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雪的时候，鸟都不飞，云也不飘，只有界岭小学的笛声还能与雪花一道轻舞飞扬。那些住在界岭深处的人家，从未听过这样的笛声。那一天，他们正在火塘边昏昏欲睡，忽然听到一种声音，正以为是火星溅响，冬天到来时贴上的窗纸，像笛膜一样抖了几下，将一串悠长的颤音送到被白雪映照的老屋里。这些人家的孩子，全都高兴地提醒父母，是孙老师或者邓老师吹出来的笛声。大人们往往只是嘟哝一句，一根细细的笛子，还能响得这么远！笛声飘得如此遥远，的确难得一见。同样，明爱芬去世时的那场大雪，也是界岭一带山区近年来所罕有。

雪多得要用三天三夜才能全部落下来。融雪总比落雪慢，从雪停后到学生们能够在山路上平安行走，又用了七天七夜。放在往年，落雪成灾，只要一天一夜，就会有房顶垮了，压死人或猪牛羊等。村长余实后来在竞选连任时说，这场大雪是其政绩的最好证明，房屋没有压垮一间，家畜没有少一只。这说明家家户户的房屋比以前结实了，更说明家家户户收人增加了，温饱没问题了。

那场大雪中。只死了一只野兔。

那只野兔，被几只狗从厚厚的积雪中撵出来，蹿上一处石崖，或许是被白雪晃了眼，野兔再次纵身一跃，居然跳上村长余实家的屋脊。

界岭之事，哪怕是刚发生的，隔几天就会成为传说。比如那次余校长送学生回来的路上将老村长的墓碑当成了人的事，在这一带山里流传一阵，再回到余校长耳朵里，那块墓碑已经变成了人，还朝着余校长三鞠躬。

有了雪，天地间就会安静许多。平时十分响亮的狗吠，一到大雪天就变得如同老猫在叫。加上村长余实家进出的人多，那几只无计可施的狗叫得再凶，也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若不是村长余实的儿子在作文里饶有兴趣地描写了野兔蹿上自己家的房顶，外人也无法得知这件蹊跷事。

村长余实的儿子将这事写得很细致。刚开始家里人还不知道是野兔在头顶上跑来跑去踩得积雪吱吱响，以为是房梁被大雪压得直喘气。村长余实很有自信，既然邻居家那种破房子都没事，就不必庸人自扰了。野兔在村长余实家的房顶上与几只狗对峙了一天一夜，才被发现。村长余实的儿子想到外面去玩雪，主动要求到菜地里拔几棵白菜回来煮吊锅。他在菜地里扒雪时，望见自家瓦脊上蹲着一只兔子，连忙回去报信。村长余实气不打一处来，操起一只竹竿，爬到屋后的山崖上，冲着瓦脊胡乱挥舞。俗话说，竹竿再长也够不着瓦脊。可是野兔没见过世面，慌乱之中，居然对着瓦脊上的烟囱，一头钻了进去。野兔从高高的烟囱里摔进灶膛，因为贪恋一时的温暖而失去从灶屋后门逃走的机会，被村长余实轻易地逮住，用干辣椒加酱油红烧吃了。村长余实的儿子最后写道：爸爸一边吃兔子肉，一边对我说，这是我家最特殊的一次特殊化。

事情之有趣，吸引了第一个读到这篇作文的孙四海，他用红笔将一些不通顺的句子改正后，让村长余实的儿子在班上站起来朗读。还没下课，邓有米就将孙四海叫出来，提醒他这样做不妥。兔子尾巴长不了——兔子跑到村长余实的房顶上，可不是什么好事。孙四海不高兴地说，野兔上他家房顶难道是民办教师的责任？为此事，余校长认真地查找过词典，他发现，兔子虽然长相可爱，但与之相关的词汇都是负面的，如兔死狗烹、兔死狐悲、兔起鹘落、兔角龟毛、守株待兔、狡兔三窟、东门逐兔等等。于是，余校长也要孙四海慎行。从明爱芬去世，张英才被他们推荐转为公办教师后，孙四海变得更加深沉，他没有做任何分辩，就将这篇作文埋进语文作业堆中。

