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人类很有可能真要转向长生不死的目标。在对抗了饥荒和疾病之后，对抗衰老与死亡不过是这场战役的延续，更体现了当代文化最看重的价值：人类的生命。不断有人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宇宙中最珍贵的东西。不论是学校里的老师、国会里的政客、法庭上的律师，还是舞台上的演员，都是如此异口同声。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这或许是我们最接近全球宪法的一部文件，里面就明确指出“有权享有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死亡明显违反了这项权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类的罪行，而我们应对它全面开战。

纵观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所神化的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某些超脱于世俗的对象，因此对死亡的态度十分开放。事实上，甚至还有些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欢迎死亡的。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看来，因为存在的意义要由死后的命运而定，由此认为死亡是世界上重要而积极的一部分。人类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且死亡的那一刻是一个神圣、形而上的体验，充满各种意义。人要吐出最后一口气时，就该赶快找来牧师、拉比或萨满教僧，把生命的账户结清，拥抱一个人在宇宙中的真正角色。想象一下，如果没了死亡，世界就会变得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没有轮回，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该如何自处？

对于生命和死亡，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观点与宗教的完全不同，并不认为死亡是某种形而上的神秘谜团，也不认为死亡是生命意义的来源。相反，对现代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我们能够也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

究竟人是怎么死的？在中世纪的童话故事里，死神披着黑色连帽斗篷，手上还握着一把大镰刀。一个人活得好好的，脑子里还在担心这担心那、四处奔波，这时死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他的肩膀，告诉他：“来吧。”这个人恳求：“不！拜托！再给我一年、一个月，不然一天也好！”但披着连帽斗篷的死神声音嘶哑地说道：“没这回事儿！就是现在！”这似乎就是我们死亡的方式。

但在现实中，人类之所以死亡，可不是因为有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在敲他们的肩膀，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为这是什么宇宙计划的重要部分。人类会死亡只有一个原因：人体运行出了点儿技术问题，比如心脏不跳、大动脉被脂肪堵住、癌细胞在肝脏里扩散、病菌在肺里繁殖。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些技术问题？答案是其他的技术问题。心脏不跳，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到达心肌。癌细胞扩散，是因为突变的基因改写了指令。病菌侵入我的肺里，是因为有人在地铁里打了个喷嚏。这里没有什么形而上的事，一切都只是技术问题。

只要是技术问题，就会有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要克服死亡，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实验室里的几个科技专家就够了。如果说传统上死亡属于牧师和神学家的饭碗，那么现在工程师正在接手这笔生意。借助化疗或纳米机器人，我们就能杀死癌细胞；用抗生素，就能消灭肺部病菌；心脏不跳了，可以用药物和电击让它重新开始跳动，如果还是不行，还能直接换个心脏。当然，现在并不是所有技术问题都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投入这么多时间和金钱，研究癌症、细菌、基因和纳米科技。

就连不属于科学界的普通百姓，也已经习惯把死亡当成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有位妇女问医生：“医生，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医生有可能说“你得了流感”“你得了肺结核”“你得了癌症”，但没有医生会说“你得了死亡”。对我们来说，人会死，是因为得了流感、肺结核、癌症，而这些都算是技术问题，总有一天能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

现在就算有人死于台风、车祸或战争，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技术问题，可以预防，而且应该预防。如果政府有更好的应对天灾的机制、市政机构运行良好、将领做出更好的军事决策，就能避免死亡。现在只要一出现死亡，诉讼和调查几乎就会自动随之而来。“他们怎么会死？一定是哪里有人做错了！”

