扯我们的衣服。他们的声音尖锐刺耳，用英语大声喊着：“有护照吗？护照？”然后用同样吓人的声音接着喊：“有回程机票吗？”还有人尖声叫道：“有疫苗吗？疫苗？”这些突袭般的询问很激烈，让我慌了神，被他们推推搡搡、挤得喘不过气来的我开始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有人问我要护照，我就乖乖地把护照从包里拿出来。然后立刻就有人从我手里把护照抢走了，没了人影。当有人要求我出示回程票时，我又拿出来给他们看。然后一下子机票也没影儿了。疫苗接种手册也是一样，有人从我手里拽走它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了。我没有任何证件了！我该怎么办？我该向谁投诉、找谁帮忙？那些在舷梯边围着我的人群突然散了，也消失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过了一会儿，两个年轻人向我走来。他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扎多和约翰，我们会保护你。没有我们，你会死的。”

我什么都没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里可热得真吓人啊！现在是下午，潮湿的空气一动不动地笼罩着，厚重、滚烫，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现在只想离开这里，到一个稍微凉快一点儿的地方去！“我的证件呢？”我开始烦躁地、绝望地大喊大叫。我气急败坏，人在这样的酷暑中会变得紧张、愤怒且激动。“冷静一下，”等我上了他们停在机场门口的汽车，约翰说，“一会儿你就都明白了。”

我们行驶在蒙罗维亚¹的街道上，道路两旁是房屋被烧毁后留下的焦黑残骸。这些房屋被烧毁后什么都不会剩下，因为所有东西——包括砖块、铁板和没被烧掉的房梁，都会被洗劫一空。城市里有好几万从丛林中逃出来的人，他们无家可归，就等着手榴弹或炸弹炸毁某栋房屋。那时，他们就会立即扑向这些猎物。他们把所有材料都扛走，用来自己搭建简易低矮的小屋、茅草屋，或者就是一个遮阳挡雨的棚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从一开始就只有简易低矮的小房子的小镇，现在因为这些临时搭建的简陋建筑而变得更加破败不堪，看起来就像一个流浪者搭的临时营地，他们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躲过中午烈日灼烧的这段时间后，就会继续上路，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请扎多和约翰把我送到旅馆去。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的选，但他们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了一条街上，那里有一栋破旧的小楼，招牌上写着“爱尔玛森酒店”。进入旅馆要先穿过一个酒吧，约翰一打开门，我就没法往里走了。在刻意用半明半暗的彩色灯光营造出的暧昧氛围和闷热的空气中，站着许多妓女。用“站着”根本不足以形容我眼前的景象。在这间小酒吧里，大约有一百个女孩子紧紧地挤在一起，她们满头大汗、疲惫不堪，一个贴着一个无法动弹，十分煎熬。别说有人想走进去了，就是连一只手都伸不进去。这里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如果从街上来了一个客人，他把门打开后，酒吧里的压力就会把一个女孩从里面挤出来，直接推进客人的怀里。过一会儿就有下一个女孩接替她的位置。

约翰退了出来，去找其他的人口。在小小的货币兑换点里坐着一个年轻的黎巴嫩人，看起来和气又开朗，他就是老板。这些女孩子和这破败不堪的楼都是他的。这栋楼墙壁上长满了光滑黏腻的霉斑，一条条黑色的污渍从墙上流下来，像是一队队寂静无声、瘦骨嶙峋的怪物和鬼魂。

“我没有证件。”我和这个黎巴嫩人实话实说，而他听了只是笑笑说：“没事，这儿没几个人有证件。证件是什么？”他哈哈大笑，然后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扎多和约翰。看来，我对他来说就像个外星人。在这个名为“蒙罗维亚”的星球上，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活到第二天，谁会在意证件呢？“四十美金一晚，”他说，“不包吃的。在拐角的叙利亚女人那儿可以吃饭。”

我立刻邀请扎多和约翰一起去那儿吃饭。那位心怀疑虑的老妇人一直盯着门口，在她这里只有一道菜——肉串配米饭。她一直盯着门口是因为她不知道走进来的这些人是来吃饭的客人还是来抢劫的强盗。她把盘子给我们端过来的时候问：“我该怎么办？”她已经失去了所有活下去的心气和钱财了。“我的生活完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中甚至没有绝望，她说这句话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件事。她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天花板上挂着的风扇一动不动，苍蝇飞来飞去，门口时不时会出现一个乞丐伸手乞讨。肮脏的窗外，乞丐们围坐在一起，眼睛都盯着我们的盘子。这些乞丐中有的是衣衫褴褛的男人，有的是瘸腿的女人，还有的是被炸得缺胳膊少腿的孩子。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看着眼前的盘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我忍不住问了我的证件。扎多说，就因为我所有证件齐全，所以才让机场的工作人员很失望。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因为，这些“野航线”总会带来很多“蓝鸟”（“蓝鸟”在波兰语中指不负责任、靠谋取别人的利益为生的人，这里指的是那些非法越境的人，想来这里靠骗人赚钱。他们没有合法证件，所以必须贿赂机场工作人员）。这里可是一个到处是黄金、钻石和毒品的国家。很多蓝鸟根本没有签证或者都不知道疫苗接种证明是什么东西。所以机场工作人员可以从他们身上赚钱：蓝鸟们花钱买通他们，就可以入境。机场的人就靠这些人生活，因为政府没钱给他们发工资。我也必须把自己的证件“赎”回来。扎多和约翰知道该去哪儿和该找谁办这些事，他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黎巴嫩人把钥匙给我送了过来。天黑了，他要回家了。他建议我也回旅馆，还告诉我晚上不能一个人在城里走。我回到旅馆，从侧门上楼去我的房间。在楼下入口处和楼梯上，有几个身材高大的人跟我搭讪，承诺说他们夜里会保护我。他们边说，边伸出了手。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来，如果不给他们点儿什么东西，晚上等我睡着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割断我的喉咙。

