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对身边的微生物过于在意，这很可能不是个好习惯。法国大化学家、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对他身边的微生物如此小心，连放到面前的每盆菜肴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看一眼。由于他的这种习惯，很多人有可能不会再邀请他吃饭。

实际上，你也无须回避细菌，因为你的身上和周围总是有很多细菌，多得简直无法想象。即使你身体很健康，而且总的来说很注意卫生，也大约有1万亿个细菌在你的皮肤上进食——每平方厘米上有10万个左右。它们在那里吃掉100亿片左右你每天脱落的皮屑，再加上从每个毛孔和组织里流出来的味道不错的油脂，以及强身壮体的矿物质。你是它们举行冷餐会的场所，还具有暖暖和和、不停地移动的便利条件。为了表示感激，它们给你体臭。

上面说的只是寄生在你皮肤上的细菌。还有几万亿个细菌钻进你的肠胃里和鼻孔里，粘在你的头发和睫毛上，在你的眼睛表面游泳，在你的牙龈上打孔。光你的消化系统就是100万亿个以上细菌的寄主，至少有400多个品种。有的分解糖，有的处理淀粉，有的向别的细菌发起攻击。许多细菌没有明显的作用，比如无处不在的肠内螺旋体。它们似乎只是喜欢跟你在一起。每个人体大约由1亿亿个细胞组成，但它却是大约10亿亿个细菌细胞的寄主。总而言之，细菌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当然，从细菌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是它们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

我们人类个儿大，又聪明，能生产使用抗生素和杀菌剂，因此很容易认为自己快要把细菌灭绝了。别相信那种看法。细菌也许不会建立城市，不会过有意思的社交生活，但它们到太阳爆炸的时候还会在这里。这是它们的行星，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它们允许我们在这里。

千万不要忘记，细菌已经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而要是没有它们，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它们处理我们的废料，使其重新有用；没有它们的辛勤咀嚼，什么也不会腐烂。它们净化我们的水源，使我们的土壤具有生产力。它们合成我们肠胃中的维生素，将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变成有用的糖和多糖，向溜进我们肠胃系统的外来细菌开战。

我们完全依靠细菌来采集空气里的氮，将氮转化为对我们有用的核苷酸和氨基酸。这是个令人惊叹而又让人满意的业绩。正如马古利斯和萨根指出的，在工业上要干同样的事（比如在生产肥料的时候），工厂必须把原材料加热到500摄氏度，挤压到300倍于普通的大气压。而细菌一直在不慌不忙地干这件事。谢天谢地，要是没有它们来传送氮，大的生物就活不下去。尤其重要的是，细菌们不断为我们提供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并使大气保持稳定。包括现代型的藻青菌在内的细菌，提供了地球上供呼吸用的大部分氧。海藻和海里的其他微生物每年大约吐出1 500亿千克那种气体。

而且，细菌的繁殖力极强。其中劲头大的在不到10分钟里便能产生新的一代；那种引起坏疽的讨厌的小生物“产气荚膜梭菌”在9分钟里就可以繁殖，接着又马上开始分裂。以这种速度，从理论上说，一个细菌两天内产生的后代比宇宙里的质子还多。据比利时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里斯蒂安·德迪夫说：“要是给予充分的营养，一个细菌细胞在一天之内可以产生280万亿个个体。”而在同样的时间里，人的细胞大约只能分裂一次。

大约每分裂100万次，便会产生一个突变体。这对突变体来说通常是很不幸的——对生物来说，变化总是蕴藏着危险——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一个新的细菌会碰巧具有某种优势，比如摆脱或抵御抗生素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另一种更加吓人的优势会很快产生。细菌能共享信息，任何细菌都能从任何别的细菌那里接到几条遗传密码。正如马古利斯和萨根所说，实际上，所有的细菌都在同一基因池里游泳。在细菌的宇宙里，一个区域发生的适应性变化，很快会扩展到任何别的区域。这就好像人可以从昆虫那里获得长出翅膀或在天花板上行走所必需的遗传密码一样。从遗传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细菌已经成为一种超级生物——又小，又分散，但又不可战胜。

