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令妹是自杀的。

当阿怡在沙田富山公众殓房听到警察说出这句时，她不由得激动地争辩，口齿不清地吐出“不可能”“你们根本没好好调查”“小雯才不会自杀”之类的话。负责案件的程警长是个年约五十、发鬓带点花白的瘦削大叔，虽然外貌带点痞子气，眼神却透露了他老实人的本性。面对阿怡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他倒能平心静气，以低沉稳重的声线安抚对方，并说出令阿怡无法反驳的话。

“……区雅怡小姐，您‘真的’认为您妹妹不是自杀的吗？”

阿怡很清楚，纵使她不想承认，小雯有充分的理由寻死。毕竟小雯在过去半年所受的压力，已超出了一个十五岁女孩能承受的范围。

而这一切，要从区家多年的不幸谈起。

阿怡的父母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新移民的第二代。自1946年内战开始，每月有许多人从内地涌进香港。阿怡的祖父母是从广州来港的，当时香港社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对来港者几乎来者不拒，于是他们落地生根，获得居留权成为香港居民。纵使得到留港的资格，这些“新香港人”的生活大都相当艰苦，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工时长、薪水低，居住环境更是恶劣；然而那时候香港正值经济起飞，所以只要吃得了苦，仍有改善生活的机会，有些人更能乘着浪潮，白手兴家，跻身成功人士之列。

可是，阿怡的祖父母抓不住这些机会。

1976年2月，筲箕湾爱秩序湾木屋区发生大火，上千间木屋遭焚毁，令三千多人无家可归。阿怡的祖父母都在这场大火中丧命，他们遗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亦即是阿怡的父亲区辉。区辉在香港没有其他亲人，结果投靠了另一位在火灾中失去了妻子的邻居。这位邻居有一个七岁的独生女，女孩名字叫周绮蓁，她便是阿怡的母亲。

因为家境清贫，区辉和周绮蓁都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为了帮补家计，两人未成年便投身社会工作。区辉在货仓当仓务工人，而周绮蓁在茶楼当侍应生，虽然每天为生活奔波，但他们没有抱怨，反倒感到微小的幸福——区辉与周绮蓁相恋，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他们于1989年赶及在周绮蓁的父亲因病去世前完婚，算是圆了长辈一个心愿。

就像是先人庇佑，之后数年，区家似乎摆脱了厄运。

周绮蓁和区辉婚后三年，诞下一个女婴。周绮蓁的父亲肚里有多少墨水，离世前留下遗言，说将来孙子出生，男的要叫“颂朗”，女的便叫“雅怡”。“雅”有高尚、美好之意，而“怡”则代表了和悦快乐。区辉一家三口租住土瓜湾一栋旧楼的小单位，生活上捉襟见肘，但尚算穷得快乐。区辉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妻女的笑靥，便觉得别无所求。周绮蓁持家有道，阿怡文静乖巧，区辉一心为家庭多赚几分钱，好让孩子他日念大学，不用跟自己和妻子一样，只念完中三便要找工作。区辉和周绮蓁都知道，彼一时，此一时，香港社会愈来愈看重学历，七八十年代只要肯吃苦便有工作，但往后的日子可不能用过去同一把尺来量度。

当阿怡六岁时，区辉更获得幸运之神眷顾——他们一家轮候多年的公屋终于有回音。

香港寸土寸金，地小人多，居住一直是香港人面对的生活难题。政府虽然有提供公共房屋，让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的租金租住，但因为供不应求，申请者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才获得接纳。区辉在1998年收到房屋署通知，他们获分配观塘乐华邨奂华楼的一个单位。这对区家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区辉就职的公司大幅裁员，而区辉也是其中一人。即使他的老板介绍他到另一间公司工作，薪水却大不如前，他正为阿怡上小学的学费与杂费发愁，房屋署的来信简直是天降甘霖。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如此一来，区家只要省吃俭用，还能够多存一点钱，以应付日后所需。

搬进乐华邨两年后，周绮蓁再次怀孕，为区家多添一位成员。区辉二度当爸自然喜不自胜，而阿怡亦渐渐懂事，知道自己当了姐姐，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担。由于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名字，区辉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儿取名，于是他向邻居一位退休老师请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区辉在奂华楼前方空地的一张长椅上聊着，“令爱叫‘雅怡’，我们沿用‘雅’这个字，而‘雯’就是有花纹的云彩。”

区辉循老先生指示，抬头一看，夕阳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

“区雅雯……真是动听的名字啊。还好有黄老师你在，我这个老粗抓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么漂亮的名字啦。”

因为区家变成四人家庭，奂华楼的单位就显得略微狭窄。奂华楼的单位是为了二至三人家庭设计，室内没有房间间隔，如今人数增加，区辉可以申请换屋，搬到大一点的房子。不过，房屋署回复说房屋供应紧张，无法在乐华邨甚至原区找到适合四人居住的单位，如果要搬的话，只能选择大埔或元朗。区辉跟妻子商量，周绮蓁笑着说：“我们在这儿住惯了，搬到老远的话，你上班麻烦，雅怡又要转校，划不来。我们这儿再挤也不及我们当年在木屋区那么挤吧？”

周绮蓁就是如此一位乐天知命的妇女。对妻子的说法，区辉搔搔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虽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学后，还是得让她们有自己的房间，他听闻这有助小孩独立成长。

然而区辉没料到，他根本没机会看到两个孩子上中学。

2004年，区辉遇上严重工业意外身亡，终年四十岁。

经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以及2003年的疫症爆发，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不少企业老板为了省减营运成本，将业务外判，或以合约形式招聘员工，逃避资方应负的责任。大企业以低价聘用小公司负责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从中取利，将作业再分拆外判给更小型的公司，由于这种层压式的雇佣关系，劳工的薪水被大幅削减，可是由于不景气，工人们害怕饭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剥削。区辉辗转在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抢夺有限的职位空缺，可幸他在货仓就职多年，考取了俗称“铲车”的叉式起重车的驾驶执照，这正是他的求职利器。除了物流业要聘用懂驾驶和操作铲车的司机，货柜码头亦有同样的需求，不过铲车司机的工作不是搬运货物，而是“拉缆”。在大型货柜码头，泊岸货轮的缆绳既粗且重，无法用人手牵拉固定在系缆墩上，必须使用铲车代劳。为了增加收入，区辉身兼两职，不但在九龙湾的货仓负责搬运货物，更在葵涌货柜码头当“拉缆员”。他想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多赚点钱，毕竟年纪愈大身体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几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2004年7月一个下着毛毛雨的黄昏，葵涌四号货柜码头的主管发现有一辆铲车不见了。他向工人们查问后，发觉失踪的不止铲车，还有一名拉缆员。在一众工人和警卫搜索下，一位六十岁的吊机操作员说看到区辉驾着铲车经过Q31区后没回来，于是主管带人到该区寻找。他们在岸边一个系缆墩上发现异样——系缆墩左方有明显的刮痕，旁边地上有黄色的塑胶碎片。工人们一看便认得，那些碎片来自码头的铲车。

主管慌忙报警，在消防队潜水员花了半个小时搜索后，证实了工人们不安的猜想。区辉出了意外，连人带车掉进海里，身体卡在车架与起重叉之间，而车子半埋在十二米深的海床上。当码头工人使用吊机将沾满淤泥的铲车吊上水面时，区辉已回天乏术。

阿怡失去父亲时只有十二岁，而小雯更只有四岁。

深爱的丈夫猝逝，周绮蓁肝肠寸断，但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哀伤之中，因为她知道两个女儿以后只能依靠这位母亲。

按道理，区辉因公殉职，遗属应该可以依劳工法例获得六十个月薪金的赔偿，这样周绮蓁一家三口还可以利用这笔保险金撑几年。可是区家的噩运再度降临，仿佛区辉离世只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帮忙，但公司只能付这个数目。”

