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的皱纹都是她的，身上的关节都不是她的。

可是她眼睛里的光芒、声音里的力量，

永远是她自己的，独一无二。

你记得安琪拉吗？

八十五岁的安琪拉来信说她病了，我专程飞到德国去看她。人生历练告诉我：超过八十岁的“闺蜜”生病了，必须排除万难在第一时间探看。

从台北直飞法兰克福十二个小时，从法兰克福转火车沿着莱茵河北走二小时，波昂站下车，再加十五分钟计程车程，到了她家门口。远远就看见她的花园，她银白发亮的头发在一排紫丁香花丛的后面。听见我的车门声，她直起身，看向安静的街道，然后笑吟吟地向我走过来，怀中是刚采下的大朵绣球花如孩子的粉脸，一派阳光灿烂。

我说，“原来你好好的，那我可以走了。”我作势要掉头，她抱着花大笑着走过来，我才发现，她一拐一拐地走，走得很慢，很慢。

我们就坐在那花园里，在北国的蓝银色天空下，看着美满得不真实的绣球花，有一搭没一搭说了两天两夜的话。

风霜

人和人真的很神奇。有些人，才见一面就不想再见；有些人，不论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朋友；有些人，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日日相见，也不见得在晚餐后还有话可说——晚餐嘛，还有食物的咀嚼和杯盘的叮当声响可以掩饰空白，晚餐后，那空白的安静大声到耳鼓发麻，你无可逃遁。

有些人，却是从第一个照面，就知道，他是。

安琪拉大我二十岁。我们在纽约机场等候接驳车的空档中聊了一下。那时的她才五十多岁，短短的卷发，两颊还有一点婴儿肥的可爱感。二十年后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总理梅克尔，我失声说，“这不就是安琪拉吗？”

安琪拉坚持要为我泡茶、切蛋糕、洗葡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很艰难。她拉开橱柜取出果酱，说，“此身一半不是我的了。膝关节、髋骨……”

“膝关节……那就不能骑单车了？”

她对我眨眨眼，笑了，“那也成过去了。”

安琪拉的儿子站在一旁，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记得上一次站在这厨房里，是安琪拉先生过世后五年，安琪拉六十五岁的时候。我说，“安琪拉，找个人去爱吧？”

她说，“男人多半笨。老年丧偶的尤其无聊，只会坐在家里看电视，而且是看球赛，喝啤酒。”

安琪拉是一个爱看戏剧、爱读小说、爱打抱不平、爱大自然、爱运动、爱社会正义、爱流浪狗、到老都天真热情的女人，要怎样去找到兴趣广泛、生趣盎然、不瘫在沙发里看球赛喝啤酒的进步老男生呢？

那次厨房会议的决议就是：到《时代周报》去刊登一个广告。德国《时代周报》是一个知识菁英的报纸，以思想品味自诩。有整页的交友广告，广告里的女人多半宣称热爱莎士比亚，男人多半强调会背诵歌德。

安琪拉真的依照我们的厨房决议去登了一则广告：

六十五岁女生，兴趣：看戏、读书、运动、大自然。

政治倾向：厌恶右，但绝非左。

外貌：腿力很好。

征求兴趣相近的男生从德国波昂骑单车到波兰华沙。共九百七十六公里。

很多人来应征，安琪拉最后挑了一个大概是“腿力最好”的男人，阿芒。两个人清风明月、两鬓风霜，骑单车共度了一个月。

花园外就是麦田，麦子熟了，整片田像一个方块形的大盘，托着沉甸甸、满盈盈的柔软黄金，阳光刷亮了麦穗如花的芒刺。

我们在天竺葵旁边坐下来。儿子已经识相地走开，让我们女生单独说话。

“阿芒呢？”我问。

安琪拉把拐杖小心地靠在门边，拿了一条毛毯盖在自己膝头，说，“两个月前走了。”

“走了？”

“突然的，三更半夜。他固定每周三来我这里，那个周三他没出现，半个月后我才知道。”

我想像事情的可能发生顺序。阿芒是有家室的，他和安琪拉之间长达二十年的情份，是一个人世间的秘密。他的突然离世，没有人会去通知安琪拉。所以，安琪拉经过的是什么？等待，失望，不安，焦灼，直到发现阿芒爽约的原因时，非但无法执子之手温柔告别，连告别式远处的驻停凝眸都不可能……

全家福

我要安琪拉跟我细谈她在波兰度过的童年。

“你知道我是在波兰洛兹长大的？”

“洛兹？”我从躺椅一下子坐了起来，“洛兹就是你的故乡？”

