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个从北朝南走的人

天惶惶地惶惶  作者:周德东

李灯那50元钱,确实是前段时间去昌明镇采访时在长途汽车上花掉的。

不过,那个售票员是个小伙子,一个很英俊、很阳光的小伙子。

他为什么要去那个昌明镇呢?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简直是鬼使神差。

有一天,他在报社接到一个电话,是个女读者打来的,她提供了一条新闻线索——昌明镇有一个姓韩的老头,他无儿无女,死后又复活了……

李灯就跟领导请示要去采访,可是,领导对这个线索似乎不感兴趣,没有批准。

李灯偏偏很想采访这个事件,就请了病假,自费去了。

他从小到大,见过两次死人,一个是他爸爸,另一个是邻居关廉的爸爸。

那时候李灯还小,在酱坊市读小学。他家住的是平房,面积很小。

他家的邻居有个小孩,叫关廉,跟李灯同岁,他的父母离婚了,李灯一直就没见过他妈妈。关廉跟爸爸过,他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总是笑吟吟的。

李灯原来不叫李灯,叫李巍巍。

在教育上,关廉的爸爸总是效仿李灯家。李灯的父母让李灯学钢琴,他也让关廉学钢琴;李灯的父母给李灯买棕色七分裤,他也给关廉买棕色七分裤;甚至李灯的父母领李灯去看木偶戏《马兰花》,他也领关廉去看木偶戏《马兰花》……

有一天,李灯的妈妈对爸爸说:“赶快给巍巍改个名吧,不然,说不准哪天关廉的爸爸就会给关廉改名叫关巍巍!”李灯的爸爸说:“你改什么能挡住他学我们家呀?”“叫李灯,他就学不了了。”李灯的妈妈说。

果然,这次关廉的爸爸学不了了。

李灯经常去关廉家玩,他印象最深的是,关廉的爸爸头发总是很长,总是坐在他家的太师椅上对他笑。

在李灯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夏天,爸爸不幸遭遇车祸,死了。而关廉的爸爸竟然连这件事情也效仿——不到一年,他就撞了车。

他是自杀。

刚刚12岁的关廉被他妈妈领回去了。

关廉的爸爸为什么自杀呢?

当时,李灯不明白,后来长大了,他才隐隐知道,那个总是笑吟吟的男人,好像是贪污了公款,够枪毙的罪了,他走投无路,就自己了断了自己。

在出事前的那个深夜里,他给前妻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早上来把孩子接走,然后就把写好的遗书装进口袋里,来到郊区的一条马路上,等待那辆倒霉的车……

清早,有人发现马路上躺着一具尸体,立即报了警。

李灯也跑去看了,他当时恶心得差点吐出来——他只看见了一团长长的头发,没有脑袋,鲜血淌得到处都是。关廉的爸爸身子完好无缺,似乎比平时还长一些……

从那以后,关廉到另一个学校读书了。

每到黑天,李灯就好像看见那一团长长的头发,没有脑袋,长长的身子……这种阴影直到他上中学后才渐渐消除。

从j市到昌明镇大约200公里,李灯当天晚上就到了。

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

第二天上午,在一座独门独院里李灯见到了那个姓韩的老头。

他红光满面,一点不像死过一回的人。

这个69岁的老头过去是说评书的,表达没问题,他对李灯讲述起来——当时,我感觉自己好像走在一座桥上,特别累。

那桥前面看不到头,后面也看不到头,两边是无底的深渊,黑糊糊的。

我越往前走那路越狭窄,最后我就像走在宇宙中的一条钢丝上。我踉踉跄跄,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

突然,后面有人大喊一声:“你还不回去!”我一头就栽下去了……

接着,我“忽悠”一下就看到了病房的灯。

——李灯不迷信,他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这老头在哗众取宠,二是他病危中产生了幻觉……

后来,他又到医院了解情况,医生告诉他,这个老头当时是“假死”,在医学上是很正常的现象。

李灯很失望,觉得这一趟白来了。

他回到镇政府招待所里,收拾了一下东西,然后在镇政府门口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炸酱面,就准备返回了……

这时候,一切还都很正常,没什么可怕的事出现。

昌明镇的车站在镇子的西头。

李灯背着采访包离开镇政府,由东朝西走,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个人,他挑着担子,从北朝南走。

他的担子里装的是新鲜的蔬菜,好像是到农贸市场去卖。

李灯的脑海里有一个东西,像蚯蚓一样,在记忆的土壤里拱了一下。他没太在意,继续走自己的路。

他走了几步,他又朝那个人看了看。那个人还是在低头赶路。

李灯记忆的土壤下那个东西又在拱。

这次李灯感到,那个东西绝不是蚯蚓,它比恐龙还大,好似一个早已经绝种的怪物,它一直都潜藏在他的记忆里,现在它一声不响地就要崛起了。

李灯感到记忆的土壤像火山爆发一样一点点拱起来,地表微微地颤动,一块块崩裂,深层次传出隐隐的轰隆隆巨响。

他想不出这巨大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李灯万万没有想到,那记忆竟然是十多年前最恐怖的一幕,长长的头发,没有脑袋,到处都是血……

是他!关廉的爸爸!

