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审判庭就像离开一场你不确定死者是谁的葬礼。

“去哪儿？”

“回家，”我说，“阿姆斯特丹。”

我们乘上了火车。前南法庭之行有点失望：我们想来看的是乌罗什的父亲马上被宣判，结果却空手而归。

“海牙不是纽伦堡。”伊戈尔说道。他在揣测我的心思。

“那是当然。”

“一点也不像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你说得够明白了。”我哼了一声说。

“嘿，你怎么回事？脾气干吗这么暴？”

“因为你不应该藐视司法机关。”

“la-di-da！你听听！司法机关。我都不知道你还挺浪漫啊，同志。”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这么愤世嫉俗，而且是在这么不妥当的场合。”

“好啦，好啦。放松点。”

“你看，那些人在擦我们拉的屎。因为我们觉得屎不用自己擦。因为我们甚至都不觉得屎臭。但这不是美国电影，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乌罗什上绞架。”

“他们甚至可能放他走呢。”他说。

“为了审判，这是值得的。”

“走了那么多程序，就为了一个恶棍？”

“你管他呢？事又不归你管，不是吗？”

“好啦。放松，放松，”他嘟囔着说，“我又不是卡拉季奇，对吧？我也不是姆拉吉奇。”

“那些人在努力帮我们，而我们只是站在一边看着，像白痴一样傻笑！你和我——我们连坐满几个小时的耐心都没有。”

“可那是审判庭啊，又不是教堂。”

“把它想成是教堂对我们没坏处。拿出谦卑心，参加完全程。”

“哎呀，想走的人又不是我。”

我脸红了。他说得对。我想要捶他一拳。他给了我一个尖锐的眼神。我能感到他在读我的心。电车上的人都往我们的方向看。

就在那时，电车停了，伊戈尔把我从座位上拽了起来。

“来，走吧。”

“你下车做什么？”我在街道上抗议道。

“首先，你说话太大声，让我尴尬。不过，我也想带你见见我的姑娘。”

“你在海牙有个姑娘？”我说道，活像个克罗地亚语班上的外国学生。

“干吗大惊小怪？”他答道，“就跟说‘我在别洛瓦尔有姑娘’一样的嘛。”

我突然涌起一阵愤怒，就像喉咙里卡了个丸子。我试着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你可别爆我太多的料啊。”他开玩笑似的说。

我把那个看不见的丸子吐了出去，总算能喘气了。

伊戈尔在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前停下脚步。

“又带我去美术馆？”

“我的姑娘在这里工作。”他说。

我们快步走上铺着厚厚的红地毯的木楼梯。走到楼梯顶上，伊戈尔向左转身，最近的展厅门边墙上挂着维米尔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你的女孩就是她啊！”

“是呀，”他用英语说，“她就是我的姑娘。”

我知道这幅画——我以前来过莫瑞泰斯——但我没让他知道。它夺走了我的呼吸。原作看起来和无数色彩淡雅的复制品差不多。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惊讶于女孩围巾的蓝色和衣服的金色竟是那么淡，比复制品里还要淡得多。

“你长得有点像她。”他小心地说道。

“我早就不气了。你也拿到A了。你用不着恭维我。”

“你就跟她姐似的。我是说真的。是表情。它让我想起了人鱼。”

“你真敢讲！你见过人鱼啊？”

“只在画里见过。”他说了真话。

“好吧，我是见过的。我小的时候，南斯拉夫的小学都组织去波斯托伊纳水洞一日游。”

“哦？什么样？”

“洞里好像有活物。独一无二的活物。”

“我算知道什么叫事无巨细了。”

“好吧。学名洞螈，俗称人鱼。体长十至二十五厘米。它是一种被淘汰的两栖类生物，是独一无二的失败变形产物。主要呼吸器官是鳃，但也能用皮肤呼吸。它没有视力，尽管有类似四肢的器官，但似乎已经弃之不用：腿只是残肢，手有三根指头。它似乎能在不进食的情况下存活数年，预期寿命特别长——有一百年乃至更长。它身上没有色素，皮肤是浅浅的乳白色，通体透明。你能看见略带血色的鳃，极细的血管布满全身，还有一颗小小的心脏。简言之，它是失败的突变体，介于蜥蜴、鱼和人类胚胎之间。人鱼是我们南斯拉夫的奇迹。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国旗上，而不是红五角星。它就是我们的E.T.。”

