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生物很不容易。据我们所知，在整个宇宙里，只有银河系里一个名叫地球的、不大醒目的边远地方愿意收留你，而且连它也可能不大情愿。

从最深的海沟底部到最高的大山顶点，已知生命的几乎全部生存范围只有28公里左右厚——与浩瀚的宇宙相比，那算不了什么。

对于人类来说，那就更倒霉了。我们恰好是属于那个部分的动物：4亿年以前，他们草率而又冒险地做出决定，从海里爬上来，成为以陆地为家和呼吸氧气的动物。结果，据有人估计，世界上有近99.5%的宜居空间，基本上——实际上是完全——对我们关上了大门。

我们在水里不仅不会呼吸，而且受不了那个压力。这是因为，水要比空气重1 300倍，你越是往深处，压力越是迅速增加——深度每增加10米，就相当于增加1个大气压。在陆地上，要是你爬到150米的高处——比如科隆大教堂或华盛顿纪念碑——压力变化很小，你感觉不出来。而要是在水里，到了同样的深度，你的血管就会瘪掉，肺被压缩到大约可口可乐罐的大小。令人吃惊的是，居然有人为了好玩儿愿意下潜到这种深度，而且不戴呼吸器具。这种运动名叫裸潜。显然，有人觉得，内脏器官严重变形的经历是很刺激的（虽然回到岸上以后，内脏器官恢复原状的过程很可能就不那么刺激了）。然而，要达到这样的深度，潜水者非得由重物快速拖下去。在没有外力帮忙的情况下，你能达到并事后能活着回来谈论这次经历的最大的深度是72米——这项业绩是由一个名叫翁贝托·佩利扎里的意大利人完成的。他于1992年潜到那个深度，逗留了1纳秒，然后迅速返回水面。以陆地的标准来看，72米比足球场还短了一大截。因此，即使我们做出了最出色的惊险表演，也很难声称自己已经成了大海的主人。

当然，别的生物成功地适应了深处的压力，不过究竟有多少种生物具有这等本事还是个谜。海洋最深的地方是太平洋里的马里亚纳海沟。在那里，要是到了11.3公里左右的深处，压力会升高到每平方厘米1.12吨以上。我们只有一次用坚固的潜水器成功地把人送到了那个深度，而且就一会儿，而那里却是端足目动物的家园。那是一种甲壳纲动物，有点像小虾，不过是透明的。它们无须保护就能生存下去。当然，大多数海洋比较浅，但即使在平均深度为4公里的大海里，压力也相当于被压在叠在一起的14辆装满水泥的卡车底下。

包括一些海洋学科普作家在内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在大海深处的巨大压力之下，人体会被压扁。实际上，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本身也是由水组成的，而水——用牛津大学弗朗西斯·阿什克罗夫特的话来说——“实际上是压不扁的”，因此人体仍会保持与周围的水一样的压力，不会被压死。麻烦的倒是体内的气体，尤其是肺内的气体。那里的气体确实会被压缩，但压缩到什么程度才会致命，这还不知道。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要是潜到100米左右的深处，肺脏会内爆，胸壁会破裂，人就会痛苦地死去，但裸潜者反复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据阿什克罗夫特说，似乎“人可以比预想的更要像鲸和海豚”。

然而，许多别的方面可能出问题。在使用潜水衣——用长管子连接水面的那种装备——的年代，潜水员有时候会经历一种可怕的现象，名叫“挤压”。这种情况发生在水面气泵失灵，造成潜水衣灾难性地失压的时候。空气会猛地离开潜水衣，倒霉的潜水员真的会被吸进面具和管子。等到被拖出水面，“衣服里剩下的几乎只有他的骨头和一点儿血肉模糊的东西”，生物学家J.B.S.霍尔丹在1947年写道，唯恐有人不信，他接着说，“这种事真的发生过。”