无论你吐出、滴下或泼出任何东西，细菌几乎都能在上面生活和繁殖。你只要给它们一点儿水汽——比如用湿抹布擦一擦柜子——它们就能滋生，仿佛从无到有。它们会侵蚀木头、墙纸里的胶水、干漆里的金属。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有一种名叫蚀固硫杆菌的细菌生活在浓度高得足以溶解金属的硫酸里——实际上，它们离开了浓硫酸就活不成。据发现，有一种名叫嗜放射微球菌的细菌在核反应堆的废罐里过得怪舒服的，吃着钚和别的残留物过日子。有的细菌分解化学物质，而据我们所知，它们从中捞不到一点儿好处。

我们还发现，细菌生活在沸腾的泥潭里和烧碱池里，岩石深处，大海底部，南极洲麦克默多干谷隐蔽的冰水池里，以及太平洋的11公里深处——那里的压力比海面上高出1 000多倍，相当于被压在50架大型喷气客机底下。有的细菌似乎真的是杀不死的。据美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嗜放射微球菌“几乎不受放射作用的影响”。要是你用放射线轰击它的DNA，那些碎片几乎会立即重新组合，“就像恐怖电影里一个不死的人到处乱飞的四肢那样”。

迄今为止发现的生存能力最强的也许要算是链球菌。它在摄影机封闭的镜头里在月球上停留了两年仍能恢复生机。总而言之，很少有什么环境是细菌生存不下去的。维多利亚·贝内特对我说：“他们发现，当把探测器伸进灼热的海底喷气孔里，连探测器都快熔化的时候，那里也还有细菌。”

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埃德森·巴斯廷和弗兰克·格里尔宣布，他们已经把一直生活在600米深处的油井里的细菌分离出来。这个观点被认为压根儿是荒唐的——600米深处没有东西能活下去——在50年时间里，大家一直认为他们的样品受到了地面细菌的污染。我们现在知道了，有大量微生物生活在地球内部的深处，其中许多与普通的有机世界毫无关系。它们吃的是岩石，说得更确切一点儿，岩石里的东西——铁呀，硫呀，锰呀等等。它们吸入的也是怪东西——铁呀，铬呀，钴呀，甚至是铀。这样的过程也许对浓缩金、铜等贵重金属，很可能还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贮存起了作用。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这样不知疲倦地慢咬细嚼，它们还创建了地壳。

现在有的科学家认为，生活在我们脚底下的细菌很可能多达100万亿吨，那个地方被称为“地表下的岩石自养微生物生态系统”——英文缩写是SLiME。康奈尔大学的托马斯·戈尔德估计，要是你把地球内部的细菌统统取出来堆在地球表面，那么就可以把这颗行星埋在15米深处——相当于四层楼的高度。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话，地球底下的生命有可能比地球表面的还要多。

在地球深处，微生物个儿缩小，极其懒怠。最活泼的也许一个世纪分裂不到一次，有的也许500年分裂不到一次。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说：“长寿的关键似乎在于无所事事。”当情况相当恶劣时，细菌们就关闭所有系统，等待好的年景。1997年，科学家们成功地激活了已经在挪威特隆赫姆博物馆休眠了80年之久的一些炭疽细胞。有一听118年的陈年肉罐头和一瓶166年的陈年啤酒，刚一打开，有的微生物就一下子活了过来。1996年，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声称，他们使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里冻结了300万年的细菌恢复了生机。迄今为止，耐久力最长的纪录，是2000年由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大学的拉塞尔·弗里兰和他的同事们宣布的，他们声称使2.5亿岁的细菌苏醒了过来。那种细菌名叫“二叠纪芽孢杆菌”，一直困在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地下600米深处的盐层里。果真如此的话，这种微生物比大陆还要古老。

那个报告受到一些人的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生物化学家认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细菌的成分会退化，从而失去作用，除非细菌不时自我苏醒过来。然而，即使细菌真的不时苏醒，体内的能源也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怀疑更深的科学家们认为，样品也许已经受到污染，如果不是在收集的过程中被污染的，那么也许是埋在地下的时候被污染的。2001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小组认为，二叠纪芽孢杆菌与一种现代的细菌几乎相同。那种细菌名叫原古芽孢杆菌，是在死海里发现的。两者之间只有两种基因顺序不同，而且也只是稍稍不同。

