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展文按约定时间来到了华商俱乐部，那里已聚集了数名华侨界的发起人。

“陶先生，您也是徐先生的好朋友，我想同您商量一下徐先生的善后事宜。”一见到陶展文，汪氏便开口说道。

“当然，既然是徐铭义的事，请务必让我也出一份力。”

“毕竟徐先生在这边孤身一人，无亲无故，只能由我们来安排。治丧委员会已经成立，希望您也能成为委员之一，可以吧？”

在确认陶展文点头同意后，汪氏继续说道：“关于遗产，详细情况目前还不清楚，因为无论什么事，徐先生都是亲自经手，独自打理。而且，他的房间还在警察的警戒之下，也不能进去寻找相关文件，我们暂时只能先写信通知了他在国内的儿子和嫁到香港的女儿。”

“关于遗产，事后再慢慢调查不就行了？”陶展文说道，“目前更要紧的是，先安排葬礼。”

“葬礼已经安排妥当。”汪氏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继续说道：“明天下午两点，真善寺。治丧委员长是郑先生，我是友人代表。另外，无论如何都需要亲属代表出席，而与徐先生有血缘关系的人眼下都不在。虽然您并非他的亲属，但不知可否在亲属代表一栏写上您的名字？若非如此，葬礼就无法举行。”

“可以。”陶展文说道，“我的名字随便用，又没什么损失。”

“徐先生在香港的女儿虽然来不及参加葬礼，但她之后定会赶来，因为徐先生应该会留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至于他的儿子，可能有些困难，毕竟两国邦交尚未恢复正常[本书写于1961年，1972年才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他的儿子正在国内挥汗如雨地努力工作，想必不会贪图一两所脏兮兮的公寓。”

“陶先生。”俱乐部的书记从旁说道，“我们想请您写副挽联。”

“做什么都没问题。”陶展文说，“我已经无法再为徐铭义开处方了……就将挽联当作写给他的最后的处方吧……”

“我接下来要准备发送葬礼通知。”汪氏一边将一张纸片放在陶展文面前，一边说道，“我想通过电话联系，不知应该通知的人是否都在上面。请您检查一下可有遗漏？”

陶展文粗略地看了一遍写在纸片上的人名，随后嘀咕道：“嗯，应该就这些吧！”

“对了。”陶展文刚要将纸片还给汪氏，突然说道，“好像漏掉了西服店的林俊祥……的确漏掉了。林先生是象棋棋友，与徐先生可谓棋逢对手，一定要通知他。”

“除此之外再无遗漏了吧？”汪氏接过纸片，放入胸前的口袋，随后再次确认道。

“还有，”陶展文说，“也应该通知我们大楼内的五兴公司的社长。此人最近刚来神户，与华侨界的诸位尚未熟稔，但他其实是死者的旧友。据说，徐铭义以前在上海的银行工作时，这位李先生是该银行的一位大人物。”

“是吗？”汪氏又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添上了“五兴公司”的字样，随后问道：“电话号码是多少？”

“这个不太清楚。”陶展文答道。

“你去查查电话簿。”汪氏向书记命令道。

“电话簿里可能没有。”陶展文说道，“因为五兴公司是最近才入驻东南大楼的。”

“若在电话簿中找不到，就去电话局问问。”汪氏对书记说道。

书记正要走过去打电话，却被陶展文制止了。

“算了，反正同在一幢大楼里，五兴的社长就由我来联系吧！”然后，陶展文转头望向汪氏，继续说道，“明天下午两点，真善寺。对吧？”

这时，汪氏仍在翻找口袋，随后掏出了另一张纸片。

“这是相关日本人的名单。”汪氏递出纸片，继续说道，“在您所知的范围内，是否还有遗漏？这些人似乎多为不动产方面的生意伙伴，但关于徐先生的生意关系，我们也并不清楚，只能大致列出这些。有一个叫日下部的人貌似是徐先生的参谋，虽然我们也已向他打听过……”

“关于徐铭义生意上的往来，我也不大清楚，帮不上什么忙。”

话虽如此，陶展文仍接过了纸片。列在上面的名字应该便是徐铭义在鞋店二楼的熟人。陶展文在纸片上寻找吉田庄造的名字，但并未找到。纵然小岛的调查属实，但二人的关系也必定极为隐秘，纸上自然不会出现吉田庄造的名字。另外，纸片上也没有辻某某的名字。

“啊，差点儿忘了，还有一个人。”陶展文一边递还纸片，一边说道，“眼下正在日本的席有仁。”

“席有仁！”汪氏鹦鹉学舌般地叫了起来，随后说道：“是那个南洋的席有仁？”

陶展文此前绝非将席有仁忘得一干二净。只不过，每当说出这个名字，必然会令听者激动不已，而他并不喜欢看到这一幕。因此，他一直拖到最后才说出来。

“没错。”陶展文若无其事地说道，“他是五兴公司的客人，此行似乎不太愿意让人知道。”

“席有仁来了日本？他还是徐先生的朋友？”

汪氏似乎无法相信这位大名鼎鼎的富豪与徐铭义之间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

“没错，他们曾经的确是朋友。”陶展文的语气中多少含有一丝挑衅的意味。

汪氏还是有些疑惑，不久又自言自语般地说道：“如此说来，我的确记得徐先生以前说过此事。席有仁曾向上海的银行贷款……没错，正是徐先生工作的银行……还有，是徐先生接待了席有仁。我记得这是徐先生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总之，要联系席有仁，只需联系五兴公司即可。这件事也交给我吧！”陶展文以极其公式化的口吻说道。

这时，电话铃响，书记接起来，刚听了一句，便突然变得恭敬起来。

“是的，他在。好，明白。”

“陶先生。”书记扭头喊了一声，随后小心翼翼地低声说道：“是警察。”

“我是陶展文。”陶展文接过电话，报上名号，随后便听见福田刑警那颇为耳熟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从听筒中传了出来：“我刚才给‘桃源亭’打去电话，听说您在这边……其实是希望您能尽快来一趟……不，不是警署，是‘鸥庄’……没什么，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只是想让您看看徐先生的房间，问您一些问题。不管怎样，即便此案是窃贼所为，我们也无法得知到底遗失了哪些东西，这叫我们很难办啊！徐先生的亲属又不在，管理员在这方面也帮不上忙……我想，最好还是让死者的好友来看一看。”

“我更帮不上什么忙了。虽说是朋友，但关于徐先生的私事，我也……”

“也没人能真正了解徐先生的私事吧，他几乎就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总之，还是请您来一趟吧！我们一直严格禁止无关人员进出徐先生的房间，全力展开调查，却始终束手无策。我想请您过来，问您一些问题，让警察暂时撤离。”

陶展文挂掉电话，转身向汪氏说道：“警察叫我过去，我先走了。”

“什么时候写挽联呢？”书记问道。

“差点儿忘了。”陶展文又坐了下来。

徐铭义的事可能很快便会被人们遗忘。仅需两年，人们就会忘记他的葬礼是何时举办的。记忆力超群的人或许会在绞尽脑汁后想起当时的确是穿着大衣参加的，所以应该是在冬天。虽然挽联会被恭恭敬敬地挂在会场讲台上黑框照片的两侧，但用不了两天，参加葬礼的人肯定就会将挽联内容忘得一干二净。既然如此，老套的措辞反而更加合适。为了让人们尽快忘记，陶展文拿起铅笔，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山颓木坏 风惨云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