在我的房间里（房号107），唯一一扇窗户对着一个阴暗的天井，从里面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我打开了灯。墙壁、床、桌子和地板都是黑的。都是黑压压的蟑螂。在这个世界上，我曾经跟所有能想象到的昆虫一起生活过，甚至可以忽视它们的存在，我也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生活在亿万只苍蝇、蟑螂和扁虱中间，生活在数不清的黄蜂、蜘蛛、蜈蚣和猩红虫的巢穴中间，生活在浩浩荡荡的牛虻和蚊子，以及贪婪的蝗虫的云团中间。但这一次我惊呆了，不仅仅是因为蟑螂的数量——尽管数量也令人震惊——还有它们的尺寸。每一只蟑螂都巨大无比，像小乌龟一样，黑黑的，闪着亮光，长着刚毛和胡须。它们怎么会长这么大个儿呢？它们吃什么？它们巨大的体型吓得我双腿发软。这么多年来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拍死各种蚊子、苍蝇、跳蚤和蜘蛛，但现在我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我该怎么对付这样一群庞然大物呢？如何解决它们？把它们杀死。可是怎么杀，用什么杀？想到这里，我的手不禁开始颤抖。它们太大了。我觉得我下不去手，我甚至不敢尝试。另外，这些蟑螂体型这么庞大，我确信如果我俯身倾听，就会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毕竟，许多像它们一样庞大的生物都会发出各种声音：吱吱声、鸣叫声、呼噜声、咕噜声。但是为什么这些蟑螂不是这样的呢？普通蟑螂太小了，我们可能听不见，但我眼前这些庞然大物呢？它们不会发出声音吗？或者有什么动静吗？然而房间里只有一片绝对的寂静——封闭、无声、神秘。

但是我发现，每当我试图凑过去听一听，它们就会迅速后退，挤作一团。我又重复了几次这个动作，它们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很明显，蟑螂厌恶人类，因为厌恶所以后退躲避，它们认为人类是非常恶心的一种生物。

我可以添油加醋，描述它们如何因我的出现而愤怒，如何朝我移动，如何攻击我，如何向我扑来，而我如何变得歇斯底里，浑身发抖，震惊不已，但这些都不是事实。实际上，如果我不接近它们，它们就没有反应，偶尔才会动一下，好像睡着了。有时，它们会从一个地方爬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它们会从缝隙中爬出来，然后又躲进去。除此之外，它们什么都没做。

我知道，我将度过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因为除了这些蟑螂，房间里又闷又热），所以我从包里拿出了关于利比里亚的笔记。

1821年，美国殖民协会（ American Colonisation Society）的代表罗伯特·斯托克顿所乘坐的轮船停在了我现在住的旅馆不远处（蒙罗维亚位于大西洋岸边一个形状和赫尔半岛差不多的半岛上）。斯托克顿用枪顶着当地部落首领彼得国王的太阳穴，逼迫他以六支火枪加一箱串珠的价格出售土地，美国殖民协会计划将那些获得自由身份的棉花种植园奴隶（主要来自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和马里兰州）安置于此。斯托克顿所代表的美国殖民协会具有自由和慈善的性质。协会的成员认为，对奴隶制所带来的伤害的最好补偿，是将曾经的奴隶送回他们祖先的故乡——非洲。

从那时起，每年都有船只将一群群重获自由的奴隶送回这里，他们从那时起便在这个今天名为“蒙罗维亚”的地区定居。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当他们在1847年宣布利比里亚共和国成立时，只有六千人口。他们的人口数量可能从未超过一万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

这些定居者（他们自称“美国利比里亚人”）的命运非常跌宕起伏。就在昨天他们还是黑人贱民，是美国南部各州种植园中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他们大多不识字，也没有工作。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非洲被掳走，戴着手铐被运到美国，在奴隶市场上被贩卖。而现在，他们这些不幸者的后代——不久前自己也还是黑人奴隶——发现自己再次来到了非洲，来到了他们祖先的土地，来到了属于他们的世界，来到了和他们同宗同源、相同肤色的伙伴中间。按照美国自由派白人的意愿，现在他们被带到这里，一切都要靠自己，听天由命。他们现在该采取什么行动呢？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并没有像他们的恩人期待的那样去亲吻非洲大地，也没有投入生活在这里的非洲人的怀抱。

鉴于他们的过往经验，这些美国利比里亚人只知道一种社会类型，那就是奴隶制，当时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中只有这种制度。因此，他们踏上这片新的土地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建立一个类似的社会，只不过当初是奴隶的他们，现在成了主人，而他们要征服和统治的当地其他社会群体将成为奴隶。

利比里亚是奴隶秩序的延伸，这里的奴隶制是按照奴隶们自己的意愿所建立的，他们不想废除这种不公正的制度，而是渴望能够保存、发展和利用这种制度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显然，他们被禁锢的头脑、被奴隶制经历深深伤害的心灵和“生而为奴，一生戴枷”的思想，不会也无法想象出一个人人自由的世界的模样。

利比里亚大部分地区被丛林所覆盖。这些热带丛林茂密、潮湿、蚊虫肆虐（容易传播疟疾）。居住在这里的都是贫弱的小部落（那些力量雄厚、有强大的军事及国家结构的民族部落一般都生活在开阔平坦的大草原上。丛林中恶劣的卫生和交通条件导致国家和军事机构无法形成）。现在，来自大洋彼岸的外来者开始进入原本属于当地土著居民的地区。双方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敌对的，剑拔弩张的。

而且美国利比里亚人宣称，只有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不承认其他人（也就是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具有这种身份和权利。根据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其他人只是部落成员，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和异教徒。

