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开始从心底里感到小说这一客观的艺术类型中有许多难以表现的堆积物，我已经不是二十岁的抒情诗人，首先，我过去压根儿就不是诗人。于是，我发现了一个微妙的暧昧的领域，摸索出了适合于这种表白的形式，即自白与批评的中间形态。也可以说，这就是“隐秘的批评”。

它是介于自白的夜间与批评的白昼之间的交界线——黄昏的领域，如其语源所示[日语“黄昏”（たそがれ）语源为“たそかれ”，意为“那是谁？”因黄昏时看不清人，会问“那是谁”。]。当我说“我”时，这个“我”不是严格地属于我的那个“我”，我发出的所有语言，不能在我体内循环流动，在我的体内只有某种残渣，这种残渣不能有所归属，也不能循环流动，我就把它称为“我”吧。

当我思考那样一个“我”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我”实际上完全代表了我所占有的肉体的领域。因为我是在寻觅“肉体”的语言。

我把自我当作房屋时，我的肉体就仿佛成为围绕着这座房屋的果园。我既可以精心地耕耘这片果园，也可以置之不顾，让野草任意丛生。这是我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是一种不那么容易理解的自由，原因在于许多人都把自家的庭院称为“宿命”。

心血来潮，我就开始拼命地耕耘这片果园，为我所用的就是太阳与铁。取之不尽的阳光和铁锄锹，就成了我耕耘中最宝贵的两个要素。于是，随着果树逐渐结起果实来，肉体这种东西就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思考空间。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人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且，倘若没有重要的契机，也是不可能开始的。

我仔细地反复思考我的幼年时代，我的语言的记忆远比肉体的记忆深刻。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肉体先到，语言后来，可是，对于我来说，则是语言先到，过了很久，肉体才带着极其不乐意的神色姗姗来迟。这时，肉体已经形成一副观念性的姿态。不消说，这副肉体早已被语言所腐蚀了。

先有白圆木柱子，白蚁才会来蛀蚀。然而，我的情况则是先有白蚁，以后才慢慢地出现一半被虫蛀蚀了的白圆木。

但愿读者不要责难我把自己的职业——语言，称为白蚁之类。语言艺术的本质，如同蚀刻法中的硝酸一样，是取其腐蚀作用的，我们就是利用语言腐蚀现实这种作用来创作作品的。但是，这种比喻还不正确，蚀刻法中的铜和硝酸都是从自然中抽出来的同等的要素，比起它们来，不能说语言犹如硝酸作用于铜那样作用于现实。因为语言是把现实抽象化并联系着我们的悟性的媒体，它对现实的腐蚀作用，必然就包含着不断腐蚀语言自身的危险。毋宁说，我觉得把这种作用比作过剩的胃液不断消化和腐蚀胃更适当些。

这样的情况早在一个人的幼年时代就已经发生了，这么说，恐怕相信的人也不多吧。

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戏剧，它为我准备了我的两个相反的倾向。一个倾向是忠实地推进语言的腐蚀作用，决心把它当作自己的工作；一个倾向是具有这样一种欲望：设法在语言完全不参与的领域里与现实邂逅。

即使是个天生的作家，在所谓健康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人使这两个倾向不相背反而互相协调，磨练语言而重新发现现实，获得了可喜的结果。不过归根结底，这是“重新发现”，在人生之初，他以拥有还没有让语言玷污了的肉体的现实作为条件，应该说，这与我的情况是不同的。

对我的空想的作文，小学的作文教师颇皱眉头。可是，我在作文里没有使用与现实邂逅的语言。幼小的我在无意识中似乎预感到某些语言的微妙而以洁癖为法则，为了专用语言积极的腐蚀作用，避免消极的腐蚀作用……更简单些说，为了保持语言的纯洁性，我尽可能避免通过语言与现实碰撞……也就是说，只让积极的腐蚀作用的触角活动，活动时尽量避免与应该腐蚀的对象突然撞击……我想，这可能是自觉到什么了吧。

另一方面，作为这种倾向的当然的反作用，我公然只承认语言全然不参与的领域，现实以及肉体的存在。这样，对我来说，现实与肉体就成了同义语，成了一种拜物教性的兴味的对象。在不知不觉中，我对语言表示了关心。事实上这种关心只是一种敷衍，这种拜物教，同我对语言的崇拜是正确地相照应的。

在第一阶段我把自己放置在语言一侧，把现实、肉体、行为放置在另一侧，这点是很明白的吧。我就是通过这样故意地制造二律背反来助长对语言的偏见，同时，就这样形成了对现实、肉体、行为那根深蒂固的误解，这也是确实的。

二律背反，本是以我不拥有肉体、不拥有现实、不拥有行为为前提的。诚然，人之初，肉体造访是姗姗来迟的，我早已准备了语言来迎接它，我想我可能偏于第一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作“我的肉体”来承认。如果我承认它是肉体的话，那么就会丧失我的语言的纯洁性，我就会成为冒犯现实者，现实就已经不可回避了。

有趣的是，我之所以顽固地不承认它，乃是因为从一开始在我的肉体观念里就潜藏着某种美丽的误解。我不知道男人的肉体绝对不作为“存在”表现出来，本以为它确实应该作为一种“存在”而表现出来。因此，当它作为对存在的一种可怕的反论、作为拒绝存在的一种存在形态明显地呈现出来时，我就觉得遇见了怪物似的，狼狈不堪。也许这是我一人的例外的主观感觉。我无法想象别的男人、所有像样的男人都可能是这样。

显然，尽管是从误解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但如此狼狈和恐惧，在别处虚构了“应有的肉体”、“应有的现实”，这是理所当然的吧。我做梦也不曾想到，拥有拒绝存在的存在形态的肉体，竟是男人肉体的普遍性存在样式，这样，当虚构“应有的肉体”时，就尝试着赋予其所俱有的相反的性格。于是，例外的自己的肉体存在，可能就是通过语言的观念性腐蚀而产生的吧，所以“应有的肉体”、“应有的现实”就必须绝对避免语言的参与。这种肉体的特征，用一句话说，就是造型美和无言。

而另一方面，我认为语言的腐蚀作用，既然同时又是营造造型的作用，那这种造型的规范正是这种“应有的肉体”的造型美、语言艺术的理想，一句话，就是这种造型美的模仿……也就是说，绝对在于探索那种不被腐蚀的现实。

这种自我矛盾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正如企图消除语言本质的作用，抹杀现实本质的特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为了绝对不让语言同作为其对象的现实邂逅，就必须运用最巧妙而充满狡智的方法。

这样，不知不觉间，我的精神就形成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并且当自己企图站在只顾自己方便的、架空的神似的立场上来操纵双方时，就开始写小说。于是，我对现实和肉体的饥渴就越发强烈了。

……过了很久，承蒙太阳与铁的恩惠，我逐渐学习了一门外语，学习了肉体的语言。它就是我的第二语言，形成了我的教养。我现在想谈谈有关这种教养形成的情况。它可能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教养史，也可能成为最难解的东西。

幼年时代，我看到人们在酩酊大醉中，带着无法形容的放肆表情，头向后仰，更甚者把脖颈完全靠在轿杠上抬着神轿游行的姿态。他们的眼帘里映现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谜曾经深深地扰乱过我的心。我无法想象在那样强烈的肉体的苦难中所看到的陶醉的幻影，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因此，这个谜长期地占据着我的心田。很久以后，我开始学习肉体的语言，自己就主动去抬神轿，这时我才获得了机会，得意地揭开了幼年时代那个深藏的谜。结果我明白了，原来他们只是仰望天空而已。他们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幻影，有的只是初秋那绝对蔚蓝的天空。然而，这个天空是我一生当中可能再难得一见的万里晴空，异样的蔚蓝，却又以行将掉入深渊的姿态，快速地坠落了下来，它动摇无常，是一派澄明与疯狂搅和在一起的天空。

我赶紧把这种体验写成一篇小小的随笔，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体验啊！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是站在无庸置疑的同一性之上，就是说通过自己诗的直观所眺望的蔚蓝天空，与平凡的民间年轻人眼里所映现的蔚蓝天空是同样的。这样的一瞬间，正是我长久以来所盼望的，它正是太阳与铁的恩惠。为什么没有必要怀疑同一性呢？因为在同等的肉体性的条件下，互相分担一定量的肉体的负担，体味等量的痛苦，为等量的酩酊大醉所侵犯，在这种状况下，他们个人的感觉差，受到无数条件的制约，最大限度变少了……而且，如果像麻醉药产生的幻想那样几乎排除内观性要素的话……那么我所看到的东西绝对不是个人的幻觉，而必须是某个明确的集体的视觉的一部分。我的诗的直觉，是后来通过语言被回想起来而重新构思才成为特权，而我的视觉接触到摇荡着的蔚蓝天空才接触到行为者的情感的核心。

然后，我又像凶猛的巨鸟，在摇荡着的蔚蓝天空中展翅翱翔，时而低徊，时而高飞。这时候，我看到了长期以来称为“悲剧性的东西”的本质。

在我的悲剧的定义上，这种悲剧性的激情，绝不会在特异的感受性炫耀特权的时候产生，而是在某瞬间最平凡的感受性拥有不近人性的特权式崇高性的时候产生的。因此，从事语言工作者可以创作悲剧，但不能参与进去。而且这种特权式的崇高性，必须严格地由肉体的勇气来决定。悲剧性的东西的悲壮、陶醉、明晰等要素，是在具备一定肉体力量的平凡感受性际遇为自己准备好的特权式的瞬间产生的。在悲剧里，需要反悲剧性的活力和无知，尤其需要某种“不合拍性”。有时候，人由于是神性的，所以平时就绝不能是神或接近神。

于是，当我也看到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看见的那种异样的、神圣的蔚蓝天空时，我才相信自己的感受性的普遍性，我的饥渴才得以满足，我对有关语言的机能那种病态的迷信才被消除。这时我才参与悲剧，才参与完整的存在。

一度看见了这种东西，我才理解还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运用肌肉能够很容易继续解明被语言神秘化了的东西。它恰似人们了解性爱的意味。我逐渐明白了存在与行为的感觉。

既然如此，我一路走来，多少比别人晚了些，也不过是走了同样的道路而已。然而，我又有另一种我之流的企图。如果一种观念浸润我的精神，并使我的精神膨胀起来，进而占领我的精神，这种事态即使发生，在精神世界也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事件。可是逐渐对肉体与精神的二元论感到厌倦的我，内心当然不免涌起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件会在精神内部产生，而在精神的外缘整个结束呢？当然精神性的烦闷会成为胃溃疡的原因，这种身心相关的实例是众所周知的。我所思考的，远不止于此。我想：如果我幼时的肉体首先是以被语言腐蚀了的观念性形态出现的话，那么现在我不就可以反过来运用它，让观念所及的地方，从精神及至肉体，把整个肉体完全变成以那种观念的金属打成的盔甲？

本来，那种观念拥有理应归结于肉体的性质，犹如我在悲剧的定义中也叙述过的那样。于是，在我的脑海里，肉体比精神更可能有高度的观念性，更可能亲密地熟识观念。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人类存在来说，所谓观念本来就是一种异物。充满不随意肌、不能控制的内脏和循环系统的肉体，对于精神来说是异物，人甚至可以把成为异物的肉体当作成为异物的观念的比喻。于是，一种观念的巧妙袭来，甚至会使人从一开始就感到恰似宿命所赋予的那样，它越发强化与赋予各人的肉体的相似，连那个不能控制的自动的机能也会越来越酷似肉体。基督教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基督教的中心教义。谓永恒的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成为肉身，是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此的确是神，又的确是人。]的思想的根据就在这里，某些人甚至在掌心和脚背上也能出现圣痕。