不过，这件事还是通过班上的学生传开了。等到他们听到传说时，已变成野兔站起来，将两只前爪抱在一起，冲着村长余实作了三次揖。第一次作揖是要村长余实注意野兔可能有特殊才能，否则很难上到他家房顶。第二次作揖是要村长余实深思全村人都没吃野兔肉，他却独享美食会不会脱离群众。第三次作揖是要村长余实考虑就野兔的生与死开一次村委会，哪怕是假模假式，让别人举手表决一下，也能体现界岭地区政治生活的进步。野兔作揖可以再三，不能再四，最终还是被剥皮抽筋，下了油锅。

传说传到学校，孙四海在余校长面前说：“界岭的土皇帝要换人做了。”

邓有米也说：“一只小兔子，还是野的，传来传去变成这个样子，肯定是有别的原因。”

余校长摇了摇头说：“在界岭没有人斗得过余实。你们还是安心教书吧，不要想别的。”

融雪之后，界岭一带有选举权的人全都集中到学校的操场上，乡政府的几个干部坐在临时摆成一排的课桌后面，用很大的嗓门说一些大家并不喜欢听的话，只有坐在前排的村长余实与他的竞争对手叶泰安一个字也不敢漏听，还经常带头鼓掌。

村长余实和他的竞争对手叶泰安也要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抽到二号签的叶泰安，上台没说几句，就让村长余实满脸通红，一边擦汗，一边用目光重重地盯着余校长他们。

余校长心知肚明，叶泰安的演说稿，是由孙四海推敲过的。为了不让村长余实发现，他俩每次见面都是在老村长的墓地里。万一被人碰见，也能用怀念老村长来做掩饰。他俩这样做，也是为了老村长。老村长生前有过培养接班人的计划，在他之后由叶泰安当村长，叶泰安之后则是孙四海当村长。这件事在界岭从没公开谈论过，私下传说却一天都没断。只是老村长死得太突然，没来得及安排叶泰安接班，被余实一杠子插进来，打乱了布局。

孙四海帮忙推敲的是一些与大家贴心的话语，同村长余实的高调相比，这样的实在，肯定能让底下坐着的人，有比较强烈的反应。

余校长了解这件事，是因为孙四海曾经自鸣得意地对他说出“村阀”这个词。孙四海这样说时，有种掩盖不住的兴奋。正是这种兴奋让余校长有所警觉，追问之下，孙四海说了实话，“村阀”是他和叶泰安想出来专门针对村长余实的杀手锏。孙四海以为，只要将这种极具乡村政治概念的东西拿出来，肯定能够引起多数人的共鸣。没想到还没公开喊出来，就遭到余校长的反对。余校长反对的理由是，既然有“村阀”，就会有“乡阀”“县阀”“省阀”，如此联想，肯定会生出歧义。所以，叶泰安最后发表的演讲，是听从了余校长规劝的结果。

每次选举都是由余校长带着几个老师唱票计票。这一次也不例外。余校长表面上心如止水，其实直到计票完毕，乡里来的干部认可了这场选举，当场宣布了新的村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他才长出一口气。余校长也有让村长余实落选的想法，通过这样的选举给那些只想当村长却不愿发展教育事业的人一个深刻教训。

因为比对手少三票，村长余实落败了。

余校长觉得，村长余实少三张票，是自己和邓有米、孙四海将票投给叶泰安所致。余校长坚持说，他不相信村长余实就此兵败如山倒。别的地方。新村长上台，村里的人会大肆放鞭炮庆贺。界岭这里，新村长上台发表施政演说，下面坐着的人，非要等到余实拍巴掌之后，才跟着拍巴掌。