（顺便说一句，原先的潜水面具是1823年由一位名叫查尔斯·迪恩的英国人设计的，并不用于潜水，而是用于救火。它被称为“救火防毒面具”。但是，这种面具是金属做的，用起来又灼人又累赘。迪恩很快发现，消防员不大愿意穿任何服饰进入着了火的建筑物，尤其不愿意戴那种既烫得像水壶，又很不灵活的玩意儿。为了挽救他的投资，迪恩在水下试了试，发现用于海上救助工作倒是很理想。）

然而，在大海深处真正可怕的是得弯腰病（减压病）——倒不是因为这种病不舒服（虽然不舒服是肯定的），而是因为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呼吸的空气里有80%是氮。要是将人体置于压力之下，氮会变成小气泡，在血液和组织里到处移动。要是压力变化太大——比如潜水员上升太快——体内的气泡就会泛起泡沫，犹如刚刚打开的香槟酒那样，堵塞了细小的血管，造成细胞失氧，使病人痛得直不起腰。这就是“弯腰病”这个名字的由来。

自古以来，弯腰病一直是潜水采海绵人和潜水采珠人的职业病，但在19世纪以前没有引起西方世界的重视；而且，还包括那些不湿身体（至少不会湿得很厉害，一般不会湿到脚踝以上）的人。他们是沉箱工人。沉箱是密封的干室，建在河床上，用于建造桥墩。沉箱里充满了压缩空气。当工人们在人造压力的条件下工作很长时间走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出现轻微的症状，比如皮肤刺痛或发痒。但是，无法预料的是，少数人会持续关节痛，偶尔痛得倒在地上，有时候再也爬不起来。

这一切都是很令人费解的。有时候工人睡觉时还感觉不错，醒来时却瘫痪了。有时候，他们根本醒不过来了。阿什克罗夫特讲了个在泰晤士河底下修建新隧道的故事。隧道快要完工的时候，主管们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他们在隧道的压缩空气里打开瓶盖，只见香槟酒没有泛起泡沫，令他们大吃一惊。然而，当他们最后走进伦敦夜晚的新鲜空气里的时候，香槟立即泛起泡沫，恢复了大家的食欲。

除了完全避免高压环境以外，有两种办法可以万无一失地防止减压病。一种是仅仅短时间接触气压变化。因此，我上面提到的裸潜者可以钻到150米的深处而又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他们在下面逗留的时间不长，体内的氮还来不及溶解到组织里。另一种办法是小心地、逐步地回到水面，这么做就使得小小的氮气泡散逸，不造成伤害。

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一个杰出的父子小组，我们现在很懂得如何在极端的环境里生存下去。他们是约翰·斯科特·霍尔丹和J.B.S.霍尔丹。即使按照英国知识界很严格的标准来说，霍尔丹父子也是极其古怪的。老霍尔丹1860年生于苏格兰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哥哥是霍尔丹子爵），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牛津大学担任生理学教授，过得比较检束。他精力不集中是有名的。有一次，他的妻子打发他去楼上换衣服准备出席一个晚宴，怎么也不见他下来，结果发现他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睡着了。被唤醒以后，霍尔丹解释说，他发现自己在脱衣服，以为到了睡觉时间。去康沃尔研究矿工们的钩虫病算是他的假日。T.H.赫胥黎的孙子、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曾和霍尔丹夫妇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有点残忍地以他为原型在小说《针锋相对》中塑造了科学家爱德华·坦特芒特这个人物。

霍尔丹对潜水的贡献，在于计算出了从深处上升的过程中为避免得减压病所必需的休息间距。但是，他的兴趣涵盖生理学的整个领域，从研究登山运动员的高原病，到沙漠地区中暑的问题。他对有毒气体对人体的影响尤其有兴趣。为了更确切地了解泄漏的一氧化碳如何夺走矿工的生命，他一面加大自己身体里的中毒程度，一面仔细抽取并化验自己的血样。直到全部肌肉快要失去控制，血里的一氧化碳饱和度达到56%，他才罢手。特雷弗·诺顿在他趣味性很强的潜水史《海底明星》中指出，这种饱和度离送命只差分毫。

