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们买下了大罗素街105号的房子，出版社将在那里度过余下的日子。安德烈选择这里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一幢更大的房子（虽然我们的确需要），而是因为连同这里，我们还一并买下了格拉夫顿图书社——一家专门出版图书馆学书籍的小公司，安德烈认为它会在未来为我们贡献重要的作者资源和收入来源。在创业早期，我们曾毕恭毕敬地看待费伯书局[费伯书局（Faber and Faber），1929年于英国创立的独立出版社，以出版文学作品为主，迄今为止，在费伯出版过的作家名单中，已经有十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六位英国布克奖得主。]，就是因为，正如安德烈经常指出的，他们之所以有杰出的文学类图书作者资源，是因为有不那么“光鲜”的其他作者资源做支持。我觉得他们甚至还有关于护理方面的参考用书，而我们一直都有点担心自己缺乏这种可靠的“后备资源”。烹饪类书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语言图书馆”也是，这是词典编纂者埃里克·帕特里奇[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 Partridge，1894—1979），英语词典编纂者，以编纂英语俚语词典《俚语和非常规英语词典》而闻名。]为我们设计的一系列有关语言本质和历史的书籍，一开始完全由他主编，后来他以顾问身份参与编辑，直到去世为止。格拉夫顿图书社似乎是我们这项政策的适时扩展，他们还拥有一幢漂亮房子，一幢体面但被改建过多次的格鲁吉亚式建筑，上面挂着一块牌匾，写着“建筑师A. W. N.普金[A. W. N.普金（A. W. N. Pugin，1812—1852），19世纪英格兰建筑师、设计师、设计理论家，英国议会大厦重建时，哥特风格的内饰设计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曾居住于此”。我们最初看到这块匾额时，都觉得它实在太大了。它所在的街道单调乏味，迎合了那些身着厚外套和运动鞋，到处追寻文化的游客。但大英博物馆透过其高贵的大门和梧桐树的遮蔽远眺着这里，赋予它足够的尊严，确实是出版社的好去处。

我们在这里安顿下来，享受着对我们来说堪称“美好的”60年代，尽管在我看来，这十年与其他年代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还年轻，对时尚的吸引力还能做出充分反应，也许会觉得这十年有所不同，但事实上，我只觉得这个词儿纯粹是媒体的发明。我认识的很多人多年来一直睡在一起，也并没有将其称之为“性革命”。简·里斯也同意我的意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第一次来到伦敦时，人们就疯狂地吸毒，和现在唯一的区别是那时报纸上并没有大肆报道。但当然，我们终于觉得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了，这个事实确实让人高兴。

现在我们拥有了更多空间，容纳了更多人，开始感觉不像个家庭，更像一家出版社了。有一段时间，二十四个人同处一所房子，还没算上包装和发货人员呢，他们总是聚在另一个独立屋檐下，在一位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的家人手中高效而愉快地运转（直到那致命的一天，安德烈抓住了那个深受欢迎的管理顾问的错误，然后他们就变得效率低下，极不愉快了）。印制部门从两个增加到三个，然后到四个；而宣传部门和版权部门都设法说服安德烈，自己需要单独的秘书；儿童读物编辑帕梅拉·罗伊兹硬着头皮承认，她确实需要额外帮助（考虑到她的作者资源的规模和重要性，早就该这么做了）……人力最多时，我们曾使用没有窗户的通道作为房间，而每个真正的房间全都被细分到极致。我的小房间位于整幢房子比较安静的一侧，还能有个窗户时不时看看窗外。我几乎为此特权感到内疚，因为可怜的埃丝特·惠特比和编辑部门的另外三个人，被埋在地下室里已经好几年了。

我经常疑惑，别的比血汗工厂稍好点的企业，是否会对自己的员工强加这种不适。这个国家似乎挤满了人，大多是年轻女性，非常渴望从事与书籍相关的工作，愿意为之忍贫受苦，而我们理所当然地利用了这种情况。我们中少数能拿到与劳动价值相称的工资的，是销售经理、发行经理和会计师，通常这些岗位都是已婚男人，薪水再低他们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了。而其他人，尽管一直在我们可怜的土地上蓬头垢面、咬牙坚持……好吧，我们也不是不能离开，但确实没有离开，而且气氛通常还很愉快。

由于从薪水角度，我总是处于中游（1962年后为我们工作的几位女性，确实有意识地争取到比我更高的薪水），因此总觉得自己是雇员，不是雇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才拿到每年10000英镑，而且我的薪水最高也没超过15000英镑，不过70年代后期，我确实得到了一辆公司付款买的车（我还记得安德烈一直想说服我，廉价的雪铁龙2CV也是一种“复古”的时尚，但他没有成功）。我们搬到大罗素街时，我甚至已经注意不到“董事”这个头衔对我有任何意义了，每次涉及购买房产、增加或裁减员工、决定书籍在哪里印，以及应该付给谁钱的时侯，安德烈从不假装要和任何人讨论，我也接受了这一现状，只要他愿意和之前一样，听从我关于书的意见就行。

我现在只在一件事情上后悔过自己的这种态度。那就是如果我能自觉是一名高级管理者，而不仅仅是一名员工，我本该让安德烈的管理更加公平有序。比如，我应该说：“废话，我们当然必须给他们买合适的椅子和台灯，就算价格与你刚为自己买的东西一样高，那又怎样？”但我并没有这么做，我只是和其他人一样，忍受着他提供的垃圾货，同时想着“这个卑鄙的老混蛋”，就像一边抱怨恶劣天气一边又不得不忍受的人一样。