但是，我们的肉体有一定的制约，纵令某种过激的观念，希望在我们的头脑里长出一对厉害的角，可是角是不会长出来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事。这种制约最终归结于调和与均衡，归结于最平均的美和其赋予肉体的资格，使它足以看到那摇荡的蔚蓝天空。同时，它又是在实现对异常过激的观念的复仇与修正吧。于是，它总是要把我带回到那个“没有怀疑同一性余地的点”上。因此，我的肉体是一种观念的产物，同时也可能成为隐蔽观念的最好的隐身蓑衣。如果肉体达到无个性的完满的调和，那么个性肯定能够永久地关闭在家中的禁闭室里。我本来就认为，表现精神怠惰的便便大腹，和表现精神过度发达的、露出肋骨的单薄胸脯等肉体性特征是最丑陋的，但我知道有些人却主动去爱这些肉体性特征，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震惊。它使我主观感觉到这种行为是一种厚颜无耻的举动，就好像把精神的阴部在肉体上暴露出来。像这样的自我陶醉，是我惟一无法宽容的自我陶醉。

却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饥渴所产生的肉体与精神的背离的主题，在我的作品中，拖着长长的尾巴。我逐渐远离这种主题，那是在我开始思考“肉体里也有固有的规律，以及也许还有固有的思考”，感到“不只造型美和无言是肉体的特质，肉体里无疑也有其特有的饶舌”之后的事。

然而，现在我这样叙述两种思想的推移，别人无疑会感到我是从常识出发，走向非逻辑的混乱境地。毋宁说，在近代社会里，肉体与精神的背离是普遍的现象，对此抱怨，本是谁都能接受的主题，可是“肉体的思考”也罢，“肉体的饶舌”也罢，这种感性的傻话，是谁也不能理解的，我感到自己也许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搪塞自己的混乱。

但是，当我把对现实与肉体的拜物教、对语言的拜物教正确地作为相照应的东西等同时，如愿找到了我的发现。同时通过让充满造型美的无言的肉体，同模仿造型美的优雅的语言相对应，并把它们作为同一观念来源的东西等同，我就不知不觉地从语言咒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承认无言的肉体的造型美和语言的造型美是同一起源，这意味着产生一种柏拉图式的观念，开始谋求使肉体与语言等同。在这个阶段上，语言对肉体的投影的尝试已经处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当然，这种尝试本身是一种非柏拉图式的尝试。不过，我开始讲述有关肉体的思考与饶舌时，要是已经经历了哪怕一次的体验就好了。

于是，要讲述它，首先必须从我与太阳最初的邂逅开始讲起。

虽然这是一种奇异的说法，但我的确有两次与太阳邂逅的经验。同某一人物经历了决定性的相遇，然后终生难以分离。在此之前，对方还没有察觉到我，我也基本上处在无意识的状态，却突然在某处蓦地遇见了这位重要的人物。我与太阳的邂逅也是那样。

我第一次无意识地与太阳邂逅，是在一九四五年战败的夏天。苛烈的太阳照射在战时和战后分界线的茂盛夏草上（这个分界线只不过是一道已经开始毁坏的铁丝网，一半埋在夏草里，而且向四面八方倾斜），我在那太阳的光辉沐浴下行走，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不大明白。

那十分紧密而均匀的夏天的阳光，匆匆降临在万物上。战争即使结束了，浓绿的草木也毫无变化地在那里葳蕤丛生，依然被这白昼无情的阳光照射着，作为一个明晰的幻影，随着微风摇曳。我的手指即使触及它的叶梢，它也不会消去，这使我十分惊愕。

同一个太阳与已经流逝的时日、流逝的年月，与全然的腐败和破坏相关联。当然，太阳无疑是像鼓舞人心似的照耀着行将出击的飞机的机翼、如林的刺刀、军帽的帽徽、军旗上的绣花，然而更多的是从肉体不断流淌出来的热血、伤口上落满大头蝇的躯体，太阳掌管着腐烂、主宰着热带的大海和漫山遍野众多年轻人的死，最后甚至统治着扩展到那地平线的赤锈色的广袤的废墟。

太阳离不开死的形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从此承受了它对我的肉体上的恩惠。当然战时的太阳继续保持着光辉和荣耀的形象。

已经十五岁的我，写了如下的诗句：

尽管阳光普照

人们赞美太阳

我却在阴暗的坑穴里

躲避太阳　抛出了灵魂

我多么热爱我那昏暗的室内那摞着书本的书桌周围的“坑穴”啊！我多么喜欢自躬自省、佯装思索、倾听自己神经丛中那纤弱麇集的虫鸣声，听得入迷啊！

少年时代，敌视太阳是我惟一的反时代精神。我偏爱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他的作品和理论影响了后来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浪漫派。著有《夜颂》、《亨利希·封·奥弗特丁根》等。]式的夜和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有《在贝尔的海滩上》、《幻景》等。]式的爱尔兰的曙光，写了有关中世之夜的作品。不过，以战争结束为界，我渐渐感到以太阳为敌，迎合时代的时期一步步地到来了。

那时节所撰写的或已问世的文学作品中，夜间的思考是支配性的，只是他们的夜间与我的夜间相比远非唯美性的，仅此不同罢了。于是，时代不向稀薄之夜，而向浓重之夜致以更多的敬意。少年时代的我，全身简直像浸泡在浓重的蜜一般的夜里，可是在他们的眼里我似乎是处在非常稀薄之夜。我逐渐地对战争期间自己所确信的夜失去了自信，渐次寻思着：说不定我始终是属于崇拜太阳这一边呢，不是吗？说不定就是这样呢。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难免要怀疑现在我依然以太阳为敌，并且继续拥护我辈的小小之夜，难道这不是过分地讨好时代了吗？

总把夜间的思考当作一回事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是些皮肤无光泽而胃衰弱的人。他们企图用一种充满思想性的夜去包裹某个时代，来否定我所看到的所有太阳，也否定我所看到的生，以及我所看到的死。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同这两者都有联系。

一九五二年，我第一次到海外旅行，在轮船的甲板上，我与太阳再次作了和解的握手，这我已经另文写过，恕不赘言。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与太阳的第二次邂逅。

从此，我就无法与太阳分手了。太阳与我最重要的道路的形象相结合。太阳并且逐渐烧灼我的肌肉，还给我打上了它们种族成员的烙印。

但是，从体质上说，思考难道就不属于夜吗？通过语言的创造，必然是在夜间热烈的黑暗中运行着，难道不是吗？我依然没有通宵工作的习惯，在我的周围，有的人在他的皮肤上清清楚楚地呈现出夜间思考的痕迹。

再说，人们为什么要探索深层、朝向深渊呢？思考为什么就像测量锤，只是把垂直下降当作一回事呢？思考为什么就不能改变方向，朝向表面，不断地直线上升呢？

保证人类造型存在的皮肤，只顾委于感性，这是最受人们轻视的。思考一旦探索深层，就会落入看不见的深渊；一旦朝向高层，就会把难得的肉体的形体抛开，飞向看不见的无限天空的光明。我无法理解这种运动法则。不论是上方或是下方，如果思考朝向深渊是它的法则的话，那么保证我们的个体和形态，把我们的内界和外界分隔开来，在其重要边界“表面”发现某种深渊，却没有被“表面本身的深层”所吸引，这是很不合理的。

太阳唆使我，让我从内脏器官感观之夜的深处把我的思考拽出来，拽至润泽的皮肤所包裹的隆起的肌肉，这才罢休。它还命令我准备好新的住所，以便一步步地浮上表面的我的思考安住下来。这个住所充分接受阳光的照射，润泽的皮肤下敏感地隆起了发达的肌肉。毫无疑问，正因为要求这样的住所，要求具备这样的日用器具，所以“形象的思想”、“表面的思想”才不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近而告终。

由病态的内脏制造出来的夜间的思想，几乎是在没有意识到的过程中形成的，不知道究竟是思想在先，还是内脏隐约的病态征候在先。但是，肉体在肉眼看不见的深处缓慢地创造并管理着这种思想。与此相反，要在谁都能看见的表面创造并管理表面的思想，就必须在思考的训练之前进行肉体的训练。从被“表面”的深层所吸引的时候开始，我就预见到我需要进行肉体的训练。

我知道只有肌肉才能保证这种思想。谁会光顾病弱的体育理论家呢？即使是宽容在书斋里操纵夜间的思想，然而当脸色苍白的书斋人谈论有关肉体的问题时，责难也罢，赞叹也罢，还有比那嘴唇更贫寒的东西吗？我太了解这些贫寒的东西，所以有一天我猝然想到自己也要拥有一副肌肉发达的身躯。

这样，请诸位把目光倾注在所有一切都由我的“思考”而产生这点上。我确信，通过肉体训练，过去的不随意肌就会变质，变成随意肌，思考的训练也就会带来这样的变质。肉体和思考，有一种可称之为自然法则的不可避免的倾向，容易陷入自动主义[自动主义，是超现实主义画家1924年创始的在艺术中用以表现下意识的创造力的方法。]。不过，只要穿过小小的水路，就能够很容易改变水流，这是我多次体验过的。

这里也有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共同性的一个例子，在某个时点、某个观念上被归拢在一起的肉体和精神，有立即会在那里形成一个“外表秩序”完整的小宇宙的倾向。它本是一种休止，却令人感到好像活泼的向心性活动一样。肉体与精神这种须臾之间创造出来的小宇宙的形成作用，酷似幻想的作用。不过，我们的生命弹指一挥间的幸福感，很多时候是建立在这样的“外表秩序”上的。也可以说，这是面对外部混沌的一种像刺猬把身子缩成团似的生命的防卫机能吧。

今后可以考虑的，是打破一种“外表的秩序”，创造出另一种“外表的秩序”，反过来运用生命这样的顽固的形成作用，使它朝向适合于自己的目标，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我立即把这种“思考”付诸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考”，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每天的太阳给予我的当天崭新的企图更确切些。

这样，在我面前放置着一块铁，这是一块黑暗而沉重的、冰凉的、宛如把夜间的精髓进一步凝缩了似的铁。

从当天开始，铁与我有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亲密交往。

铁的性质实在不可思议，就像秤一样，随着秤砣一点点地增加重量，放置在秤盘上的我的肌肉的重量也一点点地增加了。仿佛铁有义务与我的肌肉之间保持严密的平衡。于是我的肌肉诸性质与铁类似，也一点点地加强了。这种缓慢的过程，赋予脑髓难度渐增的知性生产物，于是头脑为知性所改造，这种过程非常类似“教养”的过程。而且教养的最终目的就存在于人们梦想的外在的、规范的、古典式肉体的理想形态里。这是很像古典主义教养的形成过程。

但是，事实上究竟谁像谁呢？我不是已经用语言来尝试模仿肉体的古典形态了吗？对我来说，美总是后退的，只有过去存在或者过去应该存在的形态是重要的。我的任务就是使铁通过那种富于微妙变化的操作，复苏在肉体内行将失去的古典的均衡，将肉体推回到应有的姿势。

在现代生活里，基本上不必要的肌肉群还是我们男人肉体的主要构成要素，不过，它的非实用性是很明显的。对于大多数实用的人来说，古典式的教养是不必要的，隆起的发达肌肉也是不必要的。肌肉逐步逐步地在变成像古希腊语那样的东西。要复苏这种死语，需要来自铁的教养；要将死的沉默变成活脱脱的饶舌，需要铁的协助。

铁如实地教给我精神与肉体的对应。也就是说，柔弱的情绪与柔弱的肌肉相对应，感伤与弛缓的胃、感受性与过敏的白皙皮肤是各自相互对应的，所以隆起的发达的肌肉与果敢的斗志、紧张的胃与冷静的知性判断、强韧的皮肤与刚毅的气质理应是相对应的。为慎重起见，我把话说在前头，我不想说一般人说过的话。根据我贫乏的观察，隆起的发达肌肉的内里，隐藏着怯懦的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是如前所述，对于我来说，语言先于肉体到来，因此诸如果敢、冷静、刚毅等语言所唤起的诸德性的表象，无论如何必须作为肉体的表象表现出来。缘此，如果在自己身上形成一种教养，并赋予这样的肉体的特性，那就太好了。