后辈们称霍尔丹的儿子为J.B.S，他是个了不起的奇才，几乎从小就对他父亲的工作很有兴趣。人们听说，他3岁的时候就生气地问他的父亲：“那不是氧化血红蛋白或羧基血红蛋白吗？”在整个年轻时代，小霍尔丹一直是他父亲做实验的帮手。到10来岁的时候，父子俩经常一起测试气体和防毒面具，轮流观察要经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昏死过去。

小霍尔丹没有获得过科学方面的学位（他在牛津大学学的是古典学课程），但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大部分时间里在剑桥为政府工作。一生跟智力超群的人打交道的生物学家彼得·梅达沃称他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赫胥黎也以小霍尔丹为原型在小说《滑稽的环舞》里塑造人物，还以他关于遗传决定人的本性的思想为基础，设计了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的情节。在其他成就方面，小霍尔丹还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格雷戈尔·孟德尔在遗传方面的成就结合起来，提出了被遗传学家称为“现代综合系统学”的理论。

与众不同的是，小霍尔丹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很愉快的经历”，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喜欢有个杀人的机会”。他本人也受过两次伤。战争结束以后，他成功地成为一名科学普及工作者，写了23本书（以及400多篇科学论文）。他的书至今依然可读性很强，很有教育意义，虽然不总是容易找得着。他还成了一名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认为，而且不完全是挖苦地认为，这纯粹是出于一种敌对的本能。要是他生在苏联，他可能会变成一名狂热的拥护君主制度者。无论如何，他的大部分文章最初是刊登在由共产党人主办的《工人日报》上的。

他父亲主要对矿工和中毒问题感兴趣，小霍尔丹则潜心研究潜艇乘员和潜水员的职业病的预防措施。在海军部的资助下，他获得了一个他称之为“高压锅”的减压室。那是一个金属圆筒，一次可以同时把三个人密封在里面，进行各种痛苦而又危险的测试。志愿者被要求坐在冰水里，同时呼吸“异常气体”或经受快速的压力变化。在一次实验中，霍尔丹亲自模仿快速上升的危险动作，看看会有什么事。结果，他补牙的填料炸掉了。“几乎每一次实验，”诺顿写道，“都以有人痉挛、流血或呕吐告终。”减压室是隔音的，要是里面的人想要表示自己不舒服或很痛苦，他们非得不停地敲击减压室的墙壁不可，或在小窗口举起字条。

还有一次，霍尔丹吸入不断加大浓度的氧气，结果痉挛得厉害，摔断了几根椎骨。肺部坍缩是常有的危险，鼓膜穿孔也是家常便饭，但霍尔丹在一篇论文中安慰别人说：“鼓膜一般来说会愈合。要是留个小孔，尽管你会有点儿耳背，但要是你抽烟，烟雾会从相关的耳朵里冒出来。这对社会是个贡献。”

这件事的不平常之处，不在于霍尔丹本人为了从事科学研究愿意经受这样的风险或难受的感觉，而在于他能毫不费事地说服他的同事和亲人爬进减压室。他的妻子有一次在进行模拟下降实验的过程中，痉挛了15分钟。等她终于停止在地板上蹦来跳去，她被扶了起来，打发回家去做晚饭。霍尔丹乐意利用任何恰好在场的人，包括有一次令人难忘地利用了西班牙前首相胡安·内格林。内格林博士事后抱怨有点刺痛，“嘴唇上有点奇怪的柔软光滑的感觉”，但除此之外安然无恙。他也许会为自己感到庆幸。在类似的一次减压实验中，霍尔丹的臀部和脊梁下部失去感觉达6年之久。