“我们该不该相信，”以色列研究人员写道，“二叠纪芽孢杆菌在2.5亿年里积累的基因变化之量，在实验室只要花3—7天时间就能完成？”弗里兰的回答是：“细菌在实验室里要比在野地里进化得快。”

也许如此。

直到太空时代，大多数学校的教材仍然把生物世界分为两类——植物和动物。这是不可思议的。微生物极少被置于显著地位。变形虫和类似的单细胞生物被看作是原始动物，海藻被看作是原始植物。细菌还常常与植物混在一起，尽管大家都知道细菌不是植物。早在19世纪末，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已经提出，细菌应该归于一个单独的界，他将其称为“原核生物”。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那个观点才被生物学家们接受，而且也只是被有的生物学家接受。（我注意到，1969年出版的袖珍《美语词典》里没有承认这个名称。）

传统的分类法也不大适用于可见世界里的许多微生物。真菌这个群涵盖了蘑菇、霉、霉菌、酵母和马勃菌，几乎总是被看作是植物体，而实际上，它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特点——它们的繁殖方式、呼吸方式、成长方式——是与植物界相吻合的。从结构上说，它们与动物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因为它们是用几丁质构建自己的细胞的。那种材料使其质地与众不同。昆虫的外壳和哺乳动物的爪子都是由那种材料构成的，虽然鹿角锹甲的味道远不如蘑菇那么鲜美。尤其，真菌不像所有的植物那样会产生光合作用，所以它们没有叶绿素，因此不是绿色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直接吃东西长大的。它们几乎什么东西都吃。真菌会侵蚀混凝土墙上的硫或你脚趾间的腐败物质——这两件事植物都干不了。它们差不多只有一种植物特性，那就是它们有根。

那种分类法更不适用于一种特殊的微生物群，那种微生物就是黏菌。它们的默默无闻无疑与这个名字有关。要是这个名字听上去更有活力——比如，“流动自我激活原生质”——而不大像是你把手伸到阴沟深处会发现的那种东西，这种非同寻常的实体几乎肯定会马上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黏菌无疑属于自然界最有意思的微生物。当年景好的时候，它们以单细胞的形式独立存在，很像是变形虫；而当条件变得恶劣的时候，它们就爬着集中到一个中心地方，几乎奇迹般地变成了一条蛞蝓。那条蛞蝓看上去并不漂亮，也移动不了多远——通常只是从一堆树叶的底部爬到顶上，处于比较暴露的位置——但在几百万年时间里，这很可能一直是宇宙中最绝妙的把戏。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黏菌爬到上面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以后，再一次变换自己的面目，呈现出了植物的形态。通过某种奇妙而有序的过程，那些细胞改变了外形，就像一支行进中的小乐队那样，伸出了一根梗，顶上形成了一个花蕾，名叫“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几百万个孢子。到了适当的时刻，那些孢子随风而去，成为单细胞微生物，从而开始重复这一过程。

多年来，黏菌被动物学家们称为原生动物，被真菌学家们称为真菌，虽然大多数人都可以明白，它们其实不属于任何哪个群。发明基因检测法以后，实验人员吃惊地发现，黏菌如此与众不同，无比奇特，与自然界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连互相之间也毫无关系。

1969年，为了整理一下越来越显得不足的分类法，康奈尔大学一位名叫R.H.魏泰克的生态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了一个建议，把生物分成五个主要部分——所谓的“界”——动物界、植物界、真菌界、原生生物界和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原先是由苏格兰生物学家约翰·霍格提出来的，用来描述非植物、非动物的任何生物。

虽然魏泰克的新方案是个很大的改进，但原生生物界的含义仍没有明确界定。有的分类学家把这个名称保留起来指大的单细胞微生物——真核生物，但有的把它当作生物学放单只袜子的抽屉，把任何归在哪里都不合适的东西塞到里面，其中包括（取决于你查阅的是什么资料）黏菌、变形虫，甚至海藻。据有人计算，它总共包括了多达20万种不同的生物。那可是一大堆单只袜子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魏泰克的五界分类法开始被写进教材的时候，伊利诺伊大学一位脚踏实地的学者即将完成一个发现。这项发现将向一切提出挑战。他的名字叫卡尔·沃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或者说，早在有可能办这种事的时候——他一直在默默地研究细菌的遗传连贯性。早年，这是个极费力气的过程。研究一个细菌就可能一下子花掉一年时间。据沃斯说，那个时候，已知的细菌只有大约500种。这比你嘴巴里的细菌种类还要少。今天，这个数字大约是那个数字的10倍，虽然还远远比不上26 900种海藻、70 000种真菌和30 800种变形虫，以及相关的微生物。生物学的编年史上都记载着它们的故事。