“牛哥，阿辉替你们宇海拼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门，晚上回来时孩子都睡了，两个女儿也没机会跟他多见几面，如今他出了事，我们孤儿寡妇无依无靠，公司却只能拿出这丁点钱？”

“唉，嫂子，公司环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结业，到时连这笔钱也付不出来啊。”

“为什么要宇海老板出这笔钱？阿辉不是有什么劳工保险的吗？钱该由保险公司付啊？”

“阿辉的保险……似乎过不了公证行一关。”

牛哥是区辉在公司的前辈，跟周绮蓁见过几次面，所以宇海起卸运输姓邓的老板吩咐他当中间人，跟周绮蓁“洽谈”。根据他的说法，公司虽然有替区辉购买劳工保险，但保险公司委托公证行调查意外后，认为保险并不适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区辉在发生意外时已过了他的轮班时间，亦无法证明他当时驾驶铲车是履行职务；此外，坠海的铲车经过检验证实没有任何故障，所以不能排除区辉在驾驶时因为“个人健康问题”失去知觉、导致意外的可能。

“他们的说法是，搞不好阿辉下班后贪方便，开铲车代步，经过Q31区时隐疾发作，令铲车掉进海里……我甚至听到有人说要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不过老板说，做人不能落井下石，阿辉在公司没功劳也有苦劳，即使保险公司不赔也得做点什么。这笔‘恩恤金’是公司的心意，价码是小了点，希望嫂子勉为其难收下它吧。”

牛哥将支票递给周绮蓁时，周绮蓁的手一直在发抖。那句“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令她气愤得快要哭出来，可是她知道牛哥为人耿直，只是转述所闻，把脾气发泄在对方身上并无好处。那份“恩恤金”只等同区辉三个月薪水，对区家面临的财务困境，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有什么帮助。

周绮蓁隐约觉得，牛哥接了一桩苦差，老板似乎隐瞒了什么，可是她没想到如何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权利，最后只好接过支票，向牛哥道谢。

周绮蓁的直觉是对的。

区辉工作的外判公司的财务，不至于像牛哥口中那么糟糕，虽然那也不是谎话，因为这些小公司只要遇上一两笔坏账，就能动摇根基，在毫无先兆下倒闭并不稀奇。为了保障工人权益，以及防止因为大额意外赔偿拖垮公司，法例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为员工购买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关的风险，即使有员工受伤或殉职，也不会影响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然而，周绮蓁不晓得的是，尽管区辉的老板不用付钱，他也不希望保险公司赔偿巨款。

因为这样会影响公司的“信用额”。

只要赔偿个案成立，即便付款的是保险公司，也会令投保的企业信用额受损，往后保险公司便会要求该企业付更高的保险费。周绮蓁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资方会替员工向保险公司争取最大补偿，殊不知对方是一丘之貉。

香港的荣景，就是建立在被牺牲的草根阶层之上。大企业剥削小企业，小企业剥削工人，在老板们眼中，商业利益比个别工人的家庭前途更重要，哪怕那丁点利润不过占这些老板们财产的万分之一。

周绮蓁为了照顾家庭，生孩子后已没有全职工作，只偶然在相熟的洗衣店打打零工，赚点外快。既失去家中的经济支柱，又没有足够的赔偿金应付生活开支，周绮蓁只好母兼父职，重操故业，回到茶楼当侍应生。可是十年过去，物价飞腾，工资却跟十年前没分别。眼见月薪不够自己和女儿糊口，她只好另找兼职，一星期里有三天到便利店值通宵班，早上6点下班后，睡不够五个钟头又要到茶楼工作。

不少邻居劝周绮蓁辞职，申领综援，可是周绮蓁一口拒绝。香港社会福利署有一项“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让有经济困难的家庭申领救济金，并且会依家庭状况提供补助金及特别津贴。

“我知道我现在的收入只比综援金额多一点，假如我辞职拿综援，便可以全心投入照顾雅怡和雅雯。可是，你叫我以后如何教导她们要当个有承担、有责任感的人？”

周绮蓁回答邻居时都不动气，笑眯眯地反驳对方的建议会为小孩立坏榜样。

而这些言行被阿怡一一看在眼底下。

面对父亲离去，刚升上中学的阿怡受到很大的打击。区辉曾答应过女儿，说趁着阿怡小学毕业后的暑假一家到澳门玩三天，没料到来不及兑现承诺便撒手人寰。阿怡本来就是个内向的孩子，经历了生离死别变得更沉默寡言。不过她并非悲观消极，母亲树立的榜样令她了解到即使现实再残酷也得正直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周绮蓁每天忙于工作，家事就由阿怡一手包办，诸如打扫清洁、买菜煮饭，以至照顾四岁的妹妹起居饮食。才不过十二三岁，阿怡已懂得照顾家庭，甚至晓得如何省钱，以有限的家用维持生活所需。阿怡每天下课后不得不拒绝同学的邀请，缺席课外活动，久而久之，她跟同学们的关系愈趋疏离，甚至被视作孤僻的怪人，但她毫不在意——她比同龄的孩子成熟，知道自己的责任。

跟阿怡相比，小雯的成长却似乎没有受父亲早逝影响。

在母亲和姐姐的庇荫下，小雯就像一般孩子一样无忧地长大。有时阿怡觉得自己好像太宠妹妹，但只要看到小雯天真的笑脸，她又觉得姐姐宠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小雯偶尔顽皮耍性子，惹得阿怡板起脸孔责骂她，但每当阿怡急得哭出来——毕竟她只是个中学生——小雯便会反过来哄姐姐，噘着嘴摸着阿怡的脸庞亲昵地说“姐姐别哭”。有时周绮蓁深夜下班回家，会看到两个女儿吵嘴后和好抱着一起睡的样子。

对阿怡来说，五年的中学生涯过得很不容易，但她还是熬过了，班中成绩更是名列前茅。她的会考分数足够她升读预科[2012年以前，香港沿用英式的五年中学、两年预科、三年大学的教育制度，之后才改成今天的“三三四”学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本书注释均为编者注） ]，班导甚至认为她往后能进一流的大学，但无论老师们如何劝说，她都不为所动，决定中五毕业后便出社会工作。在父亲去世那一年，阿怡已做了这个决定，无论成绩如何，她也会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为的是分担母亲一个人赚钱养家的责任。

“妈，我出来工作，多一份收入，你便可以轻松点了。”

“怡，你难得有机会升预科，就不要放弃。钱你不用担心，我顶多多接一份兼职……”

“妈！别说了，你再这样操劳，迟早熬出病来。过去两年为了我的学费你已经很辛苦，我可不能让你再为我未来的学费费心啊。”

“也不过多两年罢了，我听说大学有什么资助计划，到时学费就不成问题吧？”

“不，大学虽然有学费借贷，但毕业出来工作，那笔钱还得要还的。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点不高，更别说我念文科，可以选择的职业就更少，到时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工作，每月要还钱，余下能给你的家用就更少了。而且我升学的话，未来五年家里还是只有你一份收入，五年后大学毕业，扣掉还款后我能给你的也不多，搞不好你还要再撑五六年。妈，你今年四十了，难道你要继续这样瞎忙到五十岁吗？”

周绮蓁对阿怡的话反应不来。她不知道阿怡为了说服自己，这番话已演练了快两年，她当然无反驳的余地。

“可是，我现在就职的话，一切便不同了。”阿怡继续说，“一来我不用等五年便能收到第一份薪水，帮忙解决日常开支，二来我不用欠政府一笔学费，三来，我能趁年轻累积工作经验。而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好好工作，到小雯中学毕业时，我们应该已有一笔储蓄，小雯便不用面对我今天的烦恼，可以全心全意念书，甚至到外国留学也无问题。”

阿怡一向不擅长说话，但这番由衷之言却说得十分流利。

周绮蓁最后同意了阿怡的想法，毕竟客观而言，阿怡的话很有道理。不过，周绮蓁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很不中用，要大女儿为小女儿牺牲前途。

“妈，相信我，一切都是值得的。”