霍尔丹潜心研究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氮中毒。由于至今仍不大清楚的原因，氮在30米以下的深处成了一种毒性很强的气体。据知，在氮的影响之下，潜水员会把自己的空气管扔给从身边游过的鱼，或者决定抽支烟歇息片刻。它还会使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在一次实验中，霍尔丹注意到，那个接受实验的人“时而情绪低落，时而兴高采烈；一会儿觉得‘难受极了’，要求减压，一会儿哈哈大笑，想要干预他同事的灵敏度测试”。为了测量接受实验的人情况恶化的速度，科学家还不得不和志愿者一起爬进减压室，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但是，几分钟以后，霍尔丹后来回忆说：“实验者和接受实验者通常一样中毒，往往忘了让秒表停下来，或者忘了适当做笔记。”即使到了现在，中毒的原因仍不清楚。有人认为，这和酒精中毒是一回事。但是，人家连酒精中毒的原因也说不准，我们绝不比他们聪明一点。无论如何，要是不小心翼翼，你一离开地面世界就很容易遇上麻烦。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哎呀，快要）回到原先的话题，即，活在地球这个地方并不那么容易，即使这是唯一可活的地方。这个星球上只有一小部分是干的，我们可以踩在上面，但其中极大一部分或太热，或太冷，或太干，或太陡，或太高，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必须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就适应能力而言，我们人类是很没有本事的。像大多数动物一样，我们不大喜欢太热的地方——我们挥汗如雨，很容易中暑，特别吃不起苦。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沙漠里走路，大多数人会神志昏乱，晕倒在地，很可能再也起不来，总共不消七八个小时。面对寒冷我们也同样束手无策。像所有哺乳动物一样，人类产生热量的本事不小，但是——由于我们身上几乎没有毛——我们保存热量的本事不大。即使在相当温暖的天气里，也有一半卡路里是用于身体保暖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利用衣服和房屋来弥补这些不足，即使那样，地球上我们愿意或能够生存的部分也相当有限：只占陆地总面积的12%；要是包括海洋在内的话，只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4%。

然而，要是你把已知宇宙的其他地方的条件考虑进去，令人惊奇的不是我们使用了我们行星的那么一丁点儿地方，而是我们竟然还找到了一个能使用那么一丁点儿地方的行星。你只要看一眼我们自己的太阳系——或者只要看一眼某些历史时期的地球——就会知道，大多数地方对待生命比我们这暖融融、蓝盈盈、水灵灵的地球要无情得多，粗暴得多。

据认为，外层空间有100万亿亿颗行星。迄今为止，太空科学家已在太阳系之外发现了其中的70颗左右，因此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话可说。但是，看来，若要找到颗适合于生命的行星，你非得运气极好；若想找到颗适合于高级生命的行星，你非得福星高照。各方面的研究人员已经确认，我们地球上享有20来条特别值得庆幸的机缘，但本书不做深入研究，仅将其主要归纳成以下4条：

优越的位置。我们有个合适的恒星，与这个恒星相隔合适的距离，这个恒星大得足以辐射大量热量，又不是大得很快自燃殆尽。这一切都异乎寻常地恰到好处。恒星越大，燃烧得越快，这是一种有趣的物理现象。假如我们的太阳是现在的10倍之大，它会在1 000万年之后，而不是在100亿年之后消耗干净，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还很幸运的是，我们在现在的轨道上运行。离太阳太近，地球上的一切都会化为蒸气；离太阳太远，一切都会结成冰块。

1978年，天体物理学家迈克尔·哈特做了一些测算后得出结论，只要地球离太阳再远1%，或再近5%，地球上就不适于居住。幅度不算很大，其实还可以再大一点。自那以后，这两个数字被更精确地测算了一遍，放宽了一点——再远5%，再近15%，但仍是个窄带。

