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寒暑假被寄养在外婆家。印象中，社区里没什么年龄相仿的孩子，我总是一个人玩。外婆家附近有一口井，我出生前，它就已被填土作废。家里的亲戚多次告诉我，过去，我舅舅每天去井边探水，因为他在某本科学杂志里读到，地震来临之前井水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往事魅惑着我，我经常往井边跑。坐在井沿上，从早到晚。有时带一本书看，有时什么都不做。大片时光消失于此，我仿佛在等待某种从不存在的奇迹的虚妄的复现。

那几年，我舅舅正在法国念书，七年硕博连读。舅舅能去法国，完全出于一次意外的机遇。他深思熟虑，终于对家人说出，可能会出国留学。我的母亲把手放在他额头上说，你发烧了。家里传统、保守，也拮据，出国是天方夜谭。但一年后，我们就去浦东机场送别舅舅了。为了省钱，我们几无联系。偶尔通个长途电话，也是因为外婆在新闻里看到巴黎罢工的动乱。外公的性格正直、严厉，情感表达极为节制，舅舅在家时听到的都是打击之辞。舅舅离家后，外公也从不说想念，可我感到他是在意的，且引以为豪。

一个人命运中的意外，将一个家庭带往了神秘的境遇。这完全不是指物质方面，舅舅在法国没赚到什么钱，一贯清贫。然而，因为舅舅的独特存在，我在年幼时就尝试去认知命运，思考梦与真实，思考人在时间洪流中如何细微地行动，思考那些行动之间的关联与意义，为此非常伤感——这种伤感，或许与陈子昂的“怆然”相近，是因为有些瞬间意识到了“天地之悠悠”，因为我明白了一些无法付诸语言与任何人交流的东西。

除此以外，我也享受着来自舅舅的一些好处。例如，他留下许多磁带和CD，都短暂地属于我：刘文正、潘安邦、叶佳修、罗大佑、钮大可、李春波，还有Beatles、Eagles、U2、Led Zeppelin、Carpenters、Bob Dylan。我识字较早，三年级翻舅舅从前买的《少年科学》，1981年全12册，读得津津有味。有一天，无意中算出，舅舅买这些书时已经十六岁了，而我读他们时还不到十岁。我暗中替舅舅惋惜，猜想他是在怎样的情境下买了这些书。也许他一直对科学有兴趣，但到了一定的年龄，才有钱去买，尽管那时已经太晚了。

实际上，舅舅对文学也很感兴趣。他读书驳杂，曾向我推荐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让我写出“真正的文学”。奇怪的是，我不愿意同家人讨论文学（或许是继承了家族里对情感、精神交流的回避）。我说，不太可能，我写得很少。回想起来，我有些后悔总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一切。何况这并不全是真的，只是一种谦逊和克制。

最后，很高兴这本小说集能出版。写作十余年，也很惊讶自己能写到今天。对于写作，我常常抱有怀疑的态度。比起写出好的小说，我更想当一个“好”的人。这种好和道德层面无关，概括而言，是要摒除自我的障眼法，把自己折叠到一个低的位置，以感受到更多他人和世界的真实面貌。一个相对明白的、体谅的、对世界的真相始终抱有热望的人，我的舅舅便接近这样的人。

这本书是献给我的舅舅孙明磊的，祝他在逝者之疆依然能有所照耀。

---2023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