细菌总数那么少，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对它们不重视。细菌的分离和研究工作有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只有大约1％能通过培养繁殖。考虑到它们在自然环境里强大的适应能力，有个地方它们似乎不愿意去生活，这是很怪的，那就是在皮氏培养皿里。要是你把细菌扔在琼脂培养基上，无论你怎么爱抚它们，其中大多数就躺在那里，怎么也不肯繁殖。任何在实验室里繁殖的细菌都只能说是个例外，而这一些几乎全都是微生物学家们研究的对象。沃斯说，这就“好像是一面在参观动物园，一面在了解动物”。

然而，由于基因的发现，沃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微生物。他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微生物世界可以划分成更多的基本部分。许多小生物看上去像细菌，表现得像细菌，实际上完全是另一类东西——那类东西很久以前已经从细菌中分离出去。沃斯把这种微生物叫作古菌。

不得不说，古菌区别于细菌的特性只会令生物学家感到激动。这些特性大多体现在脂质的不同，还缺少一种名叫肽聚糖的东西。而实际上，这就形成了天壤之别。古菌对于细菌，比之你和我对于螃蟹或蜘蛛还要不同。沃斯独自一人发现了一种未知的基本生命种类。它高于“界”的层面，位于被相当尊敬地称为世界生命树之巅的地方。

1976年，他重绘了生命树，包括了不是5个而是23个主要“部”，令世界——至少令关注这件事的少部分人——大吃一惊。他把这些部归在他称之为“域”的3个新的主要类别下面——细菌、古菌和真核细胞。新的安排是这样的——细菌域：藻青菌、紫色细菌、革兰氏阳性细菌、绿色非硫细菌、黄杆菌和栖热袍菌等；古菌域：嗜盐古菌、甲烷八叠球菌、甲烷杆菌、甲烷球菌、热变形菌和热网菌等；真核域：小孢子虫、滴虫、鞭毛虫、内变形虫、黏菌、纤毛虫、植物、真菌和动物等。

沃斯的新分类法在生物学界没有引起轰动。有的人对他的体系不屑一顾，认为它过分偏向于微生物。许多人完全不予理睬。据弗朗西丝·阿什克罗夫特说，沃斯“感到极其失望”。但是，他的新方案渐渐开始被微生物学家们接受。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要过长得多的时间才会看到它的优点。原因不难明白，按照沃斯的模式，植物界和动物界都被挂在真核生物这根主枝最外缘分枝的几根小枝上。除此以外，别的一切都属于单细胞生物。

“这些人向来就是完全按照形态上的异同来进行分类的，”沃斯1966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对许多人来说，按照分子顺序来分类的观点是不大容易接受的。”总而言之，要是他们不亲眼看到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就不会喜欢。因此，他们坚持比较普通的五界分类法。对于这种安排，沃斯在脾气好的时候说是“不大有用”，更经常说是“完全把人引入歧途”。“像之前的物理学一样，”沃斯写道，“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水平，有关的物体及其相互作用往往不是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看到的。”