阿怡中五毕业时已做好出路打算。因为要看家和照顾妹妹，阿怡只能以阅读作为消遣，而由于家贫，她看过的书籍大都是从图书馆借阅的。基于这个背景，她很希望能在图书馆就职，而结果亦遂其所愿，她成功申请到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铜锣湾东部的香港中央图书馆上班，成为康文署的合约雇员。康文署全名“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负责统筹香港的康乐体育及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和服务，包括管理公共图书馆。

虽然阿怡打的是政府工，她却不是公务员，没有公务员特有的福利。香港政府为了节省开支，一如其他私人企业，舍弃聘用长期员工，改以合约形式招请职员——合约通常为期一至两年，完结后员工便自动解聘，资方不用考虑裁员带来的麻烦与亏损，遇上不景气时便让员工“自然流失”，好景时则跟员工续约，控制权在雇主手上。事实上，政府也有将部分工作外判给私营公司，所以在公共图书馆里工作的人，可能只是某小公司的兼职员工，而他们的待遇比合约雇员更差。阿怡就职后知道这情况，不由得想起父亲的不幸遭遇，在图书馆的一些老保安员身上，仿佛看到当年父亲的影子。

不过阿怡没有不满，即使职位低微，她的月薪也差不多有一万块，这大大改善了区家的环境，周绮蓁亦能辞去兼职，减轻压在身上多年的重担。虽然周绮蓁仍到茶楼上班，但留在家中的时间较长，而照顾念小四的小雯的责任，便渐渐从阿怡转回母亲周绮蓁身上。图书馆的工作是轮班制，阿怡在家的时间不定，跟妹妹的相处时间变短，起初小雯还经常抓住一脸倦容、刚下班回家的姐姐谈天说地，可是后来她似乎接受了姐姐工作忙碌的事实，不再那么黏人。阿怡一家的生活逐渐变得正常，她和周绮蓁不用再为财务和家庭责任烦心，她们似乎苦尽甘来，失控多年的生活终于回到正轨。

可是安稳的岁月在阿怡开始工作后第五年终止了。

去年3月，周绮蓁在茶楼的梯间绊倒，右腿股骨骨折。阿怡接到通知后焦急地向上司请假，匆匆赶到医院，而她没想到，在医院等着她的，是更骇人的噩耗。

“周女士不是因为跌倒而骨折，而是反过来因为骨折而跌倒的，”主诊医生对阿怡说，“我怀疑她患上多发性骨髓瘤，要再做详细的检查。”

“多发性什么？”阿怡听到这个陌生的词语，感到异常错愕。

“多发性骨髓瘤……血癌的一种。”

两天后，阿怡在充满恐惧的等待中，得悉了诊断报告。周绮蓁患了癌症，而且已是末期。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由于浆细胞异变，产生骨髓癌细胞，在身体多处的骨头里形成癌组织。如果发现得早，患者可以存活五年以上，也有病发后成功治疗活十年以上的病例；可是周绮蓁的病况已是末期，化学治疗和移植造血干细胞等等也不会有效。医生估计，阿怡和小雯的母亲只有不到半年的寿命。

其实周绮蓁早察觉身体有毛病，只是一直没理会，把骨髓瘤的病征——例如贫血、骨痛、肌肉无力——当成工作时间太长导致的关节炎和过劳等。事实上，就算她曾因为关节痛求诊，医师也只当成一般的软骨退化和组织发炎来治理，毕竟多发性骨髓瘤多发生在年老的男性身上，在四十余岁的妇女身上发病，颇为罕见。

阿怡没想到母亲会患上绝症。在阿怡眼中，周绮蓁就像《百年孤独》里老布恩迪亚的妻子伊瓜兰一样坚强，即使活不到一百多岁，也一定会成为一位壮健的老人家，看着子孙长大独立。当她细心察看病榻上的母亲时，她才惊觉年近五十的母亲不再年轻，多年的操劳将身体磨蚀掉，眼角的皱纹就像枯干树皮上的龟裂一样深刻。她握着母亲的手默默流泪，可是周绮蓁却表现得泰然自若。

“怡，别哭。还好你坚持中五毕业便工作，我现在走，至少不用担心你们两姐妹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

“不，不，那才不好……”

“怡，答应我，你要坚强一点。雯雯是个纤细的孩子，以后便得由你照顾了。”

对周绮蓁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尤其她知道丈夫在彼岸正等着她。她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两个女儿。

结果比起医生的估计，周绮蓁更早离世。两个月后，她因为血钙浓度过高引起并发症，肾衰竭和心脏病发死亡。

在母亲的葬礼上，阿怡忍住了眼泪。这一刻她完全体会了母亲送别父亲的心情——即使再哀伤，即使再悲恸，她都要坚强地撑住，因为往后小雯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

在小雯身上，阿怡看到十年前的自己。那个失去父亲、眼神空洞彷徨的自己。

阿怡觉得，小雯因母亲病逝所受的打击，比当年自己失去父亲更大。阿怡本来就不爱说话，但小雯一向开朗，在母亲离世后变得话少内向，反差尤其明显，跟以前判若两人。阿怡还记得以往一家人快快乐乐吃晚饭的情形，小雯总爱在餐桌上谈学校生活，诸如哪位老师在早会说错话出糗、班长向导师打了什么小报告、班上流行什么无聊占卜话题，说得口沫横飞。那些愉快的片段，恍如隔世之遥，如今小雯在餐桌上只低头默默地扒饭，如果阿怡不主动打开话匣子，小雯会在吃完饭后吐出一句“我吃饱了”便离开座位，再缩回自己的“房间”面无表情地滑手机。自从阿怡外出工作后，周绮蓁改动了家具位置，利用柜子和书架分隔出两个小小的空间，好让女儿们有一点隐私。

——先给她一点时间吧。

阿怡如此想。她不想逼妹妹改变，尤其小雯正值十四岁的尴尬年龄，阿怡理解到硬要这个年纪的孩子克服内心的悲伤只会适得其反。阿怡深信，不久小雯便会走出阴霾。

的确，小雯在母亲病逝半年后渐渐回复昔日的神情，阿怡也看到妹妹偶尔露出笑容，只是她们没想到，家族的不幸并没有因为母亲离世而终止，命运将她们导引至更严苛的处境之中。

2

2014年11月7号下午6点多，阿怡接到意外的电话后，忧心忡忡地赶到九龙城警署。警员领她走进刑事调查队的办公室，身穿校服的小雯正由一名女警陪伴着，坐在房间角落的一张长椅上。阿怡甫看到小雯，立即趋前抱住妹妹，可是小雯没有回应，只是茫然地任由阿怡紧紧地拥着自己。

“小雯——”

阿怡放开妹妹，正想发问，小雯却像是终于回过神来，反过来抱住姐姐，将脸孔埋在对方胸口，泪如雨下。她哭了近十分钟，情绪渐渐平复，身旁的女警便对她说：“妹妹，你不用害怕，你姐姐也在这儿了，你就将事发经过告诉我们吧。”

阿怡从小雯眼中看出她还有一丝犹豫，于是紧紧握着妹妹的手，暗暗鼓励。小雯望向女警，再瞧瞧桌上填上了自己名字和年龄等资料的口供纸，呼出一口气，小声地、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个多小时前的事。

小雯在油麻地窝打老道的以诺中学就读。以诺中学邻近九龙华仁书院、真光女书院、基督教信义会信义中学等等，位于油麻地学校区，虽然学生成绩不及华仁或真光等名校，但也算是区内热门的教会学校，加上校方提倡利用网路、平板电脑等“科技噱头”协助学习，在学界小有名气。小雯每天上学，必须先搭一程专线小巴从乐华邨到观塘地铁站，再乘半个钟头的地铁到油麻地站，下课就反过来搭地铁到观塘站转乘小巴。虽然以诺中学下课时间是4点钟，但小雯有时会在课后留在学校图书馆做家课，所以在11月7号这天，她比平时晚了一点回家，5点左右才离开学校。

