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如果不读太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帮我洗头的时候，惠淑的手机响了。

半躺着的我，闭着眼睛也能仿真她的动作。满手薄荷香的泡沫，她说“对不起”，关了水龙头，把手上的泡沫冲一冲，然后从插满梳子剪刀的围兜口袋里掏出手机。从她说“喂”的音调就知道，一定是她母亲的电话。她听了一阵子，为难地说，“我这里有人客，没法度听你讲，暗时再打给你。”但是那一头母亲巴着不放，继续倾吐，她又听了一会儿，最后决断地说，“不行啦，人客在等。暗时再听你讲。”

不必问也知道，住在乡下的老母亲，又跟种田的老父亲吵架了，全世界唯一可以诉说的人，是那个在台北城里从早到晚忙到没有时间接电话的女儿。

苏格拉底

惠淑是二楼美容院的老板，一人工作室，只做预约的老主顾。因为手脚明快俐落，客人一个紧接一个，一天有一二十个头等着她处理，也就是说，她一天要连续站立十个小时，马不停蹄。

我不是喜欢闲聊的人——凡是滔滔不绝、絮絮不休的按摩师、美容师，不管功夫多好，我是一定夹着尾巴逃命的，但是惠淑不同。

惠淑是台北市井中的苏格拉底。

在贫困农村长大的她，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小小年纪就拎着一个廉价的塑胶袋离乡背井出来学手艺。出师之后，马上用微薄的工资点滴累积，把乡下的弟弟妹妹一个一个带了出来。虽是少女姐姐，担起的却是完整的母责。问她觉不觉辛苦，她说，“我是长女，长女就有长女的责任。”

“很多长女也不负责啊，不是吗？”

她说，“我没读什么书，可是我想长幼有序就是社会安定的根本。我身为长女如果不负起那个责任，弟妹会迷失，会堕落，那就给社会添了两类人：坏人或者穷人，成为社会负担。制造了社会负担对我自己也不会有好处啦。”

正在吹头的时候，突然看见窗外巨幅的政治人物笑呵呵的头像冉冉升起——又是选举季节了。

惠淑忧虑地说，“我看这个人自恋又狂妄，城府很深、机关算尽又故作天真，可是选民吃这一套，台湾怎么办……”

“你怎么看得出他机关算尽却又故作天真？”

她一边用精油摩搓一根一根的发丝，一边列举一件又一件本城发生的事例，证明她的论点，最后在起身去冲洗时做结语：“民粹都是短线操作，年轻人只看到眼前热闹，最后真正被害到的是他们自己，这样下去他们将来恐怕连一个最低薪的工作都会找不到……”

“那……你担心你的孩子吗？”

她想都不想就回答，“我跟女儿说，她一定要把书读好，将来要靠自己。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尤其在乱世。你说这是不是乱世？”

雾米

照顾你的雾米哭了。

听说，是跟在印尼读大学的女儿通电话时哭的。

我到达潮州时，她正在帮你洗澡。她先把热水注入洗脸盆，用手测好水的温度，再帮你脱衣服。我放周璇的歌曲给你做洗澡配乐，然后坐在旁边陪伴。衣服都脱掉了，我就像个医生一样从头顶到脚趾头检查你的身体——翻开肉与肉之间的夹层，看看是否有红肿；端详平常看不到的腋下、股间、腿缝，看有没有疹子。

雾米一边用沐浴乳帮你洗身，一边跟着唱歌。四十岁的她，有儿童似的轻柔嗓音。浴室里充满了水声和歌声，阳光从小小的窗格洒入，缅甸带回来的沐浴乳散发着茉莉花香气。

当你睡下了，我问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她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我赚的钱不够，”她用生涩的中文说，“不够付女儿学费，女儿说妈妈太辛苦，所以要停止大学……”

“停止大学了要做什么？”

“她想去外国做女佣赚钱，像我一样。她说不要我一个人这么辛苦让她读书。”“你觉得呢？”

雾米抹抹眼泪，抬起头看我，说，“我妈也是女佣。我小时候，她在香港帮人家带小孩，我长到十几岁才见到她，她回家是因为她生病了，很严重，不能再工作。现在我也打工，女儿小的时候，我在阿拉伯打工，后来在香港，现在在台湾也要五年了。我不要我的女儿跟我、跟我妈一样，但是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渔村

“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美君，我听过这句话。

说这句话的你，四十二岁。

我们住在一个渔村里。渔村的屋舍低矮绵延，使天空显得高远辽阔，水鸟在银色海洋和湛蓝天空之间翻跃，海滩上的我们在放白色的风筝。风筝的薄纸被凶猛的海风撞击得猎猎作响，但是无论怎么撞击都饱满坚挺，迎风而上。那声音此刻就在我记忆的海浪里翻腾。

公务员父亲带回家的薪水在一个牛皮信封里，那么薄的一个信封，你把钞票拿出来数，开始算，柴米油盐之外四个小孩的学杂费怎么分配。渔村的女儿们多数是去加工出口区做工的，绑着头巾，骑着脚踏车，沿着两旁全是鱼塭和琼麻的乡村道路，一路踩进工厂大门。她们的工资被母亲们拿去换来一只又一只的金镯，一环一环套上手臂，整条手臂闪闪发光时，女儿就可以结婚了。

你对父亲说，“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跳格子

你说这句话时，有没有前世今生的触电感？十岁的你曾经站在你父亲面前，坚定地告诉他你要和兄弟一样背著书包上小学。十七岁的你，曾经站在父亲面前要求到女子师范学校去注册，你沉默寡言、从无意见的母亲在一旁突然说，“让她去吧。”母亲的坚定吓了你一跳。

人生的曲折路，看不到尽头也猜不到下一个弯向左向右。路面上画着跳格子游戏，你一格一格往前跳。当你跳到四十二岁的那一格，为女儿做主张的时候，前面的路你看得多远？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衰老？你有没有闪过念头，要为自己打算，为自己不甘，为自己怨叹，至少，宠爱一下自己？

渔村的日出从水光潋灎的鱼塭那边上来，渔村的日落从深沉浩瀚的大海那边下去。当清新的晨曦照进你的房间，当柔软的黄昏红霞撞击到你心里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跟雾米一样突然地悲从中来？

当你也加入那些渔村的女人，坐在矮凳上开始撬生蚝挣钱而割破了手指血流如注的时候，你是否曾经回想到自己在家乡做姑娘、被人疼爱的时光？

在那数十年流离困顿的日子里，你是否曾经因为思念你那沉默的母亲而潸然泪下？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己二十四岁就走出了村子，与她此生不告而别、不曾守护她终老、不曾在她坟头上过一柱香，而自责？

我从来不曾问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