有一天，落败后改任副村长的余实路过学校时，给随身带着的茶杯加水，主动提起那个传说，十分委屈地说，野兔从烟囱掉进灶里摔断了耳朵，竖不起来，之后的事，简直是云里的雾，雾里的云，连影子都算不上。余校长他们听了，都不接话。余实指着外面的国旗说，界岭是中国的一部分，大家的认识也有左中右之分，小学生可以不讲政治，你们每天往黑板前一站，虽然是民办教师，还是要讲点政治才行。余实越说越明显，叶泰安的那点水平他很了解，当年有老村长力挺都接不了班，这次能够大爆冷门以三票之差击败自己，根本原因是有人代写了演讲稿。

余实说：“在界岭，只有你们几个当民办教师的，或许将来有机会取我而代之。”

余校长说：“这个玩笑开得不好。”

余实说：“我不开玩笑，这就像四个人打麻将，三个高手在那里相互算计时，赢钱的肯定是另一个不通牌理的生手。”

余实离开学校的当天下午，界岭的政治生活就出现重大变化，半年前被大家一票一票选成村长的叶泰安，突然留下一封辞职信，到广东打工去了。叶泰安辞职的原因也很简单，村委会其他人全部抱成团，叶泰安无论说什么，或者想在会上通过什么决定，都是不可能的。这样。先前落选的余实顺理成章地成为代理村长。有句俗话说。一只翅膀的野鸡，三条腿的野兔——狗都追不上。说归说，真有这种受伤动物亡命而逃的事情发生，也不会影响山里的平静。在界岭，一只野兔有太多的天敌，无论它死去的原因是什么，都是正常的。既然村长余实已经像野兔那样死过一回，但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领，那些将票投给别人的人也会逆来顺受。

村长余实东山再起，邓有米说了一句酸酸的话：对付乡村政治老手，只能寄希望于对乡村政治一窍不通的民办教师。

不过，最让余校长他们心酸的却是公办教师的到来。

张英才离开界岭时，万站长就说过，要加强界岭小学的教学力量。张英才来之前，万站长也打过这样的招呼。余校长他们也明白，方圆数百里之内，像界岭小学这样全部由民办教师苦苦支撑的学校已经少之又少，并且会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很久以来上面一再强调，要逐步取消民办教师。至于如何取消，传到界岭的消息，像夏季暴雨降临时山谷里滚来滚去的风，一时四变，来无踪，去无影，前面的来历没弄清楚，后面的压力又出现了。各种传闻从来没停止过，余校长他们早就不着急了。用邓有米的话说，只要看看界岭小学，就会明白，这种一厢情愿的话，只有永远不来界岭走一走的人，才敢厚着脸皮说出口。

因为万站长有话在先，余校长每次跟他见面都会客气地要他兑现承诺。

有一次，万站长被问烦了，突然反问：“别以为我不晓得，你们这些民办教师，最不愿见到自己身边有公办教师！”

一向好脾气的余校长也不知怎么地跟着烦躁：“你也不要以为，披上教育站长的皮就真的很了不起，其实，里面的骨肉还是民办教师的！”

这句话很有效，一下子就将万站长的嘴巴堵住了。

后来余校长才听说，那几天，万站长的心情格外糟，是因为办公室被一个女人占领了。那个女人从十五岁开始当民办教师，是万站长管辖范围里民办教龄最长的，年满五十时却被辞退了。女人闹一天，哭一天，再闷一天，临走时说，她晓得万站长是民办教师出身，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为难民办教师的。但万站长无法为这个女人解决她所要求的任何一个问题。女人无可奈何地离去，是因为在省城工作的女儿闻讯赶回来，将母亲接去身边。女儿在省城过得并不顺利，母亲去后，睡在哪里都不晓得，但她还是坚定地劝母亲，就是做梦也不要回到这鬼地方来。女儿的话让母亲哭得更厉害，反反复复地诉说。没有几十年民办教师的经历，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