就当时而言，合并格拉夫顿图书社是件好事，但并没有走多远，我们错误地认为，就算我们遇到困难，它所带来的“语言图书馆”也会让我们吃饱。格拉夫顿图书社由克莱夫·宾格利（他后来于1981年从我们手里买下了它）在一个小型咨询委员会的支持下为我们进行管理，他在这个狭窄领域允许的范围内尽全力推动了其蓬勃发展，但除了安德烈、尼克和我，几乎没人对图书馆的技术细节感兴趣，所以克莱夫一定经常感到被忽视。当安德烈将其转卖给他时，我认为也是因为安德烈对它兴趣缺缺，而不是因为它导致我们亏钱，当然，它也肯定从来没有带来令我们怀念的收益。同样，如果我们中的某人关心语言学，“语言图书馆”本可能做得更好（就我个人而言，在牛津大学对这门课程浅尝之后，就很快对其从无知变成了憎恶），它仍然受人尊敬，但实在不够刺激，其实我们本可以成为英国出版界的乔姆斯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专业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著作《句法结构》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但根本没人想过这一点。我们一直到1984年都在继续出版“语言图书馆”，到了将它移交给牛津大学的巴兹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时，我们出版社里几乎没人注意到它的消失。事实上，专业书籍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由专家来做，要给予类似我们投入其他书籍的精力和热情才行。格拉夫顿图书社和“语言图书馆”为我们最美好的岁月做出了微薄但真实的贡献，但当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时，由于缺乏爱意，它们就成了被抛弃的货物。

接下来三十年表现良好的，都是我们喜欢的书。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对这些书的喜欢程度一样，或我们所有人都喜欢所有这些书，我的意思是，这些书或多或少都属于“我们喜欢的那类书”。我们的小说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我将按字母顺序排列他们的名字，以掩饰自己的偏好）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加拿大著名作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分别于2000年和2019年两次问鼎布克奖，代表作《使女的故事》《证言》等。]（最早的三本）、彼得·本奇利[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1940—2006），美国知名编剧、作家，代表作《大白鲨》。]（所有小说，但《大白鲨》是黄金之选）、玛丽莲·弗伦奇[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1929—2009），美国作家，凭借197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醒来的女性》（The Women’s Room）一举成名，出版以来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册，堪称“小说版的《第二性》”，对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起到重要影响。]（她的两部小说，但以《醒来的女性》为佳）、莫莉·基恩[莫莉·基恩（Molly Keane，1904—1996），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品行良好》（Good Behavior），曾获得布克奖提名。]（最后三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品行良好》）、杰克·凯鲁亚克、诺曼·梅勒（包括但止于《美国梦》）、毛翔青[毛翔青（Timothy Mo，1950— ），亚裔英国作家，父亲是中国香港人，母亲是英国人，10岁由香港移居英国。曾三次提名布克奖，并获得1999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代表作《酸甜》（Sour Sweet）。]（前两本）、V. S.奈保尔（他的十八本书，包括非虚构类）、简·里斯（全部）、菲利普·罗斯（前两本）和约翰·厄普代克（包括但止于散文集《零活儿》）。

还有很多其他书籍，其中有些我已经忘了，有些是我欣赏的，有些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我现在打算先插入一份清单，给喜欢在二手书店闲逛的读者们，如果你们遇到以下书籍，别错过，买回家吧。

迈克尔·安东尼（Michael Anthony）的《圣费尔南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城市。]那一年》（The Year in San Fernando）。迈克尔来自特立尼达[乌拉圭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一个偏远的村庄，他的母亲很穷，在有机会送儿子去圣费尔南多为一位老妇人工作时，她根本无法拒绝。于是，这个十岁的孩子被送往一个地方小镇，在他眼里却完全是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大都市。这本小说就是基于这段经历创作的，是从孩子角度对生活的真实感人的观察。

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格伦德尔》（Grendel），是来自田纳西州的一部出人意料的小说，雷蒙德·卡佛[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曾心怀感激地承认本书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是从怪物角度讲述的贝奥武夫[中世纪英雄史诗《贝奥武夫》的主人公。]的故事。我在大学期间因为不得不阅读《贝奥武夫》，几乎对牛津产生了反感，所以当一位纽约经纪人向我推荐这本小说时，我非常不愿意打开。但如果真没打开，我就错过了极大的乐趣，那真是非常强大的想象力所成就的作品。

迈克尔·欧文（Michael Irwin）的《工作秩序》（Working Orders）和《前锋》（Striker），这是我所知道的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最好的两本小说，尤其是《前锋》，它讲述了一个足球明星的成败。

查曼·纳哈尔（Chaman Nahal）的《阿扎迪》（Azadi），讲述了一个印度教家庭在印度分裂中所经历的一切，是应该被公认为经典的精彩小说。

梅尔塞·罗多雷达（Merce Rodoreda）的《鸽子女孩》（The Pigeon Girl），是从加泰罗尼亚语翻译而来的极其感人的爱情故事，它讲述了普通的、非政治民众不得不遭遇的西班牙内战的故事。

在许多读者看来，如果有幸出版了罗斯的第一本书和厄普代克几乎所有作品，那么这两位作家肯定应该在故事中占据主角，但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信心不足，我们很早就失去了罗斯，当然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谈到作者名声高于作品名声的情况，罗斯比梅勒尤甚，当他很有天赋的第一部小说《再见，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围绕着它的欲望阴霾，所以当时，没人怀疑我们收获了宝贵的财富。然后是《放手》[原书名为Letting Go。]，我觉得这本书很棒，但我也同意安德烈的观点，这本书篇幅太长了，不仅是他所说的长了“三分之一”，就算缩减三分之一也还是太长。于是我们互相询问，是否应该向菲利普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得出一致结论，不行，因为太危险了。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嗡嗡嗡的声音，几乎每个人都追捧着他，要是惹恼了他，他肯定会在一瞬间消失。而且，不管怎样，要砍掉内容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书确实写得很棒，里面的每一条线索都贯穿始终。那部小说大部分由对话构成，我觉得菲利普擅写对话的才华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太喜欢写对话，完全停不下来。所以我们就按原样接受了，结果，连预付款也没赚回来（想象一下几年后他对我说“《放手》的问题在于写得过长”时我的感受吧）。然后是一本名为《当她很好》[原书名为When She Was Good。]的小说，从一个年轻的非犹太女性的视角讲述中西部的故事，在我看来那明显是菲利普第一任妻子的化身。我从来没和他谈过这本书，所以在这里只是说说我的感觉，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次练习，他试图向自己证明，他并非仅能作为犹太人或作为男人来写作”。读这本书时，我不断告诉自己“必须赶紧有趣起来，必须”，但直到最后也没有趣事发生。