进一步说，这种古典式的成形，潜藏着浪漫的企图。在少年时代，我体内早已有一股浪漫主义的底流。这种浪漫主义底流的冲动，只是作为一种对古典式成果的破坏才有意义，它就像全乐曲中包含着各种主题的序曲一样，在我体内准备着，从我一无所获时起就描绘了一幅关键的构图。也就是说，虽然我深深地怀抱着对死的浪漫冲动，但作为容器来说，它严格地要求有古典式的肉体，从不可思议的命运观来看，我相信我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死的浪漫的冲动的机会，原因很简单，就是肉体的条件不完备的缘故。为了浪漫主义悲壮的死，必须有坚强的雕塑般的肌肉，如果是柔弱的赘疣直面死亡的话，那么在那里有的全是滑稽的不合拍的东西了。十八岁时，我一边憧憬着自己夭折，一边又感到自己与夭折不相称。为什么呢？因为我缺乏与戏剧性的死相称的肌肉。我能活到战后，实际上就是这种不相称的现实深深地刺伤了我浪漫的自尊心。

尽管如此，这些观念上的瓜葛，只不过是所有的、依然一无所得的人的序曲中的瓜葛而已。我反正会获得某些东西，如果能够毁坏某些东西就好了。给我提供这种线索的，正是铁。

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完成知性就满足。对于我来说，必须在那里发现知性绝不作为柔和的教养出现，而只是作为武器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因此，为了我的教养，必须进行肉体锻炼。可以说，就像只把肉体作为生存的手段的人，面临青春的终了，开始胡乱地试图习得知性教养似的。

且说，我通过铁，学习到有关肌肉的种种知识。那是最新鲜的知识，是书籍或世故绝不能给予我的知识。肌肉是一种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力量，肌肉组织的各个部分微妙地分担着其力量的方向性，恰似用肉体造成的光。

我心中所描绘的艺术作品的定义，再没有比内涵力量的形态这种观念更合适的。就这说，它必须是光辉灿烂的“有机的”作品。

这样创造出来的肌肉，既是存在又是作品，反过来说，甚至带有某种抽象性。只是有一种宿命式的缺陷，是由于它过于同生命联结在一起，不久便不得不随着生命的衰退而衰退，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消亡。

关于这种不可思议的抽象性，容后另述。对于我来说，肌肉具有一种我最渴望的特性，即它具有一种同语言的作用完全相反的作用。这点，只要想想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就会很清楚了。起初语言是作为普遍的感情与意志的交流手段，而且如同原始货币那样，在一个民族之间到处流通无阻。它还没有被手垢玷污之前，是人们的共有物。因此，它又只能表现人们共同的感情。但是，随着人们开始逐渐将语言私有化、个别化，以及任意地使用之后，语言也就开始艺术化。首先，就是语言抓住我的个性，试图把我禁锢在个别性中，就像被成群的羽虱袭击似的。然而，被袭击的我虽然全身遭到腐蚀，但可以反过来运用敌人的武器，这是敌人的弱点，它使自己个性的语言普遍化，并获得了一些成功。

但是，这种成功是“我与大家不同”的成功，从本质上说，是违背语言的起源和发祥的。再没有什么比语言艺术的荣光更异样的东西了。乍看它像向着普遍化发展，实际上却是多么绝妙地背叛语言所具有的最本源的机能，也就是它的普遍妥当性。所谓文学上的文体的胜利，就意味着这样的东西。古代的叙事诗这类综合性的作品另当别论，冠以作者名字的文学作品则是一种美丽的“语言的变质”。

大家所看到的那个神秘的蔚蓝天空，神轿抬手们也一样可以看到的，本来就是可能用语言表现的吗？

我最深沉的疑问就在这里，如前所述，我通过铁，在肌肉上发现的东西，就是这种一般性的荣光，就是“我与大家同样”的荣光的萌芽。由于铁的苛酷的压力，肌肉逐渐丧失它的特殊性和个性（早晚是会在衰退中产生的），肌肉越发达就越开始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相貌，终于达到同一的雏形，达到彼此难以分辨的相似形。这种普遍性不悄悄地侵蚀，也不背叛。对我来说，这才是让人最高兴的特性。

在那里，肌肉这种东西的独自的抽象性，如此清楚，肉眼可以看得见，手也可以触及。比起语言来，本质上缺乏沟通的肌肉，也不可能拥有作为沟通手段的普遍的抽象性。但是……

某一夏日，我锻炼身体，肌肉发热，我走到通风良好的窗边降降温。汗珠立即消退，一股薄荷般的凉爽掠过我肌肉的表面。这一瞬间，肌肉的存在感从我体内拂去，就像语言通过其抽象作用把具体的世界嚼碎了。于是，我仿佛感到语言完全不存在了。现在，我似乎感到我的肌肉确实在把某种世界嚼碎了，肌肉似乎也不存在了。

这时肌肉嚼碎的是什么东西呢？

肌肉把我们通常随便相信的存在感嚼碎了，并且把它整个变成一种透明的力量。这就是我所称为抽象性的东西。宛如铁的使用早就执拗地暗示过那样，肌肉和铁的关系是相对的，酷似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说，力量如果没有着力的对象，那就不可能是力量。这种存在感觉，是我们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在这个限度里，我们依存世界，我依存铁。于是就像我的肌肉逐渐增加，与铁相似，我们为世界不断改变造就。不过，铁和世界并不拥有存在的感觉，而我们却不知不觉间以愚蠢的类推法拥有一种错觉，仿佛铁和世界也存在着感觉似的。不然，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本身的存在感觉的根据，就不可能确定下来，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被宙斯降罪以双肩支撑苍天。]肩上扛着地球，在主观感觉上可能会逐渐以为地球与自己是同类的东西吧。这样，我们的存在感就只能在虚假的相对的世界里追求对象。

的确，当我举起一定量的铁时，我就能够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微微出汗、喘气，为寻求力量的确凿证据而奋斗。这时力量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是铁的。我的存在感便获得了自我满足。

然而，当肌肉离开铁时，你就会陷入绝对的孤独，就会感到那鼓鼓隆起的形态，只不过是被造成一种与铁的齿轮咬紧的齿轮形而已。凉风拂过，汗水蒸发……与此同时，肌肉的存在也消失了……但是，这时肌肉起了最本质的作用，它用肉眼看不见的坚硬的齿轮，嚼碎人们所相信的、暧昧的、相对存在的感觉世界，变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对象的、透明的力量的纯粹感觉。在那里，肌肉早已不存在，我好像处在透明的亮光似的力量感觉之中。

这种力量的纯粹感觉，我是在通过书籍或通过知性的分析也绝对无法捕捉到的，在那里，我发现了语言的真正相反物，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换句话说，它逐渐成为我的思想的核心。

……思想的形成，是从对不明确的主题，作各种不同的表述而开始的。就像钓鱼人试用各种钓竿，剑术家尝试用挥舞各种竹刀，最后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尺寸和重量的东西一样，思想形成之时，需要尝试着把某种尚未定型的观念，通过不同设想形成各种形状，最后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尺寸和分量，这才能掌握思想，思想才能成为自己的所有物。

当我领会到力量的纯粹感觉时，我有一种预感，仿佛这正是我的思想似的，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我在把它作为一种思想来掌握之前，就有一种愿望，与它尽情地戏耍一番。这种所谓戏耍，就是阻碍时间的迁延和凝固，而且，不断地朝向成形而作种种尝试，并且通过诸多的尝试，再次回到那个纯粹的感觉里，然后把它确定下来，恰似获得一块骨头的狗，受到骨头散发出来的本质性的好诱饵的香味的诱惑，就尽量延长受诱惑的时间，以便多与骨头戏耍一样。

其次，对于我来说换个比方，还有拳击、剑术，这点容后再述，且说力量的纯粹感觉的另一比拟，当然是向着拳头的一闪和竹刀的一击。因为拳头一闪的前方、竹刀一击的对象，正是由肌肉散发出来的、不可见之光的最灵验的确证。它是一种对肉体的感觉器官所及的、一纸之隔的、也可以说是“最终感觉”的探索性的尝试。

在那里，的确有“某种物体”隐藏在空空如也的空间里。即使拥有力量的纯粹感觉，离它也还差一步，何况知性和艺术性的直觉，都走不到它跟前十步二十步。的确，艺术可以以某种形式“表现”它吧。但是在表现上需要媒体，而我则认为这种媒体语言的抽象作用是妨碍一切的，因此，人们从“表现”这种行为本身的不确定性开始，是不可能用表现来获得满足的。

对语言的诅咒，当然会让人联想到表现行为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运用语言时，心中泛起希望能表现的那“无法形容的东西”会获得成功呢？那是文体上语言的绝妙排列，极度唤起读者的想象力时所产生的现象。不过，这时读者或作者都是想象力的同谋犯。而且这样的同谋犯的操作是要让作品这种“东西”里所没有的“东西”存在，人们满足地把它称为创造。

在现实中，语言本来是作为按照理性法则把具象的世界的混沌加以整理，并带着抽象化作用的武器出场的。不过，反过来利用它的抽象化作用，只运用语言让具象的物的世界呈现在眼前，就犹如逆流的电流，这是表现的本质。如上所述，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美丽“语言的变质”，那也是同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所谓表现，就是回避事物，并创造事物。

想象力这个词，不知庇护了多少懒汉。想象力这个词，何等美化了不健康的倾向，这种逃避的倾向置肉体于不顾、让灵魂无限地接近真实。对他人的肉体痛苦感同身受，这种是想象力感伤性一面的恩惠，人们是多么想回避自身肉体的痛苦啊！另外，想象力是多么一视同仁地把精神性的苦恼这种相当难以衡量其价值高低的东西，加以崇高化啊！于是，这样的想象力的越权，与艺术家的表现行为结为同谋时，就形成了作品这种“物”的虚构，这诸多的“物”介于其间，就反过来扭曲并修正现实。结果，人们只能像接触影子一般，不一定会感到接近自己的肉体的痛苦吧。

隐藏在拳头的一闪、竹刀一击的对象里的东西，与语言表现截然相反，是具体事物本质的、实在的精髓。在任何意义上，这都不是影子。拳击的对象、竹刀的刀尖所刺的对象，绝对拒绝抽象化（更全面拒绝抽象化的具体表现），这时灵验的实在，就会突然抬起头来。

那里正是隐藏着行动的真髓和力量的精髓。因为这种实在被简单地称为“敌人”。

敌人与我都是同一个世界的居民，我观望时，也被敌人所观望，敌人观望时，也被我所观望，而且这种对峙不仰仗任何想象力的媒介，彼此都是属于行动和力量的世界，也就是“被观望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敌人都不是观念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到达观念的境界，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攀登语言表现的阶梯，由于只顾注视观念，可能会看不见光明，但是观念绝不会回首顾盼我们。观望的每一瞬间同时被回头看的世界没有赋予语言表现的闲暇。表现者必须身处在那个世界之外。这样一来，那个世界全体都不会回顾表现者，因此，表现者被赋予闲暇，可以观看，并且可以运用语言慢慢地加以表现。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到达“回顾实在”的本质。

隐藏在空空如也的空间里的拳击一闪、竹刀一击的对象，那个回眸凝视着我这方的敌人，才是“物”的本质。观念绝不回眸、绝不回头看物体。语言表现的一方，透过所获得的虚构的物（作品），理应可以看到观念在摇曳；行动的一方，透过所获得的虚构的空间（敌人），理应可以看到物在摇曳。于是，对于行动家来说，那个所谓物就是不通过想象力的媒介，逐渐逼近过来的死的姿态，对斗牛士来说也就是黑色的牡牛。

尽管如此，如果它不是在意识的极限里出现，我就不能轻易地相信它，我模模糊糊地感到作为意识的肉体性保障，只有受苦。在痛苦中的确有某种光辉，它与隐藏在力量中的光辉具有深深的亲缘关系。

所有行动的技术，如果不是通过反复修炼，沾染上无意识界，就不会发挥任何效力，这是谁都经历过的。不过，我的兴趣同它多少有些不一样。就是说，一方面将我的意识的纯粹实验的意欲赌注，放在肉体＝力量＝行动这一直线上，另一方面，又通过沾染了无意识的反射作用，将自己的肉体的纯粹实验的热情赌注，放在肉体发挥最高难度伎俩的瞬间上，这两种相反的赌注的接合点，即意识的绝对值与肉体的绝对值完全相连的接合点，对我才具有真正的魅力。