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社会群体生活的地方相距遥远，他们之间极少有接触。新主人们紧紧守着海边的领地以及他们在那里建立的定居点（蒙罗维亚是最大的定居点）。直到利比里亚建国一百年后，他们的总统（当时是威廉·塔布曼）才第一次走进内陆。来自美国的新移民不能通过肤色和体型将自己与当地人区分开来，他们就想方设法用其他方式来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和优越感。在利比里亚这种酷热难耐的气候条件下，哪怕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男人们也会穿着燕尾服和针织短衬衫，戴着圆顶礼帽和白色手套。女人们大多时间都待在家中，但如果上街的话（蒙罗维亚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没有沥青马路或人行道），她们就会穿上硬挺的克里诺林裙衬，戴上厚厚的假发和饰满假花的礼帽。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人都住在独栋的房屋中，这些房屋完全是按照美国南部白人种植园主的豪宅的样子复制的。美国利比里亚人还将自己封闭在当地非洲人无法进入的宗教世界中。他们是虔诚的浸礼会和卫理公会教徒。他们在新土地上建造了简易教堂，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教堂中度过，在那里唱赞美诗，时不时聆听布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堂也成了他们社交聚会的场所，成了不对外开放的俱乐部。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在阿非利卡人（旧称布尔人）在非洲南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很多年之前，黑人奴隶的后代——利比里亚的统治者们——就已经发明并实行这种制度了。自然环境和密不透风的丛林在当地人和新来者之间筑起了一道天然的隔离界线，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无人居住、也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空间。但这还不够。在蒙罗维亚这个狭隘偏执的小世界中是禁止与当地人密切接触的，特别是绝对不能和当地人通婚。他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让“那些野蛮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为此，蒙罗维亚政府为每个部落（共有十六个部落）划定了他们居住的领地，这就是比勒陀利亚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几十年后才为非洲人建立的典型的“黑人住宅区”（homeland）。所有对此表示反对的人都会受到严厉惩罚。蒙罗维亚向发动起义和抗议的地方派遣了镇压的军队和警察。这些起义民族的首领会被当场斩首，反抗民众会被杀害或囚禁，他们的村庄会被摧毁，庄稼会被付之一炬。跟旧世界的做法一样，所有这些远征、入侵和局部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抓奴隶。因为美国利比里亚人需要干活的人手。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他们就开始雇佣奴隶在自己的农场和作坊里干活。他们还把奴隶卖到比奥科岛、圭亚那等其他殖民地。终于，在二十世纪一零年代末，国际媒体揭露了利比里亚官方实施奴隶制的行径。在国际联盟的调查和不断施压下，时任总统的查尔斯·金只能辞职，但实际上这种行径还在继续秘密地进行。

这些黑人外来者从到利比里亚定居的第一天起，就在考虑如何维护和巩固他们在这个新国家中的统治地位。首先，他们不允许当地人参与政府管理，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当地人可以生活在这里，但是只能居住在指定的部落地区。然后，他们一发不可收拾，发明了一党制政府。在列宁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869年，真辉格党（True Whig Party）在蒙罗维亚成立，该党在利比里亚垄断政权一直到1980年，达一百一十一年之久。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作为该党的领导层、政治局，从一开始就决定着一切：谁将担任总统，谁将进入政府，政府将奉行什么政策，哪家外国公司将获得特许权，谁将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谁将担任邮政局长，等等。哪怕是最细微的事情和最低层级的管理都由委员会决定。这个政党的领导就是共和国的总统，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共和国总统就是党的领导人，因为这两个职位是一样的。只有加入这个党，才能有所成就。反对这个党的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流亡在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曾见过一次威廉·塔布曼，当时他是这个党的领导人以及国家总统。

那是1963年春天在亚的斯亚贝巴举办第一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时候。塔布曼当时快七十岁了。他一生中从来没坐过飞机——他害怕。会议召开前一个月，他从蒙罗维亚乘船出发，驶往吉布提，然后从那里乘火车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他身材矮小，开朗爱笑，嘴里经常叼着雪茄。一次，他用长久的放声大笑作为对棘手问题的回答，笑声结束后他开始大声打嗝，然后大口喘气，出现抽搐性的呼吸困难。他浑身发抖，眼睛里含着泪水。提问的人又担心又害怕，赶紧闭嘴不敢再接着问。塔布曼掸了掸衣服上的烟灰，又平静下来，就躲到了一团浓浓的雪茄烟雾后面去了。

他担任了二十八年利比里亚总统。他属于现在已经很少见的那种独裁者，他们像管理继承的庄园一样统治自己的国家：他们认识每个人，他们决定所有事。（塔布曼的同龄人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曾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统治了三十年。在他执政期间，教会一直组织集体洗礼，由特鲁希略亲自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出生的孩子主持洗礼。长此以往，他成了所有被他统治的人的教父。中央情报局找不到愿意暗杀这位独裁者的人，因为没有人愿意对自己的教父下手。）

塔布曼每天要接待六十多个人。国内的所有职务都由他亲自任命，谁将拥有特权，让哪些传教士入境，都由他来决定。他把所有地方都派上自己的人，他还拥有一支私人警察部队，向他汇报各个村子里发生的事情。但这里也没什么事情发生。这是一个被非洲大陆遗忘的边缘小国。在蒙罗维亚的沙土街道上，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的阴影中，胖胖的女商贩在打盹，被疟疾折磨的狗在路上游荡。有时总统府门口会有一群举着大横幅的人走过，上面写着：“向利比里亚总统WVS.塔布曼博士致以最崇高的感谢，正因他无与伦比的卓越领导，国家取得了巨大进步。”各省的乐团也经常在大门口演唱歌颂总统丰功伟绩的赞歌：“塔布曼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全民族的父亲/他为我们修路/他为我们引水/塔布曼给我们食物/给我们食物/耶耶！”在岗亭里躲避烈日的士兵们为这些高声歌唱的拥护者们鼓掌。

最让人敬畏的就是总统身边总有神灵庇护，总能够赋予他超凡的力量。如果有人想给他一杯有毒的饮料，这个装着毒饮料的杯子就会在空中变成碎片。如果有人想向他开枪，子弹会在射出后融化。总统有一种可以让他在每一届大选中都获胜的灵丹妙药。总统还有一台机器，通过这台机器他可以看见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所以反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总会被他提前发现。

塔布曼于1971年去世。他的好朋友、副总统威廉·托尔伯特接替他成为总统。塔布曼有多爱权，托尔伯特就有多爱钱。他就是行走的腐败。他贩卖一切能贩卖的东西，黄金、汽车，有空的时候他还卖卖护照。整个精英阶层——美国黑人奴隶的后代——都以他为榜样。对于那些在街上呼喊着乞求面包和水的人，托尔伯特的做法是下令向他们开枪。他的警察枪杀了几百个人。