所以我们认为不能再“钱多了撑的”，需要精确预计销量再来确定给作者的预付款，我认为最多能卖4000册，但菲利普不接受。据我所知，《当她很好》并不成功。他写的下一部小说是《波特诺伊的怨诉》[《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美国文库”20世纪百佳，1923—2005年《时代》周刊百佳，销量赶超《教父》的现象级畅销作品。]。

这个空间代表了委婉的沉默

另一方面，尽管约翰·厄普代克从未成为明星，却也从未令人失望。从出版社的角度看，他是一位完美的优秀作家，了解自己的价值，同时对出版业和图书销售的现实了如指掌。从个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有趣、逗乐、不张扬，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又不得罪别人。我非常喜欢约翰，见到他总是很开心，对他有所保留的事情从不妄加猜测，所以关于他我无话可说，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出版社不会这么成功。

我在大罗素街最奇怪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却并没有做成一本书。《观察家报》当时退休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和曾担任过监狱牧师并做过迈拉·希德莉[迈拉·希德莉（Myra Hindley，1942—2002），因和爱人及同伙伊恩·布雷迪（Ian Brady）于1963年至1965年期间性侵、杀害五名未成年人而被定罪，该事件被称为“沼泽谋杀案”，于2002年在狱中病逝。]法律顾问的卫理公会牧师蒂姆斯先生，希望迈拉写写自己在“沼泽谋杀案”中所担任角色的真实描述。蒂姆斯先生的动机是，作为基督徒，他相信通过忏悔可以得到救赎。他希望——正如一个处于他那个位置的男人所应该希望的——看到这个女人通过检视自己最黑暗的罪恶感来拯救她的灵魂。我不确定大卫·阿斯特是否在拯救灵魂方面的想法与他保持一致，但大卫相信，如果她能找到自己行为的真正根源，就能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两个男人的鼓动下，她写下了自己的童年，以及遇见伊恩·布雷迪、爱上他、开始和他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快写到谋杀案时，她卡壳了。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一个编辑。

于是大卫·阿斯特邀请安德烈和我到他家去见见蒂姆斯先生，同时讨论此事。当时汤姆·罗森塔尔刚刚加入我们，还处于他收购我们出版社的第一阶段，他和安德烈正在联合管理期，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提议。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典型：汤姆的反应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不想和这个怪物女人有任何关系；安德烈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尊重这个建议，因为他非常钦佩大卫·阿斯特，觉得他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心情则是沮丧的同时混合着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当我们和那两人讨论这件事时，我越来越确定我并不想做。但是，在阅读了他们说服她写的材料后，我准备将我的决定推迟到与她见面以后再做。她写的东西简单、聪明，清晰地表明了一个雄心勃勃、没受过多少教育、觉得自己比家里其他人有趣，却沮丧地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自己的办法的十九岁女孩，根本不可能不回应她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几乎看不上任何人的严肃内敛的男人，选择了她，向她介绍了她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尽管可怕却引人入胜的书，他还相信，必须超越那支配大多数人蝇营狗苟的琐碎思虑。很容易推导出的结果是，爱上那个男人的女孩很快就会开始感到拥有特权，并享受到通过蔑视普通人对行为的胆怯限制而获得的优越感。因此，当她遵循这一路线走到最后那骇人听闻的结果时，她根本无法面对，这一点并不奇怪。我不觉得有人能帮助她做到这一点，也不觉得任何人应该尝试帮助她。但要是有机会见见她，我还是愿意的。

蒂姆斯先生带我去了监狱，这是一座现代化监狱，四周不是高墙，而是高高的网状围栏，透过大小正常的窗户，能看见外面的草和树木。这地方唯一奇怪之处在于看不见其中的居民，没人穿过草坪，也没人从窗户探出身子。除了大卫·阿斯特、安德烈和汤姆之外，应该没人知道我在那里，但我进去了还不到十五分钟，一家报纸的代表（应该是邮报吧，我不太确定），就打电话给出版社的办公室，询问我们是否要和迈拉·希德莉签约一本书。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类事情总是发生，无论希德莉被关押在哪里，似乎随时有人准备让媒体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对英国媒体来说，即使在惨案发生的二十二年之后，迈拉·希德莉仍然被看作“神圣的怪物”，她“尾巴”最轻微的抽动都会引发宗教仪式般的狂热。

我在一个房门敞开的小房间里和迈拉·希德莉待了大约一个小时，门外坐着个满脸写着无聊的女典狱官。如果我不知道对面的女人是谁，我会怎么看她呢？我应该会喜欢她吧，她很聪明、反应灵敏、幽默、有尊严。如果此刻有人告诉我，这个不知名的女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二十二年，我会感到惊讶：身处如此境遇的一个人，为什么看起来完全没有久经监押的感觉？

当然，我们谈到了写作，她刚从开放大学获得了英语学位，还谈到了她皈依天主教的事。她谈起了被媒体一直盯着有多么可怕，缺乏智力对话的日子是多么无聊，谈起她所谓的“我的老男人们”，即朗福德勋爵、大卫·阿斯特和蒂姆斯，她显得轻浮而不是充满感激。开始时，她讲话的速度比平时稍慢，我有些怀疑她是否在服用镇静剂，蒂姆斯先生说确有其事，她本就应该服用。自从她同意与警方一起去沼泽，寻找布雷迪埋葬的一名从未找到过的受害者遗体时，她就应该按要求服用了。一个小时谈话结束时，她的语速已经很正常，我们能容易地持续交谈。我仍然喜欢她，但我非常确定不会做她的编辑。

理由有两个：首先，除了从事件里已经推断出的结果，我不相信这样的书能教给人们什么东西；此外，我也不相信强迫迈拉·希德莉写这本书能对她有所帮助。我不是蒂姆斯先生那样的信徒，所以无法了解她的灵魂。要想从罪恶中疗愈，我能从“理解所有就是原谅所有”的角度来设想，但这个女人，就算强迫她彻底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也不认为她能够获得原谅。当她做了那些事情后，并不像伊恩·布雷迪般最后精神失常，尽管她很年轻，但她不仅是个成年人，还是个聪明人。在我看来，有些极端的道德缺陷是无法原谅的，当施坦格尔面对有关自己的真相时，他说“我应该去死”是正确的，然后他有幸死了，当然这种结果是靠不住的。根据英国的法律，迈拉·希德莉被判与她的所作所为共存，然后她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种看似摇摇欲坠的生存方式：承认有罪，但通过夸大当年的自己太年轻，受到布雷迪影响并最终受其胁迫来模糊自己的罪行，并因此受到了关注。如果让她再次以正常成年人的身份去经历这些她曾经真实经历的谋杀，最后她说“我应该去死”或完全崩溃，对我来说，倒也不是不可能。但社会能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因此，如果我帮她撰写了这本书，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我们就在如同跟自己都鄙视的地沟新闻般的、邪恶的色情内容做交易。不，不能这么做。