本来，通过麻醉药或酒精使意识混乱，并非我所希望的。我的兴趣只在意识明晰的情况下，探索到最后，会在哪个无法知晓的一点上转化成无意识的力量。如此，把意识维持到最后的确确实实的证人，除去痛苦还有其他吗？的确，意识与肉体的痛苦之间存在相互的关系，把肉体的痛苦当作维持到最后的确确实实的证人，也不会有什么比意识更合适吧。

所谓痛苦，往往是肉体意识的惟一保证，也许是意识的惟一的肉体式表现。随着拥有肌肉、拥有力量，我体内逐渐萌生积极的受苦的倾向，越发深切地关心肉体的痛苦。但是，请不要认为它就是想象力的作用。因为这是我用肉体从太阳与铁那里直接学来的。

拳击手套也罢，竹刀也罢，出手打击的瞬间，与其说是直接攻击敌方的肉体，莫如说越准确地击中对方，自己就越感到仿佛接受了还击拳，这点，大概许多人都曾体验过。自己出手打击，凭自己的力量使空间产生了一个洼陷。这时敌方的肉体，准确地填补了这个空间的洼陷，准确地接受这个一模一样的洼陷的形态时，打击就成功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为什么这种打击会成功呢？那是因为打击选择了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空间。这种选择、这种判断，是从抓住敌方瞬间显示出的空隙开始，直到这个空隙显示之前，自己已经直觉到了这个空隙的缘故。这种直觉是自己无法知道的某种东西，是经过漫长的修炼过程才领会到的东西。如果待看到之后就迟矣。就是说，隐藏在剑尖前方空间里的某种东西，待它形成一种形态之后再出手就晚了。于是，在它形成形态的瞬间，自己一方必须让它恰如其分地陷入自己已经准备好的、自己指定的、创造的空间的洼陷里。这才是一对一的格斗胜利的瞬间。

创造肌肉的过程是力量制造出形态，形态制造出力量的缓慢经过，战斗方酣，以肉眼看不见的特快速度反复进行着。力量的放射，使形态崩溃，又继续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形态。我看到了正确的美的形态战胜丑陋的不正确的形态。在形态的扭曲中一定存在空隙，从那里放射出来的力量的光线是混乱的。

敌方败北时，是因自己的形态顺应我所指定的空间的洼陷而失败，这时候，我的形态必须维持正确的美。于是，形态本身必须隐秘着极度的可变性，必须柔软无比，几乎像流动体在一瞬间描绘出来的雕刻。持续的光线必须像持续流动的水保持喷泉的形态那样，描绘出一种形象来。

于是，付出那么漫长的时间所作的太阳与铁的修炼，就是创造这种流动性的雕刻的作业，于是修炼成的肉体既然严密地属于生，那么就要罄尽一瞬间一瞬间的光辉，让它落在其所有的价值上。正因为这样，人体雕刻才以不朽的大理石，纪念着一瞬间的肉体的精华。

因此，死才在紧前方，一瞬间接着一瞬间地熙熙攘攘。

我确实感到在逐渐掌握对英雄主义内涵的理解。把所有的英雄主义都看成是滑稽东西的犬儒主义，一定存在肉体性的自卑感的影子。对英雄的嘲笑，肯定出自男人之口，以为自己在肉体上是不符合英雄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性地操纵着普遍的、虚有其表的、理论的语言表现，不表现笔者的肉体的特征（至少是社会上一般认为没有表现），这是多么不老实的事啊！我过去也不曾从被称为英雄的、拥有般配肉体资格的男人嘴里听到过他们发出对英雄主义的嘲笑。犬儒主义一定与柔弱的肌肉或过剩的脂肪有关，英雄主义和强大的虚无主义与经过锻炼的肌肉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所谓英雄主义毕竟是肉体的原理，同时又归于肉体的强壮与死的破坏两相对照的缘故。

自我意识要粉碎发现的滑稽，只要有肉体的说服力就足够了。因为在优秀的肉体里，有悲壮的成分，却丝毫没有滑稽的东西。但是，最终从滑稽中拯救肉体的，才是健全强壮的肉体的死的要素，肉体的品格必须依靠它来支撑。如果斗牛士的职业与死毫无关系的话，那么他那身华美的、幽雅的衣裳该是多么滑稽啊！

然而，当运用肉体试图探索最终感觉时，胜利的瞬间在感觉上往往只是浅薄的东西。所谓敌人，所谓“回顾实在”，最终正是死。如果说谁都不能战胜死亡，那么所谓胜利的荣光，就只不过是纯现世的荣光的极致而已。倘使是这样的现世的荣光，那么我们运用语言艺术的力量，未必就不能多少获得一些类似的东西。

但是，优秀的雕刻，比如德尔斐[Delphes，希腊古城，最重要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所在地。]的青铜驭手像，是尊不朽的作品，如实地表现了胜利者的瞬间的荣光、自豪和腼腆。在距这尊胜利者像不远的前方，逼将过来的就是死的姿影。它同时象征性地提示着雕刻艺术的空间性的限度，暗示着人生最高的荣光的前方，只有衰退。雕刻家惟有不揣冒昧地试图捕捉生的最高的瞬间。

如果说肉体的严肃性和品格，只在于其内涵的死的要素的话，那么要到达那里的捷径，理应是与痛苦的背面、受苦的背面、作为生的确证的持续意识的背面息息相通的。于是，如果发生激烈的死和隆起的肌肉两者巧妙结合的事件，那就只能认为这是基于宿命这种美学的要求而发生的。不过，众所周知，宿命极少听取美学的要求的。

虽说我少年时代并不是不知道各种肉体的痛苦，但是由于少年那混乱的头脑和过敏的感受性，与精神的苦痛混杂在一起了。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扛着三八式枪从强罗到仙石原，再越过乙女山岭来到富士山山脚下的原野这样的行军，的确是很艰苦的。不过，我在这受苦中，只顾发现被动的精神性苦痛。我身上缺乏一种主动寻求痛苦、主动承受痛苦的肉体性的勇气。

作为证明勇气的受苦，是遥远的原始的成年仪式的主题，不过，所有成年仪式又是死与复活的礼仪。勇气，尤其是肉体性勇气，隐藏着意识与肉体彼此深深的相克，人们早已把它忘却。乍看意识仿佛是被动的，而行动的肉体才是“果敢”的本质似的，然而肉体性勇气的戏剧里，它的作用实际上是相反的。肉体一味向自我防卫的机能后退，惟有明晰的意识掌管着促使肉体飞翔的自我放弃的决定。这种明晰意识的极限，就成为自我失落的最强烈的动因。

承受痛苦，经常是肉体性勇气的任务。也就是说，所谓肉体性勇气，就是理解并试图体味死的嗜欲之源，这才是对死的认识能力的第一条件。书斋的哲学家如果与死的认识能力的前提条件肉体的勇气无缘，那他无论怎样反复思考死的问题，最终也是不可能掌握一鳞半爪关于死的本质的。我要事先声明一下，我是在说有关“肉体性”勇气的事，这与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知识分子的勇气是毫不相关的。

尽管如此，我生活在竹刀已经不再直接象征剑的时代，坐着迅速拔出的真剑，只是斩斩空间而已。剑道里虽然凝聚着所有男子汉的美，但是这种男子汉在社会上已属无用。这与只依据想象力的艺术无多大的差别。我憎恨这种想象力。对我来说，所谓剑道必须是不容许一切想象力介入的。

再没有比梦想家更憎恨在梦想的过程中形成的想象力的了，深知这点的讽刺家们，可能会窃笑我的自白。

但是，总有一天我的梦想是会成为我的肌肉的。在那里生成、在那里存在的肌肉，任凭他人怎样发挥想象力都是许可的，但却已经不许我自身的想象力从旁干涉，以至让我迅速了解到我所看到的人们的世界。

倘使成为他人的想象力的诱饵，自己不拥有一切想象力就是肌肉的本质的话，那么我就想进一步在剑道中寻求自他都不留有想象力余地的纯粹行为。有时我觉得这种愿望是能够实现的，有时却又觉得不能实现。总之，它就是战斗、疾驰、呼喊的力量。

沉重、昏暗、总是均匀的、安静的肌肉群，是怎样了解行为上狂热的瞬间的呢？我热爱在任何精神性紧张的高潮中，都像不间断的潺潺溪流般的、意识的清冽。我已经不能认为：狂热的赤铜，总是受意识的银所支持，这惟独是我知性的特性。它狂热，它才是促使狂热的真正理由。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相信：拥有静静结构的、巧妙沉默的、强有力的肌肉，才是我明晰的意识的根源。这种偶尔击不中防护具的打击，给肌肉带来疼痛，这种疼痛会立即压制住痛苦，进而产生一种坚韧的意识，紧张呼吸的痛苦会产生一种克服狂热的劲头……我就这样窥视到与长期以来给我恩惠的那个太阳不相同的另一个太阳，它是充满阴暗的火焰的另一个太阳，激情绝不曝晒人的肌肉，且拥有更异样的光辉的死的太阳。

于是，对于知性来说，比第一个太阳更加危险的第二个太阳，从本质上说，这是危险的。这种危险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使我感到高兴。

……那么，我在其间又是怎样与语言打交道的呢？

我已经使我的文体和我的肌肉相称，因此文体变得柔和、自在，类似脂肪的装饰被剥去。也就是说，肌肉式的装饰在现代文明中即使无用，但为了威信和美貌，依然需要这种装饰被精心地维持下来。我不喜欢只有功能性的文体，如同不喜欢只是感觉性的文体一样。

然而，那是一个孤岛。我的肉体等同于孤立，我的文体也处于孤绝的境地。我的文体不是接受的文体，而是一味拒绝的文体。我格外重视格式（尽管我自己的文体不一定如此），喜欢像冬天武士住宅门前的台阶板那样的文体。

当然，这样的文体日渐背离了时代的好尚。虽然我的文体充满对句，具备那种老派作风的堂堂的分量，并且也不乏品格，但是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保持典礼式的庄重步伐，就连通过他人的寝室也要以同样的步伐走过去。我的文体像军人那样，总是挺着胸膛。于是，就蔑视他人那种或驼着脊背、或斜着身子、或弯着膝盖、更甚者或摇晃着腰板似的文体。

我并不是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不打破姿态就看不见的真实。但是，那还是让他人去尝试吧。

我体内开始有一种企图，那就是要悄悄地使艺术与生活、文体与行动伦理统一起来。如果文体与肌肉和行动规范相似的话，那么其机能显然要对想像力的放肆加以抑制。其结果被抛弃了的真实就不值得一提了。另外，文体巧妙地甩开混沌和暧昧的恐怖与战栗，在这方面我是不介意的。我决定从真实中，只采用一定的真实，我无意要网罗万象的真实。敢于抛弃软弱的丑陋的真实，对于想象力的沉溺给人以病态的影响，则要留心运用精神上的一种外交辞令，与它进行交涉。但是，轻视它的影响或等闲视之，这显然是危险的。肉眼看不见的想象力的病态性伏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建成的文体的城墙外侧前来进行卑鄙的夜袭呢。我夜以继日地站在城墙上看守。在无边无际的广袤的夜间旷野上，竟燃烧着一点活像信号似的红色火焰。我以为它是篝火。果然，过不多久，那篝火就熄灭了。我有作为捍卫武器的文体，它对抗着想象力及其幕后操纵者。不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如果是在海洋上，那我就会要求自己的文体像二等航海士那样通宵紧张地看守着。我最讨厌败北。自己会不会被侵蚀，会不会被感受性的胃液从内部烧烂，最后丧失轮廓、融化，整个被液化，并且环绕着自己的时代与社会也全都变成那个样子，还不断地使文体适应它，可能会有这样的败北吗？

众所周知，带有讽刺性的，却是艺术作品偏偏就从那样的败北与精神上的死的正中，造就出杰作来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这种杰作是艺术的胜利，但它也是没有战斗的胜利，是艺术独特的不战而胜。胜利也罢，败北也罢，我所寻求的东西是战斗本身，在我心中是没有不经战斗而败北的，更何况不经战斗而胜利呢。另一方面，我也知悉，一切战斗本身都拥有艺术的虚伪的性质。如果我必定希望战斗，就需要在艺术上构筑防卫的堡垒，就必须在艺术上出击。自己就必须在艺术上是个好的卫戍战士，在艺术外是个优秀的战士。我的生活目标，就是向着获得作为一名战士的种种资格而努力的。

