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世》，是从我向保田与重郎询问有关谣曲文体的时候起，就凝聚在我心中的末日观美学的作品化，是在参加当时大学的“勤务劳动”，去中岛飞机厂劳动时所创作的。后来作品中所用的宴曲和年轻小伙子们的名字等，是在中世研究家多田侑史的建议下修订过的。因此，与第一稿有二三处差异。

《中世》得到中河与一的关照，在《文艺世纪》杂志上连载。差不多同时得到野田宇太郎的厚意，我的短篇《猎人也速该》也在《文艺》杂志上刊载。《现代》杂志又来约稿，我写了《菖蒲前》，在空袭激化期间，我的文学世界一点点扩展开去。

一九四五年早春，入伍通知令终于来了。这时候，我因支气管炎而发高烧，后被误诊为胸膜炎，即日令我返乡，这样的经历总是同样重复，所以此处从略。但在入伍通知将到未到之时，我感到“玉碎”的局面必将到来，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当作遗作来写。跨越战争结束继续写的《海角的故事》，也是这样的作品之一。这种气氛给我的心灵造成长期的强烈的影响。至今我之所以感到核战争必至，可能是过去一个时期的感情体验对未来的投影的缘故。

战后已经十七年了，对我来说，还没有看到现实的确实。假使说我容易看到一时的姿影，是我天生的性格，那也就没什么可说，不过明天也许会因空袭而毁灭，事实上，由于空袭，昨日还在的东西今天就没有了。这种时代留下的强烈印象，光凭十七年的时间推移是难以消灭的。

战争期间，我凭着自己的感性生活过来了。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像个傻瓜，可是在当时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生活方式。

可是，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去年某文学全集的月报上，清水文雄先生发表了当时我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说，一九四五年五月在神奈川县高座郡、海军高座工厂的我，向先生报告说我在桌子旁摆了《和泉式部日记》、《上田秋成全集》、《古事记》、《日本歌谣集成》、《室町时代小说集》、镜花小说等五六册。此外还用谣曲的古文翻译了叶芝的独幕剧。

这种事我不可能撒谎，大概是真的翻译了。可是我已经全然忘却，就算是已经翻译，可能是《在鹰泉》吧。但是以我的语言学能力来说，当时或现在也都是译得极粗糙的，不可能是什么好翻译，一定是中途放弃了。

仅此一例，也足以说明叶芝和战争末期的时代不是简单的结合，我并不是要把不能连接的东西，努力去把它结合起来，而可能是我拼命地想要舍弃当时的现实，我身边已没有文学的交际活动，所以尽可能地热衷于小小的孤独的美的趣味吧。我一边想着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一边珍惜自己的性命。每次响警报时，我总抱着刚写的稿件，躲到潮湿的防空壕里，尽管我也有大胆的朋友不理会警报而照睡不误。我从洞穴里探出头来观望远方大城市的空袭景象，美极了。火焰在高座郡夜间的原野彼方映出各种色彩，我仿佛是在观赏豪华的死和毁灭的大宴会的远方篝火一样。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感到幸福，这大概是确实的，既不用担心就职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考试，食物也是人家配给的，尽管量少。关于未来，自己全然没有应负的责任，所以生活上当然是幸福的。文学上也是幸福的。既没有批评家，也没有竞争者。只有自己一人享受着文学的快乐……至今之所以把这种状态看作幸福，恐怕难免招致美化过去的诽谤。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可能正确地回忆，那个时期我是那样地不感到自己是一种负担，就是说我处在无重力状态，我的教养是旧书店的教养（事实上，战争末期用钱也只能买到旧书），我所住的是一个小小的坚固的城堡。——然而，不幸是与战争结束一起突然向我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