若要了解幅度为何很小，你只要望一眼金星。金星离太阳只比我们近4 000万公里。太阳的热量射到那里只比我们早两分钟。金星的大小和结构很像地球，但是，轨道距离上的小小差别，产生了全然不同的结果。看来，只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初，金星才比地球稍稍暖和一点，而且很可能有海洋。但是，热这么几摄氏度就意味着金星无法留住表面的水，结果对气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随着水分蒸发，氢原子逸入太空，氧原子与碳在大气里形成了厚厚的一层温室气体一氧化碳。金星变得令人窒息。我这样年纪的人还记得起，天文学家们曾一度希望，在密密的云层下面，甚至可能是在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下面，金星上存在着生命，但我们现在知道，那里的环境过于恶劣，不适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生命。它的表面温度高达470摄氏度，连铅都会熔化。金星表面的大气压是地球表面的90倍，任何人都受不了。目前我们生产不出隔热服装，也制造不了隔热的宇宙飞船，因此无法前往金星。我们对金星表面的了解，是基于遥远的雷达图像，以及一艘苏联无人探测器发出的一些噪声。那个探测器于1972年满载希望降落在云团里，运转不到一个小时就永远地关闭了。

所以，你只要向太阳移动2光分，就会发生上述情况。而要是离太阳再远一点，问题不是太热，而是太冷，这一点冰冷的火星可以做证。火星一度也是个比较合意的地方，但它没有留住有用的大气层，变成了一个天寒地冻的不毛之地。

但是，仅仅与太阳的距离合适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否则月球上也会是个长满森林的漂亮地方。但它显然不是。为此，你必须还要有：

合适的行星。我可以想象，如果你请地球物理学家数一数自己的福气，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会把一个内部都是岩浆的行星包括在内。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要是我们的脚底下没有翻腾的岩浆，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不说别的，我们地球活跃的内部使大量气体喷涌而出，帮助建立了大气层，还为我们提供了磁场，保护我们不受宇宙辐射侵害。它还给了我们板块构造，不停地更新地面和使地面褶皱。要是地球完全平坦，到处都会覆盖着4公里深的水。那寂寞的海洋里也许会有生命，但肯定不会有足球比赛。

除了有个大有好处的内部以外，我们还有合适数量的合适元素。我们完全是以合适的材料组成的。这对我们的健康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过一会儿会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剩下的两个因素，首先是我们往往忽略的那个因素：

我们是个双子行星。通常，把月球看成是颗伴星的人为数不多，但它实际上就是。大多数卫星对于主星来说都是很微小的。比如，火星的两颗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直径只有大约10公里。然而，我们的月亮的直径是地球直径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就使得我们的行星成为太阳系里独一无二的行星，拥有一个与自身相比称得上是很大的卫星（除了冥王星，但冥王星其实不算，因为它本身很小）——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没有月球的持久影响，地球会像个快要停转的陀螺那样摇摇摆摆，天知道会对气候和天气产生什么后果。由于月球持久的引力影响，地球能以合适的速度、合适的角度自转，为生命的长久和成功的发展提供一个必需的稳定环境。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月球在以每年大约4厘米的速度脱离我们的控制。再过20亿年，它会退缩到很远的地方，无法再维持我们的稳定，我们不得不想个别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同时，你该认识到，它远不只是夜空中一道悦目的风景线。

很久以来，天文学家一直有两种看法：一、月球和地球是同时形成的；二、是地球在月球飘过时把它抓住的。我们在前面有一章已经谈到，现在我们认为，大约45亿年以前，一个火星大小的物体撞击了地球，撞飞了足够的材料来形成月球。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因为这件事恰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要是它发生在1896年或者上个星期三，我们肯定不会很高兴的。于是，我们就谈到第四个因素，在许多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合适的时间。宇宙是个变幻无常、变化多端的地方，我们在宇宙里的存在是个奇迹。假如在过去的46亿年时间里发生的一长串极其复杂的事件没有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告一段落——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假如恐龙当时不是因为一块陨石的撞击而灭绝——你很可能只有几厘米长，长着触角和尾巴，趴在哪个洞穴里看这本书。