“挺厉害啊，同志。”他用英语说道。

“还不止这样呢。我觉得它在幼体阶段就能繁殖，不过我也不敢确定。”

“你怎么想起来这些的？”

“我完全不知道。对了，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人鱼会同类相食。出于某种原因，它有时会吃掉自己的幼崽。”

“好，好，”伊戈尔说道，不过他的心思已经去了别处，“说到底，我还是对的。”

“你什么意思？”

“我的女孩就是洞里独一无二的样本，别处都没有。”

“多给我讲讲。”

“我最喜欢她的肤色。钟乳石的颜色。”

“你说的是石笋吧？”

“去你的！”

“不过我喜欢你对她的描述。接着讲吧。”

“她的皮肤感觉脱过水似的，但摸上去又是湿的。我喜欢她柔顺无助的表情。嘴半张着，嘴唇涂着一层亮晶晶的干膜，嘴的一边有一点口水。她的注视像是露水要滴下，几乎看不见的泪珠马上就要落下。眼睛里有一种神奇的矛盾性，感觉既不在这里，又总在这里。你看：它们似乎在随着你动。还有托着纤细脖颈的白色领子。一张甜美的小脸，她迫不及待地要投入一双温暖关切的手——或者放到断头台上……她还有未尽的地方。这方面也和人鱼相像。看到了吗？她没有眉毛。我的姑娘是美丽的幼体，在等待着变形。”

之前站在我身后的伊戈尔抓住我的肩膀，慢慢把我朝画面推。

“你仔细看看她耳朵上的耳环。”他说。

“好……”

“你看到了什么？”

“没什么。就珍珠。”

我在玻璃保护罩上能看到自己的倒影。伊戈尔依然按着我的肩膀。

“再仔细看。”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以前也这样以为。等一下，我带了放大镜。”

“你有放大镜？”

“是啊，我兜里恰好带了一支。”

“你兜里恰好还有什么？”

“不关你的事，”他说，“透过它看画就得了。”

“我看见了珍珠……”

“珍珠里呢？”

“影子。”

“我的妈呀，你眼真瞎！再看。”

“我不明白。从类型来看，可能是表现死亡吧。”

“不开窍，不开窍啊你。珍珠里有维米尔的脸！”

他兴奋极了。

“你怎么这么想？”

“你是说你还没看见？”

“没啊。你就承认吧。全是你自己编的。”

“难道不神奇吗？”

“就算假设有，会不会是当时的惯例？”

“画家，她的创造者，在她耳朵上的珍珠里！”他接着说道。

“有人说画中的女孩是维米尔的女儿玛利亚，如果是这样，它确实可以看成是对DNA的最早的象征性描绘。”我说。

“那就更神奇了！父亲与女儿合为一体。”伊戈尔说。

“不过，也有人说它是另一个人的肖像，或者是习作。伦勃朗也画过披围巾的人。这家美术馆就有一幅。”我说。

“说她是他女儿的人是对的。”

“果真如此，你的小姑娘可就把她家老爷子戴在耳朵上了。”我打趣道。

“告诉我，”他突兀地来了句，“你的耳朵上戴着谁？”

“我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耳朵上戴着她的创造者，据说是她父亲的人的形象一样。不过，我们也不知道啊。又不是人人成天身上都带着放大镜。”

“夏洛克·福尔摩斯就带。”

我的肩膀能感到他的手的重量，我的脖颈能感到他轻柔、温暖的呼吸。我打了个激灵，小心地挪走他的手，转身面对他。

“你呢？”我问道，“你的刺青呢？”

“我没有刺青。”他答道。

“乌罗什就有。”

“乌罗什？”

“那个，其实是烙印，他父亲留下的污名。”

“那个男的是杀人犯，不是父亲。”

“你还记得我第一堂课发的问卷吗？”

“记得，我记得那个蠢问卷。”重读放在蠢上。

“哦。对于课程预期收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回去。”

“我听着有点老气。但乌罗什吧，我怎么说呢，他不是工棚里最锋利的工具。”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他不算太聪明。”

“这么说不好。”

“抱歉。”

“乌罗什发出了许多求救信号。我们都没注意到，或者说懒得去注意。全是我的错。”