李灯站住了,瞪大了眼睛。

那个人就要走过十字路口了。

李灯不想错过,他急中生智,大喊一声:“关廉!”那个人猛地停住脚步,像定了格一样。但是他没有回过头,就那样停在那里,好像在思考什么。过了半晌,他好像受了惊吓,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甚至可以说,他不是走,是跑。

李灯追过去,只看见路两旁一丛丛的绿树,没有一个人。

李灯的心怦怦怦地跳起来,急忙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拨起来。

他打长途到酱坊市,找到了关廉。“关廉!”李灯紧张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我跟你说一件事!”“什么事?”电话那一端的关廉口气很冷静,“你别生我气啊。”“你说。”“我在昌明镇,看见了……”“谁?”“你爸爸!”“是吗?”关廉的态度仍然很淡漠,好像他爸爸最近正好在昌明镇出差似的。

李灯想,关廉可能生气了,就说:“可能……可能是我看错了,对不起。”“没什么。”关廉的声音像飘在空中的一片羽毛。关廉长大后,变得沉默寡言,嗜烟如命。他爱好网络,几乎整天都泡在网上跟没有面孔的网友聊天……

李灯跟他两小无猜,长大后很少见面,友情也一天天淡了。

关廉似乎对父亲有点怨恨。

他到了母亲那里,一直受继父的气,生活很不幸。有一次,他甚至跑到外面流浪,最后被收容遣送回酱坊市。他从来不提父亲。

“你最近怎么样?”李灯没话找话地问。

“挺好。”“我也挺好。”停了停,关廉突然问:“你记得姜春红吗?”他们现在没什么共同的话题,除了小时候那一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而李灯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哪个姜春红?”“咱们小学四年级的同学。”“噢,记得,那个女生,后来她家搬走了。”“对,就是她。”关廉似乎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

“也不知道她家搬到哪去了。你有她的消息?”“没有,我只是突然想起她来。”“她的声音很细,不爱说话,脸上有个痣——在嘴角吧?”“左边。”“对,是左边。”“她的成绩一直是咱们年级组第一。”“可是后来她辍学了……”“挺可惜的,如果她不辍学,也许早从清华、北大甚至哈佛毕业了。”“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捣鼓的那件事,她是不会辍学的。想起来我很内疚。”“小时候,都不懂事。”停了一会儿,关廉突然问:“你说你在什么地方?”“昌明镇。”“噢……”接着,关廉就没什么话了。

李灯放下电话后,来到汽车站。

这才发现这个小镇每天只有一趟车开往j市,下午四点发车,而李灯赶到时,车已经发走了,他只看到一缕烟尘。

李灯实在不愿意在这个地方逗留,又没有办法,只要再回到镇政府招待所,明天再走。

他烦躁地躺在简易的客房里,连衣服都没有脱。

天黑了,他没有开灯,一片漆黑。

他的脑子很乱,不断闪现那个挑着担子的从北朝南走的人。他时不时瞄一眼外面,觉得那个人随时都可能挑着担子出现在窗外。一个十年前就死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千里之外的偏僻小镇?

难道,他用塑料又做了一个脑袋,跑到这里伪装成人,隐瞒被车撞死的那段历史?

或者,当年他根本就没有死?

不可能啊,他有遗书,而且,他的脑袋都撞碎了,大家有目共睹。

也许,那个挑担的人是一个长得和关廉的爸爸很像的人?

李灯很希望是这样。可是,他怎么都说服不了自己。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

接着,李灯想到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呢?

李灯想起了那个电话,想起了那个报告新闻线索的女人。

她是谁?

李灯觉得自己真是太大意了,竟然不知道对方的单位以及电话,就听信了她的话,像被催眠了一样来到这里!

她说这里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人,而那个姓韩的老头完全是瞎扯。这个挑担子的人才真的是死而复活!

难道这个女人勾引自己到这里来,只是想让他戳穿一个秘密?

最后,他想起了姜春红。

读小学的时候,李灯坐在她的后排。

有一次考试,李灯想抄袭她的答案,遭到她的拒绝。

更不幸的是,被老师发现了。他走过来,把李灯狠狠训了一顿,并且通报了他的家长。那时候,李灯的爸爸还没死,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还跪了半宿。

从此,李灯对姜春红怀恨在心,一直想报复她。

一次,李灯导演了一出双簧——上学时,他带了一个崭新的日记本,塑料皮,他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

上课间操时,关廉在李灯的授意下,偷偷把那个日记本塞进了姜春红的书包。

班主任来上课的时候,李灯突然大叫起来:“哎?我的日记本不见啦!”全班同学你看我,我看你,骚动起来。

老师走过来,问清了情况,立即严肃地说:“是谁干的?赶快拿出来,主动承认错误,不然,我就要搜了!”没有人应声。

老师问了三遍,最后,开始搜书包。

同学们鸦雀无声,静静等待着结果。

搜到姜春红的书包时,李灯大声说:“就是那个日记本!”当时,全班大哗——这样一个学习成绩一直名列榜首的女生,这样一个说话脸都红的女生,这样一个担任班级品德课代表的女生,这样一个所有的老师都经常夸奖的女生——竟然偷人家的日记本!不可能是误会,她把那日记本藏在了书包最底下的夹层里。

当时,姜春红的脸一下就白了,她猛地甩过头,愤怒地看着李灯,那眼睛都要冒出火来。

李灯不敢和那眼睛对视,低下头……

姜春红突然号啕大哭,转身跑出教室外,老师叫了几声都没有叫住她。

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来上学。老师去家访几趟,没有一点作用。

据说姜春红的父母怎么劝她,她都不听,一直蒙着被子哭,只要父母的话稍微激烈一点,她就要服毒……

李灯的心理压力很大,有几次想跟老师坦白实情,终于没有勇气说出口。

后来,他听说姜春红家搬走了,听说,搬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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