1998年，哈佛大学伟大的动物学家恩斯特·迈尔（他当时已经94岁高龄；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快到100岁了，依然身强力壮）更是唯恐天下不乱，宣称生命只要分成两大类——他所谓的“帝国”。迈尔在《国家科学院公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沃斯的发现很有意思，但绝对是错误的，并指出，“沃斯没有接受过当生物学家的训练，对分类原则不大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对别人发表这样的一番评论，差不多是在说，那个人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迈尔的评论的具体内容技术性很强——其中包括什么减数分裂性行为呀，什么亨尼希分支系统呀，什么对嗜热自养甲烷杆菌的基因组有争议的解释呀——但从根本上说，他认为沃斯的安排使生命树失去了平衡。迈尔指出，细菌界只由几千种组成，而古菌只有175种已经命名的样本，也许还有几千种未被发现——“但不大会多于那个数字”。而真核生物界——像我们这种有核细胞复杂生物——已经多达几百万种。鉴于“平衡原则”，迈尔主张把简单的微生物归于一类，叫作“原核生物”，而把其余比较复杂的、“高度进化的”生物归于“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处于同等地位。换句话说，他主张大体上维持以前的分类法。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的区别在于“生物界的重大突破”。

如果说我们从沃斯的新安排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生命确实是多种多样的，而大多数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单细胞小生物。人们自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进化是个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一个朝着更大、更复杂的方向——一句话，朝着形成我们的方向——永远前进的过程。我们是在自己奉承自己。在进化过程中，实际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向来是很小的。出现我们这样的大家伙完全是一种侥幸——是一种有意思的次要部分。在23种主要生命形式中，只有3种——植物、动物和真菌——大到人的肉眼能看得见的程度。即使在它们中间，有的种类也是极小的。据沃斯说，即使你把植物的全部生物量加起来——包括植物在内的每一生物——微生物至少也要占总数的80％，也许还多。世界属于很小的生物——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如此。

因此，到了生命的某个时刻，你势必会问，微生物为什么那样经常地想要伤害我们？把我们弄得发烧，或发冷，或满身长疮，或最后死掉，对微生物来说到底会有什么好处？毕竟，一个死去的寄主不大能提供长期而适宜的环境。

首先，我们应当记住，大部分微生物对人体健康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地球上最具传染性的生物，一种名叫沃尔巴克体的细菌，根本不伤害人类，或者可以说根本不伤害任何别的脊椎动物——不过，要是你是个小虾、蠕虫或果蝇，你会但愿自己真没有被生出来。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总的来说，大约每1 000种微生物当中，只有一种是能使人类患病的——虽然我们知道其中还会有一些能干坏事，情有可原地这么认为就够了。即使大多数微生物是无害的，微生物仍是西方世界的第三杀手——虽然许多不要我们的命，但也弄得我们深深地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把寄主弄得很不舒服，对微生物是有某些好处的。病症往往有利于传播细菌。呕吐、打喷嚏和腹泻是细菌离开一个寄主，准备入住另一寄主的好办法。最有效的方法是找个移动的第三者帮忙。传染性微生物喜欢蚊子，因为蚊子的螫针可以把它们直接送进流动的血液，趁受害者的防御系统尚未搞清受到什么攻击之前，它们可以马上着手干活。因此，许多Ａ级疾病——疟疾、黄热病、登革热、脑炎，以及100多种其他不大著名而往往又很严重的疾病——都是以被蚊子叮咬开始的。对我们来说，很侥幸的是，艾滋病的介体——人体免疫缺陷病毒——不在其中，至少目前还不在其中。蚊子在叮咬过程中吸入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被蚊子自身的代谢作用分解了。如果哪一天那种病毒设法战胜了这一点，我们可真的要遭殃了。

然而，要是从逻辑的角度把事情想得过于细致入微，那是错误的，因为微生物显然不是很有心计的实体。它们不在乎自己对你干了些什么，就像你不在乎你用肥皂洗个澡或擦一遍除臭剂杀掉了几百万个微生物会对它们造成了什么样的痛苦一样。对病原菌来说，在它把你彻底干掉的时候，顾及它自己的继续安康也是很重要的。要是它们在消灭你之前没能转移到另一个寄主，它们很可能自己会死掉。贾里德·戴蒙德指出，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疾病，这些疾病“一度可怕地到处传播，然后又像神秘地出现那样神秘地消失了”。他举了厉害而幸亏短暂的汗热病，那种病在1485—1552年间流行于英国，致使成千上万人丧了命，然后也烧死了病菌自己。对于任何传染病菌来说，效率太高不是一件好事情。

大量的疾病不是因为微生物对你的作用而引起，却是因为你的身体想要对微生物产生作用而引起的。为了使你的身体摆脱病原菌，你的免疫系统有时候摧毁了细胞，或破坏了重要的组织。因此，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往往不是病原菌，而是你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的反应。生病正是对感染的一种能感觉到的反应。病人躺在病床上，因此减少了对更多人的威胁。