1980年4月12日，一群士兵冲进总统府，把躺在床上的托尔伯特大卸八块。他们掏出托尔伯特的内脏，把他扔到院子里喂狗和秃鹫。当时有十七名士兵，以二十八岁的中士塞缪尔·多伊为首。多伊是个几乎不怎么识字的年轻人。他来自丛林深处的小部落——克兰族。像他这种因为贫穷而离开村子的人，多年来一直都在蒙罗维亚打工赚钱。利比里亚首都人口在三十年中（1956年至1986年）从4.2万增长到42.5万。这个人口数量的飞跃发生在一个没有工业和公共交通系统的城市，只有很少的房屋通了电，自来水更少。

从丛林到蒙罗维亚，需要艰难跋涉许多天，穿过没有道路的热带地区。这条路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才能走。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城市中，却发现这里一无所有，没有工作，也没有栖身之所。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成了“盲流”，一支无所事事、在所有主要街道和广场上晃荡的失业青年大军。这支失业大军的存在是非洲大陆发生暴乱的原因之一，因为各地军阀就是从他们之中招募士兵的。军阀们只需要出非常低廉的价格，有时甚至只是承诺给他们饭吃，就可以雇佣他们组建自己的部队，用来争夺政权、组织政变和发动内战。

多伊和乌干达的阿明一样，也曾是“盲流”大军的一员。他还和阿明很像的一点就是同样受到了命运的眷顾，加入了军队。我们可以想到，他获得了很高的军衔。但是，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对于利比里亚来说，多伊的政变不仅仅是普通的政权交替，不仅仅意味着政权从一个腐败的独裁官僚手中到了一个半文盲军人手中。这同时也是一场血腥、残酷且荒谬的革命，是非洲丛林中被半奴隶制压迫的民众反对他们憎恨的（曾经在美国种植园中当奴隶的）统治者的革命。所以这仿佛是在奴隶世界内部发生了一场政变，现在的奴隶反抗压迫他们的前奴隶。这场斗争证明了一个最悲观、最具悲剧性的论点，即在某种意义上，哪怕只是在精神或文化意义上都是无法从奴隶制中走出来的。或者说，摆脱奴隶制是极其困难的，是一场持久战。

多伊立刻就宣布自己为总统，紧接着就下令处死托尔伯特政府的十三名部长。处决持续了很久，全程都在围观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

新总统越来越频繁地公开自己被暗杀的经历。他说自己一共经历过三十四次暗杀。他把所有的暗杀者都枪决了。但是他还活着并且继续统治国家，就证明有魔法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就是村中的巫师在庇护他。哪怕有人对他开枪，子弹射出后也会停在半空中然后落在地上。

关于他的统治没什么可说的。他执政十年，国家陷入了停滞状态。利比里亚没有灯光，商店关门，仅有的几条公路上也没有了交通往来。

确切地说，多伊不太知道自己作为一名总统该做什么。他长了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于是买了一副金丝边大眼镜，为的是让自己看起来威严又富足。他很懒，整日待在官邸中和自己的下属玩跳棋。他还经常待在院子里，那是总统护卫队卫兵的妻子们生火做饭或洗衣服的地方。他和她们聊天、开玩笑，时不时还把她们中的某一个带上床。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在杀了这么多人之后如何才能使自己免遭报复，他只能看到一条出路，那就是让自己部落的克兰族人围在自己身边。于是，他把他们集体召唤到蒙罗维亚来。现在，政权已经从富有的、国际化的、统治了这里很久的美国利比里亚人（他们在此期间设法逃离了这个国家）手中交到了贫穷、大字不识、被新局势所震惊的森林部落克兰族人手中，他们突然从用树皮树叶搭建的茅屋中走出来，第一次见到了城市，见到了汽车和鞋子。他们认为，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恐吓或消灭他们真正的以及潜在的敌人——所有的非克兰族人。因此，这一小撮昨天还生活在悲惨黑暗中的人们，想要紧紧抓住像金蛋一样掉在他们手中的财富和权力，开始用恐怖震慑这个国家。他们打人、施虐、绞杀，他们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他们为什么打你？”邻居们问一个满身瘀青的人。这个不幸的人回答说：“因为他们说，我不是克兰族人。”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都期待着有机会摆脱多伊和他的手下，就毫不奇怪了。救星是一位叫查尔斯·泰勒的人，他曾是多伊的手下，但总统坚称泰勒偷走了他一百万美金。泰勒后来去了美国，在那里他卷进了一些纷争，后来进了监狱，但他成功逃脱后突然出现在了象牙海岸。在1989年12月，他带着六十名手下开始对多伊发动战争。多伊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泰勒，但他却派出了一支由赤脚的克兰族人组成的军队，这支本该去和泰勒作战的军队在刚离开蒙罗维亚不久后就开始抢劫，所到之处都遭到他们的掠夺。关于这支强盗队伍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丛林，人们害怕极了，他们为了能够得救，纷纷开始逃向泰勒。泰勒的军队迅速壮大，短短六个月就逼近了蒙罗维亚城下。泰勒的兵营中因为谁应该占领城镇、战利品归谁等问题爆发了争吵。参谋长普林斯·约翰逊也曾经是多伊的手下，他与泰勒决裂，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现在，由多伊、泰勒和约翰逊所领导的三支军队在城里为夺权互相厮杀。蒙罗维亚变成一片废墟，处处都是燃烧的火海，街头尸横遍野。

最终，西非国家进行了干预。尼日利亚派出了一艘登陆艇，并于夏季抵达蒙罗维亚港口。多伊得知后，决定去拜访尼日利亚人。他带上了自己的护卫队，乘坐一辆奔驰车前往港口。1990年9月9日，总统乘车穿过这座饱受战火折磨的城市，如今这里满目疮痍，被洗劫一空，荒无人烟。当他到达港口的时候，约翰逊的人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他们开火了。总统的所有警卫都被打死。他的腿中了几枪，也跑不掉了。约翰逊的人抓住他，把他的手绑在后面，拖着他去受刑。