从9月开始，因为有香港市民反对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方案，发起示威抗议，而当政府动用防暴警察管制民众后更令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大量不满的市民涌上街头，占领堵塞金钟、旺角和铜锣湾的主要马路，瘫痪部分地区交通。由于路面的公共交通工具改道及停驶，市民纷纷改乘地铁，于是地铁乘客暴增，尤其在上下班的繁忙时间，月台上塞满等了两三班车仍未能乘搭的市民，车厢里更挤得令人透不过气，别说好好抓住扶手吊环，大部分人连转身也做不到。乘客只能背靠背、胸贴胸、踮起脚跟站立，随着列车加速减速向前或向后挨过去——不过因为太挤，倒不用担心跌倒，车厢里连让人倒下的空间都没有。

小雯在油麻地站上车后，只能站在第四卡车厢尽头的位置，紧贴着左边车门。观塘线列车只有旺角站和太子站在左面上下车，往后的车站乘客都是使用右边车门，所以列车经过太子站后，小雯便等于站在车厢一个死角。她一直习惯站在这个位置，因为她要到观塘站才下车，待在这角落便不用每个站移动身子让位给乘客进出车厢那么麻烦。

根据小雯忆述，她是在列车刚离开太子站时察觉异样的。

“我……我觉得有人摸了我一下……”

“摸了你哪一个部位？”女警问。

“屁……屁股。”

小雯结结巴巴地说明，她当时抱着书包，面向车厢外，不知道背后站着什么人，但她觉得有人用手摸了她屁股一下。她回头瞄了瞄，却没看到特别的人，只是一张张平凡的面孔。除了几个跟同伴聊天的外国人、一个站着打瞌睡的矮胖上班族和一个大声讲电话的鬈发大妈外，其他人都低头自顾自滑手机。即使车厢中挤得要命，人们还是不愿意放过片刻使用手机上社交网站、聊天、看影片或玩游戏的机会。

“我、我一开始想我可能误会了……”小雯以蚊子般的声音说，“车厢很挤，或者是有人想从口袋掏手机，不小心碰到我……可是隔了一阵子，我发觉……呜……”

“那人在摸你屁股吗？”阿怡问。

小雯紧张地点点头。

在女警的追问下，小雯涨红着脸，描述她被猥亵的过程。她感到那只手正缓缓地搓揉着她的右边臀部，于是紧张地伸手护着后方，但因为车厢太挤，她挡不住那只手。她无法转身，只能扭过脖子用眼神警告色狼，可是她转过头，却不晓得犯人是背贴着她的西装男，还是旁边一个秃头的老翁，抑或是站在她视线死角的某人。

“你没有呼救？”阿怡问道，可是话刚离开嘴巴她便后悔。这句话太有责怪的味道。

小雯摇摇头。

“我……我怕惹麻烦……”

阿怡不是不能理解。她也曾在地铁上目睹色狼侵犯其他女生的案件，可是女生呼救、抓住色狼后，旁人反而以鄙夷的目光端量那位受害者，而犯人更大声嘲讽道：“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偶像明星？我犯得着摸你的奶子？”

小雯停顿了数分钟，像是整顿心情后，再缓缓说出案情，女警便将她的话记录在口供纸上。小雯说她陷入混乱期间，那只手的触感突然消失，正当她松一口气，以为对方收手时，那只手竟然掀起她的校服裙，直接摸她的大腿。她感到一阵恶心，就像被蟑螂虫子爬上身子，可是这时她动弹不得，只能焦躁地期望那只手不会往上爬。

当然她的愿望落空了。

那色狼直接摸上小雯的屁股，手指勾着内裤边缘，指头朝私处缓缓移动。小雯害怕得不敢作声，只能不断用手压下裙摆，尝试挡住侵袭。

“我、我不知道他摸了多久……我只在心里不断祈求他快停手……”

小雯边说边发抖，阿怡却只感到心痛。

“……然后，就是阿姨救了我。”

“阿姨？”阿怡问。

“有几位热心的市民逮住色狼了。”女警向阿怡说。

就在列车快到九龙塘站的时候，一位大嗓门的大妈突然在车厢中朝着小雯身后大喝了一声。

——你！你在干什么！

喊话的人正是小雯之前提过那位大声讲电话的大妈。

“……当阿姨大嚷时，那只手便霎时抽走了……”小雯战战兢兢地说。

事实上，当大妈高声呼喝后，车厢里陷入一片混乱。

“我说你！你刚才在做什么？”

大妈冲着小雯右后方一个高大的男人喊道，两人相隔两三个乘客。那男人年约四十，肤色蜡黄，脸上颧骨凸出，鼻子扁嘴唇薄，眼神有点猥琐。他身穿一件不太光鲜的蓝色衬衫，跟皮肤的颜色形成强烈对比。

“你叫我？”

“就是你！我问你刚才你在做什么？”

“我做了什么？”

男人神色有点紧张。就在他答话同时，列车驶进九龙塘站月台，车子停定后，右边车门缓缓打开。

“我问你，你这色狼刚才是不是在摸这位妹妹！”大妈向小雯瞄了一眼。

“你神经病。”男人甩一甩头，想随着下车的乘客们离开车厢。

“你别跑！”大妈摆出一副毫不退让的姿态，趁着乘客移动腾出空间，往前逼近，一手抓住男人的手臂，“妹妹，你说，刚才是不是有人摸你屁股？”

小雯咬着下唇，眼神游移着，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

“妹妹，你别怕，大姐我当证人！你说出来就好！”

小雯慌张地点点头。

“你们都是神经病！别阻我下车！”男人喊道。其他乘客一一注视着他们，甚至有人按下了求助按钮，通知车长车上出了状况。

“我亲眼看到的！你别抵赖！跟我们一起上警局！”

“我、我不过是不小心碰到她罢了！她这种货色，谁会特意摸她屁股啊！你再抓住我，我告你非法禁锢！”男人一手推开大妈，想往车厢外逃跑。可是他没料到门旁看热闹的群众中有一个彪形大汉，他一转身便被抓住。

“先生，无论你有没有做过，还是先到警局较好。”穿无袖T恤的大汉语带威严地说。

在这片混乱中，小雯靠在车厢角落，被其他乘客以不同的目光注视着——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八卦、有的更是出于猎奇。尤其一些男乘客的视线令她感到不舒服，就像被问“你刚才被摸了吗？”“感觉如何？”“觉得羞耻吗？”之类的话。她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开始啜泣。

“妹妹你别哭，有大姐我替你出头……”大嗓门的大妈仍在说着。

大嗓门大妈、彪形大汉和另一位见义勇为的白领女性都到了警署做笔录。根据大妈的说法，车厢里所有乘客都忙于滑手机，就只有她察觉小雯神色有异，在石硖尾站乘客上下车时，从人群之间瞥见小雯的校服裙被掀起，屁股正被人抓住。她想该不该沉默，等到列车驶进九龙塘站才来个抓贼拿赃，上前逮住犯人，但看到小雯惊惶的表情，于是提早喝止色狼。事实上，有几个乘客在大妈喊话后用手机拍摄影片，将车厢中的冲突完整地记录下来——在“人手一机”的今天，镜头无处不在，只要在人群中发生丁点不寻常事，都会有人留下影像记录。

被捕的男人叫邵德平，四十三岁，是黄大仙下邨一间文具店的店东。他在警署否认指控，不断强调他只是不小心碰到小雯，对方是因为在油麻地站跟自己有过纷争，含恨在心诬蔑自己。依他的说法，小雯曾光顾车站的便利店，付账时花了很长时间，害不少顾客排队等候，邵德平当时排在小雯后方，出言责骂了几句，小雯不甘示弱还击，后来在车上重遇，对方便虚报猥亵陷害。