过去我认为并且说过，正是在战后所有的价值颠倒的时代里才应该恢复“文武两道”这种古老的德目[将道德进行分类的名目，如仁、义、信等。]。此后不久，我对这德目就不太关心。随之我开始渐渐从太阳与铁那里领会到（不仅要用语言描摹肉体）要用肉体去描摹语言的秘法。在我的体内，两极性保持平衡，就像直流电给交流电让位那样。我的构造从直流发电机变成交流发电机。而且，在自己体内潜藏着绝不相容的东西，乍看向相反方向交互流动的东西越来越大，表面上似要使自己分裂，实际上是在每一瞬间思考着创造出不断地被破坏，却又不断地再复苏的活生生的平衡，这种矛盾性的自我包容，总是在自我内部准备着相对抗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我的“文武两道”。

我一直关心文学的相反原理。这样，对我来说，这种关心已开始成为有结果的东西。对死的燃烧般的希求，绝对不与厌世和无力联系在一起，反而同充沛的力量和生的顶峰的光辉和战斗的意志联结起来。如果说，在这里有“武”的原理，那么恐怕就再也不会有比这种东西更反文学的原理了。所谓“文”的原理，就是死逐渐被压抑，秘密作为动力被利用，力量一味献给虚妄的构筑，生总是被保留、被库存起来，同死作适度的混合，被施以防腐剂，被花费在保持令人毛骨悚然的永生的艺术作品的制作上。毋宁说，这样说吧：所谓“武”，就是花与凋落，所谓“文”就是培育不朽的花。而所谓不朽的花，也就是假花。

这样，所谓“文武两道”，就是凋落的花和不落的花兼而有之，这是人性最相反的两种欲求，以及为实现这种欲求的两个梦，把这两个梦集于一身，就是“文武两道”。于是，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一方是实体，那么另一方必须是虚妄，所谓通晓这两种东西的本质，知悉其源泉，给予其秘密，就是一方悄悄地破坏另一方的最终的梦。也就是说，当“武”把自己当作实体，把“文”看作是虚妄时，它将自己的实体最终的证明的权限，委托于虚妄之手，将梦寄托在利用虚妄上，这样，叙事诗就写成了。另一方面，当“文”把自己当作实体，把“武”看作虚妄时，它就会在自己最终的虚构世界的顶峰，再次梦见那个虚妄，自己必须察觉到：自己的死已经不被虚妄所支撑，在自己工作的实体之后，连接着作为实体的死。这就是终于造访不再活着的人的可怕的死。不过，他最终可以梦见不是这种死的那种死，它是存在于作为那虚妄的“武”的世界里。

所谓破坏这个最终的梦，就是逐渐知道这样一个秘密：“武”所梦见的虚妄的花，终究只不过是一朵假花而已。“文”所梦见的被虚妄支撑的死，也不是什么恩宠的死。就是说，在“文武两道”里，所有梦的救济都断绝了，本来彼此都绝不互相道破的一对秘密，彼此看穿了对方的真面目。必须一身拥有死的原理的最终破绽，以及生的原理的最终破绽，而从容自若。

人能凭着这样的理念而活吗？不过所幸的是，绝对形态的“文武两道”极其稀罕，因为这种理念即使得到很好的实现，也只是一瞬间就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互相侵犯的最终的一对秘密，纵令以不安的形态，不断地被意识到或被预感到，直到死也是不可能得到证明机会的。身兼“文武两道”的人，在死的瞬间，正是其“文武两道”那无救济的理想试图实现的瞬间，这时总会有来自某一方面背叛这种理想吧。将他束缚在这种理想的毫不留情的认识里的，就是生本身的力量，因此，当死来到眼前时，他就会背叛这种认识。不然，他就无法忍受死。

但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同任何认识戏耍。它证明着运动游戏的每时每刻的死，和此后再复苏的爽快感。不断地濒临破灭，又不断地获得均衡，这才是认识上的胜利。

我的认识总是在打呵欠，因为它只对格外困难的和几乎不可能解决的命题才感兴趣。毋宁说，惟有危及认识本身那种危险游戏才能吸引认识。就像游戏过后洗个凉爽的淋浴感到清爽一样。

过去，我探索一个胸围一米多的男人，曾把认识的目标放在他对于围绕着他的外界是怎样一种感受这个问题上。对认识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棘手的课题。为什么呢？因为认识本来就是把诸多的感觉和直观当作线索，拨开黢黑而进入境界的。可是，就在这种时候，那些线索全部被夺走，认识的主体在我这边，必须让对方成为总括性的存在感觉的主体。

试想一下，所谓胸围一米宽的男子的存在感觉，这本身就必须是世界总括性的东西，对于作为认识对象的这个男子来说，有必要把除他以外的所有一切（也包括我），变形为他的感觉性外界的客体，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进一步使这种总括性认识倒流，那他就不可能把握其正确的形象。这也就是说，酷似企图认识外国人的存在感觉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只能援用诸如人类的、普遍人性的、进而总括性的抽象概念，以假设的尺度去衡量。然而，它终究不是严密的认识，而只不过是把最终不可知的要素原封不动地放置一边，然后从其他共同的要素加以类推而已。这种做法使问题落空，“真正想知道的事”被保留了下来。不然，想象力就会抢风头地出现，用各种诗和幻想来装饰对手吧。

——但是，突然间，所有的幻想都消失了。无聊的认识只追求不可解的东西，后来，突然间，这个不可解瓦解了……胸围一米以上的男子却原来是我自己。

过去以为是在彼岸的人，如今已和我在同一岸上。已经没有谜，谜只在于死。于是，这样没有谜的状态绝不是认识的胜利，因此我的认识的自豪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闹别扭的认识又再次开始打哈欠，再次开始卖身给曾经是那样憎恨过的想象力。于是，永远属于想象力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死。

然而，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前来夜袭的病态的想象力带来官能性的、放肆的感觉性的沉溺，而那种想象力的渊源一切都在于死的话，那么光荣的死与这种死有什么不同呢？浪漫的死与颓废的死有什么不同呢？文武两道那苛刻的无救济，可能会告诉你这些毕竟是同样的东西。并且会告诉你那只不过是文学上的伦理、行动上的伦理，是为了抵抗死与忘却的这种变幻无常的努力吧。

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归结于有无把死当作“能看见的东西”这种名誉观念，以及有无基于这种观念的死的形式上的美的形象。也就是说，有无走向死亡状况的悲剧性和走向死亡的肉体美。人就这样在出生这个问题上，同等地接受天生的不平等、非常幸运和非常不幸之差别，并且在“美丽的死”的这个问题上不平等地注定幸与不幸。只是由于现代人在生或死方面几乎没有像古代希腊人那样希望美美地生和美美地死这种希求，因此这种不平等就被模糊化了。

男人为什么只有通过壮烈的死才与美发生关系呢？在日常生活中，男人深深受到社会性监视，绝不与美发生关系，如果只凭男性的肉体美，就会被看成是无媒介的客体化而遭到蔑视，一直以来，男演员这种职业绝不会获得真正的尊敬。男性被课以如下的美的严密法则，即男子平时是绝对不容忍自己客体化的，只有通过最高的行动才能客体化，那大概就是死的瞬间，即使实际上无法看见，也允许虚构“能看见”，只有这一瞬间才被允许作为客体的美的存在。特攻队[特攻队，特别攻击队的简称。日本于二战末期，用飞机或载人鱼雷等冲撞敌舰而编成的陆海军部队。]的美就是这种美，它不仅是精神性的美，也是一般男性认为的超性爱的美。而且这种时候成为媒体的，是常人企盼不及的壮烈的英雄行动。因此在那里，如果无媒体介入，客体化就不能成立。这样，对于传播美的最高行动的瞬间，语言再怎样接近它，它也只能停留在近似值上，宛如飞行物体永远赶不上光速一样。

不，现在我想说的，不是关于美。关于美的事，是要把它作为浸透式的问题来谈论的，我并不希望采取这种形式来谈论问题，我想使各种观念更像坚固的象牙色子那样地排列起来，限定它们各自的作用。

且说，我发现想象力的渊源在于死。虽然我日夜担心想象力的侵犯而需要加固防备，但是我想反过来利用少年时代以来不断折磨我的想象力，并使它转化，试用它作为反攻的武器，这是很自然的吧。然而，在艺术上，我的文体早已到处筑起堡垒来阻止那想象力的侵犯，因此我要那样反击的话，就必须在艺术外的领域里进行。这就是我之所以开始对“武”的观念感到亲近的缘故。

少年时代，我常常凭依窗际不断地期待着远方会飞来成堆的奇祸。虽然明知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世界，却不能不盼望世界自己改变过来。世界改变面貌对少年的不安来说是迫切需要的事，是每天所需的食粮，没有它就不能生存下去的某种东西。世界改变面貌这种观念，对于少年的我来说，就如同睡眠和一日三餐一样的必需品，我以这种观念为母胎，培育了想象力。

后来，世界似改变了，又像没有改变。纵令世界改变成像我所盼望的那样，也会在改变之后马上丧失它那丰润芳醇的魅力。在我梦想的尽头的东西，总是极端的危险和悲惨的结局。我不曾梦见过一次幸福。最适合我的日常生活的，就是每天的世界破灭，我感到最难生存的非日常性的感受，正是和平。

只是，我缺乏对付这种环境的肉体条件。我明显地露出一种不知道抵抗方法的感受性，只是期待着奇祸的到来。当它到来的时候，我不想与它战斗，只想把它接受下来。

过了很久，我发现这个最颓废的少年的心理生活，如果能够幸运地支撑着他的力量和战斗的意志的话，那么他就会过着武士模样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令人目眩的发现。那时候，我就能够有机会反过来运用这种想象力，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死是日常性的，同时又是不言自明般的生活。对我来说，如果这种生活是惟一的“自然的世界”，而且这种自然通过人工的构筑最终是不能获得，然而通过极其非独创性的义务观念，反而轻易地获得，那么自然而然，我就会逐渐被这种诱惑所吸引，甚至企图把自己的想象力改变成义务。恐怕不会有比对死、危机和世界崩溃的日常性的想象力转化为义务的瞬间，更是令人目眩的瞬间。但是，为此必须培养肉体、力量、战斗意志和斗争技巧，只要用过去培养想象力的同样手法去进行培养就足矣。因为想象力、剑都是培养对死的亲近的技巧。而且，这两种东西都是越尖锐就越能把自己引向毁灭的方向。

磨练对死和危机的想象力，和磨剑有同样意义。回想起来，这种任务老早以前就从远方呼唤着我。也许是由于我无能和胆怯，故意避开了。我每天都把死放在心上，面对可能的死，收敛着一个个瞬间，把对最坏事态的想象力放在同对荣光的想象力一样的位置上……如此，我把长久以来在精神世界里进行的工作转移到肉体的世界就够了。

如前所述，为了接受这种粗暴的转化，即使在肉体的世界里，我也常备不懈地时刻摆出一副随时都能够接受的态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一切都可能回收”的理论。它证明了连和时间一起每时每刻都在成长，又每时每刻都在衰退，被封闭在“时间”里的犯人——肉体也可能回收。因此，我产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连“时间”本身也可能回收。我产生这种想法也是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吧。

对我来说，“时间可能回收”，意味着过去不可能完成的美丽的死将立即成为可能。而且，我在这二十年间，学习了力，学习了受苦，学习了战斗，学习了克己，学习了带着喜悦来接受这一切的勇气。

我开始梦想拥有作为一名战士的能力。

……谈论不需要任何语言的幸福，是相当危险的事。

不过，从上述情况来看，是可以容易理解的，即要招徕我所称的幸福，就需要满足诸多极其麻烦的条件，需要履行极其复杂的手续。

后来，我度过了一个半月的短暂的军旅生活，它给我带来了多彩的幸福片断的闪光，其中也体味到最无意味、最非军队性的瞬间那种难以忘怀的完全的幸福感。我想我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这种幸福感写出来。尽管是在军队这个集团里，但这种至高无上的幸福感，就像迄今总在我人生道路上出现的情景那样，经常袭击着孤身只影时的我。