约翰逊特别在意广告宣传，所以他吩咐一定要认真拍摄行刑的画面。我们看到屏幕上约翰逊坐在那里喝着啤酒。一个女人站在旁边，给他扇扇子并擦掉他额头上的汗（天气非常热）。被绑着的多伊坐在地上，满身鲜血。他的脸惨不忍睹，几乎看不到眼睛。周围都是约翰逊的手下，他们专心致志地看着这位被酷刑折磨的独裁者。这支已经在全国进行了半年抢劫和杀戮的部队，看到鲜血横流的景象，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狂喜和兴奋。年轻的男孩们相互推搡着，都想挤过去大饱眼福。多伊坐在血泊中，赤身裸体，全身都是鲜血、汗水和为防止他昏迷而泼在他身上的水，他的头被打肿了。“普林斯，”多伊含混不清地说（他对约翰逊直呼其名，因为他们曾经是战友。多伊、泰勒和约翰逊，这些相互残杀、毁灭国家的人，他们曾经都是战友），“你让他们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我什么都说，你们把绳子给我解开！”看来是他们把他的手绑得太紧了，让他感受到了比子弹射到腿上还难忍的疼痛。约翰逊用一种当地的、克里奥尔式的方言¹冲着多伊大吼大叫，大部分都听不懂，但是有一句听懂了：他让多伊交出他的银行账户。在非洲，每当他们抓到一个独裁者，整个调查、殴打和酷刑折磨都围绕着一件事展开，那就是他的私人银行账户在哪里。用当地人的话说，政客就是犯罪团伙头目的代名词，这些人以贩毒和贩卖军火为生，然后把钱存进海外账户。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仕途不会长久，到时候肯定得逃亡，得有钱活下去。

“把他耳朵割下来！”当约翰逊发现多伊不想说（尽管多伊表示他想说！），气急败坏的他大喊道。士兵们把总统推倒在地，用脚踩住他，然后割掉了他一只耳朵。立刻传出了多伊震耳欲聋的惨叫。

“另一只耳朵！”约翰逊大叫。现场一片哗然，每个人都激动不已，争论不休，每个人都想割下总统的耳朵。多伊的哀号声再次传来。

他们把总统扶起来。多伊坐在地上，后背被一名士兵的皮靴抵着，他满头鲜血，没有耳朵，摇摇晃晃坐不稳。现在约翰逊是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命令他割掉鼻子？砍掉他的手？或者一条腿？他是真的不知道了。他开始觉得无聊了。“把他带走！”他命令士兵把他带走，那些士兵会继续折磨多伊的（也都拍了下来）。被折磨的多伊又活了几个小时，最后失血过多而死。我在蒙罗维亚时，这盘总统受刑的录像带是媒体市场能引起最大关注的东西。但是当时城里几乎没有录像机，而且还经常断电。为了观看这场酷刑（整部录像长达两小时），人们不得不去找他们富裕一些的邻居，或者去那些连续播放这盘录像带的酒吧。

那些书写欧洲的作家，生活十分惬意。比如，作家可以待在佛罗伦萨（或者把主人公放在那儿）。这就行了，剩下的就交给历史。他在那里有取之不尽的主题，比如那些设计出佛罗伦萨教堂的建筑师们的得意之作，创作出非凡雕像的雕塑家，买得起文艺复兴时期华丽别墅的富有资产阶级，等等。作家可以待在同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城里转一圈，就能把这一切描写出来。“我站在主教堂广场上，”作者可以这样写，然后用好几页纸的篇幅来描述丰富的物品、艺术的奇迹、人类智慧和品位的结晶，这些都围绕在他身边，随处可见，供人沉浸其中。他接着写：“现在，我穿过二区和阿尔比齐区，步行去米开朗琪罗博物馆，我得去看看那个浮雕：《楼梯上的圣母》（ Madonny delia Scala）。”多么幸福，只要走走看看，便已足够。他周围的世界自己就会流淌于笔尖之下。一次短暂的散步可以写上整整一章。这里的一切是如此丰富多样，取之不尽。我们就说说巴尔扎克。或者普鲁斯特也行。在一页又一页的表格、登记簿和画册中记录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出自成千上万的家具工匠、木雕匠、锡匠和石匠，他们靠自己熟练灵活、细致入微的巧手，在欧洲建造出城市和街道，搭建起房屋并布置了内部装潢。

蒙罗维亚让外来者置身于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沿街几公里都是从外面看起来一模一样、简陋破旧的房屋，你几乎察觉不到从一条街走到了另一条街，从一个街区走到了另一个街区，因为在这种气候下，你很快能感受到的只有疲倦，你只有看到提示，才知道自己已经从城市中的一个地方来到了另一个地方。室内摆设也是一样（除了少数名门望族的别墅），一样贫穷，一样单调。只有桌子、椅子或者凳子，一张金属双人床，给孩子铺的草垫或者塑料垫，墙上挂衣服的钉子，几幅小画（一般都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一口煮饭的大锅，一个熬酱的小锅，喝水喝茶的杯子。洗脸的塑料盆，在逃难的时候（现在战争频繁爆发，经常需要逃难），还可以作为女人们顶在头上的行李箱。

这就是所有东西了吗？

差不多了。

最简单、最便宜的盖房子的方法就是用镀锌波纹金属板。门用帆布帘代替，窗洞很小，在当地漫长又烦人的雨季里，房子上会再盖几块木板或厚纸板。这样的房子在白天像一个火炉，墙壁散发着热气，仿佛要燃烧起来，屋顶被照得发出滋滋的响声，快要熔化了，所以从黎明到黄昏，没有人敢走进屋里去。天刚蒙蒙亮，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就会把所有还在睡梦中的居民叫醒，把他们抛到院子里和大街上，在那里一直待到傍晚。他们汗流浃背地走出来，一边挠着蚊子和蜘蛛叮咬的包，一边看看锅里是否还有昨天剩下的米饭。