我们大部分非虚构类作品都是安德烈访问纽约的结果，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代表作《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的经济学书籍，小阿瑟·施莱辛格[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国最具声望和争议的重量级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关于肯尼迪总统任期的书，约瑟夫·P.拉什[约瑟夫·P.拉什（Joseph P. Lash，1909—1987），美国政治活动家、记者、作家，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密友，代表作传记作品《埃莉诺和富兰克林》（Eleanor and Franklin）获普利策传记奖和美国国家图书传记奖。]的两本关于罗斯福的书。他还收获了许多出人意料的书籍，如埃里克·伯恩关于沟通分析的书（即当时非常时髦的《人间游戏》[《人间游戏》（Games People Play），出版于1964年，人际关系心理学类书籍，被认为是最早流行的心理学书籍之一，作者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1910—1970），出生于加拿大的精神病学家。]），乔治·普林顿[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1927—2003），美国作家，《巴黎评论》的创办者之一。]关于自己在不同职业运动员各自的领域迎战他们的有趣故事，以及海莲·汉芙那本《查令十字街84号》，是她与一位伦敦书店店主的书信集，其创造的成功堪称奇迹。匆匆出版丹尼尔·孔—本迪[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1945— ），犹太裔法德政治家。]和贝尔纳黛特·德夫琳[贝尔纳黛特·德夫琳（Bernadette Devlin，1947— ），爱尔兰民权运动领袖。]的作品，是源于安德烈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偶然事件的快速反应；发现基塔·瑟伦利的书则是因为安德烈无法在读报纸的同时不问自己“这里面会有选题吗”；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书则来自安德烈与老朋友乔治·威登菲尔德的一时兴起，他们几乎每年见面都要讨论合作问题（比如共用一间仓库），但总是没有结果，只有一次神秘的例外，就是联合出版波伏娃的书。正是安德烈启动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洞察力系列”中这些有趣又能盈利的书籍。

在20世纪60年代，哈罗德·埃文斯以《星期日泰晤士报》最鼓舞人心的年轻编辑而闻名，并将这份报纸带入了调查新闻的前沿。他的文学编辑伦纳德·罗素是尼克的老朋友兼安德烈的新朋友。他于1967年某天打电话给安德烈，咨询该报刚收到的报价。当时“洞察力小组”正在调查“菲尔比间谍案”[20世纪最大的间谍案之一。英国人哈罗德·菲尔比（Harold Philby，1912—1988）,毕业于剑桥大学，1934年在维也纳加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37年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英国新闻界承担多项重要工作，直到1963年身份暴露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8年去世。他在近三十年中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引起西方新闻界的轰动，被称为“20世纪最可怕的间谍”。]，他们觉得能就此写本书，乔治·威登菲尔德愿意付10000英镑，他想问安德烈认为这个报价是否合适。“不，”安德烈说，“我给你20000英镑。”于是，“洞察力系列”就这样开始了。

指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与菲尔比同属于“剑桥五杰”，“剑桥五杰”指的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五位出自剑桥的苏联情报局间谍。 我们对菲尔比有一种轻微的“此人属于我们”的感觉，因为他是在伯吉斯和麦克林 叛逃到苏联之后，同时他的间谍身份又尚未被揭露之前这一奇怪而不确定的阶段中被介绍给我们的。从1949年开始，菲尔比一直是在华盛顿工作的顶级英国秘密情报人员，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络。他和同事伯吉斯一样，表面上都是英国特工而暗地里又都是苏联间谍，在华盛顿时，他甚至让伯吉斯和他一起住。后来他被召回伦敦接受调查，尽管没有找到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但他的上级非常不安，要求他辞职。之后不久，尼克的一个名叫汤米·哈里斯的朋友——也曾是英国特工，后来成为富有画商——找到并建议我们委托菲尔比写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现在丢了工作，身无分文，而且他辞职后流传的各种不公正谣言里，其实也没什么实质内容。汤米·哈里斯带他去见了尼克和安德烈，他们都觉得他和蔼可亲，令人难忘，这也是大多数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印象，于是我们与他签约，同意先付一笔预付款，让他在写作期间维生。当然，他最后什么也没写成。我印象里最后是汤米·哈里斯归还了预付款，他说菲尔比之所以未能写成，是因为当他动起手来，才发现自己不是个作家。又过了五年，真正的理由浮出水面，原来这段时间他失踪去了苏联。虽然一个敬业的职业间谍很有可能过着充满欺骗的生活，只有通过不断实现特定目标，以及感觉到自己比敌人更聪明来获得回报，但真要去写一本书，累死累活去编一个自己无法赋予其真正意义的故事，实际上应该极其无聊。只有菲尔比真实的内在显现出来，他才能够将自己认为的真实生活写出来。