那是五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初夏的傍晚。我属于伞兵部队，这天的训练结束后，我独自一人去洗澡，在回宿舍的途中。

只见黄昏的天空着上了蔚蓝和桃红色，一片草坪活像翡翠在闪烁。我走的小路四周，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当年旧骑兵学校古老而雄伟的思乡式的木造建筑物。当年的备用马场已成为现在的体育场，当年的马棚已成为现在军队内部的小卖部。

我穿着一身运动服——今天刚发下来的白色棉织品长运动裤、运动鞋和运动背心。连那运动裤的裤腿边也被土弄脏，这也给我带来了一种幸福感。

今早进行操纵降落伞的训练，我入浴后，胳膊还隐隐作痛，再加上连续从距地面十一米高的跳塔做跳伞训练，这是我头一次的体验，把身子抛向空中时那种极其稀薄的感觉、就像薄纸般易破而透明的感觉，还残留在我体内。接着就是体力基础训练和长跑的急速的深呼吸，化为一股慵懒的感觉传遍了全身。枪和所有武器就在身边。我的肩膀随时准备着当枪架使用。今天我在草地上使尽浑身解数地跑动，躯体晒成金黄色，在夏天的阳光下，我望着下面十一米的地面上的人影，与这些人的脚鲜明地联结在一起。我预见下一个瞬间我的影子将落在那里，与我的身体并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像地面上一洼黑水似的孤立在那里。于是从银色的塔顶纵身向空中跳去。显然，那时候我从我的影子、我的自我意识中解放出来了。

我的一天尽可能地被肉体和行动所占领。有惊险、有力量、有汗水、有肌肉，到处充满了夏天的青草，微风扬起了一阵阵土路上的尘埃，夕照渐渐西斜，我穿的是长运动裤和运动鞋，从那里极其自然地信步而行。这正是我所期盼的生活。我尽情地沉浸在夏日黄昏的体育之美中，穿过古老的校舍和校园里栽种的树丛之间的路，孤独的、粗糙的体操教师的这一刻确实是属于我的。

在那里，仿佛有一种精神的绝对闲暇、一种肉体至高无上的清福。夏天、白云和课业终了后的天空，办完某事后所感到的虚空的蔚蓝，从林木缝隙间筛落的日光所渗出的忧愁的色彩，以及感到与这一切很般配的幸福，诱我陶醉了。我的确存在！

这种存在的手续是复杂的。对于我来说，那里诸多崇拜的观念，不通过任何语言，与我的肉体和感觉直接结合。在那里什么都不缺，有军队、体育、夏天、云彩、夕阳、夏草的碧绿、洁白的体操服、尘埃、汗水、肌肉，甚至连极微量的死的气味，一应俱全。这种拼图玩具连一块木片也不缺。我完全不需要他人，从而也不需要语言。这个世界是由天使般的纯粹观念要素组成的，夹杂物一时被推到彼方、犹如夏天灼热的肌肤感受到沐浴的凉水，洋溢着与世界融合在一起的无边际的喜悦。

我所说的幸福，说不定就与人们所说的危机是在同一个点上。我不通过语言而融合，缘此，我所感受到的幸福世界也就是悲剧的世界。在那瞬间，悲剧当然还没有形成，但已孕育着一切悲剧的因子，内涵着破灭，它确实是个缺乏“未来”的世界。不过，我已完全取得在那里居住的资格，这种喜悦显然就是我的幸福的依据。我感到不是通过语言而只是一味通过肉体的教养，才取得那里的通行证，这就是我感到自豪的依据。只有在那个世界里，我才能悠然自得地呼吸，那是一个完全缺乏日常性、完全缺乏“未来”的世界，这个世界正是我从这次战争结束以来，带着烧焦了似的焦躁情绪，不断地追求的世界。然而，语言绝不会给我，岂止不会给我，毋宁说它还鞭打我，让我远离那里，一定要远离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破灭的语言表现，也都属于艺术家的“日常的工作”。

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本来的那个时代里这样没有明天的莫大悲惨的结局，活像浮在热牛奶上的一层奶皮，覆盖在装满奶的茶碗边缘上，但我没有资格喝干这碗奶。其后通过漫长的磨练，当我取得完全的资格而返回来时，不知谁人早已把牛奶喝光，露出了冰凉的茶碗底，这时我已四十多岁了。于是，我感到困惑的是：能够治愈我干渴的东西，惟有早已被某人喝光了的这份热牛奶。

我在做梦，一切都是不可能回收的。时间也是不能回收的，但回想起来，我的生活方式是企图反抗时间本质的不可逆转性，这种生活方式，难道不是我在战后开始试图冒犯所有的常理而活着的最典型的态度吗？如果能像大家所相信的那样，时间当真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此刻能够在这里这样生活着吗？我在自己的内部有充分的理由作这样的反问。

我概不承认自己存在的条件，而使自己负担起别的存在的手续。本来，保障我的存在的语言，既然限制着我的存在的条件，那么所谓“别的存在的手续”，不外乎是主动投向唤起语言辐射的影像，也就是通过语言从创造者逐渐过渡到被创造者，以通过巧妙细致的手续，确保一瞬间的存在的影像。惟有在短暂的军旅生活的、孤独的被选择的一瞬间，我才存在。我之所以能够存在，诚然是符合道理的。我的幸福感的依据，显然是在于过去腐朽而遥远的语言投下的影子所结成的影像上，即使是一瞬间，自己也化身了进去。但是，保障它的已经不是语言。在拒绝语言保障存在的地方产生的存在，必须由别的东西来加以保障。这种别的东西，正是肌肉。

不消说，这种带来强烈的幸福感的存在感在下一个瞬间瓦解了。但是，惟有肌肉明显地避免了瓦解。麻烦的是，要认识肌肉能避免瓦解，仅凭存在感觉是不够的，自己的肌肉只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不过，严格地说“看见的东西”与“存在的东西”是背反的。

自我意识与存在之间的微妙的矛盾，开始使我感到苦恼。

尽管如此，如果试图使看见的东西与存在的东西同一化，尽量使自我意识的性格变成向心性，这是有利的。一味使自我意识的眼光朝向内面与自我，使自我意识全然忘却存在的形态，人就会像埃米尔[Henri Frédéric Amiel（1821—1881），瑞士哲学家、诗人、评论家，他以自我分析的杰作《私人日记》而闻名。]日记中的“我”，能够确实存在。但是可以说，它就像一个从外面都能看见其整个核心的透明苹果，是一种奇怪的存在，而惟有语言才能成为保证这种情况的存在。这就是模范的、孤独的、富有人性的文学家。

然而，人世间也有与存在的形态相关的自我意识。对于这种自我意识来说，看见的东西与存在的东西的背反是决定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如何才能从通常被红色不透明的果皮裹住的苹果的外侧看见苹果的核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是从外侧观察这种红色的光洁可爱的苹果的目光，如何才能如实地钻进苹果内里，成为它的核心的问题。于是，看起来这方面的苹果必须是彻底健康的、着上红色的、平凡的苹果。

我们接着以苹果来比喻吧。这里有一个健康的苹果存在。这个苹果如果不是通过语言而开始存在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像埃米尔所说的，是从外侧可以看见整个核心的奇怪的苹果。苹果的内侧理应是完全不可能看见的。于是，苹果的中心、被果肉封闭着的核心，在苍白的黑暗中看不见，浑身颤抖、焦躁不安地盼望着如何才能亲眼确认一下自己是实实在在的苹果。苹果理应是确实的存在，可是，对于核心来说，它觉得这种存在还不够充分，如果语言不保证它，那就只好由眼睛来保证。事实上，对于核心来说，所谓确实的存在形态，就是存在而且看见。但是，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用刀子从外侧切入内部，把苹果切成两半，让核心暴露在亮光中，也就是让它与被切开两半而摇晃着的苹果的红色表皮，同等地享有亮光，同等地暴露在亮光中。这时候，苹果究竟能作为一个苹果继续存在下去吗？已经被切开的苹果的存在变成了部分，为了看见苹果的核心，就牺牲了完整的存在。

当我知道完整的存在感在那一瞬间之后就瓦解，不是用语言，而是只能用肌肉来保障时，我已经身负着苹果的命运了。的确，我的眼睛能够在镜子里看见我的肌肉了。但是，只看见而不能接触到我的存在感，其根本是与那个幸福的存在感之间依然保持着不可测的距离。如果不迅速埋没这个距离，恐怕就无望唤醒那个存在感吧。就是说，我赌以肌肉的自我意识，宛如苹果的盲目的核心，只保障存在的东西，就在自己四周挤来挤去，是一派苍白的果肉的黑暗。正因为这样，这是无法满足的，它受到无以名状的焦躁所驱动，甚至感到早晚将不得不破坏存在，这是它渴望存在的确证。没有语言，只是观看，这是一种激烈的不安！

却说，本来自我意识的目光是向心的，习惯于通过语言的媒体，监视不可看见的自我，因此像肌肉那样，对可看见的东西不寄予充分的信赖，肯定会冲着肌肉作这样的号召：

“的确，你不像是一种假象。那么，请让我看看它的机能。希望你显示出你是活着的、活动着的、是发挥本来机能的、完成本来的目的。”

于是，按照自我意识的要求，肌肉开始活动，不过，为了使其行动确实存在，就需要进一步使肌肉的外侧设有假想敌，而为了使假想敌确实存在，就必须冲着我的感觉领域进行猛烈的攻击，以便让爱唠叨的自我意识沉默下来。这时候，正是被要求而来的敌方的刀子，向着苹果的果肉，不，是向着我的肌肉深深地扎了进来。血在流淌，存在被破坏，大概是要通过这种被破坏的感觉，存在才能获得全面的保障，才能填满看见的东西与存在的东西的矛盾间隙吧……那就是死。

于是，我便知道军旅生活中某个夏天黄昏的瞬间幸福的存在感，正是只有通过死才能最终获得保障。

——当然，我也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预想的事，像这样特别定做的存在的根本条件，正是“绝对”和“悲剧”。我知道当我自身办理语言的别的存在的手续时，死就开始了。语言再怎么作细心的破坏的装扮，也与我的生存本能有着深深的关系，因为它属于我的生。本来当我盼望着“想活下去”，我才能有效地运用语言，难道不是吗？使我能继续活下去直至自然死亡的，正是语言，它原来就是“直至死的病”的缓慢的病菌。

我前面已谈过，武士所持有的幻影与我的亲近感，磨练对死与危机的想象力，如同磨剑一样的，我对这种任务产生了共鸣，它是以肉体当作媒体，使我的精神世界的所有比喻都成为可能。于是，一切与预想都没有差错。

平时军队里飘荡着的那种庞大的徒劳的印象，压倒了我。当然，日本非嫡系的军队具有这样不幸的特质，它在很大程度上有意被传统和荣光所疏远。

它宛如往巨大的电池里充电，不久又徒然地通过自家放电而枯竭，放电又充电，反复地操作，电力就永远无法被使在有效的用途上。为“一定到来的战争”这种庞大的假设而奉献一切，周到地编制训练计划，士兵们都很勤奋，但是，任何事都没有发生，空无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昨天处在最上乘状态的肉体，今天隐约呈现出衰退，老的一个接一个地被处理掉，年轻的接连不断地被补充进来。

现在我才领会到语言的真正效用。语言向对手施展的，才是现在进行时形态的虚无。在等待不知何时前来造访的“绝对”的当儿，也不知何时才终了的进行时形态的虚无，才是语言真正的画布。因为不玷污虚无、不浸染虚无，就像京都的友禅染[友禅染，指的是友禅印花，在丝绸等织物上染上花鸟、花卉等图案。日本近世由京都的宫崎友禅首创。]一样，现在依然用清澈的河水漂洗，不重染第二遍，以华美的色彩和构思给虚无着上彩色的语言，就这样一瞬一瞬间将虚无完全消费掉，又在这一瞬一瞬间固定了下来，语言终了，并留存了下来。语言被说出来时就终了，被写出时也是终了。通过终了的累积，生的连续感一刻一刻地中断，语言将获得某些力量。至少可以减轻一些压倒性的恐怖，这种压倒性的恐怖来自等待“绝对”的医师期间，那是候诊室的巨大的白色墙壁所施加的。与其玷污虚无的每一瞬间，使生的连续感不断中断，至少能起到宛如将虚无翻译为某些实质的作用。