绝大多数科学家、医生和学者并不会说自己正在努力实现让人长生不死的梦想，只会说自己正在努力解决这个或那个特定问题。但因为衰老和死亡不过是许多特定问题的总和，医生和科学家可不会哪天忽然停手并宣布：“到此为止，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攻克了肺结核和癌症，但不打算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大家就继续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而去世吧。”《世界人权宣言》可没有说人类“有权享有生命，直到90岁为止”，而是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没有附带条件，没有任何到期日的限制。虽然是少数，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公开表示，现代科学的代表任务就是要战胜死亡、赋予人类永恒的青春。著名的人物包括老年病学家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以及博学家、发明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曾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科技创新奖章）。2012年，库兹韦尔被谷歌任命为工程总监，一年后谷歌成立子公司Calico，明确指定其使命就是要“挑战死亡”。2009年，谷歌任命相信人能长生不死的比尔·马里斯（Bill Maris）担任创投公司谷歌风投（Google Ventures）的首席执行官。2015年1月接受采访时，马里斯说：“如果你今天问我，人是否有可能活到500岁，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马里斯这番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巨额资金的支持。谷歌风投的总投资金额高达20亿美元，其中36%将投入生命科技新创公司，包括几项颇具雄心的寿命延长计划。马里斯用橄榄球打比方，解释这场与死亡的对决：“我们不只是要前进几码，而是要赢下这场比赛。”为什么？马里斯说：“因为活着比死好啊。” 许多硅谷巨擘都抱有这样的梦想。贝宝公司（PayPal）共同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最近就承认，他希望永远活下去。他解释道：“我认为，处理（死亡）的方式大概有三种：接受死亡、拒绝死亡、对抗死亡。我觉得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是拒绝就是接受，而我宁愿和它对抗。”很多人可能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幻想。但蒂尔可不是什么可以小看的人物，他是硅谷顶尖的成功创业者，其影响力惊人，仅私人财富估计就有22亿美元。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山雨欲来：人类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

某些领域的进展飞快，例如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也让预言越来越趋向乐观。有专家认为，人类到了2200年就能打败死亡，也有人认为是2100年。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甚至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到了2050年，只要身体健康，钞票也够多，人类都可以大约每10年骗过死神一次，从而长生不死。他们想的方式是我们大约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疗，除了医治疾病，也让衰老的组织再生，并让手、眼、脑都得到升级。而在下次治疗之前，医生已经又发明出各种新药、升级方式和小装置了。如果库兹韦尔和德格雷说得没错，很可能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不死人就走在你身边的路上——至少是你刚好走在华尔街或第五大道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只是达到长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这些未来的超人并不是像神那样绝对不死，他们仍然可能死于战争或意外，而且无法起死回生；他们也不像我们这些凡人终有一死，他们的生命并不会有一个到期日。只要没有炸弹把他们炸个粉碎，没有卡车把他们碾成肉酱，他们就能永生。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焦虑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愿意冒险体验人生，比如登上喜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还会做其他算得上危险的事，比如走过街道、去餐厅吃吃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像这样不断冒险可能就太疯狂了。

这么说来，或许我们可以先把目标定得温和点儿，别追求长生，先把寿命加倍如何？在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从40岁增加到70岁，几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纪，至少应该可以再翻倍到150岁。虽然这和“不死”还远远差了一大截，但仍然会让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家庭结构、婚姻和亲子关系将大为改观。现在人们对结婚的期许仍然是“白头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养育后代。想象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岁是什么概念。就算40岁才结婚，后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这段婚姻能持续110年，这个想法实际吗？所以，像现在多次结婚的情形可能会日益普遍。如果一个人在40多岁前生了两个孩子，等到她120岁时，养育孩子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究竟会发展出怎样的亲子关系。

再来看职业生涯。今天，我们假设人会在一二十岁时学会某种专业，然后一生都奉献在这个专业上。当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岁还是会学到新知识，这里我们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学习阶段”以及之后的“工作阶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岁，这套系统就不管用了，特别是这个世界还不断出现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类的职业生涯将会比现在长得多，甚至到了90岁仍然必须每天学习新知识。

与此同时，人类也不会在65岁就退休，给新一代实现他们创新的想法和期望让路。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学在一次一次的葬礼中进步。他所说的是，必须等到一个世代离去，新的理论才有机会铲除旧的理论。此种现象绝非科学独有。回想一下你现在的工作环境，不管你是学者、记者、厨师还是足球运动员，如果你的上司已经120岁了，他头脑中的概念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还要再当你的上司几十年，这给人什么感觉？

政治领域的情况可能更为险恶。如果普京继续在位90年，你觉得如何？再想想，如果人本来就会活到150岁，那么在2016年，掌控莫斯科的还会是斯大林，138岁，老当益壮；毛主席，123岁，年富力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还是公主，等着从121岁的乔治六世手中继承王位，至于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可能得等到2076年才能继位。