他们看看街道，看看邻居的房子，没有好奇，没有期待。

也许需要做点什么。

但是，做什么呢？

我早上去了酒店旁边的卡雷大街。这里是市中心的商业区。但是在这条街上走不了多久，因为所有的墙根底下都坐着一群群的“盲流”——那些无所事事、腹中无食，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机会谋生的年轻人。他们时不时会过来搭讪，问我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可以当我的向导，或者让我帮他们搞定去美国的奖学金。他们甚至不屑于要美元来买面包，他们的志向很远大，要去美国。

走了一百米后，我就被一群乞讨的小男孩围住了，他们个个脸庞浮肿，眼神疲惫，还有的缺胳膊少腿。他们曾是查尔斯·泰勒“童子军联盟”（ Small Boys Units）的士兵，曾是泰勒最可怕的一支部队。泰勒挑选小男孩入伍并给他们发放武器，同时还会给他们发放毒品。当这些小男孩被毒品控制时，他就把他们推到战场上去打仗。神志不清的小孩子们就像神风特攻队的队员一样，迎着子弹，脚踩地雷，奋不顾身地扑向战火之中。当他们彻底被毒瘾控制而无法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没用了，泰勒会把他们赶走。他们有的到达蒙罗维亚后，就染上了疟疾或者霍乱，要么被豺狼吃掉，在沟渠里或垃圾堆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不知道多伊为什么会去港口（这么做是自寻死路）。他可能忘了自己是总统。其实，他十年前当上总统也是巧合。他和十六个和他一样的士官一起冲进了托尔伯特的总统官邸，想问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拖欠的军人工资。他们没有遇到卫兵，托尔伯特也睡着了。他们趁机用刺刀捅死了他。然后，这群士官中最年长的多伊就取代了托尔伯特的位置，成了总统。以前在蒙罗维亚没人把士官当回事，而现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开始向他鞠躬，为他鼓掌，挤过去和他握手。他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很快也学会了几件事：如果人群开始给他鼓掌，他就应该举起双手，向他们问好并做出胜利的手势；在出席各种晚宴的时候他不能穿迷彩军服，而应该穿深色双排扣西装；如果哪里出现了反对者，那么就应该立刻把他抓住，然后杀掉。

但是，有些事他却没学会。比如，他不知道，如果他曾经的战友泰勒和约翰逊要从他手里夺走国家、占领首都并围攻他的官邸时，他该怎么办。泰勒和约翰逊都有自己的帮派，他们俩之间也在互相竞争，都想要夺取（一直握在多伊手中的）政权。当然，他们俩的这种渴望与任何的改革、民主或保卫主权完整都无关。他们只在乎钱掌握在谁的手中。这些钱一直在多伊手里，已经十年了。他们认为，太久了。而且他们也都直言不讳，在数十次的采访中他们都反复提到：“我们只想除掉塞缪尔·多伊，第二天就会天下太平。”

多伊无言以对，他只是觉得迷茫。他本该有所行动——不管是发动军事行动还是和平解决——但他什么都没做。他在自己的官邸中闭门不出，这个城市中的激烈战斗已经持续了三个月了，他却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现在有人向他报告说，尼日利亚军队已经抵达港口。

他作为共和国总统，应该正式提出官方问询，为什么这些外国军队进入了他国家的领土。他本来可以要求这些部队的指挥官到他的官邸来说明情况。但是多伊并没有这样做。他骨子里的侦察兵军官的天性觉醒了，他得自己去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坐上汽车，驶向港口。但是他真的不知道约翰逊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准备抓住他碎尸万段吗？而且一个国家的总统开车去向外国军队的首领报告，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或许他真的不知道吧。又或许他知道，但是现实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他根本没有认真思考，不动脑子就这么做了。历史往往是因为“不动脑子”而产生的，是人类的愚昧产下的私生子，是阴暗、愚蠢和疯狂的胚胎。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由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根本不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创造的，他们嫌弃又愤怒地把这种可能性（思考/动脑子）拒之门外。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走向自己的毁灭，如何给自己设下捕兽夹，如何把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然后还要反复认真检查捕兽夹是否牢固、绳子是否结实、圈套是否有效。

多伊生命的最后时刻让我们看到，历史在某一点、某一刻彻底崩塌。威严高傲的女神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满身鲜血、悲惨又荒谬的小丑。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约翰逊的手下用子弹打伤了总统的腿，令他无法逃脱。他们抓住他，打断并绑上了他的双手。他们还要再折磨他十几个小时。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拥有合法政府的小城中。这时候部长们在哪里？其他官员在干什么？警察又在哪里？总统在一座刚刚被尼日利亚士兵占领的大楼旁受刑，这些士兵不是来蒙罗维亚保护合法政府的吗？他们为什么袖手旁观？他们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在离港口几公里远的地方有几百名总统护卫队的士兵，他们唯一的任务和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国家元首。本来国家元首去港口是要进行一个简短的会谈，但现在几个小时过去了，都没见到总统的人影。他们难道不好奇，总统出了什么事、去了哪里吗？

再回到约翰逊审讯总统的画面。约翰逊想知道总统的银行账户在哪儿。多伊在呻吟，他在一个小时前被十几颗子弹打中了，伤口疼痛难忍。不知道他嘴里在含混不清地说什么。在说他的银行账户号码吗？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账户？气急败坏的约翰逊立刻命人割掉他的耳朵。为什么？他这么做理智吗？约翰逊难道不知道，这样一来多伊的耳道充血，就更难和他对话了？

很明显，这些人在遇到复杂情况的时候是不知道如何应对的，他们解决不了任何事，然后还会把事情一件一件地搞砸。到那时候恼羞成怒的他们又想要补救。但这一切是可以靠尖叫、欺凌和杀害他人来解决的吗？