警方从便利店店员口中得知二人之间的龃龉属实，店员记得邵德平当时很火大，小雯离开后他还向店员抱怨“今天的年轻人通通是‘废青’，一味搞乱香港，无事生非”，但却无法证明小雯对邵德平怀恨而诬告对方。相反，邵德平的举动正好显示他是犯人——他在警员到场前企图下车离开现场，态度恶劣，而且他根本不该在九龙塘站下车，他的家和店子都在黄大仙。根据调查，邵德平当天下午约了朋友在油麻地见面，分手后他该回到店子接替妻子顾店，他完全没理由提前两个站下车。

“妹妹，你看看这份口供有没有错误或你不同意的地方。”女警将笔录放在小雯面前，“假如没有问题的话，请你在这儿签名作实。”

小雯提起原子笔，不安地在签名栏写上了名字。这是阿怡第一次看到警方的口供纸，签名栏上方印着的证人声明——“本人明白所作口供而明知其为虚假或不相信为真实者，本人有遭检控刑事罪行之虞”——令她觉得好沉重，毕竟就连自己也鲜少在法律文件上签字，而未成年的小雯却要独自承担这种法治社会规条下的责任。

小雯在事件后再度变得寡言，而阿怡也不懂得如何安慰她，只能说“不用怕，姐姐替你出头”“那混蛋会受法律制裁”之类的门面话。为了陪伴小雯，阿怡向上司请了两天假，但由于半年前为了办理母亲后事，阿怡已把事假限额差不多全用光，所以她无法多待在妹妹身边，只能每天下班后尽快回家。

随着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媒体也有零星报道，以“少女A”作为小雯的代号。有记者爆料，指邵德平经营的文具店也有贩卖一些书刊，包括一些以校服少女为主题的日本写真集，同时又点出邵德平有摄影嗜好，经常跟其他“龙友”[摄影爱好者的简称，“龙”源自“沙龙”（salon）。现在“龙友”一词带贬义，多指那些只热衷于拍摄女模特儿、有不良企图的男性。]约模特儿私拍，暗示他对未成年少女有特殊癖好。当然这类型的风化案只占报纸的一小角，关心的读者也屈指可数，毕竟这种案件几乎每天发生，而且报章杂志仍以铺天盖地的篇幅集中报道占领运动和相关的政治新闻。

2月9日审讯正式开始，邵德平被控一项“猥亵侵犯”罪，违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22（1）条。被告否认控罪，辩方律师更以媒体“大幅披露负面消息”有机会导致审讯不公，申请永久终止聆讯，不过被法官驳回。法官安排案件在2月底续审，而阿怡获检察官告知小雯需要上庭，但检方可以安排视像作供，或是在法庭上设置屏障遮蔽。对此阿怡更是担忧，在法庭上，小雯必须独自接受盘问，而辩方律师一定会毫不留情地问及案发细节及个人隐私。

不过阿怡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2月26号的审讯开始时，被告邵德平忽然改口认罪，所有证人无须作供，只等待法官阅览被告的精神报告及相关资料后量刑宣判。3月16号法官宣判，参考过往案例被告该入狱三个月，但由于邵德平认罪及表示后悔，刑期减去三分之一，只判入狱两个月，即时执行。

阿怡以为，一切都事过境迁，接下来小雯会忘掉伤痛，慢慢回复。只是她没想到，逼使妹妹走上绝路的噩梦，会在邵德平入狱一个月后才展开。

4月10号，星期五，就在小雯十五岁生日前的一个礼拜，一个名为“花生讨论区”的香港网路论坛上出现了一篇文章。

文章标题是“十四岁贱人害我舅父坐监”。

kidkit727发表于2015-04-10 22:18

十四岁贱人害我舅父坐监！！

今天我真是不能再忍，要为我舅父说句公道话！

我舅父今年四十三岁，跟舅母在黄大仙开文具店，每天辛勤工作，就是赚点小钱养家。我舅父学历不高，只念到中三便辍学，但为人正直，一直在文具店打工，就是因为为人诚实有礼，旧老板才会退休前将店铺转让给我舅父。我这个舅父从不说谎，取价公道，街坊都能保证，可是他被一个十四岁女学生冤枉，现在在坐监。

事缘去年11月，在观塘线的地铁上，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指我舅父侵犯她，摸她屁股。我舅父根本没有做过！那个女学生只是想报仇！我舅父在搭车前，在油麻地站的便利店买烟，排在那女学生后面。那女学生好像是买电话卡的增值券，但付款时却一直掏不出足够的零钱，伸手在书包一直找，连累后面的队伍愈来愈长。我舅父看不过眼，说了句“快点吧，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等，没钱便让我们先结账”，怎料对方转头狠狠地瞪我舅父，嘴里念念有词，我舅父自然再骂了几句“没教养”“不知道父母长什么样子”，她便干脆摆烂无视我舅父。人家说“无声狗”才会咬人，那贱人就是例子，她被我舅父追骂时一声不吭，结果在列车上用这恶毒的方法来报复，陷害我舅父。

本来我舅父没做过，自然不会认罪，但有记者以偏颇的角度来报道，令我舅父舅母很震惊。我舅父喜欢摄影，可说是唯一嗜好，但因为家中不富有，器材也只是便宜货和二手货。他有一些摄影书放店子卖，也有跟一些同好去拍拍风景和人像，结果呢，报纸却把他描写成恋童癖，拍照其实是为了占模特儿便宜。拜托！我舅父的文具店卖几十款不同的摄影书，记者只拿其中一两本校服少女写真集做文章，又把一年顶多两三次集体约模特儿拍照聚会放大！

我舅父很担心这些报道会影响法官的看法，而且他知道他被那女学生冤枉时，做了一件蠢事，就是想逃跑。律师告诉他，因为他企图逃跑，加上事主未满十六岁，就算他明明清白，法官也很可能判他有罪，假如他认罪还可以减刑，但不认的话，他就要负上“逼”事主上庭作供的责任，法官可能会认为他没有悔意，加长刑期。我舅父本来就想坚持，可是最后还是屈服了。我舅母身体不好，舅父担心她一个人吃苦，宁可尽早平息事件。自从那些胡说八道的报道刊登后，舅母每天开店都被人指指点点，我舅父很爱我舅母，所以为了她宁愿自己蒙冤坐牢，向不公义的裁决低头。

这样一个爱妻顾家的好男人，又怎可能在地铁上对女学生毛手毛脚啊！

案情根本有不少疑点：

一、我舅父身高1米80，那女学生身高不到1米60，二人相差足足20厘米。根据警方笔录，原告指我舅父掀起她的裙子伸手摸她屁股，但我舅父的手应该很难放得这么低，旁人又没有察觉吧？

二、我舅父想逃跑，根本是人之常情，试问谁被莫名其妙、恶形恶相的人冤枉，会乖乖地任人鱼肉？香港现在是非颠倒，有强权无公理，白的可以被说成黑的，有理根本说不清！

三、警方说受害人未满十六岁是严重事件，那为什么不即时收集微物证据？如果我舅父摸过那女学生的内裤，手指上应该有衣物纤维，而对方的内裤上也会沾上我舅父的手汗，可以检验DNA吧？

最重要的是，我舅父才不会如此愚蠢，冒着家庭、事业和人生全毁的风险，去侵犯一个姿色平庸的未成年少女啊！

本来我舅父认了罪，想平息事件，我就该顺他的意，让事情早日了结，但我今天碰巧知道一些消息，令我无名火起。

我有朋友查出那个十四岁女学生的背景，原来她在学校是个卑鄙小人，喜欢搬弄是非，表面上对人亲切，实际上算计着每个人。她曾抢人男友，抢到手玩厌后便抛弃对方，所以她没有知心朋友，同班同学都不愿意亲近她！她又跟校外一些不良分子来往，未成年便喝酒，说不定还有嗑药、援交。

听她的同学说，她在单亲家庭长大，去年老母更死了，没长辈管教她，所以性格变得更顽劣。依我看，她根本就是把不满发泄在他人身上，在地铁演这一出戏，让自己成为楚楚可怜的弱者，骗取他人同情。但我舅父有什么错啊？为什么为了满足你的私利私欲，要牺牲我舅父和家人的幸福啊？