显然，让事物终了这种力量，纵令是假设的也罢，在语言里是存在的。死刑囚所写的冗长的手记，就是一种咒术，它时时刻刻企图运用语言的力量，来结束大致上超越人类所能忍受的界限的、漫长的等候期间。

我们等待“绝对”期间，经常面对现在进行时形态的虚无，这时候，只留下选择尝试某种东西的自由。总之，我们必须准备。这种准备之所以被称为提高，乃是因为或多或少地潜藏着人类某种哀切的愿望，那就是人们总希望在人类中、在势必到来的未看见的“绝对”的图像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东西，哪怕一星半点。当然，自然而公正的欲望，就是希望自己的肉体或精神同等地接近这绝对的图像。

但是，这种企图一定全面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进行多次的任何激烈的训练，肉体都一定会逐渐走向衰退，再怎么积累语言的经营，精神也不会认识“终了”。语言一点点地终了，因此在通过语言丧失了生的连续性的精神上，已经无法分辨出真正的终了。

掌握着这个企图的挫折和失败的，正是“时间”，“时间”有时候极罕见地垂下恩宠，将这种企图从挫折和失败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所谓夭折这种东西的神秘的意味，希腊人把它称为受众神所爱者而羡慕不已。

然而，我已经丧失早晨的那张年轻人特有的脸，也就是丧失了经过昨日的疲劳而沉入水底，历经多么深沉的沉淀之后，过了一夜，天亮时分，能够再漂浮到水面上作生机勃勃的呼吸的那张早晨的脸。在这里有一种粗野的习惯，就是把这样一张早晨的脸，即自己的无意识的真实的脸，暴露在光辉灿烂的朝阳下，这是多么可悲啊！许多人会一直保持这种习惯。习惯留下来了，脸却不断地改变下去。于是，不知不觉间没有觉察到这张真实的脸荒废于思索与情念，拖着昨夜的疲劳宛如拖着枷锁。同时，也没有觉察到把这样一张脸暴露在太阳下的失礼行为。人们就这样丧失了“男子气概”。

就是说，有男子气概的战士的脸，必须是一张虚伪的脸，因为它必须是丧失了自然的年轻的晴朗之后，由一种政治学制造出来的。军队就是经常教导这种事的。所谓指挥官的早晨的脸，是人们能理解的脸，是人们可以从那里迅速发现每日行动基准的脸，是包藏住自己内心的疲劳、在任何绝望中都足以鼓舞人的乐观的脸，是不把个人的悲伤当作一回事、隐瞒昨夜所做的噩梦、洋溢着振奋的精神的虚伪的脸。于是，惟有它才是过分生动的、对早晨的太阳礼拜的男人脸。

在这方面，中年知识分子的脸，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多么丑恶，多么欠缺政治性啊！

我开始文学生活时，采取的方法不是如何表现自己，而是如何隐蔽自己，不得不感叹军队所拥有的军服的机能。语言的隐身蓑衣最上乘的就是肌肉，肉体的隐身蓑衣最上乘的就是制服。而且军服对于消瘦细长的肉体或腹部突出的肉体，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合身。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通过军服来概括人的个性更简单而明确的了。身着军服的男人仅凭这身军服，就会简单地被认为是战士。不管这个男人的性格和内心如何，也不管这个男人是个梦想家也罢，或是个虚无主义者也罢；是个宽容者也罢，或是个吝啬鬼也罢；也不管制服裹住的这个人在精神上打开了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空洞也罢，或是一个充满多么俗恶的野心的人也罢，只是一味简单地把他看成是战士。这身服装早晚会被折叠起来，或被枪弹穿透，或被鲜血染红。这种情况，的确很适合于自我证明一定走到自我破坏这一肌肉的特质。

……话虽如此，但我绝不是个军人。军人这种职业是相当技术性的，它比任何职业都更需要漫长而周到的教育，而且为了不丧失已经学会的东西，他们恍如钢琴手为了不丧失那精细的技巧，必须天天练习。我仔细地观察并学习他们那种一刻也不松懈地积累修炼的精神。

大概也没有什么会像军队那样，纵令是极其无聊的任务，也是来自遥远的至高无上的荣誉，在某处与死联结在一起，成就了军队的辉煌。与此相反，文学家只知道从自己熟悉的内心每一个角落里的无用的零碎东西中，捡出自己的荣誉，并精心地加以磨练。

我们拥有两种呼声：一种是来自内部的呼声，一种是来自外部的呼声。所谓来自外部的呼声，正是“任务”。如果响应任务的心能与来自内部的呼声出色地对应，那应该说是非常幸福的吧。

时令虽已是五月时节，却还是冷雨潇潇。某个下午，本来是预定参观无后坐力炮试射枪射击，听说因为雨天这个节目取消了，我独自一人待在宿舍里。这是在富士山麓的令人想起冬天一个略有寒意的日子，如果在城市的高层建筑里肯定会从白昼起就灯火通明，人们埋头工作，千家万户的主妇们在灯下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电视，心里盘算着距围坐火炉旁的时节还早着呢。在普通市民的生活里，缺乏那种也不打雨伞就不顾一切地把人们拽到冷雨中的力量。

突然，一个士官乘坐吉普车来接我。他说试射枪射击要冒雨强行进行。

吉普车在荒野凹凸不平的路上疾驰，车身摇晃得很厉害。

荒野里杳无人影，山坡的雨水形成急湍流了下来，吉普车爬坡又下坡。视野被挡住了。风越刮越猛，草丛都被刮得倒伏下来。冷雨从车篷的缝隙无情地击打着我的脸颊。

在这样的日子里，从荒野来车接我，使我感到高兴。这是一项非常的任务，这是来自远方的旺盛的呼声。我仿佛响应着从烟雨弥漫的广袤的荒野呼唤着我的声音。这种离开温暖的家急匆匆地赶路的感觉，一直持续到很久很久，它是我从来没有体味过的狼的感情。

某种东西催促着我，仿佛要把我的衣服剥掉似的从暖炉旁把我拉走。在那里，没有什么非本意和犹豫，它从世界的尽头前来迎接我（在很多情况下，生与死、快乐和本能联系在一起的），我为此感到高兴和振奋。我出发时，所有安逸和日常性瞬间统统被抛弃了。不知怎的，我仿佛在遥远的过去确实曾体味过这样的一瞬间。

只是，昔日传到我这里来的外部的呼声，没有正确地与内部的呼声相对应。我想那是因为我没能用肉体接受外部的呼声，只勉强用语言把它接受了下来。它就是被那张烦琐的观念网，纠缠住时所产生的那种轻微的痛苦。我的确熟悉这种痛苦。不过，如果以肉体为界，两种呼声相互呼应时，将会产生怎样的根源性的喜悦呢？对于这样的信息，过去我是全然无知的。

不久，像尖锐汽笛般的枪声响了。我好几次向着烟雨濛濛的彼方的靶子修正了误差，然后射击，旋即看见了一束鲜艳的柑橘色的曳光。此后过了一小时，我淋着雨在泥泞中坐了下来。

……又勾起另一个记忆。

记得那是十二月十四日的拂晓时分，我独自一人在雨后的国立体育场快干的大跑道上跑步。这种行为，实际上连虚构的任务也不是，只能说是一种异想天开。我觉得再没有比这时刻更使我感到自己是“极尽奢侈之能事”，再没有比这时刻更使我感到“我独占了黎明”。

那是一个摄氏零度的黎明。国立体育场宛如一朵巨大的百合花，阒无一人的偌大观众席，形似一片巨大的、尽情绽开的、带上许多斑点的灰白色百合花瓣。

我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在跑步，晨风刺骨，手几乎没有知觉。晨曦照射在东侧的观众席时，令人越发感到寒冷，不过照射到西侧时，就容易忍受些。我在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四圈、五圈……

旭日在观众席的上面露出脸来，那灰白色花瓣的边缘依然挡着阳光，天空隐约地残留着不情愿的黎明的蓝紫色。体育场的东边，依依惜别的寒冷的夜风还在颓唐地吹拂着。

我一边跑步，一边同刺鼻的寒气一起嗅到大体育场的黎明所散发出来的、所有种类的余香。诸如：观众席充满喧嚣和欢呼的余香、早晨寒冷的空气中越来越甚的体育用消炎镇痛剂的余香、悸动着的红色心脏的余香、决心的余香等。这些正是这个大体育场夜间一直保持下来的、巨大的百合花的花香。观众席前跑道的砖色，正是不折不扣的百合花的花粉的颜色。

我跑着跑着，一个念头占据了我的心。那就是黎明时分折磨人的百合花与肉体的清净之间的关系。

这个难解的形而上的问题，使我非常苦恼，从而也忘却了继续跑下去的疲劳。这个问题似乎在某一深处与我自身有关，肉体的清净与神圣的少年的伪善有关，大概与遥远的圣·塞巴斯蒂昂殉教的主题联结在一起了吧。

但愿大家留意到我没有谈及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件事。我多次想就这样地谈谈有关我自己所从事的秘密仪式。

跑步也是一种秘密仪式。它立即给心脏一种非日常性的负担，荡涤着每天反复的感情。纵令我的血液停顿数日，它也绝不留情。我不断被它驱使去干些什么。肉体已经忍受不了安逸，旋即渴望的激动催促着我。我的生活宛如人狂躁和怒骂，就这样地一天天持续下去。每天从体育馆到道场，又从道场到体育馆。惟有每次运动后的小小的复苏感觉，才是我的胜于一切的慰藉。从不断活动、不断激昂、不断冰冷的客观性中逃遁出来，我已经仿佛没有这种秘密仪式就活不下去。不消说，在这一个个秘密的仪式里一定隐藏着小小的死的模仿。

我不知不觉间进入了一个残酷的斗争场。年龄在追踪我，在我背后窃笑说：你还想活到什么时候？然而，既然健康的恶习已经紧紧地抓住我，如果不是在那个秘密仪式的复苏之后，我就不能回到语言的世界里。

尽管如此，在肉体与灵魂这种小小的复活之后，我并不是像有义务那样，勉勉强强地回到语言的世界。反而为了能高高兴兴地回到那里，无论如何需要履行这样一种手续。

我对语言的要求变得越来越严密，越来越挑剔。我避开所有时髦的文体。也许我是在逐渐努力试图再次寻找到战争年代那种纯粹的语言的城堡。也许语言的外部有某种东西在不断地强迫着我，而在语言的内部，为了再次在语言的城堡里找到那种无法比拟的自由、那种逆说性的自由的根据地，我试图用过去学到的同样构图重构所有这一切。

这又是我试图挽回在只承认语言纯洁作用的时代，对语言没有任何内疚的陶醉。因为它可以用结实的肉体，印证我挽回了在语言方面被白蚁侵蚀了的我。对我来说，语言宛如小孩子用结实的日本纸裱衬他玩惯了的折痕已破的双六[双六，一种游戏，黑白子各十五个，凭骰子的点数抢先将全部棋子移入对方阵地者为赢家。]盘那样，当真是恢复幸福与自由的（尽管它距真实多么遥远）惟一根据的状态。可以说，它意味着不知痛苦的诗和回归自我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我十七岁，可以称为无知吗？不，绝不是的。因为我知道一切。十七岁的我所知道的事情中，没有加入其后四分之一世纪的任何一点人生经验。惟有一点不同的，那就是十七岁的我不具有现实主义。

如果能够再像夏天洗一次凉水澡，让我愉快地沉浸在全知里，该有多好啊！就这样，我实地仔细检查了自己这个年龄段，结果知道自己的语言确实只能有极少一部分“使它终了”，被它那透明的全知的放射能所污染的区域是极其狭窄的。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希望将作为纪念品的语言大书特书，但是把方法弄错了。节约全知，毋宁说是排除全知，把对时代风潮反设定的松菌委托给语言，使它如实地反映自己所不具备的肉体，就像将本来应放进信筒里的书信，系在信鸽的赤肢上委托信鸽传递那样，专心致志使语言与我的憧憬一起飞向未来或死亡。虽然这种作业实际上可以说是为了“不让语言终了”，但不管怎么说，这里就有陶醉。