多伊死后，战争仍在继续。泰勒和约翰逊双方仍在交战，与此同时他们俩也都在和利比里亚军队的余部作战，几个非洲国家的干预部队又在和他们所有人作战，这些名为“西非维和部队”（ECOMOG）的干预部队想要在利比里亚建立秩序。经过漫长的战争后，西非维和部队占领了蒙罗维亚及城市周边地区，该国的其他地区归泰勒和其他军阀所有。在首都你可以四处走动，但是开了二三十公里后，路上就会出现来自加纳、几内亚或塞拉利昂的士兵哨岗。他们会拦住所有人——不能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就是地狱，哪怕是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也不敢去。因为那里是利比里亚军阀的地盘。在利比里亚还有很多这样的军阀，在非洲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他们在这片大陆上被称为“战争的主人”，也就是军阀。

军阀，他们曾是军官、部长或者政党活动家，以及其他争权夺利、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的人。他们趁着国家危亡的时刻（他们这些人就是始作俑者），想要为自己分一杯羹，为自己划分一块非正式的迷你国，进行独裁统治。他们往往利用自己所属的氏族或部落来达到这一目的。军阀们是非洲部落和种族仇恨的播种者。但他们对此从不承认。他们总是宣称自己所领导的运动或政党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无非就是“解放某地运动”“民主保卫运动”或者“独立保卫运动”什么的。这些口号下面其实什么都没有。

名字取好了，军阀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招募军队。这件事非常容易完成，因为在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饿着肚子、没有事做的男孩子，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加入某个军阀的部队。因为军队首领不仅会给他们武器，同样重要的是，还会让他们有归属感。通常，长官们不会给他们发工资，只会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有武器了，自己去养活自己吧。有这句话就足够，他们就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武器也很容易得到，因为很便宜，而且到处都是。另外，军阀们都有钱。他们要么从国家机构（他们以前都是部长或将军）那里掠夺钱财，要么通过占领国家有经济价值的地区，比如矿山、工厂、待砍伐的森林、海港、机场和机场等地方来牟利。比如，利比里亚的泰勒、安哥拉的萨文比¹就占领了有钻石矿的地区。非洲的许多战争都可以称为“钻石战争”。钻石战争在刚果的开赛省和塞拉利昂都持续了很多年。不仅矿山能够带来财富，道路和河流也能带来丰厚的收入，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设立哨岗，向每个经过的人收取过路费。

对军阀们来说，为贫穷挨饿的人民所提供的国际援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利益来源。他们缺多少粮食、缺多少油，就从每次到达的援助物资中拿多少。因为这里的规矩就是：谁有武器谁先吃。他们拿剩下的，饥民们才能吃。对于国际组织来说问题在于，如果不让这些强人先拿，载有援助物资的交通工具就不会被允许入境，饥民就会饿死。所以他们只能期待，军阀拿了他们想要的之后，还能有些剩下的粮食被送到挨饿的人们手中。

军阀既是非洲大陆许多国家在后殖民时代陷入危机的起因，也是其结果。如果我们听说非洲某个国家开始衰落，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那里马上就会出现军阀。在安哥拉，在苏丹，在索马里，在乍得，到处都有军阀，到处都有他们的统治。军阀是干什么的？理论上，他们要与其他军阀作战。但事实未必如此。更多时候，军阀就是在掠夺本国无辜弱小的民众。军阀和罗宾汉正好相反：罗宾汉劫富济贫，而军阀则从穷人那里攫取财富，用来让自己变得富有以及养活自己的帮派。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中，有的人被贫困夺走了生命，有的人因贫困变成了恶魔。前面一类是受害者，后面一类则是刽子手。这里只有这两类人。

受害者就在军阀身边，唾手可得。他们不用去远方寻找，周围村镇的居民都是。军阀手下那帮赤裸上身、穿着破旧运动鞋的小混混一直在自己“老大”的地盘上晃荡，寻找食物和战利品。对于这群心狠手辣、常常饿肚子、犯毒瘾的可怜虫来说，一切都是猎物。一把米、一件旧衣服、一块毯子、一个陶罐，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想要的，这些东西让他们激动不已，眼睛发亮。但人们也都吸取了教训，有经验了。只要有消息说军阀的队伍正在逼近，整个街区的人就会收拾东西开始逃跑。欧洲人、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的正是这些排着几公里长的大队逃跑的人们。

这些逃跑的人们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军阀混战影响最大的是最弱小的人，是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他们不能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自保。这些妇女头上顶着一个包袱或一个盆，里面装着生活必需品，比如一袋大米或小米、一把勺子、一把刀和一块肥皂。除了这些一无所有。这个包袱、这个盆，就是她们的全部财产、全部身家性命、一生的积蓄，她们就带着这些东西迈入二十一世纪。

军阀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是新生力量，新的统治者。他们把国家最好的部分、最富裕的地方据为己有，因此，国家哪怕不灭亡，也会变得贫穷落后、不堪一击。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之间要联合起来自卫，要结成联盟为生存而战。这也是非洲很少发生国家间战争的原因，因为各国由于相同的苦难联结在一起，他们是坐在同一辆车上的人，都在为自己国家的命运而担忧。另一方面，各国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混战，掠夺人口、资源和土地。

有时候军阀们也会意识到，一切可以被掠夺的东西都被他们抢光了，曾经的利益来源也已被消耗殆尽。于是，他们开始了所谓“和平进程”。他们召开“交战各方会议”，签署协议并确定选举日期。对此世界银行将向他们提供各种贷款和信贷。这样，军阀们将比以前更加富有，因为他们从世界银行那里得到的，可比从挨饿的兄弟那儿得到的多得多。

约翰和扎多来到我住的宾馆，他们要带我去城里。但是在走之前我们得去喝一杯，因为这里从早上已经热得让人喘不上气了。时间还很早，但酒吧里也挤满了人，有非洲人、欧洲人，还有印度人，他们害怕在街上走动，在这里会感觉安全些。这些人里面坐着一个我之前认识的人——詹姆斯·R.，一位退休的殖民地官员。他在这里做什么呢？他没有回答，只是笑笑，比画了一个意义不明的动作。在黏乎乎、歪七扭八的桌子旁坐着两个无所事事的妓女。她们皮肤黝黑，睡眼惺忪，但很漂亮。酒吧的主人、那个黎巴嫩人从吧台后探出身子在我耳边说：“这些人都是贼。他们想搞到钱以后去美国。他们都是钻石贩子，用很便宜的价格从军阀手里把钻石买过来，然后用俄国佬的飞机运到中东。”“俄罗斯人？”我惊讶地问。“对，”他说，“去机场吧。俄罗斯的飞机就停在那儿，然后就会把这些钻石都运到中东去，运到黎巴嫩、也门、迪拜和其他地方。”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酒吧里突然就空了。室内显得宽敞多了。“发生什么事了？”我问那个黎巴嫩人。“他们看到你带着照相机了。他们宁愿离开这儿，也不愿意被拍到。”

