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真的往往是现实让步于文本吗？这会不会只是对官僚体系一种常见而夸大的诽谤？不管服务于谁，大多数官员都是讲理的人，他们肯定会说：“我们是用文字来描述田地、运河和粮仓的现实。如果描述准确无误，我们做出的就是符合实际的决定；但如果描述不准确，就会造成饥荒甚至叛乱。这种时候，我们或未来的政权领导者就能从错误中学习，努力让描述更准确、更真实。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件记录就能越来越精确。”

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它忽略了一股历史的反作用力。随着官僚体系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多，他们变得即使犯错也无动于衷。这时，他们不再改变故事以符合现实，反而通过改变现实来符合他们笔下的故事。最后，外部现实终于与这些官僚的幻想达成一致，但一切都是强迫现实不得不做出这种改变。例如，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无视山川或贸易路线，造成历史和经济区域遭到不必要的分割，地方种族和宗教也遭到割裂。同一个部落可能赫然发现自己被分到了好几个国家，而同一个国家也可能纳入了许多敌对的部落。这样的问题虽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在所难免，但在非洲却格外激烈。原因就在于，现代非洲各国边界所反映的并不是当地国家自己的期许和斗争，而是由从未踏足非洲的欧洲官僚一笔画定。

19世纪后期，欧洲强权既擅自主张在非洲占有领地，又担心一旦互相冲突，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洲大战，于是各方在1884年共聚柏林，欲瓜分非洲，仿佛非洲只是一张馅饼。当时，欧洲人对绝大部分非洲大陆仍然一无所知。英、法、德已经拥有非洲沿海地区的精确地图，也清楚地知道尼日尔河、刚果河和赞比西河是在哪里入海。但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河流上游在非洲内陆的状况，不知道沿岸的王国和部落，也不知道当地的宗教、历史和地理。这些事情，欧洲外交官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在柏林一张光亮的会议桌上，摊开一张还有一半空白的非洲地图，在上面画了几条线，就私自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

等到这些欧洲人拿着先前早已商议定案的地图终于打进非洲内陆时，才发现在柏林画的许多边界根本难以适用于非洲的地理、经济和种族现实。但为了避免产生新的冲突，这些侵略者仍然坚持原协议，于是这些想象出来的线条就成了欧洲殖民地的实际边界。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帝国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新成立的这些非洲国家担心重定边界会带来无止境的战争和冲突，因此边界仍未改变。现今非洲国家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这些毫无道理的边界造成的。欧洲官僚笔下的幻想遇到非洲的现实时，现实被迫投降。

现代教育系统也有许多现实向文字低头的例子。如果我要量自己桌子的宽度，要用哪个度量衡单位无关紧要。不管它是200厘米还是78.74英寸，桌子的宽度并不会有所改变。但如果是官僚体系要衡量人的时候，用哪个标准差别就很大了。学校一旦开始用说一不二的分数来评估学生，数百万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分数是历史相对晚一些的发明。狩猎采集者从来不需要用标记来评估自己的成就，甚至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也很少有教育机构会使用精确的分数。到了年终，某个中世纪的补鞋学徒并不会收到一张纸，说他的鞋带技术拿了个A，但鞋扣技术只有C–。在莎士比亚时代，牛津大学的毕业生离开学校时只有两种可能，即拿到学位或是没拿到学位，没人想过要给某个学生74分、另一个学生88分这种事。欧洲人对非洲内陆所知甚少，却仍肆意瓜分非洲、划定边界

直到工业时代出现了大众教育系统后，才开始固定使用精确的分数。先是工厂和政府习惯用数字语言来思考，接着学校也开始效仿，并根据每个学生的平均分数来判断学生的素质；至于老师和校长的素质，则是根据学校的总体平均分数来判断。官僚体系采用这个标准之后，现实就变了。