其他五本“洞察力系列”书籍分别是：一本以尼克松为例对美国总统选举的详细分析，一本令人毛发倒竖的描写金融巨头伯纳德·康菲尔德的起落人生的书，一本关于1973年中东战争的概览，一本关于沙利度胺事件[世界药物史上最著名的药源性伤害事件。1957年，沙利度胺片剂以商品名“反应停”（Contergan）作为新型镇静催眠类非处方药在德国上市，其广告语声称“安全无副作用，孕妇及儿童均可服用”，因此被广泛用于妊娠妇女的早孕反应。直到1961年，澳大利亚一位医生发现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沙利度胺才从全球范围内紧急撤市，但已造成上万名新生儿患海豹肢畸形，以及不计其数的流产、早产和死胎现象。]的内幕，以及关于撒切尔、斯卡吉尔[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1938— ），英国工会和政党领导人。他于1981年至2000年领导英国矿工工会。他任工会主席期间领导的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是英国工会与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和矿工故事的《罢工》（这是该系列的中后期作品，与之前的书籍相比较缺乏活力）。这些书全是由一群非常出色的记者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共同写成，其中主要包括布鲁斯·佩奇、大卫·雷奇、菲利普·奈特利、刘易斯·切斯特、戈弗雷·霍奇森和查尔斯·罗。他们都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个办公室里进行创作，书中充满真实事件的震荡，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置身其中写出这些精准语句的。皮尔斯·伯内特为我们编辑了这些书，他告诉我，在他漫长多样的出版生涯中，没有比这更有趣的经历了。

尽管安德烈有收集“方钉子”的“前科”，但更多时候他当然还是会选择“圆钉子”，皮尔斯可能就是其中最圆的一个。我认为他之所以被招进来，是安德烈阵发性地梦想将其虚幻的秩序和方法强加给编辑部的另一次尝试。但皮尔斯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一直就只扮演了一个编辑的角色，尽管如此，他的务实、敏锐及努力工作的惊人劲头很快就获得了安德烈的认可。除了给编辑部安个经理的梦想外，安德烈还一直酝酿着另一个梦想，那就是期望给自己找个得力的左右手，至少能承担部分计划、谈判和计算的工作，以减轻自己肩上的负担。他最近曾两次尝试从外面找人，但都没成功，而我们作为旁观者，几乎没人愿意为他的成功赌上哪怕一分钱。但现在他似乎突然明白，他所需要的人可能近在眼前。他犹豫了，事情似乎容易得让他感到不适，但随后他就做出了决定，于是，皮尔斯搬下楼，搬到安德烈办公室旁的小房间。这个终于出现的左膀右臂，可能是全伦敦最难对付的男人。

皮尔斯为我们做的最叹为观止的事，是他第一次访问纽约就带来了彼得·本奇利的《大白鲨》，他平时其实不太精通小说。从1979年到1981年，一份以他为标记的小书单出现在我们翼下，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书籍。到了现在，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奥拉姆出版社，他与比尔·麦克里迪（我们曾经的销售经理）和希拉·墨菲（我们曾经的宣传经理）一起经营，关注的范围更广，但仍然避开了小说，否则，它将最接近“多伊奇之子”，甚至比以我们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还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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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安德烈在非洲的冒险经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活动之一。1963年我们曾发表了一份公告：“我们自豪地宣布，我们正在与AUP（非洲大学出版社，在拉各斯）密切合作。这是自由非洲的第一家本土出版社，该出版社刚刚于今年四月在拉各斯宣布成立。AUP的出版物主要为了满足尼日利亚的大中学需求，因而大部分为教育类书籍，但同时也会有普通书籍清单，而这份清单上可能会吸引尼日利亚以外读者群的书籍，将由我们出版社同时出版。”两年后，针对肯尼亚的东非出版社，我们也发布了类似公告。这两家出版社都是由安德烈创办的，他在当地找到了资金和编辑委员会，还为每个出版社配置了经理。其结果是我们获得了一些优秀的非洲小说家，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卡梅隆·多杜的《喋喋不休的男孩们》[卡梅隆·多杜（Cameron Duodu，1937— ），旅居英国的加纳小说家、记者、编辑，代表作为1967年出版的小说《喋喋不休的男孩们》（The Gab Boys）。]和恩克·恩万克沃的《我的梅赛德斯比你的大》[恩克·恩万克沃（Nkem Nwankwo，1936—2001），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小说《我的梅赛德斯比你的大》（My Mercedes Is Bigger than Yours）出版于1975年。]，还有一些有关非洲政治和经济的很有见地的书籍，安德烈还享受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旅行。其中一次恐怕有点兴奋过头，他在聚会上遇到一个非常诱人的年轻女人，于是打算带她去拉各斯附近美丽的海滩午夜漫步。俩人刚从他租的车里下来，安德烈就被两个带着长刀、衣衫褴褛的大个子按着跪倒在地，脸被按到了沙子里。他们撕开了安德烈的裤子口袋，去取他的钱包和车钥匙。这时要不是另一个衣衫褴褛的大个子男人从黑暗中现身干预，他很可能就受伤了。小偷逃跑了，年轻女人歇斯底里，而他们远离市中心，附近也没有电话机……安德烈只能让救他们的那个人带他们去最近的警察局，但到了那里，他们全部被立即逮捕了，警察开始殴打那个可怜的救他们的人。安德烈花了四个小时才说服当局了解了事实真相，并安排自己搭车回城。他身无分文，想贿赂也没钱，也无法给救他的人任何酬谢金。第二天，他把酬金送到了警察局，但他也非常确定钱到不了救他的人手里。

不过，他在非洲的大部分经历都是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对于他先人一步深入拓展新解放国家出版业的兴趣，我非常钦佩。我们行业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自由派，为顺从帝国权力感到内疚，并对随着战争结束英国开始放弃其所谓的海外“财产”而感到高兴。许多人真的很想听听那些国家的作家们在获得自由之后想发出的声音。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与年轻的白人相比，黑人作家的书或许更容易被伦敦的出版商接受，并在出版后获得良好评论。

当然，除了文学和政治兴趣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毕竟，世界上有大量的印度人、非洲人和西印度人，这些都是无法估量的潜在阅读群体。而当时除了印度可以小规模出版图书外，其他地方都无法自己出版。当然，没有哪个英国出版商会愚蠢到认为目前或几年内就能进入这个巨大而有潜力的市场，哪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可以感觉到，自由就意味着进步，因此不管多缓慢，那里的市场肯定会扩大。因此一开始就能介入非洲的出版业不仅有趣，从长远来看，也必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商业决策。有专门教育书籍清单的朗文出版社以及麦克米伦出版社，都非常明智地应对了这种情况，既对客户有所帮助，也给自己带来了利润。而在所有出版商里，安德烈的做法最为浪漫，他认为，与其向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提供英国出版的书籍，不如帮他们发展自己的出版业。因此我们就成为他创办的两家非洲出版社的股东，但并不是主要股东，他的股份对出版内容并没有发言权。这真是个慷慨的事业，有一段时间尽管粗糙，但也还能运作良好……

