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没依据的困境。人文主义这个革命性的新信念，在过去几个世纪征服了世界。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期望由“人文”来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兰教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则在佛教和道教扮演的角色。传统认为，是伟大的宇宙计划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意义，但人文主义让角色逆转，认为是人类体验为宇宙赋予了意义。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训诫：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

因此，现代性推动的主要宗教革命并不是对神失去信心，而是对人类有了信心。要走到这一步，足足花了数个世纪。思想家写着宣传小册，诗人写着诗，音乐家谱着交响曲，政治家推动着各种契约，他们共同使人相信，人文可以让宇宙充满意义。想知道人文主义革命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可以看看现代欧洲文化与中世纪欧洲文化有多么不同。在公元1300年，伦敦、巴黎和西班牙托莱多的市民还不相信人类自己就能判断善恶、正误、美丑，认为只有神才能创造和定义善良、正义与美丽。

虽然当时已经认为人类确实享有独特的能力和机会，但同时认为人类就是一种无知和堕落的生物，如果没有外力监督指导，就不可能理解永恒的真理，而会沉溺在一时的感官享受及世俗幻象之中。中世纪的思想家还指出人类不免一死，各种观点和感受会如风般易逝。人们在今天全心爱着某样东西，明天就可能会厌恶，等到下周，甚至连自己也已过世、深埋地底。因此，任何根据人类观念而得的意义，都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这么说来，如果要讲绝对的真理、生命和宇宙的意义，就必须根据某种高于人类的来源所产生的永恒法则。

根据这个观点，神不仅成了意义的本源，也成了权威的本源。意义和权威始终携手共进。那些判断我们的行为究竟属于好坏、对错、美丑等意义的人，也会获得权威，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以神作为意义和权威的源头，这可不只是一个哲学理论，而是影响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假设在公元1300年的某个英国小镇，有位已婚妇女很喜欢到隔壁邻居家偷情。当她溜回家，忍住笑意、整理衣服的时候，心里会开始不停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代表我是怎样的人？我还该继续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位妇女该做的事就是去找当地的神父，向他忏悔，并请求上帝给予指导。神父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而《圣经》的内容也告诉他上帝对于通奸的看法。基于上帝永恒不变的话语，这位神父可以明确判断这个女人犯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如果不悔改，就会下地狱。所以，她必须立即悔改，捐10枚金币给即将出征的十字军，6个月内不得吃肉，还得前往坎特伯雷，到圣托马斯·贝克特主教（St. ThomasBecket）的安息地朝圣。而且不用说，这种可怕的罪过绝对不可以再犯。

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一直想让我们认为，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因此自由意志也是最高的权威。我们不需要等着某个外在的实体说三道四，而能够用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来判断。从小，我们就不断听到各种人文主义的口号：“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真诚，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心，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正是集各家大成，可以说是18世纪讨论感受的“圣经”。卢梭认为，当寻找生活的行为规则时，应明白这些规则是“在我心深处，出于自然，无人能抹去。想做什么，只需要请教自己。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坏，就是坏”。

因此，如果一位现代女性想知道自己有外遇有何意义，她不太可能盲目接受神父或某本古书的判断，而是仔细审视自己内心的感觉。如果这时的感觉还不太清楚，她会打电话给闺蜜，两人见面喝喝咖啡，倾吐心声。如果连这样还是觉得琢磨不定，她就会找一位心理治疗师，把一切都告诉他。理论上，现代的心理治疗师与中世纪的神父站在同一个位置，也已经有太多人对两者做过比较。总之，实际上，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心理治疗师并没有一本定义善恶对错的《圣经》。当这位妇女说完故事的时候，治疗师不可能忽然破口大骂：“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你犯了一个可怕的罪！”当然，他同样不可能赞美她说：“太好了！你真棒！”相反，不管这位妇女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治疗师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用一种温暖关怀的声音问：“那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呢？”