“你现在良心不安了，对吗？”

“那些玩具箱……它们包含着一条信息，一条我们不曾破解的信息。它就在我们面前，空气中有各种信号，我们都视而不见。它就像你以为的维米尔图像一样。假如我们兜里都揣着放大镜，或者我们都有童话人物的天赋，能听懂动物和植物的语言，哪怕只是能听懂人的语言，真正明白人们怎么说话也好，那么，世界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别想了，同志，”伊戈尔说，“人不会说话，只会放屁。不过，现在也差不多了。快闭馆了，咱们走吧。我给你买杯热巧喝吧？”

伊戈尔和我是最后离馆的人，不过，我还是在美术馆的书店里买了一个纪念品：椭圆形的玻璃镇纸。玻璃底部的图案是伊戈尔的姑娘。

走出美术馆时，天下起了小雪。我们穿过小广场，走进一家咖啡厅，靠窗坐下后点了热巧。我一讲起乌罗什的死就停不下来了。

“扳机可能是我扣下的。”我说。

“什么扳机？”他马上反问道。

“我是说，我可能要为乌罗什的死负责。他向我发出了信号，而我没能读懂。”

“简直是胡扯！”伊戈尔说，“你别再浪漫化乌罗什的死了。有什么意义？你会好受些吗？天知道他为什么自杀。他可能是脑子疯掉了。他可能是走累了，就跳车了。那可能只是他说再见的方式，cheerio，ta-ta，tot ziens，adios[分别是英语、英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里的“再见”。]，去你们的吧……告诉我，你为什么偏偏挑我来念叨这些？”

“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念叨。”

“振作点，行不行？眼泪会糟蹋你的热巧的。”

“我不念叨了。我保证不念叨了。”

“我真想知道自己是掉到哪部电影里去了——本周电影？也没准是丹尼尔·斯蒂尔的小说。”

我擦掉了眼泪。

“好样的！我还怕你会变成——乌贼呢。”

我被逗笑了，笑声带来了片刻的慰藉。

“讲讲你自己吧。”我谨慎地说。

“你想听什么？”

“你的生活。你父母还活着吗？你住在哪里？跟谁住？你找到姑娘了吗？你朋友都有谁？”

“你啊，你的蠢问卷！好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别担心。首先，我绝不会为了今天下午看到的那种恶棍自杀。但更重要的是，我就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我是个玩家。我清楚得很。”

回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我们没有多说话。我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伊戈尔看荷兰报纸；我打开了镇纸的包装，反复地抚摸这块椭圆形的玻璃，心里想着妈妈放在瓷器柜里的照片。里面没有我爸的照片。我记不得爸爸了。我记不得。他自杀时，我才三岁。妈妈从不讲他的事。她把自己的桥烧了，也不准备为了我去重建。我不仅对他一无所知，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妈妈让我随她的姓，进一步抹除了他的痕迹。难怪她的瓷器柜照片展里毫无他的踪迹。她完全确定的是，通过将父亲从我的生活中排除，她挽救了我。至于从什么中挽救了我——只有她才说得出。她尽可能地堵上了一切我可能从中穿过的裂缝，去除了一切我可能抓住的话头。她料理了我过去的大半生，占满了父亲的位置，也占满了她自己的位置。

我耳朵上那颗看不见的珍珠是空的。我用余光在它浑浊的表面上寻找神奇的图像。图像中的场景从幽深沉重的黑暗中进入我的记忆，我说不清那是不是真事，或者图中的男人是不是我的父亲，但他有可能是的。我三岁大，男人让我骑在他背上，揪他的头发。他抓着我的鞋，好像它们是围巾的末端。我们走过厚厚的积雪。天刚蒙蒙亮，万物都闪耀着神奇的光。突然间，男人的双手伸向我的肩膀，缓缓地掉进了雪中。我开心得要疯了……

“你在抓耳朵。”正看报纸的伊戈尔抬头说道。

“是吗？”

“你想什么呢，聊一毛钱的？”

“唉，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想，真的。”

我们在火车站分开了。我回头看着他。只见他瘦高的个子，双肩包压得他微微驼背，双手插兜。天黑了，飘着细小的雪花，他的背影显得结实一些，更像成年人一些。

“周一课上见。”我喊道。

他没有回头答话，只是缓缓地抬起一只胳膊，表示他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