十八世纪末强大的普鲁士收编了部分波兰国土，包含洛兹，紧接着鼓励大批德国人到那里定居。安琪拉家族几代人就在洛兹生根。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军队入侵波兰，洛兹变成一个关系特别紧张的地方——占领者德国人声色凌厉，波兰人忐忑不可终日，犹太人沉默地等着大难临头，而像安琪拉这样在波兰已经好多代的德国人——“外省人”，尴尬地夹在中间。

“有一天大概清晨四五点钟，突然很吵，”安琪拉说，“我爸硬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让我趴到窗口，不开灯。”

隔壁邻居是犹太人。十岁的安琪拉目睹的是，荷枪的德国士兵闯入犹太人的屋子，驱赶还在熟睡中的一家老小，喝令他们立刻出去。安琪拉一家人眼睁睁看着隔壁邻居家住在三楼的老奶奶，可能因为下楼的动作太慢，士兵把老奶奶直接从三楼窗口抛出来。

安琪拉在爸爸的怀里，趴在窗口，全身发抖，爸爸在黑暗中说，“孩子，你听好：我要你亲眼看见我们德国人做的事，你一生一世不能忘记。”

被抄家出门、失魂落魄站在马路上的犹太人到哪里去了呢？

安琪拉说，洛兹有一个用高墙围起来的区，看不见里面，但是每次她经过，心里都充满恐惧。她模煳地知道，凡是进了这里的人，都不会活着出来。全城的犹太人，都进去了。

安琪拉的家是个照相馆，爸爸是摄影师。德军进驻洛兹之后，照相馆的生意突然爆红。村子里的人每天在门口排着长龙，等候拍全家福。

“因为，”安琪拉说，“本地人觉得时局不好，很不安；犹太人当然更觉得是世界末日，恐怕马上要生离死别，而村子里的德语人则担忧自己的儿子恐怕很快会被德军征召当兵，所以大家都赶着来拍全家福……”

有一天，外面排队的长龙里似乎起了争执，突然人声嘈杂，安琪拉的父亲停止拍照，出门去看。原来是队伍里的几个本地德语人认为波兰人现在没有资格排到前面，要他们排到队伍后面去。安琪拉看见照相师爸爸对着这些讲德语的同胞非常愤怒、非常大声地挥手说：

如果要在我这里拍照，就请排队。如果不愿意排队，可以，就请你们到别家去，我这里恕不奉陪。

大家就安静了下来。

好样的

傍晚，安琪拉拄着拐杖和我走到村子尽头一片草原上采集野生的洋甘菊，她是个大自然的信徒。早餐，配的就是采回来的洋甘菊。喝茶的时候，我八十五岁的闺蜜说：“应台，战后很多德国人说他们当时不知道有集中营这回事。我想说的是，如果十岁的我就知道洛兹有个杀人的地方，你大人敢说不知道？也不要跟我说，国家机器太大、个人太小，个人无能为力。我父亲就用他最个人、最微小的方式告诉十岁的我说，个人，可以不同。个人，就是有责任的！”

我看着她。八十五岁的安琪拉，脸上的皱纹都是她的，身上的关节都不是她的。可是她眼睛里的光芒、声音里的力量，永远是她自己的，独一无二。

在安琪拉的身上，我也看见你，美君。日前在整理旧物时，翻到你回忆录的这一页，说的应该是一九四三年，你十八岁：

兵荒马乱，大家都怕兵。一个宪兵队驻在淳安城里。有一天，我家隔壁不知道闹什么事，几乎要打架，很多邻居看热闹。这时宪兵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当事人和一二十个一旁看的人全都抓走了，关起来，一关就是三天，而且不许家属探访。小老百姓不懂法律，害怕家人是不是会被宪兵枪毙，吓得半死，来找我，我才十八岁。他们说，大小姐，这街坊只有你会讲国语，求求你去宪兵队沟通吧。

我也很怕，但是怎么办呢？

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一个人走到了宪兵队，抱了一大包热烧饼。

见我的是位中尉排长。我说，我是来看我的邻居们的。他说，上面不准见。我说，他们犯了什么罪，这么严重。我受邻居之托，要求不大，只想看到他们是死是活。

他考虑了很久，最后说，好，可是你带来的东西不能带进去。我说，好，不给他们吃，只是给他们看，表示我的人情到。

排长勉强点头。

我走到犯人间，他们一看见我就同声哭叫：大小姐救救我们，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快饿死了。

我毫不考虑，当下就把烧饼用力丢进铁窗里，乡亲抢着吃光了。

守门的宪兵报告排长说我不守信用。我很生气，对排长说，“这世界上哪里有饿罪？就是犯了死罪，也要给犯人吃饱才枪毙。我是可以告你们达法的。”

排长看看我，不回话。

第二天上午，所有的犯人都放回家了。

十八岁的女生美君，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