哎，可惜历史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有关非洲事务的非虚构类书籍中，尤其是法国农学家勒内·杜蒙[勒内·杜蒙（René Dumont，1904—2001），法国农学工程师、社会学家和环境政治家，是最早使用“développement durable”（可持续发展）一词的人之一，被看作“法国绿党”的鼻祖。代表作《在非洲错误的开始》（False Start in Africa）。]写的那些我们引以为豪的书中常闪现的明智且雄辩的思想，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1922—1999），坦桑尼亚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统，执政超过二十五年。]曾为他政府的每一位官员订购了一本杜蒙写的《在非洲错误的开始》，说不定早就被扔进维多利亚湖了。在60年代，所有预见到杜蒙警告的危险不可避免的观点，都不仅是失败主义，而且是彻底错误的。

现在我很疑惑我们是否在内心深处真的期望历史发展得比实际的速度快，因为我们都是帝国崩溃的见证人，却从没有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崩溃总是比建立的速度更快……还有，我们到底期望那个大陆上的众多部落社会建成什么样子？因为其中许多部落的根基或多或少已经因欧洲入侵而遭到了破坏。也许我们所关心的，就像美国对尼日利亚油井的投资，过去和现在，都只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方面而已。

安德烈和皮尔斯（在一定程度上）主要负责处理非洲业务。我与非洲的唯一一次接触，是我们与东非出版社联合出版汤姆·姆博亚[汤姆·姆博亚（Tom Mboya，1930—1969），肯尼亚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的一本书时，当时他为了新书发行来到伦敦。出于一些原因，安德烈无法去机场接他，但他觉得只派一辆豪华轿车去显得不怎么礼貌，于是安排我代替他去接机。我比他更清楚在一名肯尼亚VIP眼里，一名长相古板的中年妇女作为接机者的价值，但安德烈对我的顾虑不屑一顾，我只好屈服。结果从希思罗机场到姆博亚下榻酒店的路上比我预期的还不愉快。几乎全程，他和他的随从们都在用混合着大量窃笑的一种一听即知的即兴暗语来讨论，要如何以及在何处能找到可操的金发女郎。但这件小事并没有妨碍我为我们与非洲的联系感到高兴，我依然认为它为我们的业务增添了价值。

尽管我自己没去过非洲，但我去了加勒比，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的“福利”，但因为非常隆重，所以我也不会抱怨。在我们的几位加勒比地区的作者中，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两个岛屿组成的国家）的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他写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以及《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这类书必要的编辑咨询其实是可以简单地通过信件完成的，但安德烈是个喜欢收集免费赠品的人。他将旅行视为一种挑战，挑战的目的则是不用付钱就可以去他想去的目的地。必要时，他也会接受升舱而非免费飞行，如果他代人行事，甚至会接受邀请进入VIP休息室，但要是花公司的钱，连经济舱他都不愿经常批准。代人行事给他一种舒适的慷慨感，所以埃里克·威廉姆斯的校样一到，他就建议我带着校样去西班牙港。这让我大吃一惊，他还从埃里克那里搞来了免费贵宾休息室和头等舱待遇。为此，我不得不乘坐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包机到达纽约（当时这可是一项相当复杂而冒险的业务），但从纽约到西班牙港，一路就有香槟相伴了。而且一旦抵达目的地，在与那个淡漠疏离、几乎全聋、唯一交流方式是演讲的人进行了短暂交谈后，我的日子就基本上是在度假了。

甚至假期的头几天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正在为游客写一本介绍那个岛的书，多巴哥最大酒店的老板没弄清“出版”和“宣传”有什么不同，于是就邀请我下榻他们酒店。这是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但入住的大多是老人。男人们整天在可爱的海滨沙丘球场打打高尔夫，女人们则坐在游泳池旁。距离他们一箭之遥便是美丽的大海，海面泛着祖母绿和浅蓝的波光，还有鹈鹕在上面捕鱼，但他们显然都对此无动于衷，菜单上宣传的“热带水果”，端上来却是葡萄柚。我沮丧地回到自己漂亮的房间，读到门后贴着的酒店价格表时，心情就更糟了。我当然知道我是作为客人入住的，但也确实没人明确说明过，“假如我不是应邀嘉宾可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我脑中闪现，要真的不是，我就只能像个贫困的海员一样被丢人地运回国内了（小时候父亲曾告诉过我，领事馆对在国外没钱的人就是这样干的）。所以第二天一早，我怀着这种非理性的担忧穿过灌木丛，幸运地来到了多巴哥的公共海滩。

这是西班牙港政府在岛上投入的华而不实的支出。多巴哥四周都环绕着向所有人开放的美丽海滩，本来更该将钱花在诸如修路之类有用的事情上。根本就没人去公共海滩，它的经营者伯内特先生非常无聊，一看到我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我去他的小办公室，在阳台上与他及其助手喝一杯。我跟他说起我对大酒店的担忧，问他：“你确定岛上没有普通人住得起的酒店吗？”一阵短暂的沉默，两个人都避免眼神交流，这时我尴尬地想起，这里的人们口中的“普通人”，是用粗鲁方式表示“黑人”的意思。然后伯内特先生好心地按我的意图接受了这个词，回答说当然有，他的老朋友路易斯先生刚好打算在本周开个旅馆，他会立即带我去那里。

于是我就成了路易斯先生的“摩尔旅馆”的第一位客人，真像是个梦，一段轻巧得来的愉快经历：这里原来是一座庄园，位于一片美丽的土地上，经营严谨，价格也不贵。路易斯先生估算着来自美国的游客里很快就会有一些黑人或学校教师等，这些人希望得到舒适的安排，但也付不起愚蠢的高价，所以决定迎合他们的需求。我住在这里的第一周，唯一来拜访过的是他的邻居，黄昏时分到酒吧喝了一杯，这简直就和住在私人家里一样舒适，我从没像当时那样喜欢过酒店。