对不起，舅父，我知道你想息事宁人，但我就是吞不下这口气！

这篇帖子在讨论区发表后，不到一天便成为站内最热门文章，网友们纷纷将它转贴到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站。占领运动期间，警方经常被市民质疑滥权、过度使用武力、与黑社会勾结，司法制度被抗议者指为政权服务打压民主诉求，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花生讨论区的网友一面倒支持帖文者，指责司法不公、警察搜证不力，认为邵德平含冤入狱，并对“少女A”口诛笔伐，声言要公开她的身份。翌日，在同一个讨论区里，有用户在网路上挖到小雯的照片并张贴出来，更公开了小雯的姓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屋邨。由于公开披露刑事案件中未成年受害人资料违反法例，讨论区管理员很快将公布小雯个人资料的帖子删除，但管理员再快也不及广大的网民手快，那些照片和校名等等已被人存档，其后有部分网民故意删去一两个字规避法律，以“油麻地以×中学的渣女区×雯”或“乐×邨十四岁人渣×雅雯”来称呼小雯，发表批评辱骂的文章，甚至用修图软件把小雯的照片制作合成图，大力丑化和嘲讽。

阿怡只钟情阅读，可说是个电脑盲，加上缺乏朋友，社交网站或网路论坛对她而言就像是陌生的国度，在图书馆因工作关系学会使用电邮信箱已是她的极限，所以当她从同事口中知道事件时已是文章发表三天之后的周一，而她此时才察觉小雯周末躲在家里神不守舍的原因。阿怡家中有一台蒙尘的电脑，是安装网路时一并购买的便宜货，因为屋邨住户数目大，电讯服务商推出的网路方案月费都较便宜，阿怡就职第二年、家中财务不太紧张时，周绮蓁抵不过推销员的劝诱，“为了小雯有更好的学习工具”而办理宽带服务了。结果那台黑色的桌机几乎没用，倒是小雯升中学后买了一支廉价智慧型手机，经常用家中的Wi-Fi上网。

在同事的平板电脑上读毕整篇文章后，阿怡感到怒不可遏，对文中像“嗑药援交”的抹黑与不实指控更是恼火，但冷静下来、了解事情严重性后，阿怡也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她想打电话给妹妹，可是想到妹妹上课中难以接电话，于是阿怡只好致电校务处，找小雯的班导袁老师。袁老师也刚从其他教师口中知道网路流传着那些谣言，说学校已采取行动，成立小组应付。

“区小姐您放心，雅雯今天在教室没什么异样，我会好好留意她，也会安排社工跟她谈一下。”在电话里，袁老师跟阿怡说。

下班后，阿怡归心似箭，想好好安慰妹妹——纵使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可是小雯的反应却在阿怡意料之外。

“姐，我不想谈。”小雯淡然地说。

“可是……”

“我今天已被老师疲劳轰炸了一整天，我不要再谈。”

“小雯，我想……”

“我不要谈！总之，不要再提！”

小雯的态度令阿怡吃了一惊——阿怡已忘了，上一次小雯发脾气是何年何月的事情。

刚读完文章时，阿怡坚信邵德平外甥写的内容全是鬼话。她猜对方为了替亲人掩饰丑行，不惜弄虚作假，夸大那些微不足道的疑点，让邵德平看似无辜，令他脱罪。为了吹捧邵德平情操如何高尚，对方甚至大力抹黑小雯，模仿文中的一句话，就是“为了满足邵德平的私利私欲，牺牲小雯的幸福”。然而，当阿怡回家发觉小雯态度有异后，她不禁有所动摇——纵使她不相信妹妹会砌词陷害他人，但文中描写小雯的部分，会不会有百分之一的真实性？

疑惑就像槲寄生的种子，一旦撒下，会在不知不觉间依附一个人的心灵，愈长愈大。

除了那篇文章外，网路上的言论亦教阿怡失眠。

阿怡在同事的指导下学懂了浏览讨论区和社交网站，于是每天趁小雯睡着后，偷偷打开家中那台过时的电脑，细阅网民的留言。纵使阿怡中学时代因为独来独往、不擅交际听过不少冷嘲热讽，了解一般人也有阴暗的一面，她从没想过，在网路上这黑暗面会以几何级数的规模膨胀、壮大，形成犹如巨兽一样的怪物，将理性吞噬。

阿怡无法想象，自己的妹妹会成为一群陌生人公开品头论足、攻击辱骂的对象。明明跟小雯素未谋面，可是这些网民却一副熟悉妹妹的态度，将他们的想象强加在她身上，然后再大肆抨击嘲弄。那些留言中不乏卑污龌龊的言辞，仿佛通过光纤网线，他们就有自由以任何猥亵的下流话来评论他人，即使对方只是个未成年的小女孩——或者反过来说，就是因为小雯未成年，他们认为法律过度偏袒，所以他们更需要“公正”地维护正义。

除了这些无耻肮脏的论调外，各讨论区亦有不少人充当侦探，研究案情，更有“心理专家”分析小雯诬陷他人的动机，然后言之凿凿地指出她有什么心理毛病和人格缺陷。偶然有些网民以持平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但往往被他人以无礼的话语反击，令讨论朝着人身攻击和无意义的谩骂发展。

阿怡觉得，她就像看见最赤裸裸的人性，以最不堪的姿态呈现眼前。

而且，小雯更无辜地被卷进这个漩涡之中。

往后的两个礼拜，阿怡家里弥漫着一股不安稳的空气。媒体因为讨论区的文章再次关注案件，而且规模比之前还要放大数倍。阿怡和小雯不止一次被记者叩门造访，不过由于小雯坚拒谈话，这些记者只有吃闭门羹，有些记者就跑去黄大仙下邨追访邵德平的妻子，结果也是一样，邵太太为了躲避记者，不得不让文具店暂停营业。报章杂志对事件作多方面报道，有附和网民指责司法有漏洞的，也有责难这种网路公审等同霸凌的。不过无论正反，都改变不了一项事实，就是小雯被迫成为公众人物，受大众注视，每天她上学下课，也会被认得她的人指指点点。

而面对种种压力，阿怡却无计可施。

阿怡想过让小雯暂时请假，可是小雯对此很抗拒，说要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不容许生活节奏被那些“无聊的事”打乱。阿怡感到无能为力，但在家里她不愿意在小雯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所以只好按捺着反复的心情，堆起笑容以正面的态度鼓励妹妹。事件发生后，阿怡不止一次在上班期间躲在洗手间里默默流泪。

踏入5月，媒体报道减少，网民逐渐对事件失去兴趣，小雯的举止谈吐也渐渐回复平日的模样。虽然小雯这阵子明显消瘦下来，眼神有点不稳，但阿怡猜妹妹既然能坚强地熬过这三个星期，往后一定能克服。她想小雯的说法果然有道理，维持日常生活，就是抗压的最好药方。

可是她错了。

在阿怡以为一切都回复正常之时，小雯从二十二楼的家跃出窗口，跳楼自杀了。

阿怡不相信妹妹会自杀，因为对她来说，事情该逐步平息，生活该渐渐重上轨道，而不是突然失控到如此地步。

“小雯不会自杀！一定是有匪徒尾随她，然后下杀手……”阿怡在殓房竭力反驳程警长的“自杀”说法。

“不，我们有充分证据能证明令妹是自杀的。”程警长说。

事发当天，阿怡的邻居陈大婶正好约了师傅修理家门，他们亲眼看到小雯5点10分回家，当时只有她一个人，而且他们还有跟小雯打招呼。而6点8分，即是小雯跳楼的一刻，有两位互不认识的安华楼住客目击整个过程。安华楼正对着奂华楼，黄昏时分，有不少长者喜欢坐在窗前眺望街景，恰好有两位居民看到小雯打开窗，攀过窗缘，一跃而下的经过。其中一位长者更吓得昏倒，另一位则大叫家人报警。他们都明确指出，小雯跳楼时身后没有任何人，她是自行攀出窗口跳下的。更重要的是，乐华邨曾发生多起高空掷物事件，警方为了找出犯人以及杜绝这些问题，在好几栋大楼的屋顶安装了监视器。其中一台监视器拍到小雯自杀的过程，影片和证人的口供完全吻合。

