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大规模灵活合作，这又破坏了我们认为人类比较神圣的信念。我们希望人类真的是特殊的，值得拥有各种特权。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会指出人类的各种惊人成就：我们修建了金字塔和长城，我们解开了原子和DNA的结构，我们还抵达了南极，登上了月球。如果说这些成就源于每个人类都有的某种独特本质（例如不朽的灵魂），那要说人类生命有神圣之处，或许还说得过去。但因为这些成就其实都是大规模合作的结果，就很难再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如此敬重。

整个蜂巢的能力会远大于单只蝴蝶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只蜜蜂比单只蝴蝶更神圣。人类远比黑猩猩懂得如何更有效率地合作，因此人类将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而黑猩猩只能在动物园向游客扔石头。但难道这就让人类变得更高级？

也许吧，但要看到底为什么人类之间可以配合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打造出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对于黑猩猩、狼和海豚等有社会关系的哺乳动物，社交合作大多以彼此认识为基础。以黑猩猩为例，它们一定要等到互相熟识、建立起社会阶级之后，才有可能一起去猎食。因此，黑猩猩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社会互动、权力斗争。如果两只不认识的黑猩猩碰到一起，通常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会互相咆哮、扭打或是尽快逃离。

但倭黑猩猩则有些不同。倭黑猩猩常常用性行为来舒解压力，建立社会联结。所以并不意外，它们之间同性性行为也是稀松平常。如果两群互不相识的倭黑猩猩碰到一起，一开始会先表现出恐惧和敌意，丛林里吼叫和尖叫声不绝于耳。但很快，其中一群的雌性倭黑猩猩会走出来，邀请陌生的倭黑猩猩别打了，来做爱吧。通常另一方都会接受这项邀请，于是不到几分钟，原本可能的战场就成了欢场，倭黑猩猩用各种姿势性交，甚至还会倒吊在树上。

智人同样很了解这些合作技巧，有时候会组成黑猩猩那种权力阶级，也有时候像倭黑猩猩一样用性爱巩固社会联结。但不管是打斗还是交配，只靠个人认识仍无法构成大规模合作的基础。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办法绝不可能是邀请希腊政治家和德国银行家来大打一架或是云雨一番。研究指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智人能够真正熟识的对象不超过150人。不管人类靠什么打造出了大规模合作网络，总之绝不是仅靠个人熟识而已。

对于想靠实验来破解人类社会秘密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来说，这实在是个坏消息。由于组织和经费因素，绝大多数实验对象都只是个人或小型群体。然而，想用小群体的行为来推断大众社会的动态，风险实在很高。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运作方式从根本上就和100人的小部落大不相同。让我们用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例。这项实验通常有两名参与者，其中一人会得到100美元，可以自由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位参与者。他可能会全留、分成两半，或是把大多数给对方。而另一位参与者只有两个选项：接受或拒绝。如果他拒绝对方的分法，两人都得两手空空地回家。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计算器。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会自己留99美元，只给对方1美元，而且他们也认为对方会接受这样的分法。毕竟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1美元，理性的回答自然就是接受。另一位参与者拿到99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和课堂上，从未冒险进入真实的世界。大多数参与最后通牒博弈的人，只要拿的钱太少就会拒绝，理由就是“不公平”。他们宁愿不拿这1美元，也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因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很少有人会给对方太少。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平分，或是让自己得点小好处，比如给对方30美元或40美元。

最后通牒博弈影响深远，不仅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建立起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一项经济学发现：智人的行事并不是依照冷冰冰的数学逻辑，而是根据有温度的社交逻辑。我们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说，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算法，反映出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如果在3万年前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你却只分给我一只鸡翅，我可不会对自己说：“还有一只鸡翅，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的进化算法就会快速运转，让肾上腺素和睪酮流向全身、血液沸腾，然后在地上重重一跺脚，发出怒吼。短期来说，我可能得饿肚子回来，甚至还会挨上一两拳。但长期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以后别想再坑我。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因为如果在石器时代，温和接受一切要求就只能等死。

观察现存的狩猎采集部落，结果同样支持这种观点。大多数部落都很重视公平，如果猎人猎到一头肥鹿回来，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黑猩猩也是如此。如果有一只黑猩猩杀了一头小猪，同一群的其他黑猩猩会聚在一旁伸出手来，而且通常都会拿到一份。

在最近的另一项实验中，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Waal）将两只卷尾猴关在相邻的笼子里，两只都能看到对方的一切活动。德瓦尔和同事在每个笼子里都放了一些小石头，训练这些猴子把石头交给研究人员。每次猴子拿一块石头给他们，就会得到食物。一开始的奖励是一片黄瓜。两只猴子都高高兴兴地把黄瓜吃了。几轮之后，德瓦尔进到实验的下一个阶段。这一次，第一只猴子交出石头，得到的是一颗葡萄。葡萄可比黄瓜美味多了。但第二只猴子交出石头的时候，拿到的却仍然是一片黄瓜。这只猴子之前拿到黄瓜还很高兴，但现在却火冒三丈。它拿到黄瓜之后，先是难以置信地看了一会儿，接着就怒气冲冲地把黄瓜丢向科学家，开始跳来跳去、大声尖叫。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这个滑稽的实验（可以上YouTube观看）和最后通牒博弈，让很多人以为灵长类动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观，而平等是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取向。人类天生就是平等主义者，而不平等的社会必会招致怨恨和不满，绝不可能运作顺畅。

真是这样吗？这些理论应用在黑猩猩、卷尾猴和小型狩猎采集部落或许很合适。在实验室里对一小群人做测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观察芸芸众生的行为，就会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大多数的人类王国和帝国都极度不平等，但其中许多国家的稳定和效率却好得出奇。在古埃及，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适的垫子上，住的是凉爽而豪华的宫殿，穿的是金凉鞋和镶满宝石的外衣，由美丽的女仆剥好甜甜的葡萄放进他嘴里。通过敞开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穿的是肮脏的破衣服，头上顶着无情的太阳，回家能有一根黄瓜吃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然而，农民很少起身反抗。

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Silesia），发动一系列让他赢得“腓特烈大帝”称号的血腥战争，让普鲁士成为一大强权，而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残疾，或者变得一无所有。他麾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必须承受铁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可以想见，这些士兵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腓特烈有一次看着部队集合、准备出征，就对一位将军说，他最惊讶的是“我们安全无虑地站在这里，看着这6万大军；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都比我们武装完备、身强体壮，但他们一见我们就发抖，我们却对他们毫无畏惧”。腓特烈确实可以安全无虑地看着这群人。在接下来几年，虽然战事辛劳，但这6万武装大军从未反叛，很多人还为他拿出非凡的勇气，甚至献上宝贵的生命。

这些埃及农民和普鲁士士兵的反应，为什么和最后通牒博弈或卷尾猴实验的情况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大批民众的行为就是和小型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今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有甲乙两方各100万人，要分1000亿美元，科学家究竟会观察到怎样的情况？

其中的动态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引人关注。举例来说，因为100万人不可能直接做出共同的决定，因此两方可能各出现一位统治精英。这时，如果甲方领导人说要给乙方领导人100亿美元，自己留下900亿美元，情况会如何？乙方领导人有可能会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报价，接着把这100亿美元大部分直接转到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同时用各种赏罚手段避免底下的人叛乱。领导人可能威胁严惩异议分子，并且告诉那些温和有耐心的人，他们死后可以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奖励。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而且至今在全球许多国家依旧如此。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民众合作网络，但前提是民众相信自己是在顺应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献上十头牛，就会下雨；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来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无法创造并传播这样的故事，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