我们也走出了酒吧，身上立刻就被潮湿滚烫的空气黏住了。没人知道现在该去哪里。屋里热，外面也热。坐也不行，躺也不行，开车也不行。这种高温可以消灭一切能量、感触和好奇心。人们在想什么？想的就是怎么熬过这一天。好吧，上午已经过去了。哎哟，中午又来了。终于快到黄昏了。但是黄昏的时候也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点儿，觉得不那么难熬。黄昏的时候还是一样闷热黏腻。晚上呢？晚上笼罩在一片潮湿闷热的雾中。夜里呢？夜里我们就裹在又湿又热的被单里。

幸好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宾馆附近解决。首先可以把钱换了。市面上只流通一种面额的货币——五利比里亚元一张的纸币，大约相当于五美分。街边的小桌子上摆着一捆捆等待兑换的五元纸币。要是买东西，你得带一整袋子钱。但在这里交易很简单：在第一张小桌旁换了钱，在下一张小桌旁就可以买汽油。汽油都是装在一升的瓶子中出售的，这里的加油站都关了，只有黑市。我观察人们都买多少汽油。他们因为没钱，只买一升或者两升。约翰很有钱，他一下买了十升。

我们出发了。我想看看约翰和扎多要向我展示什么。

首先，他们得让我看一些厉害的东西。所有厉害的东西都是美国的。开出蒙罗维亚几公里后，我的面前开始出现一片巨大的钢铁森林。眼前，除了电线杆就是电线杆。从这些高大的巨型铁杆上又长出伸向更高处的分支、支架、天线网络和电线。我一度以为，我们是在一个科幻世界之中，在一个封闭的、神秘莫测的外星世界。这是“美国之音”广播电台面向欧洲、非洲和中东的转播站，于卫星时代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现在这个转播站已经停用了，废弃了，长满了铁锈。

然后，我们开车前往城市的另一边，在那里我眼前出现了一片广袤的大平原。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上，一条水泥跑道穿越而过。这就是罗伯茨机场——非洲最大的机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此时，空空荡荡的机场破旧不堪，已经关闭了（只有我所降落的小城里的那个小机场还在开放）。机场大楼已经被炸毁了，跑道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都是子弹和炸弹留下的印记。

终于，我们要前往这里最大的场所、国中之国——费尔斯通橡胶种植园。但想要到达那里并非易事，因为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军队哨所。每个哨所前都设有路障，我们必须停车。停下来等。等一会儿才会有一个士兵从岗亭里面走出来。这些哨所有时候是岗亭，有时候只是一堆沙袋。哨兵开始盘问：你们是谁？为什么来这儿？他的动作缓慢，话很少，面无表情，眼神意味深长，若有所思又犹豫不决，这些应该都是为了显示他哨兵的身份和职能，为了体现他的严肃和权威故意做出来的。“我们能往前开吗？”他在回答之前，会先擦擦脸上的汗，再把枪背正，然后又开始从各个角度观察我们的车，如此等等。约翰最终决定我们还是先回去，因为我们晚上也到不了地方，天黑了所有的路都要封了，到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又回到了城里。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广场，地上散落着被炸毁的塔布曼总统雕像的碎片，现在上面已经长满了绿色植物。当时是多伊下令炸毁这座雕像的，以表明那些从美国回来的奴隶后代的统治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被压迫的利比里亚人民掌权了。在这里，如果有东西被摧毁或者弄坏，就会被留在原地。我们在路上会见到撞到树上的、生满铁锈的半截车身，那肯定就是多年前，一辆汽车撞上了一棵树，至今它的残骸还在。如果一棵树倒在路上，他们也不会移动它，他们会避开田野，踩出一条新路。没建完的房子也不会接着建了，被毁坏的房子以后也都是这副被毁的样子。这座纪念碑也是如此。他们不会考虑重建，但也不会把这些碎片移走。毁坏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事情的结束，哪怕还留有物质痕迹，那它也不再有意义，不再有分量，不再值得人们的关注。

我们继续向前走了一点儿，到了离海港更近的地方，在那里的一片空地停下车。我们面前是一座臭气熏天的垃圾山。我看到老鼠在里面窜来窜去，秃鹫在垃圾山顶上盘旋。约翰跳下车，消失在旁边几座风一吹就会倒的茅草屋之间。我们跟在他后面。我吓得浑身发抖，因为那些老鼠大摇大摆地在我们的腿边穿梭。我捏着鼻子，不敢喘气。终于，约翰停住了脚步，手指着垃圾箱旁一堆腐烂的东西，嘴里在说着什么。“他说，”扎多帮我翻译，“那些人把多伊的尸体扔在这儿了，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为了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我们开车来到了圣保罗河岸边。这条河是蒙罗维亚和军阀世界的界河。河上有一座桥，在蒙罗维亚一侧，是绵延不断的茅草屋和难民营。这里还有一个大集市，是热情似火的女商贩们五彩缤纷的王国。河对岸的人，那些来自军阀地狱的人，那些来自被恐怖、饥饿和死亡统治的世界的人，可以过河来这里买东西，不过他们在上桥前要把武器留下。我曾经见过，有人在走过桥后，就留在了这边，尽管他们心中还有怀疑、还不确定，惊讶于正常世界竟然是真的存在的。我也见过，他们伸出双手去感受，仿佛这是有形的、可以触摸得到的。

我在那里还见到一个人，他全身赤裸，但是肩上背着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人们都躲着他，绕着他走。他可能是个疯子吧，一个背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