事实上，阿怡确认家中没有任何打斗挣扎的痕迹，她打开家门时，房子里跟平日一样——除了小雯不在之外。阿怡亦理解，现实不是小说，不可能有凶手使用诡计将谋杀伪装成自杀——即使真的有，也不可能发生在小雯这个平凡的十五岁小女孩身上。

唯一的疑点，是小雯没有留下遗书。

“其实没留下遗书的自杀案也有不少，有些人会因为一时冲动寻死，那便来不及写遗书。”程警长缓缓地说，“区小姐，令妹这几个月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就跟我过去遇过的案例很相似。请您相信警方的调查，您家的事件不久前闹得这么大，我们办事不会马虎的。”

阿怡心底明白，任何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被这庞大的舆论压力碾过，亦很可能走上自毁之路，但她就是无法接受。她无法接受这种飞来横祸，要小雯被不明来历的霸凌杀死。她痛恨网路每一个不负责任、随便发表言论的网民，他们茶余饭后乱写的几个字，却汇聚累积成比断头台更锋利的刀刃。小雯就像每天被陌生人凌迟，身上的血肉被一片一片地撕下来，慢慢折磨至死。

阿怡想向网路上有份杀害小雯的人讨回公道，但她知道那不可能做到。任凭她再努力，也不可能将那些凶手逐一清算。

“那……那么，凶手就是写文章的人！那个邵德平的外甥！就是他害小雯自杀的！”阿怡咬牙切齿地说。

程警长叹了一口气，说：“区小姐，请您节哀顺变。我明白您现在很愤怒，但我们无法为您妹妹讨回公道，一个人被舆论逼得走投无路，公权力难以处理。您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凶手，但您顶多只能民事控告对方诽谤，毕竟对方只是发表言论……不过您妹妹已过世，我也不知道您能否代为提告。区小姐，我想将来您可以找律师寻求法律意见，但现在您需要的是心理辅导。我认识提供丧亲辅导服务的志愿机构的社工，可以替您联络，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您跟他们谈谈，让他们跟进一下，会较容易走出低谷。”

纵使程警长言之有理，阿怡就是听不入耳。她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敷衍地接过一些介绍志愿组织的单张，内心仍然充满愤恨与无奈。

小雯死后两个礼拜内，阿怡独自办好一切殓葬手续，诸如从殓房领取小雯的遗体、到殡仪馆安排丧礼、预约火葬事宜等。她没想过，去年安葬母亲的经验，今天会派上用场。小雯的丧礼上宾客稀少，场面冷清，反而灵堂外聚满记者，阿怡不下一次被问到“你现在心情如何？”“你对妹妹自杀有什么感想？”“你认为网民是杀人凶手吗？”等不识相问题。有杂志在小雯自杀后，以《十五岁少女跳楼——以死控诉？还是畏罪自杀？》作专题报道，封面一角印着打了马赛克的小雯照片，阿怡经过报摊看到时，差点有冲动把整沓杂志撕掉。

在阿怡眼中，记者和网民根本没两样。假如说网民是凶手，那为了销量、以“公众知情权”之名剥夺小雯片刻宁静的记者就是帮凶。

去年周绮蓁的丧礼尚算热闹，她就职的茶楼的同事和老板、平日碰面闲聊的街坊邻舍，甚至住在土瓜湾时认识的旧友都有出席吊唁，就连区辉的前辈牛哥也有到场致意；相比之下，前来送别小雯的宾客却只有寥寥几位。最令阿怡不解的是，直到黄昏都没有小雯的同学前来吊丧，到场的只有小雯的班导袁老师。

“难道……小雯在学校真的被排挤吗？”

阿怡想起讨论区那篇文章，形容小雯在班上没有朋友的一段。

不可能，一定不可能，小雯这么健谈活跃，才不可能没有朋友——坐在家属的座位上，阿怡愈来愈不安。她不是害怕小雯没有朋友，而是怕那篇文章的内容是事实。

幸好7点半的时候，两个穿校服的学生释除了阿怡的疑虑。

一位短发的女生由一位男同学搀扶着，缓步走向灵前鞠躬。阿怡看到对方双眼红肿，显然之前哭过。阿怡对他们的样子有点印象，她记得前年的圣诞节前夕小雯由两位同学陪伴回家，说小雯在派对中身体不适，当晚母亲还通宵照顾小雯。他们这次没有跟阿怡说话，只默默地点头，然后便离去。其后还有一位学生到场，阿怡想，也许因为丧礼设在周四，小雯的同学们翌日要上课，所以只能派代表出席。

完成丧礼，火化遗体，将骨灰安放到跟父母相邻的骨灰龛后，潜藏阿怡内心的悲怆感再一次涌出来。过去两星期她一直为小雯的后事奔波，没有空闲给她胡思乱想，如今一切已完结，面对空荡荡的房子，阿怡只感到黯然神伤。她凝视着家中的每个角落，仿佛可以看到昔日家人共聚的日子——小雯小时候会蹲在沙发前的地板上玩布娃娃，母亲会在厨房炒菜，而父亲会坐在阿怡身旁以洪亮的声音跟母亲说家常话。

“小雯……妈……爸……”

晚上，阿怡只能怀抱着回忆中的美好片段，孤独地入睡。

那些贫困但愉快的美好片段。

可是，几天后信箱里的一封信，剥夺了阿怡心灵的最后一个绿洲。

房屋署通知阿怡，她要迁离奂华楼的单位，离开这个充满回忆的家。

“区小姐，请您明白，我们只是公事公办。”在何文田房屋署总办事处的会客室，一位房屋事务主任对阿怡说。为了提出反对，阿怡约了房屋署的职员见面。

“我、我自小便住在现在的家，为什么要我搬？”

“区小姐，恕我直话直说。”主任边翻着文件边说，“您目前只有一个人住，而奂华楼的单位是提供二至三人家庭使用，按房屋署规定，一人户家庭单位不能超过二十平方米，您现在是‘宽敞户’，不符合配房资格。当然我们会提供新的一人单位给您。”

“可是这、这是我的家啊！只有在这个家我才能想起我的家人啊！”阿怡激动地质问道，“因为我的家人都死了，你们便要赶走我吗？房屋署就是这么不近人情吗？”

“区小姐，”架着金边眼镜、西装笔挺的主任抬起头，直视着阿怡双眼，“我很同情您的处境，不过您知道目前有多少家庭在轮候公屋吗？我们不尽快处理每一个个案，那些家庭就只能继续住在更狭小、更不堪的房子里。您说我们‘不近人情’，那您无视那些苦等多年还未‘上楼’的大众，不就是‘自私自利’吗？”

阿怡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无法反驳对方。

“区小姐，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我们会让您再住三个月，您亦有权从我们提供的名单中选择新的居所。”主任每次开口，都以“区小姐”作开头，就像不断强调问题出在阿怡身上，“虽然新住所的地点可能偏远，例如新界元朗或北区，但都是新落成的屋邨，配置比乐华邨好。有新消息我们会再通知您，如果您打算短期内离开香港，记得联络我们。”

房屋事务主任的态度暗示着会面完结，请阿怡离开。

阿怡无奈地站起来，正要转身离去，主任摘下眼镜再说：“区小姐，您别看我好像高薪厚禄，其实我一样为每个月的房贷头痛。今天连死过人的私人楼宇也一样索价几百万，香港就是如此一个居住环境恶劣的城市。在这儿生活，我们只能逆来顺受，世事未必尽如人意，凡事别那么执着就好。”