但愿大家能想起我前面的定义。我的定义是：所谓语言的本质性机能，就像在洁白的长带子上刺绣，通过书写等待着“绝对”期间的漫长空白，在一瞬一瞬间使空白逐渐成为“终了”的咒术。同时，我还说过，通过语言让空白一点一点地“终了”，而在经常被断绝的生的自然的连续感的精神里，这种真正的终了是无法分辨出真正的终了的。因此，那样的精神是绝不会认识“终了”的。

其次，当精神认识“终了”的时候，对于终于能够认识“终了”的精神来说，语言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知道这种形状的雏形，那就是江田岛的参考馆里所展示的特攻队的诸多遗书。

某个晚夏，有一天，我造访那里的时候，看见占据陈列品大半数的、出色的且循规蹈矩的遗书和为数极少用铅笔疾书的遗书，它们那鲜明的对比，打动了我的心。当时，诸多疑问在我脑子里转悠，人能用语言述说真实吗？或者能让所有的语言都化作历史的遗物吗？当我连续阅览那静静地躺在玻璃陈列橱里的年轻军神们的遗书的过程中，这些老早以前的疑惑，仿佛突然获得释疑，心情顿觉开朗。

其中有一封遗书至今依然活生生地留在我心中，那是一封用铅笔在草纸上疾书的、也可以说是粗暴的充满朝气的潦草书写的遗书。假使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封遗书用如下意思的一句话，突兀地搁笔终了。

“我此刻朝气蓬勃，全身洋溢着青春与活力。三个小时后行将死去，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

当想要述说真实的时候，语言必然这样地支支吾吾。这种吞吞吐吐的形象，肉眼似乎能瞧得见。他既不是由于害羞，也不是因为害怕，如实的“真实”，注定要让语言这样地支支吾吾。因为这正是“真实”这种东西的某种不圆滑的性质的表现。因为他已经既没有等待“绝对”的间隔漫长的空白时间，也没有运用语言让它尽量缓慢地终了的闲暇工夫。他一边向死亡奔跑，生的感觉一边宛如三氯甲烷在挥发，那种不可思议就像眩晕一般，乘隙使认识他的“终了”的精神，暂时不省人事，最后的日常语言，就像爱犬那样，扑到这个年轻人宽阔的肩膀上，扒下穿戴在他身上的东西扔在一旁。

另一方面，象征性的言简意赅的遗书，诸如七生报国、必敌击灭、死生一如、悠久大义之类的遗书，显然是从诸多既成概念中，精心选取最豪壮最高贵的成语，抹煞类似心理性的东西，要表现出自豪和决心，一个劲儿地企图使自己等同于那壮丽的语言。

当然这样写就的四字一组的成语，在一切意义上说都是“语言”。但是尽管它是既成的语言，然而它却是日常被修饰了的特殊的语言，具有一般寻常行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这种语言如今虽然已经消失，但是过去我们曾经持有过那样的语言。

这类语言不单单是美辞丽句，它还不断要求人表现出超人的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升华到那种语言的高度，而拥有以死相赌的果断。起初为表决心而说出来的话，逐渐勉强地发展到没有退路的同一化的这种语言，从一开始就缺乏与日常琐碎的心理之间架设起的应该架设的沟通桥梁。正因为如此，这种语言的内容意义暧昧，充满非此世间的荣光，正因为这种语言本身是非个性的、不朽的，因此它严格要求消灭个性，严厉拒绝大体上由个性的营生所建设的纪念碑。倘若英雄是肉体的概念性的话，那么宛如亚历山大大帝模仿阿喀琉斯成为英雄那样，成为英雄的条件就应该是：禁止独创性和忠实遵循古典的范例，英雄的语言与天才的语言不一样，应该是从既成概念中挑选出来最豪迈高贵的语言，同时，这应该称为光辉灿烂的肉体语言。

这样，我在参考馆里看到了精神认识了“终了”时的两种果断语言。

我少年时代的作品，比起这两种语言来，缺乏那样的死的确实性和接近性，有的只是被怯懦所毒害的十足从容，因而冒犯了艺术。与特攻队的美丽遗书相比，我运用语言，简直是另一种风格。但是，我的精神充分宽容语言的自由，甚至放任语言自由驰骋，一面让少年作者如其所盼语言放荡不羁，一面更使他在某处觉得认识“终了”是牢靠的。倘若现在阅读的话，这种苗头历历在目。

至今我还沉醉于空想。而且宛如白圆木柱被白蚁腐蚀一般，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其次表现在被语言腐蚀了的肉体上，像这样的人生，理应不仅只是我一人。我理应会犯这样的矛盾：即一面否定独创性，一面又在某处肯定我的生本身的独创性，肉体的教养理应会直率地向我揭露这种矛盾。这样一来，在那个时代里，肉体所预见的、精神所认识的“终了”，对特工队、对我，理应都同等地分发相等的分量。我理应能够站在没有余地怀疑那个同一性的地点上（即使没有肉体也罢！），在已死亡的众青年中，毫无疑问也有人与我简直是同样地被白蚁所腐蚀。不！甚至在特攻队中，无疑也是有这样的人的。但是，幸运的是已死亡的人们，被包括在盖棺论定的同一性中、毋容置疑的同一性中，也就是悲剧中。

十七岁的我的全知，不可能不懂得这点。然而，我开始时是尽可能远离全知。不打算运用任何构筑时代的素材，我错把固执当作纯粹，而且方法也错了，我立志留下来的，就成了不朽的个性。为什么这种东西能成为不朽的呢？虽然现在我已清清楚楚地知道这种错误的根本道理，但是当时我却蔑视了应该通过语言“终了”的自己的生。

可是，对少年来说，蔑视与恐怖是同义语。我大概是害怕通过语言让它“终了”。我站在尽可能远离应该让它终了的现实之处，心里描绘着语言的不朽，然而，在这种徒然的行为中，我却感到一种荡漾般的陶醉。更大胆地说，在这种行为里并不缺乏幸福，不，甚至并不缺乏希望。战争结束了，精神认识“终了”突然停止了，同时，陶醉也就终了。

于是，现在我才想到回归的意图，本来是意味着什么呢？我所追求的是自由吗？还是不可能呢？难道这两种东西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吗？

显然，我所想要的是陶醉的再现，这回，我要让大家看看，我身上已经具备了那种老练技师的自负，在陶醉的同时，就语言来说，我要选择非个性的语言，让它真正地发扬不朽的机能，让它终结生。我对顽固地不认识“终了”的精神的复仇，仅止于此。这样说，恐怕也不至于夸张吧。当肉体朝着未来的衰退方向行进时，人们不跟着它走那个方向，而默默地跟着远比肉体更盲目、更顽固的精神走，结果被它诓骗了。我不想走与人们同样的道路。

我必须设法使我的精神重新认识“终了”。一切就从那里开始。显然，只有那里才可能有我真正的自由的根据。少年时代，由于误用语言而特意避开了全知，它使我想起夏天那凉爽的凉水浴，如今浸泡在全知的水里，我必须表现水。

复归是不可能的。不用多说，这是十分明了的事。但是，这种“不可能”刺激着我的认识的寂寞，只有不可能才唤醒了我认识的活力，使我梦见了奔向自由。

我在肉体扮演的反论中，已经看到文学上的自由、语言上的自由的最终形态。立定！我错过的不是死。我过去错过的，原来是悲剧。

……尽管如此，我错过的，是集体的悲剧，或者说作为集体之一员的悲剧。如果我与集体的同一化有所成就的话，那么参加悲剧，理应更加容易了。不过，语言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做我的工作，让我远离集体，一定远离集体，而且我仿佛也感到自己缺乏融入集体的肉体性的能力，承蒙这恩惠，我总觉得自己似乎被集体所拒绝。我要设法使自己正当化这种欲望，促使我积累语言的练习，因此，这样的语言不断地试图避忌意味着集体的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不，毋宁说，我的存在停留在预兆期间，宛如曙光照耀前就开始下的雨点一样，在我内心中继续降落的语言之雨，也许其本身就预兆着我对集体的不适应。在人生方面，我最初干的工作，就是在那种雨中构筑我自己。

却说，我少年时代直觉，集体这种玩艺儿无疑是肉体的原理，这种直觉是正确的。直到今天，我还不曾感到需要改变这种直觉。因为后来，直到我知道号称“肉体的黎明”的、肉体的激烈行为和拼命的疲劳，结果所呈现的淡红色眩晕之后，我才逐渐懂得集体的意义。

集体与语言无论如何必须分泌许多东西，诸如汗、眼泪和叫唤。进一步说，语言终于与既不自发流动也不被迫流动的血相关联。所谓血泪的文字之所以不可思议地脱离个性的表现，而通过类型的表现来打动人心，这可能因为它是肉体的语言的缘故吧。

用力、疲劳、汗水、血液，抬神轿时同样的仰望，亲眼看见动摇无常的神圣的蓝天，成为“我与大家一样”这种荣光的本源，察觉到这一点时，也许我早就预见到我会迈过语言所设的门坎，语言是那样地把我禁闭在个性的门坎里，预见到我会对集体的意味有所觉悟的日子的到来。

当然，也有为了集体的语言。但这些语言绝不是自立的语言。就是说，演说是演说者的，口号是煽动者的，戏剧的台词是演员的，他们各自分别依靠各自的肉体。不论是书写也罢，呼喊也罢，集体的语言终究会在肉体性的表现中发现其归宿。它不是为了从密室的孤独向远方另一个密室的孤独进行秘密传播的语言。正是集体，才终究拒绝语言这种媒体，这是无法形容的“同苦”的概念。

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同苦”才是语言表现的最终之敌。在一个著作家的心中，世界苦有如马戏团的一面巨大的天幕，再怎么朝向星空膨胀，最终也不能创造出同苦的共同体。因为语言表现即使能够传达快乐和悲哀，也不能传达痛苦，因为快乐通过观念容易被点燃，可是痛苦惟有被放置在同一条件下的肉体才能够分辨的缘故。

肉体通过集体，通过同苦，才能达到通过个人所不能达到的某种肉体的高水位。于是，为了让水涨到可以窥视神圣的水位，就需要个性的液化。不仅如此，还需要不断地打捞容易沉沦在安逸、放荡和怠惰中的集体，需要集体的悲剧性，需要引导集体的成员走向越发厉害的同苦与痛苦的极限——死亡。集体必须开拓走向死亡之路。不用说，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意味着战士的共同体。

早春凌晨，我成为集体的一员，额头上缠着印有太阳的头巾，半裸着身子跑步，身体几乎冻僵了。我穿过那同样的痛苦、同样的空喊、同样的步调和合唱，它宛如汗水逐渐渗透到自己的肌肤里，我深深地感到，正是那种确认同一性的“悲剧性的东西”在支配着我。那是来自凛冽的晨风的深层，来自隐约萌芽的肉体的火焰，如果可以这样说，那就是崇高性的萌芽。“挺身”这种感觉，使肌肉跃动起来。我们同等地企盼着荣光和死亡。这样企盼着的人，不止我一个。

心脏跳动，在集体里彼此相通，传递出迅速的脉搏。自我意识早已在远处，恍如遥远都市的幻影。我属于他们，他们属于我，形成了毋容置疑的“我们”。所谓属于，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存在形态啊！我们带着小全体的环，并把巨大而模糊的闪光的全体的环，当作多种思考的依靠。于是，这种悲剧的临摹，等于我的有点难对付的幸福，虽然我预见到它迟早会雾消云散，只能归于存在的肌肉，但我独自一人还是梦想着不能不还原为肌肉和语言的某种东西，能不能把我带到被集体的力量勉强维系的不归路的彼方。这大概是我开始依靠“他者”了。而且，他者已经属于“我们”，我们的各个成员就是通过委身于这种不测的力量，而属于“我们”的。

于是，对于我来说，集体就是通往某个地方的桥，这是一座只要走过去就再也无缘分走回头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