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文字回答几个问题。我问了他们对课程的期望，问既然南斯拉夫已经不在了，他们希望是把文学作品分到各国里面讲还是作为一个整体讲，问他们有哪些喜欢的作家和作品，等等。接着，我要他们写一段个人简历，用英语写。

“干吗要用英语？”

“你们写起来轻松一些。”我说道。

是真的。我害怕（尽管我错了）使用我们的语言会让他们开启忏悔模式，而这是我不希望的。至少当时不希望。

“随便吧。”有人嘟囔道。

“呃，怎么方便怎么来。”

“我们要把姓名写全吗？”

“只写名字就行。”

“你想让我们写什么？”

“想到什么写什么。”

“我小学才干这事。”又有人抱怨道。

我拿回家读了。他们的回答幼稚得让我吃惊。（“文学是心灵的图画，是灵魂的歌声。”）他们列出的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俗套得令人失望。赫尔曼·黑塞，当然有他了，代表作是几部长篇：《悉达多》《玻璃球游戏》《荒原狼》。然后是梅萨·塞利姆维奇（为了文学中关于生命的有力思想而读书的学生们将塞利姆维奇视为南斯拉夫版的黑塞，说对也对，说错也错）和他的经典作品《死亡与托钵僧》(Death and the Dervish)。我肯定他们都能背出书里的两段话，一段是鼓动他们脱离外地小镇的狭隘生活（“人不是木头做的；人最大的悲剧就是被绑住”），另一段则为他们注入对于小镇生活的甘美的虚无主义态度（“因为死亡与生命同样没有意义”）。另一部高人气作品是《动物园站的孩子们》(The Zoo Station Kids)，一部与他们那一代人有共鸣的小众青少年故事书。还有不容错过的布考斯基，他的叛逆局外人形象让好几代人大开眼界。他们用酷、潮、火来形容他；他代表了文学的全部意义、有种的文学。

他们的回答唤起了久被遗忘的南斯拉夫地方小镇的形象：书店只有一家，卖文具多过买图书；影院只有一家，只要上新片就要去看——不看两遍，也要看一遍；几家烟雾缭绕的咖啡馆，他们经常聚在里面；还有korzo，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公共广场的步道，大家像小狗一样闻着彼此的味道。他们的品味是由别洛瓦尔、维特兹、贝拉帕兰卡这些暗淡的地方小镇塑造的，再加上一批卡洛斯·卡斯塔尼达这样的作家，他从小就陪伴着他们，一点三手的佛教，一点新时代浪潮，一点素食主义，一点布考斯基，一堆摇滚，一点必读书目（能把教授糊弄过去就成），大批漫画书（藏在书桌底下），大批电影，一点主要是从电影而不是英语老师那里学来的英语。拼拼凑凑，有苦也有甜，燃起了他们追求的欲望，一有机会就去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或者更远的地方。

最后，我的小测试表明他们对文学的关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觉得烦。即便他们受过文学教育——梅丽哈有萨拉热窝大学的南斯拉夫文学学位——但战争改变的不只是他们对轻重先后的看法，还有他们的品味，梅丽哈写道：

从战争开始的那一刻，我的品味就开始改变了。现在，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了。战前我看不上的东西，嘲笑它甜腻得令人恶心的东西，我现在会为它流泪。以正义取得胜利结尾的老电影让我不住落泪。可能是讲牛仔的，或者罗宾汉，或者灰姑娘，或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可能已经把大学里学到的东西都忘了。凡是不能拨动我心弦的书，我都会放下。我没耐心看那些精巧的废话，自鸣得意的文学手法或讽刺——它们恰恰是我当年看重的东西。我现在就喜欢简单，喜欢朴实无华如寓言一般的情节。我最喜欢的体裁是童话。我热爱弘扬正义、勇敢、善良、诚实的浪漫主义。我热爱的文学英雄是，普通人胆怯时他勇敢，普通人软弱时他坚强，普通人刻薄无耻时他高贵善良。我承认战争让我的品味低幼化了：我读小时候看的童书时会落泪——《学徒哈皮查的奇异冒险》《保罗街的男孩子们》《雪中列车》。要是有人在波斯尼亚跟我说，我会爱上讲述游击队员英勇事迹的故事，比方说，布兰科·乔皮奇的书，我肯定会以为他刚磕了药。

对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文学应不应该合起来讲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当然应该了。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不是吗？不过再往下看，为什么不把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包括进来呢？多多益善嘛。”马里奥写道。）

到了个人简历环节，他们都是用生硬的英语写了两三句话（“1969年，我出生于波斯尼亚萨拉热窝，一直生活在那里……”“1979年出生于萨格勒布，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犹太人……”“我1972年出生于兹沃尔尼克。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穆斯林……”“1972年出生于莱斯科瓦茨……”）我读得越多，情况就越来越明显，用外语写作为他们提供了干瘪简短的借口。除了1962年出生于南斯拉夫萨格勒布，我自己也挤不出多少别的内容，因此看到伊戈尔那句“妈的，我没有简历”时，我不禁哈哈大笑，对他很是感激。

我本人的简历像我的公寓一样空荡荡，我不知道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搬走了家具，还是一贯如此。直面近年来的经历纯粹是遭罪，而展望未知的未来——我感到不安。（话说回来，是什么的未来呢？那边的未来？这边的未来？还是在别处等着你的未来？）这就是我们觉得标准的个人简历如此艰涩的原因。就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会让我顿一下。我出生在哪里？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妈的！我有简历吗？

我对他们的出生时间也有点迷惑：他们的心智发展远远落后于实际年龄。或许流亡是一种倒退吧。像他们这么大的人应该干着有价值的工作，抚养子女长大，但他们却在这里，躲在书桌后面。流亡状态唤起了各种被深深压抑的孩童的恐惧。妈妈突然间看不见，摸不着了。这就像噩梦一样。我们在街上，在市场里，在海滩上，不管是我们的错还是她的错，我们的手都分开了，妈妈消失到了空气中。我们面对着一个庞大的、敌意的世界，它令人恐惧。我们穿行在人腿的丛林中，巨大的鞋子凶狠地向我们迈过来，我们越来越惊慌……

从学生们脸上一闪而过的阴影中，我常有一种看到了那种恐惧的全息图的印象。“流亡途中，你既过早地衰老，又永远长不大——两者是同时的。”安娜有一次说。在我看来，这句话里有着深刻的真理。

关于期望从课程中收获什么，乌罗什写道：“回去”。从他的用法来看，它的意思似乎不只是从冲击中缓过来、恢复意识、回到生活，还有回到自身，仿佛它预设了一片空间和一个人，他在空间里漫步，寻找着回家的路。我起初对乌罗什的回答感到气馁，后来却觉得害怕。我做好应对这种需求的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