迈克·安东尼（Michael Anthony，1932—2023），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作家，作品主要描写家乡特立尼达的家庭生活。 整个假期都非常愉快，不仅因为这是我初次认识热带海洋、海岸和森林美景，还因为我之前就已经从书本上对这个地方有了诸多了解。我当然一直都知道V. S.奈保尔和迈克·安东尼 写得有多好，但只有当我从飞机上走下来，踏入他们所写的世界，我才能明白好的写作能达到什么程度。有很多时刻，走在西班牙港的某条街上，或行驶在成片的甘蔗林之间或椰子树下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我会忽然感受到一阵难以理解的归家般的刺痛。这让整个旅程比通常的观光更加有趣、动人。在那之后，我总能找到我觉得加勒比地区非“人间天堂”的一面，但尽管它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很可怕，这个地方依然非常宜人。

20世纪70年代，我们体验了一段奇怪的、最终以喜剧收场的经历，在外人眼里，我们被“时代生活”[时代生活（Time Life），是美国时代公司（Time Inc.）的图书营销部门，成立于1961年，名字取自时代公司的两大基石杂志《时代》（Time）和《生活》（Life）。]接管了。当时“企业协同效应”这个词突然成为各大公司之间的主要话题，在某次纽约之行中，安德烈被说服，如果他将我们出版社的大量股份卖给那家公司，我们将受益匪浅。皮尔斯和我都觉得出售的比例应该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我们其实从来都不知道到底卖了多少。这样做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理由，在于重要书籍的预付款已经开始飙升，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而有了“时代生活”作为合作伙伴，我们就能跟上企业协同这一潮流了。

我出席了在伦敦的会议，两三个喜气洋洋的“时代生活”员工向我们的董事会解释了该计划的美妙之处，似乎将其描述成了为小型出版商的利益而成立的神秘慈善机构。有一次，我问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那么对你们来说，参与到这里面有什么意义？”短暂的沉默，然后一阵柔和的嗡嗡声淹没了这个问题，我只能继续相信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底下当然也可能隐藏着精明的掠夺性算计，但又似乎不太可能。会议结束后我问安德烈：“他们会不会只是傻？”对此，他干脆利落地回答：“就是。”我想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只是暂时还没有看到退路而已。

那么，好吧，我们都这么想，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获得一些重要的书籍，看起来他们似乎也没有伤害我们的意图，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确实通过他们得到了一本重要的书，即赫鲁晓夫[赫鲁晓夫（Khrushchev，1894—1971），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两卷本的回忆录，第一卷被评论家们满是狐疑地嗅了一番，然后下结论说这本书是中情局写的；而第二卷，“时代生活”声称经科学手段证明是货真价实的，但谁在乎？他们没有干涉我们的任何出版计划，但就算如此，还是把安德烈给逼疯了。

以下是他们的做法：时不时给安德烈写信，要求他详细预测未来五年的出版计划。他们第一次要求时，他发了一封礼貌的答复，解释说我们这种出版社不是这样运作的，但渐渐地，他越来越愤怒。我还记得在纽约的某次聚会上，我们与“时代生活”的联系人把我拉到一边，请我让安德烈平静下来，并转达他的解释，说安德烈只需要发送一些数字，就能让那些人开心。那人并没有明确地说“数字合不合理其实没关系”，但他很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于是我把这个信息带回了家……这让安德烈更加生气了。他生气的是他们的愚蠢，而不是他们的要求。我们的会计师菲利普·塔默（顺便说一下，他是有史以来最可爱、最善良、最耐心、最正直和最忠诚的会计师）曾这样写信给他们的会计师：“我们在五年内要出版什么，取决于某些坐在阁楼里不知名的人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我们不知道那个阁楼的地址。”安德烈对“时代生活”的感受，与我对他唠叨编辑部缺乏管理方法时的感受，简直一模一样。

另一个引起他愤慨的原因是年会（还有十家左右和我们类似的其他公司与“时代生活”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异国情调的销售年会非常流行，也许现在情况仍然如此？办这些年会的理由是，款待各公司的代表能提升士气。但这可不是我们出版社任何人能认同的理念。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冒险”去了里士满[位于伦敦西南部，横跨泰晤士河，被视为名人聚居区。]郊外的一家酒吧，但通常年会结束后，我们会去另一家便宜的餐厅吃晚饭，这顿饭（如果安德烈想要多事）会提前预订好，所以没人会因为出现了昂贵的烟熏三文鱼而傻眼（那些晚上通常都很有趣）。因此，他参与这个联盟的第一年，就必须去墨西哥参加一场金光闪闪的销售年会，这个安排简直让安德烈出离愤怒。第二年，他们宣布销售年会将在摩洛哥举行，他直接回复说自己不去了，还给他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说明所有公司代表都和他一样，必须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所以销售年会的时间和地点很明显应该是书展前的周末，位于德国靠近法兰克福的某个地方。我能清楚地听见谄媚的回信背后那些咬牙切齿的声音，回信写着“您的回复正是我们期望从公司代表处获得的反馈”。

每次年会之前，所有公司代表都必须想出十个出版项目（即十本书名），并将提纲发送到纽约，在那里汇集、印刷，再用厚皮革装订起来，每个代表一份，封面还烫金印着公司代表的名字，放在会议桌上。按需“想出来”的书是所有出版物中最无聊的了。一本真正有趣的书如果不是产生于作者的头脑，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由于强大的环境推动而产生的灵光，要么是由于某人持续的痴迷，直到遇到恰到好处的作者。值得一读的好书并不会来自人们的互相吹捧：“这真是个好主意！”它只能来自对某事极其了解并对它有强烈感觉的人。这倒不是说一个有能力的雇佣文人无法按出版商的要求写出过得去的类似书籍，只是这么一来，这些书会更快地出现在滞销书书架上罢了。

所以我们互相询问：“你觉得其他那些出版社代表的感觉和我们一样吗？”对这些年会，我们的感觉是绝望和粗俗的混合。在我们出版社，有个标签为“臭虫”的特殊文件，放在安德烈办公桌的抽屉底部，里面存放着多年来提交给我们的所有最令人震惊的选题集合，我现在又将它刨出来了……但最终清醒占了上风，我们草草写了两三个单调乏味的想法，我现在已经完全忘了是些什么。安德烈报告说，没人做得更好，所以其他人的感觉应该也差不多。