一开始，学校的重点应该是启发和教育学生，而分数只是衡量是否成功的工具。但很自然，学校很快就开始一心追求高分。每个孩子、教师和督学都知道，考试考高分需要的技能，与真正了解文学、生物学或数学所需的技能并不相同；每个孩子、教师和督学也知道，如果被迫两者只能选其一，大多数学校选的会是分数。

书面文字的力量，随着各种神圣经文的出现而达到巅峰。古代文明的祭司和抄书吏，习惯将各种文件看作现实的指南。起初，这些文本会告诉他们关于税收、田地和粮仓的现实，但等到官僚系统得到了权力，文本也就得到了权威。祭司不仅记录着诸神的财产，也记录着诸神的行为、戒条和秘密。而就此写出的经文，号称描述了完整的现实，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学习者习惯于从《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中寻找着一切问题的答案。

理论上，如果某本宗教经典扭曲现实，门徒迟早都会发现，而让这本经典权威扫地。林肯就说过，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骗过所有人。只不过，那是林肯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人类合作网络的力量就是依赖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太过扭曲现实，力量就会被削弱，让你敌不过那些能看清现实的对手；但想要有效壮大组织力量，仍然得依靠那些虚构的神话。如果坚持一切都要百分之百的现实、绝不加入任何虚构，追随者肯定也不会太多。

如果用时光机把现代科学家送回古埃及，就算他用进化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戳破了古埃及祭司的一切虚构，还是无法在当时拥有权力。当然，如果这位科学家可以运用知识制造出枪炮，就能在面对法老和鳄鱼神索贝克时大占优势。但为此，他必须开采铁矿、建造鼓风炉、制造火药，也就是需要许多辛勤劳动的农民。你真的觉得，和农民大谈E=mc2 （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就能让他们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如果你真这么想，欢迎现在买张到阿富汗或叙利亚的机票，在那里好好施展你的才华。

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欧洲的各个帝国以及现代的学校系统，这些真正有力的人类组织，并不一定都把现实呈现得清清楚楚。这些组织大部分的力量，都在于能够将虚构的信仰建立在一个让人顺从的现实之上。例如，货币的整个概念正是如此。政府制作出本身并无价值的一些纸张，宣布它们是有价值的，接着就开始用它们来计算一切的价值。政府有权强迫公民只能用这些纸张纳税，于是公民别无选择，至少得拥有几张。这样，这些钞票就变得真的有价值了，政府官员的身价也跟着得到肯定，而政府既然控制着钞票的发行，权力也就水涨船高。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钞票只是根本没有价值的纸”，而且认真地只把钞票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教育系统，他们认为入学考试是评估学生的最好方法。教育系统拥有足够的权力，能够影响大学入学标准以及公职或私人企业的聘用标准。于是，学生就会全力以赴，一心取得好成绩。那些令人垂涎的职位都由成绩好的人抢下，而这些人自然又会大力支持这个让自己得到好处的系统。教育系统掌控着各项关键考试，也就使它更有权力影响大学、政府及职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学位证书只是一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证书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各种宗教经典也是同样的运作模式。各种宗教组织声称，自己的经典里有着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同时也对法院、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要大家照着经典行事。这时，如果有个聪明人读到经文，再看看周围的世界，会发现好像确实符合事实。“经文说，你必须向神缴纳什一税，而你看，大家真的也都缴了；经文说，女不如男，不能担任法官，甚至不能出庭做证，而你看，现在确实没有女法官，法庭也确实不愿意接受女性的证词；经文说，只要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就能在生活中得到成功，而你看，现在所有的好工作，确实都是由那些熟读经文的人担任。”

这样一来，聪明人自然就会去研读宗教经典。也正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经典的权威，甚至会成为法官。如果他当上了法官，一定不会允许妇女上法庭做证；如果要选继任法官，显然他也会选个熟读经典的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本书只是一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这本书当成一叠纸，这个“异端分子”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就算各种宗教经典从根本上扭曲了大众对于现实本质的理解，却还是能大权在握数千年。例如，《圣经》对历史的看法在根本上就有问题，却仍然成功传遍世界，数百万人深信不疑。《圣经》宣扬的是一神论的历史理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某个唯一、全能的神来掌管，而且他非常关心我和我的行为。如果发生了什么好事，一定是他在奖励我的善行；而如果发生了任何灾难，也必然是在惩罚我的罪恶。