由于外界有许多东西可能会伤害你，因此你的身体拥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白细胞——总共大约有1 000万种之多，每一种的职责分别是识别和消灭某种特定的入侵者。要同时维持1 000万支不同的常备军，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效率的，因此每种白细胞只留下几名哨兵在服现役。一旦哪个传染性介体——所谓的抗原——前来侵犯，有关的哨兵认出了入侵者，便向自己的援军发出请求。当你的身体制造那种部队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而当那支部队终于投入战斗的时候，康复就开始了。

白细胞是毫不留情的，会追击每个被发现的病原菌，直到把它们最后消灭。为了避免覆灭的命运，进攻者已经具有两种基本的策略。它们要么快速进攻，然后转移到一个新的寄主，就像感冒这样的常见传染病那样；要么乔装打扮，使白细胞无法识别自己，就像导致艾滋病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那样。那种病毒可以在细胞核里无害地停留几年而不被发觉，然后突然之间投入行动。

感染有许多古怪的方面。其中之一是，有些在正常情况下完全无害的微生物，有时候会进入人体本来不该它们去的部分——用新罕布什尔州莱巴嫩城达特茅斯－希契科克医疗中心的传染病专家布赖恩·马什的话来说——“有点儿发了狂”。“这种情况总是出现在发生了车祸，有人受了内伤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肠胃里面无害的微生物就会进入身体的其他部分——比如流动的血液，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眼下，最罕见的也是最无法控制的细菌引起的疾病，是一种会导致坏死病的筋膜炎。细菌吞噬内部组织，留下一种糨糊状的有毒残渣，实际上把病人从里到外吃掉。起初，病人往往只是稍有不舒服——通常是身上出疹，皮肤发热——但接着就急剧恶化。打开一看，往往发现病人正被完全吃掉。唯一的治疗办法是所谓的“彻底切除手术”——把所有的感染部位全部切除。70％的病人死亡，许多幸存者最后被严重毁形。感染原是一种名叫Ａ群链球菌的普通细菌家族，通常不过引起链球菌咽喉炎。在极少情况下，由于不明原因，这类细菌有的会钻进咽喉壁里，进入人体本身，造成最严重的破坏作用。它们完全能抵御抗生素。这种情况美国每年发生大约1 000例，谁也说不准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严重。

脑膜炎的情况完全一样。至少有10％的年轻人和也许30％的少年携带着致命的脑膜炎球菌，但脑膜炎球菌完全无害地生活在咽喉里。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大约10万个年轻人中间的1个——脑膜炎球菌会进入血液，害得他们生大病。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人可以在12个小时内死亡。速度是极快的。“一个人吃早饭时还是好好的，到晚上就死了。”马什说。

要是我们不是那样滥用对付细菌的最佳武器——抗生素，我们本来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据一项估计，在发达世界使用的抗生素当中，有大约70％往往经常用于饲料中，只是为了促进生长或作为对付感染的预防措施。因此，细菌就有了一切机会来产生抗药性。它们劲头十足地抓住这样的机会。

1952年，用青霉素来对付各种葡萄球菌完全有效，以致美国卫生局局长威廉·斯图尔特在20世纪60年代初敢说：“现在是该结束传染病时代的时候了。我们美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传染病。”然而，即使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约有90％的这类病菌已经在对青霉素产生抗药性。过不多久，一种名叫抗甲氧苯青霉素葡萄球菌的新品种葡萄球菌开始在医院里出现。只有一种抗生素——万古霉素，用来对付它还有效果。但1997年东京有一家医院报告说，葡萄球菌出现了一个新品种，对那种药也有抗药性。不出几个月，那种葡萄球菌已经传播到6家别的日本医院。在世界各地，微生物又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光在美国的医院里，每年大约有14 000人死于在当地感染的传染病。詹姆斯·苏罗威基在《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指出，要是让制药公司在研制每天都服、连服两周的抗生素和永远每天都服的抗抑郁药之间做出选择，制药公司会选择后者，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有几种抗生素被强化了一点儿，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制药工业还没有向我们提供过一种全新的抗生素。

