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个随身听，深蓝铝壳，款式过时。每日沿贴沙河散步，他就公放音乐——都是几年前他自己用口琴吹的旋律，苏联歌曲。除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等。他不喜欢《三套车》，说曲调太悲凉。

父亲按下关闭键，音乐戛然而止。静阒环绕上来，慢慢地，我们才重新听见自然界正常的声音。大风逆向吹来，捋过耳膜时如一声声闷鼓。父亲走得很慢，我想扶他，但他推开了我的手。父亲问：“怎么样？”

“我把家里的橱柜都翻了一遍，没找到哪儿藏砒霜的。也跟了雅红几天……”趁着单独散步，我本就想把情况告诉父亲。

“我是问口琴吹得怎么样。”父亲不自觉紧张起来，似有一根暗绳，猛地抽束他全身。见他如此，我也没再谈论音乐。我们默不作声走了一阵，父亲终于又问：“你看见她和什么男人在一起吗？”

“没有。”我往跟踪的回忆里确认了一遍，对父亲说，“她喜欢在每家店里待很久，对着展示柜反复看，有点奇怪。但我跟了几次，没见什么人和她一起。”

父亲低着嗓子“嗯”了一声。河道似进入景观地带，亲水平台替代了此前的围栏。再往前，竖着几块立面水波纹护栏，上面刻了苏轼游望海楼所作的绝句：沙河灯火照山红，歌鼓喧喧笑语中。近黄昏，西侧有橙色的光斜来，把湖面染得神秘莫测。

“我不相信她，我从来都不信她。”父亲忽然快速地说，“她这个人很情绪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一直有点怕她。”

“那怎么结婚了呢？”

我思忖着和雅红相处中的别扭之处，不管投毒是否为无稽之谈，雅红都是一个过于孤独的人——那些对外表的悉心维护，那些怀藏目的的取悦，还有看不见的盘算，对于尚未发生的遭遇的种种预防，或许她也在担心衰弱、失控、再次被抛弃。这点恐惧，足以让她变得凶狠不可测。

“我没别的选择。”父亲叹气，带有一种山雨欲来的低气压，缓缓说，“当时没钱，没地方住，生意也做不下去。想想来杭州是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重新开始’，听上去多好啊。”

父亲恍惚地继续说着，絮絮叨叨：“有时候，我怀疑是自己的问题。我也不相信上海的亲戚，手足兄弟，为点利益就断了联系。我十九岁到庐山，后来又去九江、上海、杭州，没有哪里算得上归宿。周围一起玩的人，换了又换。在九江的时候，别人都回去了，我因为结了婚不能走。厂里老师傅劝我，我还记得他怎么说的：人之所以想不开，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当下所在的地方看成终点；要往前看，以后路还长。但现在没什么路了，我每天都在想，大概自己离死不远了。这辈子浑浑噩噩，到底做过点什么呢？每次都弄得一塌糊涂，是我自己的问题，怪不得别人。”

“也没人怪你。”我宽慰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湖边消散，像出自另一个人之口——一个疲惫而无能为力的人，靠痛饮安慰剂，以对痛苦背过身去。

“其实还是在九江最安心，不过当时没感觉。”父亲嘿嘿一笑，“你小时候，我一直带你出去玩的，你记得吧？”

只有长江边那些模糊的画面，人来人往，我们在一个嘈杂而开阔的避风港里。忘记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倾危，忘记同样的困境还会循环发生。有一次，父亲告诉我，年轻时他很喜欢晚春的黄昏，感觉世界正向无尽之处延展，野火烧亮每一道深渊。他说的想必是更年轻的时候——真正的年轻，你不会在意现实中暗藏的任何棱角，受伤也不过是诸多体验的一种。然而，父亲并未意识到，说这话时，其实他也正年轻，坐拥对人生走向的选择权。

“我好久没回去了。”我说。

“你妈身体还好吗？”父亲谨慎地问，多有犹豫。自从离婚以后，除了微薄的抚养费往来，父亲从来不过问母亲的事。只要不谈论过往，就会有命运真的被重置的幻觉。

“挺好。她把房子卖了，现在和她二姐一块儿住。”我说。

本以为父亲会追问，或借此表达对这段误入生活的歉意，但他只是背着双手走路。忽而，父亲伸手拍了拍我的背，说：“没关系，至少你赶上了好时代，到处都是机会，好好珍惜。”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你和雅红。”我问。

“和她一分钟都待不下去。”讲完那些以后，父亲似乎舒畅许多。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像在开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