因此，古代犹太人相信，不论是遭受大旱，还是因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犹太王国而流离失所，也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受到神的惩罚。至于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打败古巴比伦人，允许犹太流亡者回家重建耶路撒冷，当然是因为慈爱的上帝听到了他们悔恨的祷告。《圣经》并不会承认，大旱有可能是因为菲律宾火山爆发而引起，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入侵是为了古巴比伦的商业利益，居鲁士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因素而支持犹太人。因此，《圣经》显然对全球生态、古巴比伦经济或波斯政治体系都没有什么兴趣。

人类的童年都有自我专注的特征。不论什么宗教或文化，儿童都会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对其他人的处境和感受兴味索然。正因为如此，父母离婚对儿童会造成莫大的创伤。一个5岁的小孩并不能理解，某件重大事情可能不是因为他造成的。不管父母跟他说多少次——说父母都是独立的人，有自己的问题和希望，父母离婚不是因为他，孩子都不会懂。他一心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大多数人长大之后就会摆脱这种幼儿期的妄想，但有些人却继续坚持、至死不改。就像孩子觉得父母是因为他才会吵架，一神论者也相信，波斯人与古巴比伦人是因为自己才会开打。

在《圣经》时代，有些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明显更为准确。在泛灵论和多神论宗教的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各方权力竞逐的角斗场，而不只是有单一的神，因此泛灵论和多神论者很容易相信，有很多事情不管是与我还是与我最爱的神都无关，既不是为了惩罚我的罪恶，也不是为了奖励我的善行。不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历史学家，还是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已经发展出非常精致的历史理论，与今日的现代观点极为类似。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和革命，是由于无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人有可能没有犯下任何过错，却仍然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所以，这些让希罗多德对波斯政治深感兴趣，而司马迁也极为重视蛮夷文化和宗教。

现代学者多半会同意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历史观，而不是同意《圣经》。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国家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收集关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分析全球生态、政治和经济趋势。在美国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就连福音派的共和党人有时也是把错怪到中国头上，而不是忏悔自己的罪。

然而，虽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比《圣经》作者更了解现实，但这两种世界观一发生冲突，《圣经》就将对手一举击倒，最后，希腊人采用了犹太人的历史观，而不是犹太人接受了希腊人的历史观。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又过了1000年，希腊人反而越来越相信，如果有蛮族入侵，肯定是神在惩罚自己的罪行。不管《圣经》的世界观错得多么离谱，却能为大规模人类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

就算到了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手也是放在《圣经》上。同样，在包括英美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证人上法庭做证，也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说出事实、完整的事实，也唯有事实。然而，发这个誓的时候，他们所凭依的书里竟是充满虚构、神话和错误，岂不讽刺？但这就是有用

虚构故事能让人类更容易合作，但代价在于，这些虚构故事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合作的目标。因此，我们可能拥有非常复杂的合作制度，却只是为了服务于虚构的目标和利益。这样一来，虽然整个制度看起来运转良好，但出发点可能只是这个制度的标准。

例如，一位毛拉（mullah，伊斯兰学者）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现在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比起以往，也有更多人研读《古兰经》，服从安拉的旨意。”但关键在于，这真的是判断成功的正确标准吗？学校的校长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在过去5年内，考试成绩已经提升了7.3%。”但这真的是判断学校的最好方式吗？古埃及的官员也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比起世界上任何人，我们收到的税金更多、挖出的运河更多、盖起的金字塔更大！”确实，法老时代的埃及在税收、灌溉系统和金字塔建设方面领先全球，但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