我们发现，许多别的疾病很可能是由细菌引起的，因此我们的马虎草率态度更是显得令人吃惊。这个发现过程始于1983年。当时，西澳大利亚珀斯的巴里·马歇尔医生发现，许多胃癌和大多数胃溃疡为一种名叫幽门螺旋杆菌的细菌所致。虽然他的发现结果很容易得到鉴定，但那种观点是如此激进，过了10多年才被大家接受。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到了1994年才正式接受那种看法。“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可能死于溃疡，而他们本来是不会死的。”马歇尔1999年对《福布斯》杂志的一名记者说。

自那以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别的疾病——心脏病、哮喘、关节炎、多发性硬化、几种精神病、多种癌症，甚至有人提出（反正在《科学》杂志上是这样写的），糖尿病中都有或很可能有某种细菌的份儿。我们迫切需要而又弄不到一种有效的抗生素的日子也许已经为期不远。

我们知道细菌本身也会得病，这也许是个小小的安慰。它们有时候会被一种名叫噬菌体的病毒所侵害。病毒是一种古怪而又讨厌的实体——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的话来说——是“身边都是坏消息的一点儿核酸”。病毒比细菌还小，还简单，本身没有生命。在孤立状态中，病毒是中性的，没有害处。但是，要是进入一个适当的寄主，它们就马上忙个不停——有了生命。已知的病毒大约有5 000种，它们致使我们患好几百种疾病——从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到对人类健康极其有害的疾病：天花、狂犬病、黄热病、埃博拉热、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

病毒掠夺活细胞的遗传物质，用来制造更多的病毒，从而大量生长。它们以疯狂的形式繁殖，接着拼命寻找更多的细胞作为入侵对象。由于它们本身不是生物，所以它们可以保持非常简单的形态。包括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在内的许多病毒只有10个或更少的基因，而连最简单的细菌也要有几千个。它们还小不可言，用普通的显微镜根本看不到。直到1943年发明了电子显微镜，科学家才首次见到了它们。但是，它们可以起巨大的破坏作用。据估计，20世纪光死于天花的人就达3亿。

病毒还具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本事，能以某种新的形式突然在世界上出现，然后像很快出现那样再次很快消失。举个有关的例子，1916年，欧洲和美洲有些人开始患上一种古怪的昏睡病，后来被称为“昏睡性脑炎”。病人睡过去，自己醒不过来。他们很容易被唤醒，起来进食或上厕所，还能理智地回答问题——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虽然他们的样子总是很漠然。然而，一旦你让他们去休息，他们便马上会再次陷入昏睡，长时间保持那种状态。有的几个月处于那种状态，然后死去。极少的人幸免于难，恢复了知觉，但不再像以往那样充满活力。他们处于没精打采的状态，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犹如一座座死火山”。这种病在10年时间里致使大约500万人死亡，然后悄悄地消失了。它没有引起太久的重视，因为同时另一种更可怕的流行病——实际上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流行病——正在世界各地传播。

那种病有时候被称为“猪大流感”，有时候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但无论如何是很凶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4年内使2 100万人丧生，猪大流感在头4个月里就造成了同样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军的伤亡人数中，差不多80％不是敌人的炮火而是流感造成的，有的部队死亡率高达80％。

1918年春天，猪大流感以一种不致命的普通流感的症状出现，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不知怎的——谁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那种疾病变得严重起来。五分之一的病人只有很轻的症状，但其余的病得很重，许多人死亡。有的在几个小时里就倒下了，有的只坚持了几天。

据记载，美国的第一批死者是波士顿的海员，那是在1918年8月末。流行病很快就传播到全国各地。学校停课，公共娱乐场所关门，人们都戴着口罩。这么做没有起多大作用。1918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美国有548 452人死于流感。英国的死亡人数达到22万，法国和德国的数字也差不多。谁也不清楚全球的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因为第三世界的记录往往很不完整，但不会少于2 000万，更可能是5 000万，还有人估计，全球的死亡人数高达1亿。