确实，心理治疗师的书架上，有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著作，还有厚达千页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简直能把书架压垮，但这些都不是什么神圣的经典。《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的是生命中的疾病，而不是生命的意义。大多数心理学家相信，唯有从人的感觉出发，才有权判断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因此，不论这位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婚外情有何看法，也不管弗洛伊德、荣格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婚外情这件事有何看法，这位治疗师都不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病人身上。相反，他该做的是帮她走进心中最私密的房间。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答案。中世纪的神父仿佛和上帝有一条热线，能够为我们分辨好坏，但现代的心理治疗师只会帮助我们触及自己内心的感觉。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婚姻制度总是不断变化。中世纪将婚姻视为由神授予的圣事，神同时授权父亲依据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为孩子安排嫁娶。于是，婚外情等于明目张胆地同时挑战了神权和父权。不管这对恋人怎么想、有什么感觉，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人们因为相爱而结婚，而这种关系的价值来自他们的个人感受。因此，如果曾经把你送入某人怀抱的这种感受，今天又把你送进另一个人的怀中，又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结发20年的配偶已经不能再满足你的情欲和性欲，而这个新情人既善良，又热情，而且还能很好地感受到你的需求，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

但你可能会跳出来说等等——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的感觉啊。这位妇女和情人可能在彼此的怀中觉得很甜蜜，但如果被彼此的另一半发现，大家可能都会在一段时间痛苦万分。如果导致离婚，孩子可能一生忍受情感伤痕。就算配偶从未察觉，只是要隐瞒这件事，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并让人越来越觉得孤立和愤怒。

在人文主义的伦理中，最有趣的讨论就是像婚外情这种彼此感觉有所冲突的情境。如果某个行为让一方感觉良好，让另一方感觉痛苦，情况会如何？该如何衡量这些感受？两个情人之间感觉幸福，是否会比配偶和孩子感觉不幸更重要？

不论你想站在哪一边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看出双方使用的论点。现代人对婚外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无论立场如何，理由都会比较偏向于人的感受，而不会基于《圣经》或上帝的训诫。人文主义告诉我们，只有这件事让人感觉不好，才有可能是件坏事。谋杀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曾说“不可杀人”，而单纯就是因为这会让被害人与其家人、朋友十分痛苦。偷窃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古籍说过“不可偷盗”，而单纯就是因为如果有人失去财产，会感觉不开心。如果某个行为不会让任何人感觉不好，就等于没错。如果一份古代文献说上帝曾告诫我们不可以制作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形象（《出埃及记》20：4），但我就是喜欢雕刻这些人物、动物，在过程中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这究竟能有什么错？

同样的逻辑也能应用到对同性恋的论争上。如果两个成年男性喜欢与彼此发生性行为，且不会伤害任何人，这又有什么错？为什么该用法律禁止呢？这就是两个男人间的私事，应该根据他们自己的个人感受来自由决定。如果在中世纪，两个男人向神父告解，说他们彼此相爱，而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神父的判断并不会因为他们究竟高不高兴而有任何改变，而且他们居然不感到愧疚，这可是罪上加罪！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两个男人相爱，大家会说：“如果感觉对了，就爱吧！不要让什么神父、牧师影响你们，倾听自己的内心就对了，你最知道什么对你好。”

有趣的是，今天就算是宗教狂热分子，当他们想煽动大众时，也会使用这种人文主义论调。例如，在过去10年间，以色列的LGBT [1] 社群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举行同性恋游行。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城市，这一天难得显得如此和平，因为不管是犹太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忽然有了共同的敌人：同性恋游行。真正有趣的是他们的论点。他们并不会说：“这些罪人不该举办同性恋游行，因为上帝禁止同性恋！”他们会通过麦克风和摄影镜头高声疾呼：“看到同性恋游行居然穿过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中心，实在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同性恋希望我们尊重他们的感受，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的感受。”

法国《查理周刊》曾刊出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在2015年1月7日，便有恐怖分子杀害该刊员工。接下来几天里，许多伊斯兰教的组织发出声明谴责攻击行为，但有些就是忍不住加入一条“但是……”例如，埃及记者组织（Egypt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虽然谴责恐怖分子使用暴力，但同样谴责该刊“伤害全世界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情”。这种情形，可以称为进步。