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用来跟我们自己的存在进行比较。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疑的：要是你希望最后成为一个比较先进、善于思考的社会，你必须处于一长串结果的合适终点，其中包括合理的稳定时期，里面错落有致地布满恰到好处的困难和挑战（冰期在这方面似乎特别起作用），而且完全缺少真正的大灾难。大家在余下的篇章里将会看到，我们庆幸自己恰好处于那个位置。

说到这里，现在我们再来简单谈一谈组成我们的元素。

地球上天然存在92种元素，再加上实验室里制造的20种左右，但其中有一些我们马上可以搁置一边——事实上，化学家们往往也是这么办的。地球上的化学元素当中，有不少我们了解甚少。比如，砹实际上没有研究过。砹在周期表上有名字，有位置（就在玛丽·居里的钋的隔壁），但几乎仅此而已。问题不在于科学界不予重视，而在于十分稀少。外层空间里钋也不多。然而，最难以捉摸的元素要算是钫。钫的量实在少得可怜，据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整个地球上的钫还不足20个原子。在自然存在的元素当中，总共只有大约30种在地球上分布得很广，只有五六种对生命是极其重要的。

你也许会想到，氧是最丰富的元素，占地壳的将近50%。但是，其后的排列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比如，谁想得到，在最常见的元素当中，硅在地球上占第二位或钛占第十位？元素的丰度，与我们对它们的熟悉程度，或它们对我们的有用程度毫无关系。许多不大知名的元素实际上比比较知名的元素还要丰富。地球上的铈比铜还多，钕和镧比钴或氮还多。锡勉强进入前50名，落后于不大知名的镨、钐、钆和镝。

丰度还与发现的难易程度毫无关系。铝是地球上第四常见的元素，占到你脚底下的一切的将近十分之一，但直到19世纪汉弗莱·戴维才发现了它，才知道它的存在。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它被作为稀有的贵重金属。为了显示美国是个有钱有派头的国家，国会差一点在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装点一层闪闪发亮的铝箔。同一时期，法兰西王族在国宴上不再使用银质餐具，改用铝质餐具。这种时尚风靡一时，尽管这种刀叉不见得好用。

丰度与重要程度也不一定有关系。碳只居第十五位，占地壳的可怜巴巴的0.048%，但没有碳就没有我们。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知羞耻地与别的元素都混得来。它是原子世界的交际花，缠住许多别的原子（包括自己），紧紧搂住不放，结成了称心如意而又极为牢固的分子康茄舞伴——大自然创建蛋白质和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奥秘就在这里。正如保罗·戴维斯写的那样：“要是没有碳，我们所知的生命就不可能出现。很可能任何种类的生命都不可能出现。”然而，虽然我们那样离不开碳，但连我们体内的碳含量也不是那么丰富。你体内每200个原子当中，有126个氢原子、51个氧原子，只有19个碳原子。

别的元素也很重要，但不是对于创造生命，而是对于维持生命。我们需要铁来制造血红蛋白，没有铁，我们就会死亡。钴对于制造B12是必不可少的。钾和一丁点儿钠对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好处。钼、锰和钒有助于保持酶的活力。锌——愿神保佑它——能氧化酒精。

我们已经逐步学会利用或忍受这些东西——要不然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这里——但即使那样，我们所能忍受的范围也很窄。硒对我们大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只要摄入一丁点儿，你就会呜呼哀哉。生物对某些元素的要求或耐受性是它们进化的结果。现在羊和牛在一起吃草，实际上它们所需要的矿物质非常不同。现代的牛需要大量铜，因为它们是在铜很丰富的欧洲和非洲地区进化的。而羊是在铜很缺乏的小亚细亚进化的。一般来说，我们对元素的耐受力与那些元素在地壳里的丰度成正比，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希望——在有些情况下其实需要——在我们所吃的肉类或纤维里积累着少量的稀有元素。但是，要是加大剂量，在有的情况下只加大一丁点儿，我们就可能会很快去另一个世界。这类知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知半解。比如，谁也说不清，摄入一丁点儿砷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有的权威说有益，有的权威说有害。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摄入太多，你就会送命。