回家途中，阿怡心里的积郁与怒气，被主任最后一句话全引了出来。对方的话，就像教自己认命，接受上天安排的一切。

父亲的意外、母亲的病症、妹妹的自杀，全是上天的旨意，凡人不可违逆，也无能违逆。

阿怡不知道，当她坐在巴士上时，她的表情是如此骇人——她眉头紧皱，双眼通红，牙关紧咬，就像憋住很大委屈，即将爆发。

——我才不会认命！

阿怡回忆起在殓房跟程警长见面时的心情。

那股混着不忿、苦涩、凄怆的复杂情感。

——那么，凶手就是发文章的人！那个邵德平的外甥！就是他害小雯自杀的！

我要跟邵德平的外甥见面——阿怡脑海中冒出这个念头。

阿怡不知道跟发那篇文章的人见面有什么意义，或者该说，她不知道见面后她该怎么办。是要责骂对方是冷血的凶手？逼对方到小雯的灵牌前叩头认错？痛殴对方一顿？还是一命抵一命，要对方用性命来偿还？

但阿怡知道，这是她唯一想做的事。是她证明自己“不认命”的方法，是对残酷现实的微不足道的反抗。

阿怡的同事Wendy有亲戚开侦探社，去年她们在图书馆处理一箱陈旧的侦探小说时，阿怡曾听Wendy提起，于是阿怡向Wendy打听请侦探调查要多少花费、对方接不接这个委托。阿怡要求的调查其实很简单，就是查出邵德平的外甥是什么人，在哪儿上班或上学，确认对方长相，然后阿怡找天“突袭”对方，面对面跟对方说清楚。这跟一般的品行调查差不多，而且邵德平之前被媒体广泛报道，要查探就更容易。

“这种调查一般收费三千块一天，五至六天会完成，其他开支实报实销，收费合共大约二万元。区小姐您是Wendy的同事，我也很同情您的遭遇，我收便宜一点，二千一天就好，您准备一万二千左右就可以了。”年约五十、姓莫的侦探跟阿怡初次见面时说道。虽然母亲和妹妹的丧事花了不少钱，但阿怡本来预留给小雯将来念书的储蓄再无用处，目前还余下八万多元，这项委托自然成立。

四天后，6月5号黄昏，阿怡收到莫侦探致电相约见面，说有事要报告。

“区小姐，”在侦探社的社长室里，助理放下给阿怡的咖啡并离开后，莫侦探凝重地说，“我们在调查上遇上一点麻烦。”

“是……钱方面吗？”虽然莫侦探外表老实，但阿怡猜对方是不是想坐地起价。

“不、不，您误会了。”莫侦探微微一笑，“我先说一下，这案子是我亲自调查的，平时抓奸抓多了，难得有一桩有意义的委托，我就没让手下办，过去几天我跟助手到黄大仙邵家附近查探。其实第二天我已查到消息，但为了确认真确性，我再花了两天。”

“你已找到邵德平的外甥？”

“这正是我说的麻烦。”莫侦探边说边从文件夹取出一沓照片和文件，“邵德平没有姐妹，是独子。”

“嗯？”阿怡有听没有懂。

“邵德平根本没有外甥。”莫侦探指着几张偷拍照片，“邵德平父亲四年前已去世，目前跟妻子与七十岁的母亲同住在黄大仙下邨龙吉楼十楼，他没有姐妹，所以没有人会叫他‘舅父’。他也没有表姐妹或堂姐妹，唯一的表弟已移民澳洲多年，我查过对方没有子嗣——不过就算有，也该称他做‘表伯父’而不是‘舅父’吧。”

阿怡目瞪口呆地瞧着莫侦探：“那这个写文章的‘外甥’到底是谁？”

“不知道，就连邵德平一家都不知道。”

阿怡惊讶得无法说话。

“我从一位跟邵老太相熟的邻居口中确认过，他们毫无头绪。”莫侦探耸耸肩，“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有人会假冒邵德平外甥写这种炒作文章。我曾怀疑是他的老婆甚至是邵老太写的，可是如果是她们写的，她们应该会趁记者采访时为老公和儿子平反，而不是闭门不见。”

“莫先生……那么你能替我找出帖文的那个‘kidkit727’吗？”阿怡盯着桌子上的照片和文件，问道。

“这个就有点困难了。”莫侦探叹一口气，“我这家侦探社接办的是传统调查，想揪出隐藏在网路后面的家伙，我们没有相关技术，顶多只能从表面归纳一些特征。我稍稍调查过那个讨论区，觉得这事件有太多古怪之处——这个kidkit727只在花生讨论区贴了这一篇文章，而且账号是同日新建立的，帖文后也没有再登入，他的存在，仿佛就是单纯为了替邵德平申冤。区小姐，我只能推理到这儿了。”

“莫先生，如果你要我付再多的调查费，我也愿意……”

“不是啦，”莫侦探打断阿怡的话，“真的不是钱的问题。事实上，因为这次调查没有成果，我不能收尾款了。当然您先前付的四千元订金我也不能退，毕竟我可以不收费，我的助手可不能做白工。我莫大毛在这行算是有点信誉，能做的会尽力做，没办法的，可不会多收一块钱。”

“这……”阿怡茫然地瞧着莫侦探，再将视线放在桌上的几份文件上。一股无力感从胸口涌往四肢，令她觉得一切都是徒劳。房屋署那位主任的话再次浮现。

——在这儿生活，我们只能逆来顺受。

“区小姐，您别难过。”当阿怡看到莫侦探递面纸给自己时，才发现自己的眼泪正扑簌扑簌地沿着脸庞落下。

“我……我真的只能认命吗？”阿怡对莫侦探说。她其实不是想问对方这个问题，只是忍不住将心声说出口。

莫侦探瞧着阿怡，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然后他搔搔头，从面前的名片盒取出一张名片，用原子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放下笔后，伸手似要将名片递给阿怡，动作却又在中途止住，像是犹豫着该不该把东西交给对方。良久，他呼了一口气，把名片放在阿怡面前。阿怡看到那是莫侦探的名片，但上面用绿色原子笔写着一个地址，地址下方写着两个字。

“这是？”阿怡问。

“区小姐，假如您真的想查出那文章的作者，您可以到这地址，找这个人。”

“这是名字？‘阿涅’？”

“对。他是专家，尤其擅长高科技的调查。但他个性乖僻，未必肯接受您的委托，即使肯接，我也不知道他会开什么价码。”

“他也是一位侦探？”

“算是。”莫侦探苦笑了一下，“不过是无牌经营的。”

阿怡不由得皱一下眉。

“无牌的？那……可靠吗？”

“区小姐，当您遇上不能解决的事情，要委托他人调查，您会找谁？”

“找……你？”

“对，找‘侦探’。”莫侦探再笑了笑，“但您有没有想过假如我们侦探遇上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会找谁？”

阿怡愣了愣，低头将视线放在面前名片上。

“……这个‘阿涅’？”

莫侦探没有回答，不过他的笑容确认了阿怡的说法。

“再强调一次，我不知道他接不接您的案子，不过您给他看我这张名片，我想多少有点帮助。”莫侦探用指头点了点桌上的名片。

阿怡捡起名片，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到底这个阿涅有没有莫侦探所说那么厉害，阿怡还是心存怀疑。不过，莫侦探没跟她说“认命吧”，反而给她送上一丝反抗的希望，这对阿怡来说已难能可贵。

离开侦探社时，莫侦探亲自送阿怡到大门。

“区小姐，我刚才漏说了一件事。”

“什么？”阿怡站在门前，回头问道。

“我有想过另一个可能——发那篇文章的人另有目的，跟邵德平无关，”莫侦探以严肃的语气说，“那作者想针对的，是您的妹妹。他写文章不是为了洗脱邵德平的罪名，而是蓄意制造对您妹妹不利的舆论，所以明明是陌生人，却装成邵德平的外甥，增加自己言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换言之，对方根本无意替邵德平平反，只是单纯想抹黑您妹妹，令她受不了压力精神崩溃。”

莫侦探的话，犹如一把冰冷的利刃直刺阿怡的灵魂。她感到一阵寒意从背后窜上。

“假如这是事实，”莫侦探呼了一口气，“也算是一种谋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