两年是安德烈对“时代生活”所能承受的极限，或许也是他们对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从来没有透露过是谁先说的“结束吧”，也没有透露过他回购股份时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但他那重获自由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我曾想向他逼问细节，估计皮尔斯也一样，但这也太不友好了。因为愚蠢的，并不全是别人啊。

自从开始写我们在大罗素街那漫长而快乐的时光这一章，我花了好多时间来回忆同事、回忆作者、回忆图书……尤其是同事们。我觉得选择并擅长与书籍一起工作的人们就算并非一定讨人喜欢，但大部分人确实如此，如果在漫长的时间里每天看到他们，以各种方式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他们成为我生活中令人愉悦的一部分。埃丝特·惠特比、伊尔莎·亚德利、帕梅拉·罗伊兹、佩妮·巴克兰、简·伯德、皮尔斯·伯内特、杰夫·塞恩斯、菲利普·塔默……我无法一一描述，如果不另外写一本书，我无法让他们在对其一无所知的人面前变得生动有趣，但我担心那样一本书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我想，仅仅为了自己的乐趣，就让他们和其他事物一起，继续存活在我脑海里吧。我想说的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我很高兴有他们在那里。

关于作者们，嗯，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写一些。还有图书，但图书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要是没有读过原书，没什么比读关于书的简介更无聊的事了。但说到这里，已经有两本书在我脑中浮现了出来，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很有价值。这两本书都不是从事文学的人写的，销量一般，也不会被许多读者记住，但其非凡之处在于作者本身。

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见证几乎完全被环境所塑造的生命：有些是被残酷的童年，有些是被腐败的社会（如弗朗茨·施坦格尔）。如果说环境塑造人是不可改变的规律，那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两本书，分别是遭受严重打击本该毫无希望的男人和女人讲述的故事。他们不但在惊人的厄运和苦难中幸存，而且还过得非常成功。

第一本是莫里斯·斯托克（Morris Stock）的《父母未知：乌克兰童年》（Parents Unknown: A Ukrainian Childhood）。莫里斯刚出生时，便被遗弃在乌克兰小镇的一座犹太教堂的台阶上，他在犹太社区里从一个寄养家庭流落到另一个寄养家庭，差点死在一对残暴夫妇的手里。要不是客栈外等候的马车上一个农妇发现了这个快冻死的小男孩，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他说不定已经死了。于是社区只好再次介入，将他送到一个谷物商人的手上，商人对他倒是很好，但非常严厉地鞭策他工作。他在那里几乎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信任，不仅学习了阅读和写作，还掌握了工作技能，似乎一旦可以自由做自己，他就表现出了智慧、韧性和慷慨的一面。他在二十岁前就自己创业，娶了一生所爱的女孩，并决定搬到伦敦，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五十年繁荣岁月，培育了一个绽放才华和能力的家庭。当他年纪渐长，女儿说服他写出自己的故事，于是他充满激情地描写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个非常有魅力的老人，他内心的某些品质能够战胜可怕的命运。

达芙妮·安德森（Daphne Anderson）也是如此，她的书名叫《废物点心》（The Toe-Rags）。我遇到她时，她已经是一位退休将军的美丽妻子，住在诺福克，比我想象中的将军妻子阅读能力更强，兼具一种文雅的幽默感。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女人曾经是个光着脚丫、腿上满是痂疮的小女孩，身上唯一的衣服是用装糖的大口袋做的，除了罗得西亚丛林以外一无所知，相对于英语，她的绍纳语（一种非洲语言）说得更好。她的父母是白人中最穷的，因为她的父亲非常愚蠢无能、脾气暴躁，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既不称职也没有责任心。他把她可怜的母亲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灌木丛里一扔就几个月不管，一分钱也不给。她母亲靠着偶尔让身边的男人占点便宜勉勉强强过着日子，孩子们则由他们的绍纳仆人吉姆照顾（没有任何白人会穷得没有仆人，就像查尔斯·狄更斯的家人，因为欠债被关进监狱时还带着个小女仆呢）。吉姆不仅救了达芙妮的命，也拯救了她的精神，像一块善良理智的石头，让孩子们紧紧攀附着。

当一个体面男人要求达芙妮的母亲和他一起离开时，母亲毫不意外地同意了，并带走了自己的新生婴儿，但将其他三个孩子留下了，她相信他们的父亲第二天会出现。因为她觉得，如果没人了，他总该出面应付这种情况了吧。但他并没有出现，三天以后，家里就断了食物，吉姆只好将他们送到最近的警察局。他们从此再也没见过母亲，却不幸被送到了姑姑手中。她和自己的哥哥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虽然不会读书，她却具有一种冷酷无情的素质，并因此经营砖窑发了财。她收留孩子们，只是因为“要不然邻居们会怎么议论”，然后就拿他们撒气，把他们送到厨房干活儿。但在那里，他们又一次被一个非洲男人，也就是她的厨师给救了下来。他非常善良，教给了他们保持良好举止的所有常识及一种令人舒服的嘲讽态度。姑姑一直称呼他们为“废物点心”。

在达芙妮二十多岁之前，她的生命里所发生的，都是一长串贫困和令人不安的事件，其中只有一件好事：她被送到了教会学校。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抓住了她遇到的每一点滴的好，每一次人们对她的善良，每一个学习的时日，每一个区分粗与细、愚蠢与智慧、丑陋与美丽、卑鄙与慷慨的机会。尽管她也会为没钱付账单和没有像样的衣服而感到痛苦的尴尬，但学校对她来说依然是快乐的盛宴。当然，她并没有如很多遇到难以置信事件的人那般戏剧化地讲故事，而只是如实说出了所发生的一切，并对自己遇到的好运感到由衷欣喜。但读者能看到，这个本该受到重创的人内心深处如此强大，只要有一个最小的开口，就可以让她变得快乐和美好。

我爱这本书超过了莫里斯·斯托克写的那本，而且我喜欢这两本书的理由，都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尽管从书写目的的角度，这两本书都写得足够好），而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让我再次感受到书籍对我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写作艺术的欢愉（尽管这也已经非常棒了），而是因为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