元素一旦化合，它们的性质会变得更加奇特。比如，氧和氢是两种最易燃的元素，但要是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不易燃的水。更奇特的是钠和氯的化合物。钠是最不稳定的元素之一，氯是最毒的元素之一。要是把一小块纯钠放进水里，它会爆炸，具有置人于死地的威力。毒性很大的氯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低浓度的氯可以用来杀死微生物（你在漂白粉里闻到的就是氯的气味），但量大了就可以致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种毒气就含有氯的成分。许多患眼痛的游泳运动员可以做证，即使在浓度极低的情况下，人体也不大喜欢氯。然而，要是你把这两种讨厌的元素放在一起，你会得到什么来着？氯化钠——普通的食盐。

总的来说，要是一种元素不是自然地进入我们的系统——比如说，如果它不能溶解于水——我们往往就不会接受它。铅之所以会使我们中毒，是因为我们向来不接触铅，直到我们开始把它用于盛食品的器皿以及水管。〔铅的符号是Pb，代表拉丁语Plumbum，现代“管道”（plumbing）这个名称就源自该词，这不是偶然的。〕罗马人也用铅来给酒调味，这也许是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强大的部分原因。我们在别处已经提到，我们自己使用铅的情况（且不说汞、镉和其他的工业污染物，我们经常用这些玩意儿来毒害自己）也没有多少值得得意的地方。凡是地球上不是天然存在的元素，我们都没有对其产生耐受性，因此它们对我们的毒性很大，比如钚。我们对于钚的耐受性是零：任何一丁点儿都会要你的命。

我对你讲了这么多，只是为了说明一个小问题：地球看上去似乎奇迹般地给人方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已经渐渐适应了它的条件。令人感到惊异的不是它适合于生命，而是适合于我们的生命——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许，我们之所以对它的许多情况——大小合适的太阳、温柔体贴的月球、爱好交际的碳、足够多的岩浆等等——感到满意，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来就依赖这些条件，所以才似乎感到满意。谁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楚。

别的世界里的生物也许会感激一汪汪银白色的汞和一团团漂浮的氨。他们也许会感到高兴，他们的行星没有因为板块的移动而晃得他们晕头转向，没有喷出大量的岩浆覆盖大地，而是永远处于无板块构造的宁静状态。任何光临地球的远方客人几乎肯定都会觉得好笑，发现我们生活在一种由氮和氧组成的大气里。前者懒得不肯与任何东西发生化学反应；后者动不动就烧起来，我们不得不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设置消防站，以免性情活泼的它对我们造成影响。即使我们的客人是呼吸氧气的两足动物，家乡设有大卖场，喜欢看故事片，他们也很可能觉得地球不是个很理想的环境。我们甚至无法招待他们吃午饭，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都含有微量锰、硒、锌和别的元素粒子，起码其中有一些对他们来说是有毒性的。在他们看来，地球也许根本不是个很合意的地方。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经常取笑事后下结论——从已知的事实往前推测可能的原因。“你要知道，今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件最令人惊讶的事，”他会说，“我看到一辆汽车的牌照是ARW357。你想象得到吗？在我国几百万个牌照当中，今天晚上我怎么会偏偏看到那个牌照？真是不可思议！”当然，他的意思是，你很容易使任何平淡的事情显得很不寻常，如果你把它看得很严重的话。

因此，导致地球上出现生命的事件和条件很可能不像你乐意认为的那样很不寻常。不过，它们还是很不寻常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找到更好的理由之前，我们只能说它们是很不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