让我们回到现实，现在还远远无法肯定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的预言究竟能否在2050年或2100年成真。在我看来，在21世纪想永葆青春还为时过早，现在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会迎来很大的失望。知道自己终将一死并不好过，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却梦想破灭，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

虽然过去100年人类平均寿命已经增加一倍，但如果要依此推论在未来100年人类寿命再翻倍达到150岁，还言之过早。1900年全球的平均寿命之所以不到40岁，是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和暴力让许多人还很年轻便离开人世。但只要避开饥荒、瘟疫和战争，就能活到七八十岁，这是智人自然的寿命长度。人们可能想不到，其实在几百年前，活到七十几岁不是什么罕见的怪事。伽利略享年77岁，牛顿享年84岁，米开朗基罗更是高寿88岁，而且当时还没有抗生素、疫苗或器官移植的协助。而且，就连丛林中的黑猩猩，有时候都能活到六十几岁。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代医学连自然寿命的一年都还没能延长。现代医学的成功之处，是让我们免于早死，能够完整过完应有的人生。就算我们打败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主要疾病杀手，也只代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活到90岁，但和150岁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500岁了。想达成这个目标，医学必须重新打造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并设法再生各种器官和组织。究竟在2100年能不能做到，现在绝对仍是未知数。

然而，每次失败的尝试，都让我们向战胜死亡又迈进一步，也带来更多希望，鼓励人类付出更多努力。谷歌的Calico公司可能来不及让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长生不死，但很有可能会在细胞生物学、基因药物和人体健康方面有重大发现。这样一来，新一代的谷歌员工就能站在更好的起点，向死亡发起进攻。高呼着人类不死的科学家，其实就像高喊“狼来了”的那个男孩：狼要来，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就算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无法达到永生，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仍有可能是接下来这个世纪的旗舰计划。考虑到我们对于“生命神圣”的信念、整个科学界的动向，再加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一场对死亡的无情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我们的意识形态看重人类的生命，绝不允许我们轻易接受人类死亡。只要人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死，我们就会努力战胜这种原因。

对于这项挑战，科学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乐于应对。只要让他们获得新发现、赢得巨大利润，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银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有谁能想到比战胜死亡更令人兴奋的科学议题，又有什么是比永葆青春更有前景的市场？如果你已年过40岁，请闭上眼睛一分钟，回想自己25岁时的身体状况，不只是想起外表，更会想起当时那种感觉。如果能让你回到当时的状态，你愿意付出多少金钱？当然，有些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但愿意不惜一切的顾客也必然不在少数，足以构成一个无限大的市场。

如果这些还不够，单就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点，就已经深植在多数人的心中，足以推动向死亡宣战。只要人们认为死亡不可避免，就会从小训练自己压抑想要永生不死的欲望，或是驾驭这种欲望，将其运用到其他的目标上。正是因为人们渴求永生不死，才能谱出“不朽”的交响曲，在战争中奋力争取“永恒的荣耀”，甚至愿意牺牲生命，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不论是艺术的创造、政治的投入，还是宗教的虔诚，很大部分其实正是由对死亡的恐惧所推动的。

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就从对死亡的恐惧发展出灿烂的职业生涯。曾有人问他，是否想在大银幕上永远活下去。他回答：“我宁可活在我的公寓里。”接着他又说：“我并不想靠作品来达成永生，我希望靠的是我不要死。”不论是永恒的荣耀、全国性的悼念会，还是对天堂的梦想，都很难替代像伍迪·艾伦这种人真正想要的：不要死。一旦人们觉得（不论理由充分与否）有很好的机会能躲避死亡，求生的渴望就不会让他们再去承担艺术、意识形态或宗教这样的重担，于是引起如雪崩般的连锁反应。

如果你觉得那些眼睛像要冒火、胡须迎风扬起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足够吓人，就请拭目以待，如果行将就木的零售业巨擘和年华逝去的好莱坞过气明星以为发现了生命的灵药，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在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中，如果科学上出现显著进展，真正的战场就会从实验室转移到国会、法院和街头。而如果科学的努力宣告获胜，就会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过往历史上所有战争和冲突的规模，很可能都将远远不及接下来的这场争斗：争夺永恒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