为了研制一种疫苗，医疗当局在波士顿港鹿岛上的一所军事监狱对志愿者进行实验。要是犯人能从一系列的实验中挺过来，就保证他们获得赦免。这些实验即使轻描淡写地说也是很严酷的。首先，从死者身上取下感染的肺组织注射到实验对象的身上，然后用传染性的气雾剂喷在他们的眼睛里、鼻子里和嘴里；要是他们仍没有倒下去，就从病人和临终病人身上直接取来排泄物，抹在他们的咽喉里；要是所有别的办法都告失败，就要求他们张开嘴巴坐着，同时让重病人稍稍坐起身来，朝着他们的脸咳嗽。

从总共300名——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志愿做实验的男犯人当中，医生们挑选了62人。没有人感染流感——一个人也没有感染。唯一病倒的是病室医生，他很快就死了。原因很可能是，流感在几个星期前已经通过监狱，那些志愿者都已从那次侵袭中挺过来，因此有了一种自然免疫力。

对于1918年的那场流感，人们了解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在由海洋、山脉和其他天然屏障阻隔的许多地方，流感为什么突然到处暴发，这是一个谜。在寄主身体之外，病毒只能存活几个小时，它怎么会同一个星期在马德里、孟买和费城同时出现？

答案很可能是，它是由人培养和传播的，他们只有轻微的症状或毫无症状。即使在正常暴发的时刻，在任何特定的人口当中，有大约10％的人患有流感而又没有察觉，因为他们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由于他们仍在不停流动，他们往往是那种疾病的最主要的传播者。

这可能说明了1918年这场暴发的广泛性，但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流感能潜伏几个月，然后才差不多同时在世界各地猛烈暴发。它对青壮年的伤害最大，这更是个谜。在通常情况下，孩子和老人最容易感染流感，但在1918年这场暴发中，死者绝大部分是20—40岁的人。老年人也许早先接触过那种疾病，因此受益于已经获得的抵抗力，但为什么少年儿童同样幸免于难，这是个未解之谜。最大的谜团是，为什么1918年的流感那样致命，而大多数流感却不是那样的。我们仍然搞不明白。

有几种病毒不时重复出现。一种名叫H1N1的讨厌的俄罗斯病毒分别于1933年、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在广大地区猛烈暴发。在每次暴发的间歇期间，那种病毒去了哪里，我们仍不清楚。有的人认为病毒藏在野兽体内，不为人们所察觉，然后把黑手伸向新一代人类。谁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猪大流感会再度出现。

即使猪大流感不出现，别的流感也很可能出现。骇人的新病毒在不断地产生。埃博拉热、拉沙热和马尔堡病经常暴发，然后再度消失，但谁也说不准这些病毒是悄悄隐伏在什么地方，还是仅仅在等待合适的机会以灾难性的方式暴发。现在已经很明显，艾滋病在我们中间停留的时间之长，已经超过了任何人原先的想象。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1959年死于神秘的不治之症的那名海员，实际上是患了艾滋病。然而，不管什么原因，那种疾病总的来说是悄无声息地潜伏了随后的20年。

别的这样的疾病没有变得那么猖獗，这是个奇迹。直到1969年，拉沙热才在西非首次发现，那是一种高致命性疾病，我们对其了解甚少。1969年，设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实验室里的一名医生在研究拉沙热的过程中倒下了，然而他活了下来。但更加令人吃惊的是，附近有个实验室的一名技术人员虽然没有直接接触病毒，但也感染上了那种疾病，他死了。

幸亏这次暴发就到此为止，但我们不能指望老是那么幸运。我们的生活方式招致传染病。空中旅行使传染病病原体轻而易举地在全球传播成为可能。比如说一个埃博拉病毒可以在一天内从非洲贝宁启程，最后抵达纽约，或汉堡，或肯尼亚内罗毕，或同时三个地方。这还意味着，医疗当局需要非常熟悉存在于每个地方的每一种疾病，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1990年，一个家住芝加哥的尼日利亚人在访问故乡的过程中接触了拉沙热，但是回到美国以后才出现症状。他未经诊断就死在一家芝加哥的医院里。在治疗他的过程中，谁也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患的是世界上最致命、最容易传染的一种疾病。令人称奇的是，别人都没有感染。下一次我们也许就不会那样走运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话题该回到可见生物的世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