再与万站长见面，余校长就说：“有我们几个在，界岭的义务教育不成问题。”

万站长冷冷一笑：“难怪有人说，就是让界岭的某个男苕或者女苕当几年校长，也会变成老狐狸。”

不待余校长回应，万站长就转移了话题：“老余，你怎么越变越年轻，脸上的沟沟坎坎都快抹平了。”

暑假期间，全乡教师到乡政府礼堂集中学习，余校长和邓有米、孙四海一道在礼堂前面的路口遇上望天小学的胡校长。

胡校长说：“转正加薪死老婆——余校长有福哇。有幸享受到民办教师的三大喜事中的一喜，果然是神清气爽，一下子年轻十岁，可以再娶一个黄花女子了。”

余校长苦笑几声，顺着对方的话说：“明爱芬倒在床上几年，真的有些折磨人。”

胡校长突然一改机锋：“依我看，你还没有被折磨够，否则就不会让代课没几天的小年轻先下山。”

余校长明白胡校长的弦外之音，他故意说：“万站长答应了，下个学期会再派人到我们学校的。”

说是集中学习，也就一天时间。前些年，类似的学习最少要安排两天。来开会的老师，大多要带上被子，晚上休息时，将礼堂的长椅并到一起就是床，男女各占一边凑合一晚。现在改为一天，早上赶来开会，晚上还要赶着回家，并不全是因为经费短缺，不能明说的关键因素，是这些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的民办教师。总爱用几杯酒将自己灌成醉生梦死的样子。然后借发酒疯假戏真做，不亚于公开闹事。

全乡十几所学校近百名教师聚到一起，最忙的人当然是万站长。开会的事，总是虚的多，实的少，将作报告的领导和发言的代表安排好，就基本到位了。真正让他忙得不亦乐乎的是一大群民办教师。这些人来开会，丁点好处得不到，除了在总结报告中，用一百字左右的篇幅提一下他们，大会发言是不敢安排他们的。这也是有过经验教训的。

万站长因为是民办教师出身，加上内心深处对明爱芬有愧疚，当站长的第一年，就让余校长代表民办教师上台发言。余校长那时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对民办教师这一行的体会主要来自明爱芬。他在台上说，自己如果再在部队多待一年，就有可能提干，实在是因为妻子当民办教师太苦了。让一个女人在家独自承担，做丈夫的就太没良心了。不当民办教师，就不懂得民办教师难在哪里。当了民办教师后，反而不明白为什么民办教师比在城里当乞丐的人还要苦！余校长在台上发言，台下的民办教师没有不流泪的。因为大家太伤心，才没有闹出什么事。自那以后，万站长再也不敢让民办教师上台发言了。作为不成文的规定，县教育局私下也有相同要求。那次发言，余校长将部队里培养出来的锐气发挥到了顶点，随着明爱芬病情加重，身上的棱角很快就被磨圆了。

万站长眼下最担心的是望天小学的胡校长。瘦得只剩下一根刺的胡校长，资历与余校长差不多，脾气却大多了。此次集中学习，胡校长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提起张英才代课不到半年就破格转正的事，若不是余校长他们将来龙去脉对大家说清楚了，很有可能在民办教师中酿成风暴。胡校长显然不肯善罢甘休，仍然在串联，想拉上大多数民办教师一起到县里去上访。

胡校长在前面点火，万站长必须马上泼水，忙得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好不容易拿到几个冷馒头，一边啃，一边拨开乱哄哄的人群直奔余校长而来，连个称呼都没有，张口就说：“开学时，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派一名支教生去界岭小学。”

余校长和邓有米、孙四海还在面面相觑，万站长已转身冲着又瘦又高的胡校长走过去，嘴里还说：“余校长主动找我要支教生，胡校长是我们乡的名师，要不要也派个支教生，跟着你见习一下？”

万站长这样说话，只是找借口接近那些被什么话题弄得面红耳赤的民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